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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阳农民“被贷款”数千万,必须蹲一个后续】
    一个村子有那么多人被套路,不法分子又能顺利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元,这不禁让人强烈好奇:相关涉案人员为何本事如此之大?银行又为何会一路开绿灯? 撰文丨魏英杰 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的河南南阳农民集体“被贷款”事件,虽然曝光有几天了,仍值得进一步关注。 相关报道细读之下,不由让人胆战心惊。 先说结论,这并不是什么农民贪便宜反被坑,也不是简单的骗贷行为,更可能是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甚或刻意为之。 这起事件的原委,是当地55岁的农民高山(化名)于6年前在同村人路某发的忽悠下,签了几份字,不料到今年4月,却被法院找上门: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他,莫名其妙成了一家自己都不知道的公司的法人股东,而这家公司在河南农商银行南阳宛城支行((原宛城区农信联社)办理了贷款和担保业务,累计金额高达1480万元。 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背负了这么大一笔债务,案件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同一个村,遭遇类似套路“被贷款”的村民不止高山一个,据称共有8个。其中两名村民分别被包装成两家公司法人股东,莫名背负950万元、495万元贷款。他们同样对贷款事宜全然不知,也从未参与企业经营。仅相关报道披露的涉案金额,已经近3000万元了。(详情参见相关报道) 一个村子有那么多人被套路,不法分子又能顺利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元,这不禁让人强烈好奇:相关涉案人员为何本事如此之大?银行又为何会一路开绿灯? 所以我说,这起事件背后绝不简单,必定有更多见不得人的细节未曾曝光。 01 实际上,这起事件的每个细节都值得推敲追问。 首先,高山等人为何会轻易被人忽悠着签字、刷脸?据报道称,签字后可以领2000元“补贴”。至于高山等人对签字用途是否知情,值得细究。 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无论什么理由,如果高山知道签字是要背负千万巨债,那打死他也不会签。所以,无论是注册公司环节,还是贷款环节,高山等人应是不知情的。就算他知道签字是要注册公司(因为使用他人名义注册公司、担任法人的现象并不少见),肯定并不知道要拿这家公司去银行贷款。 再说涉案人员,报道至少提到两个人的名字:路某发和路某昌。 路某发是忽悠高山签字的人,路某昌据介绍是河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俩人应是一伙的。 就高山何以“被贷款”一事,路某昌曾回复过高山短信称:贷的这些钱均用于支付银行利息,愿意承担相关债务,其余两名村民的担保责任已解除,不良贷款将由银行本月处置。 短信回复内容信息量很大。“贷的这些钱”指的是高山的这笔1480万元的债务。后面提及的两名村民的担保责任,或是指同一笔债务。这笔债务由两笔主贷、一笔担保构成。换言之,这两名村民名下的公司承担了两笔主贷的担保责任。 这就是说,相关涉案人员先是骗取了村民的“信任”,注册了若干家公司,然后用这些空壳公司去银行贷款,并互相提供担保。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什么样的村子,居然开了那么多家以同村人为法人的公司?这家银行的钱又是那么容易贷的吗?A公司贷款,B公司和C公司担保,而B公司贷款,A公司或C公司担保,这事就算成了,银行竟然就审核通过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 这伙人究竟有何通天能耐,仅凭如此小儿科的商业操作,就能从银行贷出巨额贷款? 这还没完,我们继续往前推。 02 那么,这家银行为何如此慷慨,轻而易举就把贷款给放出去了?难道是为了完成业绩,所以如此“饥不择食”? 不管是个人贷还是企业贷,银行都有必要尽到审慎义务,进行流程审批和风险控制。这些必要的复杂手续,银行又做了多少? 这事得分两头说。先说贷款签字这头。 按照涉事河南农商银行南阳宛城支行的说法,“所有贷款及担保手续均为当事人本人签字确认”。这个“本人签字确认”,是指村民在知情下签字,还是稀里糊涂就签了?试问,一个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老农,知道自己要背一千多万元的贷款,他敢签字,敢确认? 问题是,不管是谁在什么情况下签字,银行这么做真的合规吗?相关贷款发生在2020年,适用2010年版《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照《暂行办法》,银行仅凭“本人签字确认”就放贷的行为,其流程漏洞可说是漏成筛子了。 简单举例,《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要求贷款人(银行)对借款人履行尽职调查,尽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的组织架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及法定代表人和经营管理团队的资信等情况;借款人的经营范围、核心主业、生产经营、贷款期内经营规划和重大投资计划等情况;借款人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等真实财务状况;贷款具体用途及与贷款用途相关的交易对手资金占用等情况…… 你说一家空壳公司哪来的这些实质内容?银行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资信进行调查了吗?年收入不足3万的老农当法人,有啥资信可言?哪怕是“本人签字”,银行就不用尽调了,就可以免责了? 再具体说贷款本身。这家银行为何如此随意地把一笔笔资金放出去? 答案就在涉案人员路某昌近日回复高山的短信里:“贷的这些钱,我们也没有见到一分,都是银行用于付利息了”。 相关报道也提及,“涉案资金多在银行内部流转、未造成银行损失”。 看清楚了没有?涉案人员如此挖空心思骗取村民签字、成立公司、提供担保,找银行贷款,为的居然是支付这家银行的利息。 也就是说,倘若上述情况属实,这些贷款很可能是在填补银行的另一个窟窿。如果涉案人员(的公司)支付不出利息,银行相关工作人员难免要因此被追责。 但是且慢,这得是多大一笔贷款,需要继续借贷1480万元(也可能包括其他贷款)来支付利息? 这岂不是明摆着说,相关涉案人员之前从这家银行贷出过一笔或多笔数额更加惊人的贷款?原先的巨额贷款,又是如何通过银行审批的?如果说,这次的贷款未造成损失,那么原先的贷款造成损失了吗?追回多少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路某昌在回复短信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银行本月将开始处理不良贷款,公安对此也会积极配合。这就是说,相关贷款最终会以不良贷款被核销掉。他哪来的自信,谁给的? 联系到此人房地产公司相关负责人的身份,不由让人背脊发凉。 话说到这里,这起农民集体“被贷款”事件,就变成了这么个版本:相关涉案人员从这家银行贷了一笔巨款,结果连利息都还不上,于是铤而走险,采取骗取村民签名的方式,注册多家公司,再用这些公司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并用这些贷款资金支付原来从银行贷款所欠的利息,最终,相关贷款又将以不良贷款的方式核销。 按照这个“故事”版本,涉案人员还上了欠银行的利息,银行工作人员避免了贷款形成坏账被追责,几个村民每人还赚了2000元“补贴”,简直是多方共赢,赢麻了…… 直到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东窗事发。 03 当然,这些分析不无猜测成分,但我相信这个版本已经接近真相。 问题只在于,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只是未尽调查职责,还是风控不严,抑或参与其中,形成合谋? 有网友直言:没有银行配合,何来千万骗局。银行“配合”到什么程度,其性质则大不相同。 报道称,银行目前已开展内部调查,警方也已介入调查,而且“多个部门正联合核查事件细节、排查流程漏洞,依法推进后续处置工作”。 我想说,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村民被骗,莫名“被贷款”,继续深挖下去,很可能是这家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如果案情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就不是撤销冒名合同、卸掉村民的债务那么简单了。 现行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是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内容,不妨了解一下。简单讲,该法条规定: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论如何,此案非常值得蹲一个后续,看看最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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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阳农民“被贷款”数千万,必须蹲一个后续

    16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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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铁迎来涨价潮!“廉价时代”终将告别】当地铁开始更多地谈论成本与收益时,人们感受到的恐怕不只是钱包里多掏了一两元,而是一种延续多年的生活经验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地铁也要“谈钱”的。
    撰文丨青柳 地铁涨价潮来了。有消息称:上海、广州等多地都在启动地铁涨价程序。 8月19日,上海市发改委发布了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第二次公告,公布了听证方案等。 具体来说,涨价方案分为两个:方案一起乘价仍保持3元不变,起乘间距由0-6公里缩短为0-4公里;方案二起乘价由3元调整为4元,起乘间距仍为0-6公里。 而更早一点,广州也表示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将在今年12月完成。当然,“优化”还不能直接说是“涨价”,但概率几何相信人们也自有判断。 放在全国看,地铁涨价也已经是趋势。 昆明地铁已从2025年4月15日起降低单位价格可乘坐的公里数,虽然起步价未变,但此前每增加1元可乘坐5、7、9、11、13公里,调整后变为4、5、6、7、8公里。 重庆地铁也在去年5月时举行票价上涨的听证会,媒体称“本次调价预计将为重庆轨交集团年增收11亿元”。 而佛山也是另辟蹊径,去年佛山地铁集团官宣称,其运营的所有线路提前30分钟收车。可以想象,这同样是降本之举。 地铁似乎真的迎来涨价潮了,难道我们终将告别“廉价地铁”时代? 01 调价的原因想必也能猜到,经营有压力。 以上海为例,官方就表示“随着轨道交通网络不断扩展,人工费、修理费、电费等成本刚性增长,目前票务收入覆盖定价成本比例约55%”。可见,接近一半其实都要靠补贴。 具体来说,2025年,上海地铁运营毛亏187.4亿元,客运量37.16亿人次,每人次亏损5元。而在2017年,则是平均每人次亏2.5元。几年时间,人均亏损上升了快一倍。 广州也类似,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年度报告显示,运营毛亏从2023年的20.86亿元减少至2025年的9.36亿元。 但与此同时,广州地铁自己在债券募集说明书里也把风险写得很直白:因为地铁具有准公益属性,票价没有充分反映成本,集团“利润对政府补贴依赖度高”。 这个问题几乎普遍存在。比如还有自媒体称,2025年杭州地铁客运量约在15亿人次,运营总成本约258.6亿元,但票务收入仅有约62亿元。 2025年杭州地铁的官方数据还未出炉,但是参考2024 年,杭州地铁客运量超 14.6 亿人次(日均超 400 万),运营成本约 140-160 亿元,票务收入约 75-85 亿元,票务毛亏约 55-85 亿元 / 年。 还有媒体根据2023年29个公布数据的城市情况进行测算,如扣除政府补贴,实际利润全部都在亏损,甚至兰州、沈阳、佛山,这三座城市即便有了政府补贴,仍是亏损。 由此涨价的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票务收入长期无法覆盖运营成本,地方财政补贴能力又面临压力,提高票价自然成为缓解收支矛盾最直接的选项之一。 这也意味着一个长期由低票价和财政补贴共同维系的地铁运营模式,来到十字路口了。 02 如今的涨价,也是当年国内地铁狂飙突进的一个结果。 在那个大基建迅猛推进的年代,各地对地铁建设热情可谓相当之高。地铁不仅会带来巨大的GDP数字,更被视为一种“现代化象征”,成了一种显性的发展印记。由此,不少地方就直呼这是“地铁梦”。 2018年就有媒体统计,根据公开报道数据汇总,全国提出要建地铁的城市有近200个,可谓是争相上马。 就在这一年,国家开始对地铁建设踩刹车。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要求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 这相比于2003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应在 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规定,直接提高了三倍。 理由也给的很明白: 部分城市也存在规划过度超前、建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债务负担。 虽说门槛大幅提高,但依然没有阻止经济上行期的势头。即便提高标准,但随着城市实力的提升,速度依然可观。 比如截至2018年底,中国内地的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度5761.4公里;然而到2025年底,里程就达到1.17万公里;仅2025年就新增764.7公里。增幅令人咋舌。 如此大规模的地铁扩张,却也有需要直面成本的时刻。 无论是设施的维护、债务的偿还,还是人工、电力等日常运营支出,都不会随着线路建成而消失,反而会伴随线网规模扩大成为一笔长期且刚性的账单。地铁建设可以狂飙突进,但运营和维护却是几十年的长期工程。 一旦财政补贴开始吃紧,课题就浮现出来了——窟窿终究要填补,涨价就摆上了台面。 03 客观来看,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国内地铁价格都是偏低的。据媒体报道,我国的地铁票价水平在全球范围处于较低区间。 比如,伦敦地铁起步价为2.7英镑(约26元)、纽约地铁起步价2.9美元(约21元)、东京地铁起步价180日元(约9元)。 当然,各地人均收入有区别,但也有媒体列出了乘坐10公里地铁的费用占当地人均GDP的比例,北京、上海都在0.002%左右,低于纽约、首尔和东京等,甚至远低于新德里。 这给涨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归根结底,地铁也是一门“生意”,票价终究难以永远与成本脱节,“多赚一点”也是形势倒逼下的结果。 只不过,这依然对人们的认知带来了一点冲击。在很长的时间里,地铁被视为文明的象征、城市的福利、应该保障的公共设施,票价低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很多人甚至从来都没太把地铁开支计入成本,对于无数人来说,地铁更像是一项价格稳定、可以忽略不计的日常支出。 这就像前两天火车“买票不坐、放零食”引发的争议一样,有那么多人大呼这是公共资源、必须保障公益属性。正如冰川张明扬的文章所说的那样,背后也是因为人们对铁路投入了太多的深情和怨念,长期抢票的历史,让人们对“公共”的属性太敏感、太执着了。 回到地铁也一样,想想看围绕地铁的都是什么新闻,是有年轻人地铁抢不到坐、自带马扎的争议,有菜农大包小包地坐地铁、市民投诉被地铁方面严词拒绝。 这些看似琐碎的争论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地铁首先是一项属于所有人的公共服务。它可以拥挤,可以不那么舒适,却应该足够便宜、足够普惠,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无负担地使用。 这当然也是有好处,至少极大地提升了出行效率,也让城市的边界得以不断向外延伸。一个普通人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穿越大半座城市,工作、居住和消费的半径由此被大幅拓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廉价地铁所创造的价值,不能只用票箱收入来衡量,它所支撑的人员流动和城市活力,本身就是公共交通最重要的回报。 不过,当地铁开始更多地谈论成本与收益时,人们感受到的恐怕不只是钱包里多掏了一两元,而是一种延续多年的生活经验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地铁也要“谈钱”的。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好事”。 过去的快速发展,经济蛋糕迅速做大,其实掩盖了很多“常识”——投资回报率,债务是否可持续,公共补贴的经费来源等等。这些,很多人也有意无意地装看不见,只为不断开通的地铁感到欣喜、自豪。 现在似乎也来到某个梦醒时分了,这可能是人们重新认识“公共资源”的开始。“公共”不是无限的、零成本的,这背后肯定是有人在负重买单。 这是一种更成熟的认知。 人们也应当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形成共识:公共资源到底要提供到什么程度,成本应该如何分担,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前想清楚,而不是单纯为基建扩张而欢呼鼓舞,要养成随时看“账单”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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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铁迎来涨价潮!“廉价时代”终将告别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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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扶老人反赔1.9万,“和稀泥”只会带偏社会风气】和稀泥式的调解客观上助长了谁闹谁得益、越闹越得益的不良风气,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撰文丨关不羽 2006年南京“彭宇案”,很多老网民应该还记得。在街头救助老人的彭宇非但没有得到感谢,还被告上了法院。 法院判决认为该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却按照所谓“公平原则”,一审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彭宇不服提出上诉,折腾近一年,最终还是在法院调解下赔了1万元。 该案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好人没好报”令人心寒。此后有些地方发生了老人在街头病倒无人救助的事件,该案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 近日,湖南衡阳祁东县发生了一起性质类似的案件,“好人没好报”的悲剧不应重演。 01 8月17日中午,湖南衡阳祁东县,一名老人走进一家牌馆,在门口附近的椅子上坐下。店主肖爱华发现老人情况异常,上前询问,老人已经没有回应。她伸手搀扶,随后被老人带倒在地。 倒地时,肖爱华用手护住了老人的头颈。店里的人拨打120,肖爱华和另外两个人将老人扶到门外,一直守在旁边,直至救护车到达。 老人经抢救无效离世。老人家属以“救助不当”为由,向店主索赔10万元。 派出所在调解过程中确认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两轮调解下来,店主向老人家属支付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 完成1.9万元付款之后,8月23日,店主儿子将监控视频发布到网上,表达了困惑:“人该如何去救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如何选对方向地救,如何目标明确地救,如何大胆地救,而不是让救助者寒心、胆怯!” 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和媒体报道,因此出现了转机。 8月24日消息称,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店主儿子表示“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我们”。 不清楚“补贴”是老人家属退还“赔偿款”,还是相关部门掏钱息事宁人。如果是后者,那只能说是半截子正义——讹钱的还是得逞了,好在施救者没有蒙受经济损失。 这个结果并不完美,但也算是守住了社会道德、司法正义的底线。 02 如果这一事件还是以肖爱华赔钱了事,那她比当年的彭宇还冤。 首先,和彭宇案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不同,这起案件全程都有监控录像,并没有可争议的疑点。 其次,2008年彭宇案所谓的“法律盲区”早已消除了。2017年,我国就完成了善意救助免责的相关立法。目前,民法典184条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其实,善意救助免责在国际上是普遍的法律原则,专门的立法进程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启动了。 195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了“好撒马利亚人法”——“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损害时免除责任”。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州都完成了类似的立法。 目前,部分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部分省也有类似的法律。其他法治国家与地区没有专门立法,但也有不少遵循善意救助免责原则的判例。 需要强调的是,善意救助免责原则的免责范围是相当全面的,只要施救者在无偿施救过程中不存在主观恶意的重大过失,即便有造成损害的无心之过,也不必承担责任。 所以,这次事件中,老人家属“救助不当”的索赔理由压根就不成立。能施以援手就不错了,哪有救人还要包救活的道理? 总之,这次事件的事实很清晰,证据很充分,相关法律原则也很明确,老人家属真到法院起诉,按照正规的审理程序,是一毛钱也要不到。 但是,在民事调解中却能得逞,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03 首先应该思考的是,派出所出面调解这样的民事纠纷是否合适。 中国大众对“有事找警察”习以为常,派出所出面调解民事纠纷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这样做反而模糊了司法专业性的界限。 调解的事权、事责,应有明确边界的。术业有专攻,公安机关负责社会治安,派出所负责的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治安调解。 老人家属提出的“救助不当”不属于治安事件,而是民事纠纷,那就应该找法院。 派出所出面调解其实是“专业不对口”,而且这种救助纠纷并不常见,不是基层民警熟悉的家庭矛盾、邻里关系。 有的干了一辈子的警察,都没见过民法典184条。对相关法律原则并不熟悉,在调解过程中坚守法律底线也就无从谈起。 没有法律底线的息事宁人,很容易把调解搞成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明显就是和稀泥的结果。 救人的本没有责任,何来的“补偿”? 老人家属对施救者不仅不感激,还要提出不当的索赔要求,分明是有亏人道的缺德行为,谈何“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唯一的效果就是“花钱买平安”,却是花了好心人的冤枉钱,让讹钱的赚了造孽钱。 这是对社会风气、司法正义的反向鼓励。靠这种方式“摆平”个案,并不是真正的化解矛盾,而是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隐患。 在祁东县的这起案件中,老人家属不仅跑到人家店门口闹,还威胁不赔偿就把老人遗体抬到人家门口。 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胁迫手段,正是利用了基层“怕出事”的心理弱点。 越怕事就越来事,那就只好在调解过程中苦一苦良民了。 怕出事的基层治理责任和坚守法律原则的是非分明,实际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因此,把民事纠纷交给派出所调解,难为了警察,也难为了守法守序的好人。 和稀泥式的调解客观上助长了谁闹谁得益、越闹越得益的不良风气,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一步错步步错。事情到了这步,司法局介入收拾残局,只能陷入被动。调解协议名义上是“自愿”的,司法局也无法推翻。舆论压力巨大,司法局不得不以“补贴”名义变相承担本不该存在的赔偿责任。 “补贴”肖爱华,固然避免了好人没好报的最坏结果,却也是以财政买单,变相“补贴”了讹诈者。 本来就是法院一纸判决就能厘清是非、定分止争的事情,却成了“半截子正义”的荒唐结果,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有事找警察”不能模糊了司法与行政的边界,该找法院的找法院,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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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扶老人反赔1.9万,“和稀泥”只会带偏社会风气

    202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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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灵活就业”没你想的那么惨,却比你想的重要得多】灵活就业,不是所谓的“就业降级”“不正经就业”,而是就业模式在新技术下的市场化演进
    撰文丨刘远举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访谈节目中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的这段访谈内容,经过短视频平台剪辑二次传播后,引发巨大争议。 不少网友说,这种说法是“何不食肉糜”。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岗位不稳定,不过是一种被迫选择。 对张丹丹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不过也要看到,张丹丹长期关注基层劳动者,一直在为灵活就业者和新就业形态群体发声。 她曾建议:可探索“非捆绑式”参保方案,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医疗、工伤等单项保险,而非强制缴纳五险一金;对高流动群体适当放宽参保基数或缴费门槛,并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缴费和接续,减少重复缴纳或因频繁换工作、换城市而出现的“社保断档”现象。 这些建议对灵活就业者来说,都是非常正面的。 关于学者的争论,只是表象。其实更重要的是,这场争论背后,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社会保障现状。 01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客观地说,很多人仍然有刻板印象。 首先应当厘清,灵活就业不等于失业。当下,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超2亿人。这当中,既包括热点网文小说作家,设计师、程序员等知识型自由职业者,也包括AI兴起后的一人公司、个体经营者。这些行业收入水平、从业时长和职业预期并不相同。 当然,很多人理解的灵活就业,一般指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骑手等,这个群体也被称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其实总体来看,在灵活就业群体中,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收入算比较高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收入都比传统零工市场的蓝领工人高,而且相对更稳定一些。 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就业调研报告》显示,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群体,在蓝领群体中,月收入水平位列前三,月收入均突破8000元。 或许有人会说,收入虽然有高有低,但社会保障不到位。这确实是当下一个社会痛点。 不过这话只对了一半,看你要跟什么比。你要跟大城市里坐办公室的白领比,那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肯定是要差一些,但你要跟务农的体力劳动者比,灵活就业还是有优势的,另外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保障,其实已经比大部分蓝领职业高了。 而且,骑手的收入、保障这两年提升比较快,已经优于很多蓝领、零工群体。过去三年骑手收入涨幅超10%,最近平台在推“红灯停表”,降低骑手配送时长焦虑,同时把新型工伤险覆盖到了全国。 或许还有人会说,即便收入高,但因为是灵活的,所以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当我们谈一个群体的选择,当然是针对这个群体的既有条件。一般概率而言,我们不会去讨论一个初中生选择当律师的权利,也不会去谈一个985博士当骑手的权利。很多人选择灵活就业,是基于自身条件,在对比进工厂、当服务员、当修理工之后,再做出的相对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对于灵活就业,不要有太多刻板印象。这个群体内部本身就分很多类别,不同类别差别很大,而且整体上各种保障都是在进步的。不要用过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群体。 02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和讨论的,是对于灵活就业,怎么增加就业和提升保障,这也是张丹丹等学者相关言论背后反映的真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因为2亿灵活就业人员,如此之大的规模,内部又分为各种不同形态,要将他们都保障起来,需要突破很多现实的限制。 传统标准化雇佣模式,建立在固定工时、固定场地、固定岗位的刚性框架之上,大量劳动者被企业制度、地域限制、岗位壁垒牢牢绑定。流水线,白领工作,也都有工作时长、工作纪律的约束。 比如,上下班打卡,缺勤扣钱;上班时间不准玩手机,不准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当然实行这样的工作纪律,是为了保证工作效果。传统监督模式下,不可能实现颗粒式纪律,比如,流水线做不到工作1小时,休息10分钟;再工作20分钟,休息3分钟。 平台将零散劳动力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零门槛、高适配、高灵活度的管理,就可以实现这个需求。虽然做不到完全,但起码相对传统岗位,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自身时间、精力、生活状态自由规划工作节奏。这让大量被传统就业体系排斥、更偏好灵活的人群,拥有了合法合规的劳动增收渠道。 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劳动关系不适配这种新型的灵活就业形态。为了加强这群人的保障,政策、平台一直在探索合适的方案。 比如在养老保险上,政策上也在试水和劳动关系解耦,即灵活就业者不基于传统劳动关系也可以参保。 目前,骑手达到一定标准,便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台按参保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补贴50%参保费用。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的补贴标准为:过往6个月中,有3个月的收入达到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缴费当月也需达到。目前多数城市稳定跑单的骑手都能达到这一收入标准。 在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为适应新型劳动关系,设立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专门覆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该保障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这项制度,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 经过这些探索和努力,我们发现灵活和稳定并不矛盾,并不意味着收入不稳定。灵活就业也可以有稳定收入,也可以是稳定职业。 一方面,规模化的真实服务需求为劳动者提供持续的收入机会,形成就业存量的稳定;另一方面,保障制度与服务规则不断补齐,形成权益保障的增量稳定。灵活,是组织方式;稳定,才是衡量就业质量不能回避的目标。 实际上,当下传统行业受行业周期、企业经营等因素影响极大,而平台就业依托海量需求,具备极强的抗周期性,不会因单一企业、单一行业波动受冲击。 平台结算透明、规则公开、日清日结,劳动付出与收入回报即时匹配,没有薪资拖欠风险,只要愿意跑单,就有收入。其提供的基础性现金流韧性,远高于所谓的“正经工作”。 当然,问题也还存在,灵活就业者是否缴得起、平台应承担多少责任,如何持续稳定地吸纳就业,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这都是未来需要持续探索解决的问题。 03 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都存在于服务业。服务业也被称为就业蓄水池。 1967 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将经济活动分为“进步部门”(如制造业,创新多、规模效应强、技术进步大、生产率增长快)和“停滞部门”(如服务业,技术进步较小、缺乏规模效应、生产率增加慢)。 随着经济发展,工资增加,停滞部门生产率未提升,单位产品成本上升,且其产品需求无价格弹性甚至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需求会增加,劳动力就会不断流入。 比如,做一顿100人的晚宴,100年前需要10个厨师,如今也还是10个厨师。但在这100年间,制造业全面实现了机器对人的替代,生产率大增,人数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增加,人们对外出吃饭、按摩、看表演的需求反而增加了。那么,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制造行业,流向厨师、按摩这些服务业。 鲍莫尔现象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动力。服务业中多是劳动密集型岗位。服务业需求的增加,意味着更多人有工作且工资上涨。而随着更大的就业,更高的工资,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技术的发展。 鲍莫尔现象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 所以,100年前的厨师买不起汽车,但今天,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脑。这就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而重新塑造出新的社会认同,把水管工、维修员、服务员都纳入庞大的、橄榄状的中产阶级。 简而言之,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内需,就是传统服务业工资高,规模大。对当下而言,凡是需要人的工作,需要人的体力、脑力、情感力的工作,就不可能凭借规模,极大地降低成本,那么,其生产效率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 当下正在讨论AI发展之下,财富集中,该如何扩散。传统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正是办法之一。传统生活服务业,不那么起眼,不高大上,但却是社会发展所系。 所以,从更大层面看,某种程度上,认为骑手、网约车司机、月嫂等岗位,不是正经就业的观念,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这种观念,本质上是认为服务业不重要。实际上,服务业并不是虚拟经济,并不低于制造业。服务业通过鲍莫尔效应,是促进经济发展,提振内需的有效途径。 04 今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而举行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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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灵活就业”没你想的那么惨,却比你想的重要得多

    202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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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食占座争议背后,是国人对火车票的深情与怨念

    202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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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制为何延续两千年?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回答

    202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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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今年初中升高中时,考生们的选择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上海两名高分考生选择报考职校。有报道称,“上海工商信息学校机械工程中本贯通专业,2023年录取线低于当地区重点高中6.5分,2026年分数线反超38分,直逼市重点高中。” 广州去年以来,也出现高分考生报考职校的情形。 有报道说,“在2025年广州首次试点中本贯通时,40个招生名额引来6366人报名,报录比高达159:1。短短两年时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扩大近8倍,依旧热度不减。”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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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202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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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8月20日,恒大集团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被判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56名涉案人员分别获刑。
    这不是对许家印个人的审判,而是恒大团灭。恒大死不足惜,但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诸多问题并不会因此解决。 2020年“三条红线”横空出世,房地产信用陡然收紧,民营房企被集体挤出。恒大是最惨的,却不是唯一的。碧桂园、融创没有倒,却是生死线上勉力支撑,经营规模大幅萎缩。万科则靠国企化多走了几步,却也没走多远。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巨大惯性,民营房企整体出局,央企以神兵天降之势接盘房市,一度被寄予护盘救市的厚望。 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国字头”的天下。中指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22个重点城市累计拿地金额中,央国企占比达到54%,一线城市及厦门等地更是超过60%,广州、深圳甚至超过了90%。而民企占比只有17%,创下近几年的低位。销售端央国企的垄断优势更为明显,2025年央国企拿走了房地产市场74%销售额。 央国企把房地产做成了好生意,并不意味着行业整体向好。房地产行业的“国进民退”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天更蓝、水更清。 “恒大时代”房地产行业备受诟病的诸多行业顽疾,依旧影影绰绰。拿地还是要靠关系,房企和地方政府“勾兑”的酒局推杯换盏依然热闹,招待依然殷勤。“地王”在觥筹交错中诞生,出事也在所难免。没有恒大歌舞团的你情我愿,却有“管培生”的不情不愿。 尤其是,有些房企依然延续激进的经营模式。例如,2025年,招商蛇口在土拍市场相当活跃,全年新增拿地从上一年的26宗升至43宗,总地价从486亿元飙到938亿元,权益地价从335亿元增至543亿元。激进的规模扩张,并没有提高利润业绩。全年营业收入1547.28亿元,同比减少13.53%;归母净利润只有10.24亿元,同比暴跌74.65%。0.45%的净利润率,似有似无。 2025年还留在百亿利润俱乐部的央国企开发商,仅有华润置业和中海地产两家。其余央国企开发商都处于“增收不增利”甚至是“增收减利”、“减收减利”的亚健康状态。 规模越大、包袱越重,最终压垮了恒大。“后恒大时代”一统房地产江湖的央国企开发商,能不能走出大而不强、越大越脆弱的行业诅咒? 恒大倒了,民企退出,央国企接盘,一切似乎都变了,却又像什么都没变。“后恒大时代”的中国房地产,何去何从?(文/关不羽) 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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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

    202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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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202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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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近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 这次出台的政策相当具体,颇有看点。 18条具体举措中有土地资产盘活、商业设施更新的基建政策,也有下沉市场的产业引导政策,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和金融配套政策的“专用钱袋子”。 “产业政策+基建投资+资金配套”大举下沉县域经济的政策力度之大,让人联想起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城镇棚改政策激活房地产下沉市场。 有多少“县域地区”能接得住这波泼天富贵? 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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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员猝死在公司厕所,怎么就不算工伤了?】邢志已经进入工作场所,不能因为邢志没有前往工位就直接认定其不在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
    撰文丨柯锦雄 2026年4月23日上午8点,在深圳某公司工作的39岁程序员邢志(化名)驾车驶入公司负2层停车场,9点步行至电梯厅,打完卡后并未直接前往单位所在的11楼,而是询问值班安保2楼卫生间位置,不幸在卫生间内猝死。 然而邢志这一行为成了日后深圳人社局不予认定为工伤的理由。 01 物伤其类,其鸣也悲。此事冲上热搜,引发热议。明明已经打卡,难道就算感到身体不适,也需要坚持到工位上打开电脑才能算工伤吗? 工伤是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工伤保险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确保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工伤认定争议一向是劳动领域非常典型的争议,原因在于法律对认定标准的规定过于粗糙,而实践中出现工伤的情况又非常复杂。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工伤一般有两种类型:常规工伤以及视同工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基本一致。 《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分别规定了认定常规工伤以及视同工伤的情形,常规工伤更强调外力伤害,而视同工伤则是一些特殊情形。 实践中的常见争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常规工伤认定中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一类是视同工伤认定中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很多人有一种误解,上下班途中发生任何的事故都应该认定为工伤,实际法律将事故严格限定在“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其他第三人侵权,如被人用刀砍伤之类则不在此列。 对于上下班途中是指: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 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常上下班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量,但不包括休假等开展个人活动或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 02 而视同工伤中“48小时”抢救标准一直饱受争议。 这一标准是在工伤保险的可持续性以及职工利益之间的权衡,但是这个标准缺乏科学依据,而且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抢救的医疗过程持续48小时以上并不罕见。 这一个标准由此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一些职工家属可能会为了确保工伤待遇而拒绝治疗。不同地方对于此类家属决策,在工伤认定上有不同的处理,有些会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而有些则不予认定工伤。 “48小时”抢救标准是一个绝对数,但是何时起算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不同法院的处理规则也不同。有些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为准,有些则以急救车上的急救记录作为起算点,还有采用病人入院后的检查确诊时间作为起算点。 同样结束时间,也即死亡时间也并不明确,临床死亡标准仅承认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死亡时间,但是也有法院采用脑死亡标准。 03 相对于以上争议而言,邢志的工伤认定争议算是非常罕见了。 据邢志的妻子刘念(化名)提供的一段与工伤科工作人员的对话录音显示,工作人员称,邢志工位在11楼,打完卡后去了2楼卫生间,没有先去工位,也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因此无法认定为工伤。 由此来看,深圳市人社局大概率是以邢志不在工作岗位上,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认定视同工伤的标准。 一般来说,关于“工作岗位”的争议通常发生在居家办公、外出工作期间,像邢志已经进入单位大楼打卡,只不过没有第一时间去工位,就被认定不在工作岗位,有点超出一般人的理解。 工伤认定一般强调“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但认定常规工伤与视同工伤的立法用词有些许差别。 常规工伤认定适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视同工伤特意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都有相应的解释,但是应该如何理解工作岗位则没有明确规定。 到底什么是工作岗位?与工作场所有什么区别?明明已经打卡,没到工位就不算在岗吗? 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与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相关的区域,以及因履行工作职责所需的合理区域。 所以工作场所是一种静态的空间概念,工作岗位则是空间叠加行为的复合概念,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 有观点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工作岗位”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和片面,在工作场所内,为满足职工的生理需要,进行工作前的准备活动的场所和空间也应该包含在工作岗位的内涵之中。 所以,对于在工作时间内,职工处于工作状态时开展的与工作有关的事项,包括上厕所、喝水等应看作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04 2024年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份行政判决涉及的案情与邢志遭遇基本一致。 当事人也是在打卡后前往工地以外的公共厕所上厕所,突发疾病死亡,人社局认定构成视同工伤,公司对工伤认定有异议而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应将前往公共厕所视为“工作岗位”的合理范畴,维持认定工伤决定。 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实践案例,深圳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都值得商榷。邢志已经进入工作场所,不能因为邢志没有前往工位就直接认定其不在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 本身解决生理需要就被认为是工作岗位的延伸,认定邢志当时处于在岗状态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 假设一个场景,邢志前往不是2楼卫生间而是11楼的卫生间,是否也会导致不予认定工伤?邢志到了工位之后立马就到2楼卫生间,是否还会导致不予认定工伤? 深圳人社局的决定僵化地理解“工作岗位”,实际给职工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上班必须要先到工位才可以去解决生理需要,或者打开工作邮箱以证明自己正在工作,否则一旦突发疾病死亡则会不予认定工伤。 对一个可能猝死之人提这样的要求,不觉得很过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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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员猝死在公司厕所,怎么就不算工伤了?

    2026-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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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火力全开,依旧慢了半拍】对于WorkBuddy而言,大模型始终是商业化闭环中的核心一环。在这方面慢半拍,势必拖累腾讯在AI竞争中的整体表现。
    撰文丨周隆斌 8月12日,腾讯控股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1%至2048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84亿元,同比增长9%,两项核心指标均小幅超出市场预期。 然而,财报发布后,并没有换来资本市场的掌声。8月13日,港股腾讯控股反而收跌4.46%。单看主营业务表现,这份财报其实没有太多值得挑剔的地方。广告、游戏、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三大主营业务表现略高于市场预期。 真正让市场意外的是,腾讯为了“补课”,正在大幅增加投入。 二季度腾讯资本开支高达528亿元,同时还有一笔高达514亿元的算力采购预付款。两笔支出加起来超过千亿元。作为投资界知名的“现金奶牛”,腾讯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居然录得-138亿元。 资本市场听腻了AI行业的宏大叙事,转而开始拷问每一家科技公司,巨额资本开支之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形成商业回报? 01 ChatGPT问世以来,AI大模型迅速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投资赛道。为了在这场AI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科技公司纷纷大幅提高资本开支,万亿美元级别的资金像欢乐豆一样撒进AI行业。 在一片All in AI的声浪中,腾讯与苹果是少数在AI上投入相对谨慎的头部科技企业。 两家公司其实作出了一个相似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当创新引领者,更重要的是等技术逐渐成熟,将AI能力整合进自己的产品和商业体系中。 在此期间,腾讯在AI项目中不断试探。微信搜索嵌入AI、元宝APP、元宝派……这些尝试对于腾讯而言,更像是小打小闹。 今年3月,AI Agent应用“小龙虾”OpenClaw红遍大江南北,“养一只小龙虾”成为紧跟前沿AI科技的象征。OpenClaw让AI Agent这种此前只在业内小规模讨论的产品形态,忽然进入大众视野。蛰伏许久的腾讯,终于在此刻亮剑。 腾讯大厦下的“小龙虾”免费安装服务,一度登上热搜。与此同时,腾讯借势将自己的Agent产品WorkBuddy推到了台前。只是彼时的WorkBuddy还顶着“腾讯版小龙虾”的帽子。 从产品视角来看,OpenClaw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级应用。配置复杂,上手难度高,安全风险不小,普通人根本玩不转。 不过,在整个AI产品史上,OpenClaw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过去的AI大模型,更像是一个“聪明的聊天机器人”。你问它问题,它给你答案,价值难以被量化。AI Agent则不同,它不仅能够理解你的要求,还可以主动调用工具、读取文件、操作电脑,独立完成用户交付的任务。 比如,你可以将100个销售数据文件交给它,让它自己整理数据,找出不同产品的销售趋势,分析其中原因,再将结论做成一份PPT,最后把成品交到你面前。 这看起来只是从回答问题升级到了执行任务,就是这么“一小步”,彻底重构了整个AI行业的商业逻辑。AI Agent带来的效率提升,是实打实的干活能力,形同AI“长出了手脚”,变成可以量化的劳动力。 至此,以AI大模型为底层抓手,深度对齐用户侧需求颗粒度,通过场景化任务落地,完成商业价值的有效沉淀,反向赋能用户付费意愿,形成需求驱动、价值反哺的完整商业闭环,实现飞轮效应的持续加速。 说白了就是,AI能干好活,用户愿意买单,公司能赚到钱,AI应用的商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02 Workbuddy意外从一众AI产品中跑出来,是让腾讯舍得加大资本投入的重要原因之一。 WorkBuddy经过快速迭代重构,正在由AI Agent向AI办公工作台转型。WorkBuddy中可调用的模型包含了多款国内主流AI大模型,并支持企业版独立部署,让服务器、数据和模型留在企业内网。 据我所知,有政府官员甚至用WorkBuddy来手搓小程序,以完成一些工作任务。这说明,WorkBuddy确实精准地抓住了用户需求,解决了当下许多AI产品只能“纯聊天”、不能交付实际结果的痛点。 易观分析数据显示,WorkBuddy今年6月PC端月访问量超过2000万,位居国内AI原生办公智能体第一。在二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中,WorkBuddy高频出现,俨然成为腾讯另一个“全场的希望”。 我自己也是WorkBuddy的用户,WorkBuddy会把完成不同任务的方法打包成一键调用的Skill(技能),还能用自然语言让WorkBuddy定制专属skill。 我最常用的Skill,就是帮忙审查文章中的错别字,并逐一复核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它就像一个随时待命的AI编辑,有了它的辅助,我的编辑在审我的稿子时也少了很多碎碎念。 在办公Agent领域,国内大厂已经完成排兵布阵。腾讯主推WorkBuddy,阿里祭出千问办公,字节的豆包办公和TRAE Work两条腿走路。 电梯、地铁中的广告牌成为各类办公Agent的必争之地。同一块广告牌,前两天还是WorkBuddy,这两天就换成了TRAE Work,高端的商战有时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这些办公Agent各有所长,本质上是各家大厂借助Agent连接自身生态,探索AI商业化落地的尝试。 腾讯之所以办公场景获得先机,优势在于自身拥有一套完整的互联网和办公生态。微信连接个人用户,企业微信连接企业组织,腾讯文档、会议、邮箱等工具承载具体办公场景,腾讯云提供底层算力和企业服务。在这上面,国内大厂无一能比。 对腾讯而言,WorkBuddy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做出一款好用的办公Agent,而是以此为支点,将用户需求与腾讯生态内的产品重新连接起来,让WorkBuddy成为腾讯应用生态中全新的AI流量入口。 大模型时代,AI应用能否取代传统软件,成为新的流量入口,一直是行业争论的焦点。如今,国内大厂纷纷押注办公Agent,开始用实际产品回答这个问题。 03 从创立之初,腾讯就是一家擅长应用和生态创新的公司。在AI时代,腾讯的定位依旧没有发生改变。 在早期商业化路径尚不明确时,腾讯始终处于相对谨慎地跟进状态。直到办公Agent的雏形出现,腾讯才真正开始“全军出击”,加码AI业务。后发固然有优势,但后发也意味着投入晚、积累少。 Workbuddy目前的领先,充分表明腾讯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捕捉,还是国内大厂里数一数二的,但在AI这场世纪大战面前,光有这些优势,仍然很不够。 WorkBuddy如今就面临两个短板:自家模型能力偏弱以及算力供给瓶颈。 先说模型。腾讯混元大模型过去在全球主流大模型竞技榜单上的存在感并不强,早期版本徘徊在榜单后段,一直是慢半拍的状态。 2025年,DeepSeek R1掀起推理模型浪潮后,腾讯也开始加速强化混元的推理能力,Hunyuan-TurboS一度冲进全球顶级模型行列。随着其他模型的陆续迭代,混元的排名又逐渐回落。直到最近的Hy3发布,才重新把混元拉回全球主流大模型的竞争序列。 Hy3的综合模型能力未必顶尖,但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杀手锏,那就是在WorkBuddy中限时免费。模型发布首周,Hy3在全球AI模型聚合平台OpenRouter中,调用量就冲到了第一。 不过,免费固然可以帮助腾讯快速获取用户,却不可能一直替代模型能力本身。对于WorkBuddy而言,大模型始终是商业化闭环中的核心一环。在这方面慢半拍,势必拖累腾讯在AI竞争中的整体表现。 在算力层面,无论是模型迭代还是用户增长,算力扩张都势在必行。这两年AI芯片、存储、光纤等产品价格飙升,腾讯也为算力扩张付出了更高的成本,甚至不惜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还没看到货,就咬着牙拿出514亿元作为算力采购预付款。 好在,在模型和算力方面,腾讯仍然有追赶的空间。腾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降低训练和推理成本,继续强化模型能力。从OpenAI挖来的姚顺雨,正是AI Agent方向的专家。正在训练中的Hy4有机会复刻当年TurboS的经历,使混元大模型重新回到业内顶尖水平。 至于算力方面,腾讯也可以靠着“钞能力”解决。腾讯主营业务拥有极强的造血能力,公司家底殷实,二季度公司账上还躺着582亿元现金。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更是高达2069.3 亿元。 04 腾讯避免了前期在AI大模型迭代上的过度消耗,在商业模式成型的苗头出现后精准卡位。从商业策略来看,这套打法无疑足够聪明。 然而,腾讯似乎距离“成为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的愿景渐行渐远。 今年6月,SpaceX以全球最大规模IPO登陆纳斯达克。与通常的上市仪式不同,马斯克没有出现在纽约的聚光灯下,而是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得克萨斯州,站在SpaceX的火箭发射基地发表讲话。 在马斯克身后,是一枚枚准备冲向太空的火箭,眼前则是资本市场为这家公司举行的“成年礼”。对于马斯克而言,SpaceX上市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下一段冒险正式开始的起点。 马斯克说: 地球上永远都会有问题,但我们也需要一些让人对未来感到兴奋的东西,让你每天早晨醒来,都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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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火力全开,依旧慢了半拍

    202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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