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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今年初中升高中时，考生们的选择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上海两名高分考生选择报考职校。有报道称，“上海工商信息学校机械工程中本贯通专业，2023年录取线低于当地区重点高中6.5分，2026年分数线反超38分，直逼市重点高中。” 广州去年以来，也出现高分考生报考职校的情形。有报道说，“在2025年广州首次试点中本贯通时，40个招生名额引来6366人报名，报录比高达159:1。短短两年时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扩大近8倍，依旧热度不减。”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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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8月20日，恒大集团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被判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56名涉案人员分别获刑。
这不是对许家印个人的审判，而是恒大团灭。恒大死不足惜，但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诸多问题并不会因此解决。 2020年“三条红线”横空出世，房地产信用陡然收紧，民营房企被集体挤出。恒大是最惨的，却不是唯一的。碧桂园、融创没有倒，却是生死线上勉力支撑，经营规模大幅萎缩。万科则靠国企化多走了几步，却也没走多远。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巨大惯性，民营房企整体出局，央企以神兵天降之势接盘房市，一度被寄予护盘救市的厚望。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国字头”的天下。中指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22个重点城市累计拿地金额中，央国企占比达到54%，一线城市及厦门等地更是超过60%，广州、深圳甚至超过了90%。而民企占比只有17%，创下近几年的低位。销售端央国企的垄断优势更为明显，2025年央国企拿走了房地产市场74%销售额。央国企把房地产做成了好生意，并不意味着行业整体向好。房地产行业的“国进民退”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天更蓝、水更清。 “恒大时代”房地产行业备受诟病的诸多行业顽疾，依旧影影绰绰。拿地还是要靠关系，房企和地方政府“勾兑”的酒局推杯换盏依然热闹，招待依然殷勤。“地王”在觥筹交错中诞生，出事也在所难免。没有恒大歌舞团的你情我愿，却有“管培生”的不情不愿。尤其是，有些房企依然延续激进的经营模式。例如，2025年，招商蛇口在土拍市场相当活跃，全年新增拿地从上一年的26宗升至43宗，总地价从486亿元飙到938亿元，权益地价从335亿元增至543亿元。激进的规模扩张，并没有提高利润业绩。全年营业收入1547.28亿元，同比减少13.53%；归母净利润只有10.24亿元，同比暴跌74.65%。0.45%的净利润率，似有似无。 2025年还留在百亿利润俱乐部的央国企开发商，仅有华润置业和中海地产两家。其余央国企开发商都处于“增收不增利”甚至是“增收减利”、“减收减利”的亚健康状态。规模越大、包袱越重，最终压垮了恒大。“后恒大时代”一统房地产江湖的央国企开发商，能不能走出大而不强、越大越脆弱的行业诅咒？恒大倒了，民企退出，央国企接盘，一切似乎都变了，却又像什么都没变。“后恒大时代”的中国房地产，何去何从？（文/关不羽）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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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近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这次出台的政策相当具体，颇有看点。 18条具体举措中有土地资产盘活、商业设施更新的基建政策，也有下沉市场的产业引导政策，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和金融配套政策的“专用钱袋子”。 “产业政策+基建投资+资金配套”大举下沉县域经济的政策力度之大，让人联想起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城镇棚改政策激活房地产下沉市场。有多少“县域地区”能接得住这波泼天富贵？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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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猝死在公司厕所，怎么就不算工伤了？】邢志已经进入工作场所，不能因为邢志没有前往工位就直接认定其不在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
撰文丨柯锦雄 2026年4月23日上午8点，在深圳某公司工作的39岁程序员邢志（化名）驾车驶入公司负2层停车场，9点步行至电梯厅，打完卡后并未直接前往单位所在的11楼，而是询问值班安保2楼卫生间位置，不幸在卫生间内猝死。然而邢志这一行为成了日后深圳人社局不予认定为工伤的理由。 01 物伤其类，其鸣也悲。此事冲上热搜，引发热议。明明已经打卡，难道就算感到身体不适，也需要坚持到工位上打开电脑才能算工伤吗？工伤是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工伤保险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确保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工伤认定争议一向是劳动领域非常典型的争议，原因在于法律对认定标准的规定过于粗糙，而实践中出现工伤的情况又非常复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工伤一般有两种类型：常规工伤以及视同工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基本一致。《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分别规定了认定常规工伤以及视同工伤的情形，常规工伤更强调外力伤害，而视同工伤则是一些特殊情形。实践中的常见争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常规工伤认定中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一类是视同工伤认定中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很多人有一种误解，上下班途中发生任何的事故都应该认定为工伤，实际法律将事故严格限定在“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其他第三人侵权，如被人用刀砍伤之类则不在此列。对于上下班途中是指：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常上下班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量，但不包括休假等开展个人活动或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 02 而视同工伤中“48小时”抢救标准一直饱受争议。这一标准是在工伤保险的可持续性以及职工利益之间的权衡，但是这个标准缺乏科学依据，而且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抢救的医疗过程持续48小时以上并不罕见。这一个标准由此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一些职工家属可能会为了确保工伤待遇而拒绝治疗。不同地方对于此类家属决策，在工伤认定上有不同的处理，有些会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而有些则不予认定工伤。 “48小时”抢救标准是一个绝对数，但是何时起算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不同法院的处理规则也不同。有些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为准，有些则以急救车上的急救记录作为起算点，还有采用病人入院后的检查确诊时间作为起算点。同样结束时间，也即死亡时间也并不明确，临床死亡标准仅承认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死亡时间，但是也有法院采用脑死亡标准。 03 相对于以上争议而言，邢志的工伤认定争议算是非常罕见了。据邢志的妻子刘念（化名）提供的一段与工伤科工作人员的对话录音显示，工作人员称，邢志工位在11楼，打完卡后去了2楼卫生间，没有先去工位，也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因此无法认定为工伤。由此来看，深圳市人社局大概率是以邢志不在工作岗位上，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认定视同工伤的标准。一般来说，关于“工作岗位”的争议通常发生在居家办公、外出工作期间，像邢志已经进入单位大楼打卡，只不过没有第一时间去工位，就被认定不在工作岗位，有点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工伤认定一般强调“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但认定常规工伤与视同工伤的立法用词有些许差别。常规工伤认定适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视同工伤特意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都有相应的解释，但是应该如何理解工作岗位则没有明确规定。到底什么是工作岗位？与工作场所有什么区别？明明已经打卡，没到工位就不算在岗吗？工作场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与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相关的区域，以及因履行工作职责所需的合理区域。所以工作场所是一种静态的空间概念，工作岗位则是空间叠加行为的复合概念，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有观点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工作岗位”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和片面，在工作场所内，为满足职工的生理需要，进行工作前的准备活动的场所和空间也应该包含在工作岗位的内涵之中。所以，对于在工作时间内，职工处于工作状态时开展的与工作有关的事项，包括上厕所、喝水等应看作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04 2024年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份行政判决涉及的案情与邢志遭遇基本一致。当事人也是在打卡后前往工地以外的公共厕所上厕所，突发疾病死亡，人社局认定构成视同工伤，公司对工伤认定有异议而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应将前往公共厕所视为“工作岗位”的合理范畴，维持认定工伤决定。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实践案例，深圳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都值得商榷。邢志已经进入工作场所，不能因为邢志没有前往工位就直接认定其不在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本身解决生理需要就被认为是工作岗位的延伸，认定邢志当时处于在岗状态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假设一个场景，邢志前往不是2楼卫生间而是11楼的卫生间，是否也会导致不予认定工伤？邢志到了工位之后立马就到2楼卫生间，是否还会导致不予认定工伤？深圳人社局的决定僵化地理解“工作岗位”，实际给职工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上班必须要先到工位才可以去解决生理需要，或者打开工作邮箱以证明自己正在工作，否则一旦突发疾病死亡则会不予认定工伤。对一个可能猝死之人提这样的要求，不觉得很过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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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火力全开，依旧慢了半拍】对于WorkBuddy而言，大模型始终是商业化闭环中的核心一环。在这方面慢半拍，势必拖累腾讯在AI竞争中的整体表现。
撰文丨周隆斌 8月12日，腾讯控股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1%至2048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84亿元，同比增长9%，两项核心指标均小幅超出市场预期。然而，财报发布后，并没有换来资本市场的掌声。8月13日，港股腾讯控股反而收跌4.46%。单看主营业务表现，这份财报其实没有太多值得挑剔的地方。广告、游戏、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三大主营业务表现略高于市场预期。真正让市场意外的是，腾讯为了“补课”，正在大幅增加投入。二季度腾讯资本开支高达528亿元，同时还有一笔高达514亿元的算力采购预付款。两笔支出加起来超过千亿元。作为投资界知名的“现金奶牛”，腾讯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居然录得-138亿元。资本市场听腻了AI行业的宏大叙事，转而开始拷问每一家科技公司，巨额资本开支之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形成商业回报？ 01 ChatGPT问世以来，AI大模型迅速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投资赛道。为了在这场AI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科技公司纷纷大幅提高资本开支，万亿美元级别的资金像欢乐豆一样撒进AI行业。在一片All in AI的声浪中，腾讯与苹果是少数在AI上投入相对谨慎的头部科技企业。两家公司其实作出了一个相似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当创新引领者，更重要的是等技术逐渐成熟，将AI能力整合进自己的产品和商业体系中。在此期间，腾讯在AI项目中不断试探。微信搜索嵌入AI、元宝APP、元宝派……这些尝试对于腾讯而言，更像是小打小闹。今年3月，AI Agent应用“小龙虾”OpenClaw红遍大江南北，“养一只小龙虾”成为紧跟前沿AI科技的象征。OpenClaw让AI Agent这种此前只在业内小规模讨论的产品形态，忽然进入大众视野。蛰伏许久的腾讯，终于在此刻亮剑。腾讯大厦下的“小龙虾”免费安装服务，一度登上热搜。与此同时，腾讯借势将自己的Agent产品WorkBuddy推到了台前。只是彼时的WorkBuddy还顶着“腾讯版小龙虾”的帽子。从产品视角来看，OpenClaw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级应用。配置复杂，上手难度高，安全风险不小，普通人根本玩不转。不过，在整个AI产品史上，OpenClaw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过去的AI大模型，更像是一个“聪明的聊天机器人”。你问它问题，它给你答案，价值难以被量化。AI Agent则不同，它不仅能够理解你的要求，还可以主动调用工具、读取文件、操作电脑，独立完成用户交付的任务。比如，你可以将100个销售数据文件交给它，让它自己整理数据，找出不同产品的销售趋势，分析其中原因，再将结论做成一份PPT，最后把成品交到你面前。这看起来只是从回答问题升级到了执行任务，就是这么“一小步”，彻底重构了整个AI行业的商业逻辑。AI Agent带来的效率提升，是实打实的干活能力，形同AI“长出了手脚”，变成可以量化的劳动力。至此，以AI大模型为底层抓手，深度对齐用户侧需求颗粒度，通过场景化任务落地，完成商业价值的有效沉淀，反向赋能用户付费意愿，形成需求驱动、价值反哺的完整商业闭环，实现飞轮效应的持续加速。说白了就是，AI能干好活，用户愿意买单，公司能赚到钱，AI应用的商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02 Workbuddy意外从一众AI产品中跑出来，是让腾讯舍得加大资本投入的重要原因之一。 WorkBuddy经过快速迭代重构，正在由AI Agent向AI办公工作台转型。WorkBuddy中可调用的模型包含了多款国内主流AI大模型，并支持企业版独立部署，让服务器、数据和模型留在企业内网。据我所知，有政府官员甚至用WorkBuddy来手搓小程序，以完成一些工作任务。这说明，WorkBuddy确实精准地抓住了用户需求，解决了当下许多AI产品只能“纯聊天”、不能交付实际结果的痛点。易观分析数据显示，WorkBuddy今年6月PC端月访问量超过2000万，位居国内AI原生办公智能体第一。在二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中，WorkBuddy高频出现，俨然成为腾讯另一个“全场的希望”。我自己也是WorkBuddy的用户，WorkBuddy会把完成不同任务的方法打包成一键调用的Skill（技能），还能用自然语言让WorkBuddy定制专属skill。我最常用的Skill，就是帮忙审查文章中的错别字，并逐一复核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它就像一个随时待命的AI编辑，有了它的辅助，我的编辑在审我的稿子时也少了很多碎碎念。在办公Agent领域，国内大厂已经完成排兵布阵。腾讯主推WorkBuddy，阿里祭出千问办公，字节的豆包办公和TRAE Work两条腿走路。电梯、地铁中的广告牌成为各类办公Agent的必争之地。同一块广告牌，前两天还是WorkBuddy，这两天就换成了TRAE Work，高端的商战有时就是这么朴实无华。这些办公Agent各有所长，本质上是各家大厂借助Agent连接自身生态，探索AI商业化落地的尝试。腾讯之所以办公场景获得先机，优势在于自身拥有一套完整的互联网和办公生态。微信连接个人用户，企业微信连接企业组织，腾讯文档、会议、邮箱等工具承载具体办公场景，腾讯云提供底层算力和企业服务。在这上面，国内大厂无一能比。对腾讯而言，WorkBuddy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做出一款好用的办公Agent，而是以此为支点，将用户需求与腾讯生态内的产品重新连接起来，让WorkBuddy成为腾讯应用生态中全新的AI流量入口。大模型时代，AI应用能否取代传统软件，成为新的流量入口，一直是行业争论的焦点。如今，国内大厂纷纷押注办公Agent，开始用实际产品回答这个问题。 03 从创立之初，腾讯就是一家擅长应用和生态创新的公司。在AI时代，腾讯的定位依旧没有发生改变。在早期商业化路径尚不明确时，腾讯始终处于相对谨慎地跟进状态。直到办公Agent的雏形出现，腾讯才真正开始“全军出击”，加码AI业务。后发固然有优势，但后发也意味着投入晚、积累少。 Workbuddy目前的领先，充分表明腾讯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捕捉，还是国内大厂里数一数二的，但在AI这场世纪大战面前，光有这些优势，仍然很不够。 WorkBuddy如今就面临两个短板：自家模型能力偏弱以及算力供给瓶颈。先说模型。腾讯混元大模型过去在全球主流大模型竞技榜单上的存在感并不强，早期版本徘徊在榜单后段，一直是慢半拍的状态。 2025年，DeepSeek R1掀起推理模型浪潮后，腾讯也开始加速强化混元的推理能力，Hunyuan-TurboS一度冲进全球顶级模型行列。随着其他模型的陆续迭代，混元的排名又逐渐回落。直到最近的Hy3发布，才重新把混元拉回全球主流大模型的竞争序列。 Hy3的综合模型能力未必顶尖，但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杀手锏，那就是在WorkBuddy中限时免费。模型发布首周，Hy3在全球AI模型聚合平台OpenRouter中，调用量就冲到了第一。不过，免费固然可以帮助腾讯快速获取用户，却不可能一直替代模型能力本身。对于WorkBuddy而言，大模型始终是商业化闭环中的核心一环。在这方面慢半拍，势必拖累腾讯在AI竞争中的整体表现。在算力层面，无论是模型迭代还是用户增长，算力扩张都势在必行。这两年AI芯片、存储、光纤等产品价格飙升，腾讯也为算力扩张付出了更高的成本，甚至不惜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还没看到货，就咬着牙拿出514亿元作为算力采购预付款。好在，在模型和算力方面，腾讯仍然有追赶的空间。腾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降低训练和推理成本，继续强化模型能力。从OpenAI挖来的姚顺雨，正是AI Agent方向的专家。正在训练中的Hy4有机会复刻当年TurboS的经历，使混元大模型重新回到业内顶尖水平。至于算力方面，腾讯也可以靠着“钞能力”解决。腾讯主营业务拥有极强的造血能力，公司家底殷实，二季度公司账上还躺着582亿元现金。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更是高达2069.3 亿元。 04 腾讯避免了前期在AI大模型迭代上的过度消耗，在商业模式成型的苗头出现后精准卡位。从商业策略来看，这套打法无疑足够聪明。然而，腾讯似乎距离“成为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的愿景渐行渐远。今年6月，SpaceX以全球最大规模IPO登陆纳斯达克。与通常的上市仪式不同，马斯克没有出现在纽约的聚光灯下，而是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得克萨斯州，站在SpaceX的火箭发射基地发表讲话。在马斯克身后，是一枚枚准备冲向太空的火箭，眼前则是资本市场为这家公司举行的“成年礼”。对于马斯克而言，SpaceX上市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下一段冒险正式开始的起点。马斯克说：地球上永远都会有问题，但我们也需要一些让人对未来感到兴奋的东西，让你每天早晨醒来，都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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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到有趣”的《牛来》：电影好不好看已经不再重要】这不是单方面的嘲笑，而是一场双向奔赴：观众借电影确认自己的品味，电影借观众完成了从“无人问津”到“被集体注视”的跃迁。
撰文丨牛角我承认去看《牛来》是带着猎奇心理，但影迷的本分让我保持克制没有选择屏摄。看完出来感觉自己有点儿亏，因为这是看这部影片唯一的乐趣。和我一起“共襄盛举”的其他观众就没有这个顾虑，他们一边疯狂屏摄一边大呼小叫地嘲笑这部电影。网上有传言说这部电影可能会在全国下线，如果属实，那可真就把这场行为艺术的讽刺感彻底拉满。毕竟这可是一部拿到了“龙标”的电影。 01 《牛来》这种电影，放在电影史上其实并不罕见，它们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so bad it's good”（烂到有趣）。这类电影和普通烂片不一样——普通烂片会让人感到愤怒、无聊、想退票，而这些电影烂得过于真诚、过于独特、过于荒诞，反而变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影体验。比如电影《房间》（烂片界的《公民凯恩》），导演凭借极致的真诚打动观众——他是真的相信自己拍了一部杰作。还有电影《群鸟》（不是希区柯克那部），凭借“史上最差特效”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成为网络时代的必看烂片。 ▲动画片《牛来》电影海报《牛来》正是这样一部“烂到有趣”的电影，它甚至有些励志——母子俩花费五年时间，在AI时代“手搓”出一部超级烂的动画片，这是什么精神？如果《牛来》只是一部普通的平庸烂片，它不会红。但它“烂到有趣”，这就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智力优越感场域。讨论一部真正的艺术片，你可能露怯；但讨论《牛来》，观众可以毫无负担地展示自己的判断力和优越感。反过来，电影也需要观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部没人看的烂片只是沉默的失败，但被大量观众见证的烂片，反而获得了一种悲剧性的成功——它的荒诞被看见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被拯救”。所以这不是单方面的嘲笑，而是一场双向奔赴：观众借电影确认自己的品味，电影借观众完成了从“无人问津”到“被集体注视”的跃迁。有人调侃说，《牛来》要是在上映前去欧洲电影节转一圈，没准能从“超级大烂片”蜕变成“先锋艺术片”。这是个馊主意，且不说欧洲电影节的评委们不是傻子，即便真让《牛来》去欧洲镀层金，再以“先锋艺术”的姿态回来，那反而会让观众望而却步，进而杀死这种猎奇式消费带来的可观票房。当然，个中得失取决于主创母子追求的是什么？ 02 对于电影市场来说，《牛来》的走红可能是电影作为“叙事艺术”衰落的一个信号。换句话说，电影好不好看正在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成为“谈资”。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电影市场奖励的是“好看”。但《牛来》提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市场奖励的是“是否具有被讨论的价值”。《牛来》引发的购票行为不是猎奇心理能解释的。猎奇是短暂的、个体的，而影院里的“狂欢”是由社交驱动的。 ▲截至8月16日14时30分，《牛来》累计票房超400万（图/网络截图）人们买票不是为了看烂片，而是为了购买一张进入某个临时共同体的门票——嘲笑《牛来》是潮流，我得在场。同我一起观影的那些大呼小叫的年轻人，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候营销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交媒体上的声量，直接决定观众是否产生买票进场的冲动。如果一部电影在首周末没有话题爆发，没有短视频病毒传播，没有情绪点让人转发，这部电影在大众视野里就变成了小透明。比如今年暑期档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和《争洛阳》，它们的豆瓣评分并不差，但因为不具有话题性，没能撬动票房，最终撤档了事。当一部电影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好看，而取决于它在社交媒体上能激发多少梗、多少二次创作、多少反讽式参与时，电影本身已经变成了触发网络行为的“引信”，而不是被欣赏的对象。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引信型电影”——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被“讨论”而设计的。它们可能故意粗糙、故意怪异、故意制造认知冲突，因为这才是流量密码。《牛来》是无意中撞上了这个逻辑。但下一次，可能有人会有意为之。 03 毫不意外，当一部影片被持续关注和讨论，讨论也必将超越电影本身，《牛来》的“出生证明”和创作动机开始成为舆论新的焦点。很多人质问这么烂的片子怎么可能过审？这怕是对审查制度有什么误解。一部影片只要内容不触犯红线，技术上保证电影放映的安全性，一般就能通过审查。《牛来》作为一部讲述小牛成长的童话故事，自然没有问题。所以，一部片子画面粗糙、建模灾难、剧情荒诞，都不影响它拿龙标。审查的门槛是“能不能放”，不是“好不好看”。 ▲《牛来》画面截图《牛来》这么荒诞的电影能登陆院线，这本身就挺荒诞。但荒诞还在继续，如果之后电影因为“被群嘲”而“被下架”，那《牛来》就不再是一部电影，而会变成一次由多方共同完成的当代行为艺术。讽刺的是，下架会让那些原本只是玩梗的人突然有了道德上的正当性。“我看烂片”从一种猎奇消费，变成了一种捍卫表达自由的姿态。想想前不久发生的“竹知了”事件，堪称是前车之鉴。所以下架《牛来》的成本远高于让它自生自灭。让它在影院里默默放完、被人遗忘才是最安全的处理方式。任何干预都会赋予它不该有的意义。 04 网上的另一个传言，则试图把这部电影从荒诞狂欢拉回到残酷现实——主创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是“骗补贴”。这件事的起因是《牛来》的上映，与辽宁省对优秀影片的扶持奖励政策撞了个满怀。辽宁省在2025年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对在辽宁备案立项或转立项到辽宁且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在院线上映的优秀中小成本影片，每部奖励金额最高达100万元。《牛来》确实在辽宁备案、拿到了龙标、完成了院线上映，理论上的确具备申请资格。看上去真的是“证据确凿”。我能理解这种质疑，毕竟过去有太多为了骗补而粗制滥造的动画片，《牛来》和它们长得实在太像了。但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牛来》部分网上评论（图/网络）首先就是时间对不上，《牛来》是在2021年备案，而辽宁省的补贴措施是在2025年出台，显然导演创作《牛来》不是奔着补贴去的（至少不是这个补贴）。其次《牛来》即便是具备申请资格估计也拿不到奖励。“措施”里明确指出要奖励优秀影片，“优秀”二字跟《牛来》就不沾边儿。再有一点，补贴金额是根据项目支出来配比的。如果制作成本真的只有几万元，即使拿到补贴，金额也有限。退一万步讲，如果说之前真的有什么暗箱操作，那么当《牛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时，这暗箱恐怕也无法继续操作下去了。或许还有什么信息我没有掌握，但是在现有的信息里，我更愿意相信导演确实是抱着“圆梦”的初衷在做这件事。否则的话，现实的残酷会像一盆冷水，把我们热火朝天谈论这部电影的种种热情通通浇灭，那真就太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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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学生课间受伤学校无责，这个判决开了个好头】按照这个判决，学生课间意外受伤，学校不仅不“必然担责”，且大概率“无责”。
撰文丨张明扬课间休息时，小学生在玩耍时意外受伤，学校是否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最近，“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件：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样一个看似不大的“案件”，迅速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甚至视为中国教育改革中的标志性事件。舆论在关切什么？ 01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内家长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只要孩子在校期间受伤出事，无论具体原因、发生经过，学校必须负责；如果赔偿谈不拢，家长甚至不惜到法院起诉校方。由此，为了息事宁人，学校往往会选择赔钱了事。学校的处理方式，与医院应对“医闹”高度一致，都是一种“按闹分配”。很少有人去追问“学校必须负责”合理不合理，但大家见怪不怪、约定俗成地接受了这一逻辑。而在很多问题上以强势面目出现的学校呢，唯独在这件事上伏低做小。没几年，反噬就来了。学校不敢正面反抗“校闹”，他们出于自保，制定出了一项“万无一失”、完美符合自身利益的反制措施。很多学校限制或禁止孩子在“课间十分钟”到户外活动，如果不让打打闹闹也就罢了，甚至有些学校严格规定：学生除了去洗手间不能出教室。很不幸，我的女儿也曾是学校这一规定的受害者。她总是像祥林嫂一样作不堪回首状：我以前的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让我们出教室玩；厕所排队那么长，根本来不及上，所以我后来在学校就再也不喝水了。学校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我要为孩子在校期间承担“无限责任”，那么，只要课间十分钟不出教室，不就啥意外事故都不会发生了。 02 没多久，学校的这套“课间新规”便星火燎原，成为了孩子与家长的一大痛点。媒体也发明了很多嘲讽的词语：“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安静的课间十分钟”、“课间圈养”…… 从2023年开始，不少央媒也躬身入局，对着“课间圈养”火力全开。比如，新华社在2023年11月就发表评论《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怕孩子出问题，怕被追责，就采取限制学生课间外出活动这种“省事儿又保险”的方法，实则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懒政。教育部也出面了。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态：教育部高度重视学生课间休息，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教育部令第50号）明确，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教育部还放了重话：将进一步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依稀记得，看到教育部这一番话，我当时还挺兴奋对女儿说：“学校再也不会限制你们课间出去玩和上厕所了。”女儿问“还要多久”，我自信地表示“很快”。我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谁能想到，又是新华社关注，又是教育部发话，这件事不仅没被迅速解决，甚至有些不了了之。看似不难解决的课间十分钟，硬是被整出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意思。问题出在哪里呢？无论央媒如何抨击学校“懒政”，无论教育主管部门放话“进一步督促”和“坚决纠正”，他们解决不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孩子课间意外受伤出事了，家长是会逼着学校担责的。设想一下，如果有学校因为放开“课间十分钟”还出现意外，家长找上门来打官司，他们难道可以找央媒和教育主管部门“转移责任”？退一步说，即使学校真的不限制了，在一线“实际承担责任”的班主任们也会软抵抗。哪怕是央媒，他们最多也只能说点漂亮话，但如果真有人和他们掰扯“家长打官司怎么办”，他们估计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无力地说几句“安全和自由可以兼顾”。这事，能破局的只有法院。 03 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案件”中，上海高院旗帜鲜明地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那什么叫“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珺详细说明：一是事发前，学校的安全教育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常态化；二是事发时，场地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无安全瑕疵，学校是否正常安排老师巡查；三是事发后，学校处理是否妥当，是否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协助就医，并及时进行事故调查等。这三个标准，几乎所有学校都可以做到。按照这个判决，今后遇到类似事件时，学校不仅不“必然担责”，且大概率“无责”。因此，《新京报》在社论中也下了一个判断：法院判决为“课间十分钟”撑腰。现在，我或许可以更有把握地对女儿说：“这次学校真的不会再限制小学生课间出去玩了。” 漂亮话谁都会说，骂学校懒政谁都会骂，但只有学校不再是“无限责任主体”，不用再担心“校闹”，这件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然，这个案件只是一个开始，今后会不会有反复，后面的法官会不会“照着判”，学校会不会仍然有顾虑，谁也不知道，只能谨慎乐观。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这个判决就像“彭宇案”之后的舆情一样，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公序良俗，关乎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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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费占座，星巴克没急网友急了】在一个默契碎了一地的社会里，就算规矩立得再全，谁的权利就真保护得好了？百分百不能。
撰文丨老凤星巴克占座的事，最近闹得挺大。买了咖啡的人没座，不花钱的人占着座，这事吵得正凶，评论区火气不小。但这事看着小，挖深了，是一个社会的默契碎了。从前有些事，不用规定得明明白白，大家都懂；现在只要没有白纸黑字，就有人装不懂，甚至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你要遇到不讲理的也没啥用，火车上不能占座，难道没规定吗？而星巴克的占座，就是装不懂装出来的。 01 湖州出了个事。三个女的在星巴克从开门坐到中午，一分钱没花。出去吃饭，怕位子没了，拿一杯番茄汁占座。回来发现位子上坐了个买了咖啡的顾客小沈，三个人居然反过来把小沈赶走了。小沈报警，警察来了，三个女的不道歉也不认错，自己走了。这事上了热搜，话题叫星巴克该管管只坐不买的人。评论区一边倒，全在骂占座的。两年前可不是这样。2024年5月，中国市场就曾出现过一轮"消费入座"争议。当时西安等地有消费者称，未消费入座后被店员提醒点单甚至礼貌劝离，相关话题也登上热搜。当时舆论更多站在未消费顾客一边，不少人质疑星巴克是否正在给"第三空间"设置消费门槛，觉得你一个卖咖啡的，凭什么赶人。这个品牌一直强调开放与友好，但坐下来却必须先买一杯咖啡。星巴克中国给的回应是，"欢迎所有人来星巴克。" 两年，180度掉头。为什么？咖啡还是那杯咖啡，店还是那家店。星巴克以前是个什么存在？一杯咖啡三四十元，搁十年前，那是贵地方，是高档地方。你进五星酒店大堂，没人赶你，可也没几个好意思拖鞋大裤衩往那躺，气场在那摆着。星巴克也一个道理，贵，体面，没买东西的人坐那也拘着。当年点一杯咖啡，拿个笔记本坐一下午，网上有个词，叫气氛组，那是夸人，是精英做派。现在呢？瑞幸把冰美式干到15块，库迪更狠，8块8。咖啡店的小资光环，早没了。大家消费心理提升了，见多识广了，一杯饮料而已，谁拿它撑场面。消费能力和欲望却下降了，十几元就能喝到，干嘛掏那三十几元。两头一夹，星巴克从撑场面的地方，变成了歇脚的地方。坐的人多，买单的人少了。累了就去坐，反正也不赶人。星巴克甚至成了小城市的会客厅，相亲的、谈事的都往那去，还有不少带孩子写作业的。人一多，位子就不够。网友说，50个座位，40个被不消费的占着，买了咖啡的人没地方坐。我是星巴克会员，早些年真没少买。这两年买得少了，偶尔，我也啥都不买，就坐星巴克外面的椅子抽根烟。人多了我也自觉，不进去占位子，那是花钱人该坐的地，我蹭座的得自己有数。舆论是跟着人数走的。大多数人没喝过、不敢进去的时候，你不让坐就是欺负人；大多数人买了咖啡没地方坐的时候，就得消费才能坐。谁的人多，舆论跟谁走。 02 那个年代的商家，愿意给这点便利，肯德基麦当劳都是这个路子。 80后90后都记得，学生点一杯可乐，在肯德基写一下午作业，店员从来不赶，路过借个厕所，也没人赶你。那会人也识趣，消费优先，没买单就别赖太久，人多就自觉走。这就叫默契。默契这东西，靠的就是习惯法。什么叫习惯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都认的规矩。英国人玩这个玩了几百年，好多事不写进法律，连宪法都没有，但你不能说曾经的大英帝国没宪政。这边不一样，传统中国讲究成文法，从秦法到明大诰，只认白纸黑字，恨不得刻你脑门上。即便如此也没啥用，这种法执行成本高，扫到谁算谁倒霉，没扫到的算捡到便宜。你跟他讲分寸，他跟你讲权利；你跟他讲权利，他跟你耍流氓。没有明文规定不消费不落座，那不消费的就可以大大方方坐着不动，花钱的人没地方坐，也跟我无关。所谓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有空子不钻王八蛋。湖州那三个女的，你问她理亏不理亏？心里门清。但默契对她们没有约束力，白纸黑字没写不能坐，她不仅坐，还能赶消费者走。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要是全碎了，会是什么样？你已经看见了。刷开短视频，多少歇斯底里，为了流量什么丑态都敢摆。人人把体面扔到一边，只管自己那点利益，还有半点体面吗？那些恰烂饭、挣钱不寒碜的话，我听着都寒碜。 03 星巴克占座风波，只是一件小事。 8月10日，长沙小菜园餐馆有顾客带着宠物狗进了餐厅，用店内的餐盘喂狗。视频拍得清楚，一只白狗蹲在餐桌旁，低着头吃餐盘里的东西。小菜园有规定说餐盘不能喂宠物吗？没有。所以人家就喂了。一桌人正吃着饭，旁边蹲只狗，舔的就是这家店的餐盘。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没有，你的卫生，这家店的声誉，都不在那人的考虑范围。小菜园反应算快的，当天涉及时段的顾客，餐费全退，十倍补偿，所有餐具封存销毁。为什么这么快？800家直营门店，港交所上市的公司，一次食品安全事故就能伤筋动骨，它承受不起，所以必须快。星巴克呢？不消费的占着座，买咖啡的没地方坐，店家的生意，照样没人在乎。占座的不在乎任何别人的利益和感受，因为他只算自己的账。星巴克要真立规矩，又得罪还是会去消费、偶尔不买坐坐的人，比如我，你说该怎么办？小菜园餐厅这事，跟星巴克占座，本质是一回事。规矩没挂墙上，就钻空子。有体面，有默契的时代，公共餐盘喂狗，正常人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不能干。现在呢？只要没立法，餐厅没规矩，我坐着理所当然；其实就算餐厅有规矩，那也可以算个球。这个社会，戾气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只顾自己，从前的自私好歹还有实际利益，现在甚至到了，只要我爽，就懒得管你死活的地步，还美其名曰“不内耗”。从前靠默契维持的东西，现在都得靠立规立法，默契没了，每件事都得吵一架，每个人都得防着每个人。北美星巴克去年就改了。2025年1月起，不消费不能在店里逗留，赖着不走的，店员可以请出去。说明啥？说明北美的人口结构变化了，这种老英伦传统靠习惯法维持的地，都出现大量不自觉的人群了。这个政策没延伸到中国，为什么不延伸？2024年西安那次，赶人被骂怕了。舆论的威力，有时候厉害得不得了。而且，就算这个政策延伸过来了，又怎么样呢？服务员天天追着蹭座的吵架吗？还要提醒一下，星巴克这牌子是外国的，但在中国星巴克的经营权已经卖了，是中国人领衔管理的资本在操盘，我很想看本土精英们，怎么破局。在一个默契碎了一地的社会里，就算规矩立得再全，谁的权利就真保护得好了？百分百不能。今天有人拿番茄汁占座，明天就有人拿餐盘喂狗。还当真为这种小事立法不成？就算立法，执法成本谁承担？大概率的结果是就这么混着吧，时不时的弄出个舆论啥的大家热闹一番，哪天等店经营不下去彻底关门退出了，这种事也就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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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也反对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太难了】我觉得任何企业，只要合法经营、赚到钱，合法纳税，提振消费、解决就业，就都是在帮助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撰文丨刘远举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公开发言，再次将矛头对准了电商平台。他认为，电商平台借助算法，对每一笔订单单独调整抽成，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成了“更强势的中间商”。此外，他还说了一些在中国民间舆论场中长久流传的观点。比如，电商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消灭了；年轻人，被手机吸引，失去了创造性；平台的价格竞争，让企业、消费者不卷高品质，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此前钟睒睒还表示，“我永远不会做直播带货，我认为那些企业是平原型的，我的企业是垂直的，我有根。我也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企业家，你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 01 他的最新发言，在专业圈子里，我所看到的，态度都差不多，认为这段话是有问题的。农夫山泉被骂的时候，我也写文，力挺农夫山泉。但这一次，我要说，钟老板的观念，真的错了。普罗大众中流传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源于传统的经济观，情有可原。但从中国首富，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人钟睒睒的口中说出，尤其值得深思。从行业利益看，如今水饮市场新品频出，依靠“社交平台+网红+带货”，迅速而低成本地占领消费者心智。农夫山泉当年披荆斩棘，在传统渠道获得的优势，似乎正在被轻松替代。是钟睒睒炮轰直播、电商的直接的商业原因。从私利出发，其实我觉得这无可厚非。百家争鸣，百行激烈竞争，正是市场之道。但我想说的是，重要的，不是钟睒睒的战斗，而是他所拿起的“批判理论”——中国首富头脑中的经济观、市场观。 02 我一条条地来拆解、分析。首先，钟睒睒低估了消费者。他似乎觉得消费者不懂判断，平台一低价，消费者立刻被吸引了，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我还记得大学时，教授上课，说到校外的串串店，说那东西不好，不要吃。教授立马意识到失言了，又说：不过你们年轻，吃几次不要紧。是啊，大学生难道不知道小天鹅火锅比串串好吗？但学生不是没钱嘛。大学生旅行，到了景点搭帐篷，难道他们不知道山上2000一晚的酒店很舒适吗？不就是因为预算紧嘛。但我们能谴责串串老板，说他们用低价吸引学生，抢了小天鹅的生意吗？我们能批评提供帐篷的商家，内卷了酒店？消费者想买便宜的又有什么错呢？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中国消费者不是蠢。中国人均收入才3600元左右，中国还不富裕，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必然受收入影响。拼多多黄峥说过：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纸用，有好水果吃。低价，虽然不够好，但满足了消费者当下的需求，待到经济发展，消费者自然会为溢价、高品质买单。 03 再来说电商取代实体的问题。有了便宜的矿泉水，路边卖茶水的也消失了。行业发展、市场创新都是这样。有了汽车，会冲击马车；有了自动驾驶，又会冲击司机；有了AI，会冲击设计行业，冲击我所在的文字行业。农夫山泉搞茶饮，产业链也要讲效率，必然挤压原来的小农式中间商。评价这类取代，不能只站在自己行业，更要看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电商在售后、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上，都比实体好。电商不仅仅是卖货，它也扩展了需求、创造了需求。平台是靠技术来形成规模，让商家节约推广和几级批发的成本，让消费者获利。现在电商平台没有垄断，是靠技术投入获得了规模效益，以微利赢得市场。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市场决定了电商的利润。 04 接下来，自然就该说钟睒睒所说的中间商，以及利润问题。亚当·斯密说，“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换言之，当面包师按照市场价格，获得了利润，这个利润就是合理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市场决定贡献，贡献决定报酬，简言之，市场中，你合法地赚到多少钱，都是合理的。直播、电商、矿泉水的利润都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卖水的”成为首富是合理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合理解释。 05 但钟睒睒不是从市场角度去谈商业，而是从一种道德角度去谈市场。但真要用道德去谈市场，农夫山泉并不占优势。首先，农夫山泉的利润并不低。几分钱的水，加了个瓶子，卖几块钱，要说暴利，真是实实在在的暴利中间商。钟睒睒的大部分财富，就是这么攒下的。而且，如果从道德角度讲，电商平台自带科技属性，赚得的利润，会投入到科技领域，帮助中国科技参与大国竞争。 2025年，阿里CEO吴泳铭透露，阿里三年内，预计在AI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3800亿，并且公司还将持续追加更大的投入。字节计划在2026年，把AI基础设施投入，推高至最高700亿美元。如果要迎合大众传统的经济观，那就可以这么问：电商赚了钱会帮国家参与大国竞争，农夫山泉赚了钱，难道搬运工也是科技吗？我就看到这样一段话：钟睒睒成为首富，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耻辱。搬运天然水，这样一个体力活儿，财富竟然超过了中国所有的科技公司。矿泉水本质是采矿，和挖煤采油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全民资源变成个人财富。但我不会这么说，钟睒睒的财富都应该还给长白山的人，我觉得任何企业，只要合法经营、赚到钱，合法纳税，提振消费、解决就业，就都是在帮助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6 解答了这些问题，再来谈谈钟睒睒这么说的思想根源。或者说，这类道德追问，会发展到哪一步。正如前面所说，现在中国是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是看市场贡献。建立营销渠道、打广告、积累品牌价值、促销、企业家在办公室运筹帷幄、网红在镜头前卖力地吆喝，都是在市场中贡献，然后获得报酬。打个比方，代工厂工人做一个包，爱马仕和白牌，工人劳动是一样的，但最终售价能差几千倍。多出的售价，源于商业服务的贡献，比如策划、广告、创意、商业计划、市场调研、销售、直播。这些行业的打工人和老板，都是在创造财富，而不是从生产线上的工人那里分来的。李佳琦5毛买来一瓶矿泉水，1块卖出去，一小时卖了100万瓶，他就创造了50万的GDP。钟睒睒卖掉了很多很多的水，所以成为首富。钟睒睒说自己的企业有根，是农夫山泉深入中国的经销体系。其实，消费者未必多忠诚，进店随便拿一瓶而已。当然，我知道这个“随便拿”，在市场中并不简单。这不是搬运，不是采矿，这很难，需要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去创造场景，创造需求。电商平台当然也是一样。从这个角度去看，农夫山泉的本质，不是制造，而是作为中间商的渠道，是消费者心中的品牌。钟睒睒也不是搬运水的工人，而是营销大师，资源调配大师。即便他说自己是农民企业家，他也没有汗流浃背地搬运水，他的劳动是作为企业家的商业劳动。这和李佳琦、董宇晖在直播间的劳动，和马云、俞敏洪在会议室的劳动，是一样的，是作为一个商人，发挥企业家才能，创造需求，创造价值。这本应该是钟睒睒对自身的基本认知。然而，在计划经济观念中，工人生产出实物，只有工人能创造价值。商业、企业家是不创造价值的。这个大家都学过，再复习一遍：商业资本家的利润，是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而产业资本家的利润是剥削来的。从计划经济观点来看，李佳琦、董宇晖、钟睒睒、刘强东、马云等等，都不应该赚大钱。这正是前一段流行的反资本、反市场、反民营企业的根本思想渊源——因为你不创造价值。既然不创造价值，不承认其贡献，那么，自然就会追问利润是否合理，获得这么多的财富是否合理。顺着这个逻辑，农夫山泉说自己是大自然搬运工，就真是没有太大价值但获得巨大暴利的中间商。当下，这样的观念席卷而来。农夫山泉似乎和电商差别很大，但在这追问大潮中，是实体还是线上，这一丁点差别，一点都不重要。在传统的经济观中，农夫山泉，本质上和电商平台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商业资本家。企业家会觉得自己养活了工人、农民，但换个角度，所有的“养活”都是剥削。今天赞同钟老板的人，换一个场景，一定是最激烈批判他的人。现在钟老板加入他们，一起声讨。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就的首富，从思想深处仍然是反对市场的。这是一个冷笑话，冷得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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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票免费退改，走错了方向】东航把免费退改窗口放宽到14天，是在现有监管框架内向旅客让利，方向值得肯定。但它并没有改变根本结构，因为规则仍以“时间”而非“产品类型”为核心。
撰文丨傅蔚冈近日，东方航空宣布将国内客票全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均免费”的窗口全面铺开，引发媒体的纷纷叫好。有媒体称此举是“民航服务内卷终于卷到了‘正地方’”。如果只看表面，这是一次让利旅客的服务升级，它比2018年前“特价票一律不得退改签”的做法更温和，也比此前普遍的30天免费窗口更贴近实际需求。但是如果从航空业的经济逻辑看，这次的修改显然是走错了方向。 01 航空业最大的特点，是高固定成本与低边际成本：飞机购置、机队维护、航线网络建设成本极高，而一旦航班确定起飞，多载一名乘客的额外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结构下，航司最理性的做法是通过差别定价（价格歧视），把不同支付意愿、不同行程确定性的旅客区分开来。愿意为灵活性付钱的人买高价或可退改产品，只在乎低价、行程确定的人买折扣票。旅客购买机票，购买的不仅是一段物理位移，还包括附加在其上的“退改灵活性期权”。全价票之所以贵，是因为它包含了“随时免费退改”的期权费；特价票为什么便宜，是因为旅客以放弃灵活性为代价换取了折扣。如果航司无法充分拆分这种服务，就难以对不同支付意愿的旅客精准收费。从这个意义上说，退改签费并非单纯的“罚款”，而是收益管理的核心工具，是覆盖高昂固定成本的必要手段。 02 为此，我们不妨看看美国航空业的退改签政策，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对照。在新冠疫情之前，退改签费是美国航空业的重要收入来源。 2008年之前，改签费已经存在，但金额相对较低，常见在100美元左右。2008年油价飙升与金融危机叠加，航司开始大幅提高各类附加费。改签费迅速攀升至国内航班150—200美元，国际航班更高。到2010年代中后期，这一费用已成为重要的附加收入来源。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2019年，美国航空业全行业从客票退改签业务上获得共计28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仅达美、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三大航就贡献了约2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2019年这三家航空公司的利润分别为47.67亿美元、16.86亿美元和31.31亿美元。换句话说，这个退票费收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笔庞大的收入。与此同时，达美航空约在2012年率先推出基础经济舱（Basic Economy），随后美联航、美国航空在2016—2017年跟进。这种产品用更低的票价，换取几乎不能改签、选座受限、登机靠后等限制。它的出现，本质上是把“行程确定性”作为产品属性进行拆分：便宜的票对应低灵活性，贵一点的票对应高灵活性。 2020年疫情彻底改变了格局。需求断崖式下跌后，美联航率先在2020年8月宣布永久取消标准经济舱及以上舱位的改签手续费（仅需补票价差额），达美、美国航空、阿拉斯加航空迅速跟进。西南航空本来就几乎不收改签费。至此，美国主流航司形成了以票价类型为核心的规则：基础经济舱基本不可改或费用很高，标准经济舱（Main Cabin）及以上则无手续费。规则不再主要依赖“距离起飞还有多久”，而是绑定在“你买的是哪种产品”上。这与中国2018年后确立的时间阶梯费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8年，面对“退票费高于票价”“特价票完全锁死”等汹涌民意，民航局下发通知，强制要求航司制定“阶梯费率”，即根据距离起飞时间的远近设定不同的退费比例。时间阶梯费率的合理性在于，它给旅客提供了一个清晰、可预期的时间信号：越早退改，成本越低；越接近起飞，航司的座位风险越高，收费也越高。对航司而言，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临近起飞的随意取消，保护收益。对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机构来说，它避免了“特价票完全锁死”的极端情况，看起来更“公平”。但它的劣势也很明显。首先，它削弱了产品分化的空间。全价票与折扣票在退改规则上被统一纳入时间框架后，愿意为“随时可改”支付更高价格的旅客，无法再通过支付溢价彻底锁定灵活性；而支付意愿低的旅客，则因为规则统一，间接承担了更高的平均成本。其次，时间阶梯容易在临近起飞时显得惩罚性过强，尤其是对那些因不可抗力或临时变故需要改签的旅客。再次，它降低了航司通过精细收益管理来覆盖高固定成本的能力。按票价类型（产品分层）计算（美国现行主流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更直接地匹配了支付意愿。基础经济舱用极低价格服务行程高度确定、对价格极度敏感的旅客；标准经济舱及以上则用无手续费（只补差价）服务需要灵活性的旅客。航司因此能同时服务两个群体，并在低价端与廉价航空竞争，在灵活端收取溢价。高固定成本得以通过更精准的价格歧视被覆盖，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03 2018年民航局推行阶梯费率、明令禁止“特价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初衷是回应当时“退票费高于票价”“特价票完全锁死”等汹涌的民意投诉。表面上看，特价票旅客的退票残值受到了保护，但是，这种以“公平”为名的统一规则，往往以牺牲行业效率为代价。当“时间阶梯”成为硬性框架，全价票的灵活性溢价被悄然抹平，愿意为确定性付费的商务旅客找不到足够差异化的产品；低价票虽然获得了退改残值，却因规则统一而无法再支撑极端低价。航司失去了对不同支付意愿旅客进行精准收费的工具，收益管理的空间被彻底压缩。某种程度上，这种定价与产品设计上的受限，正是中国民航业长期大面积亏损（尤其是三大航）被严重低估的结构性因素。面对油价、汇率、运力扩张与疫情等多重外部冲击，航司本应通过精细化定价自救，但在现有框架下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死局”：一方面，航司试图通过推高整体基准票价来弥补退改环节流失的收益，但在国内高铁网络的强力阻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航司转向增加附加服务费（如选座费、行李费）以弥补亏损，却在汹涌的民意与监管压力下寸步难行。两条路都被堵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盈利能力持续承压。在这场以“绝对公平”为名的改造中，受损的不仅是航司的财务报表，那些真正支撑航空公司利润基本盘的高价值旅客的利益也受损。他们原本愿意支付高昂费用以换取“随时退改”的特权，如今却被强行拉入与特价票旅客同构的时间阶梯惩罚机制中。一个鲜明的反例是春秋航空。它之所以能在行业普遍亏损中保持相对较好的表现，关键之一正是它更彻底地贯彻了“基础票价极低 + 几乎所有服务单独收费”的模式。它把位移本身和附加服务彻底拆开，让不同旅客各取所需。这与美国主流航司的基础经济舱逻辑相通，证明了产品分化与拆分定价才是航司覆盖高固定成本的生存之道。 04 飞行里程超过多数人的旅客当然希望保留选择权：有时能获得更低廉的价格，有时能为舒适与灵活性埋单。东航把免费退改窗口放宽到14天，是在现有监管框架内向旅客让利，方向值得肯定。但它并没有改变根本结构，因为规则仍以“时间”而非“产品类型”为核心。真正可持续的路径，是推广“品牌运价”模式。即在售票时就将退改条件、行李额度、选座权益等服务与票价直接捆绑，明码标价。旅客购买的不再是某一个折扣率的舱位，而是一个具体的产品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允许差别定价，而在于定价是否透明、信息是否充分沟通。只要消费者在购票时能够清楚了解退改规则、选座费用、行李政策，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得到了保障。中国民航要从长期亏损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基本的经济逻辑上来：承认高固定成本与低边际成本的现实，允许通过产品分层来匹配不同支付意愿，同时用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如果整个行业能在透明的前提下，进一步允许更清晰的产品分化，让市场自己定价，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或许才能同时服务好低价旅客与灵活旅客，并改善自身的盈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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