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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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顶流演员没戏拍,这一行怎么了】困难是真实的,但它从来不是终点。每一次寒冬,都在倒逼行业洗牌,也倒逼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重新思考、重新出发。
    撰文丨侯虹斌 最近,董子健、刘昊然、程潇在公开活动上主动“求工作”,贾乃亮、韩栋也在直播里坦言自己已经无戏可拍。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票房保证”——无论是大牌导演、顶流明星,还是头部公司重金打造的大片,似乎失灵了。电视剧也不乐观,电视台收视率持续走低,网播剧的播放量一路下滑。 这个光鲜、令人瞩目的行业,如今一片“求工作”的声音。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影视寒冬”,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开工了。 01 其实,每年都会有几位知名演员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没戏拍,希望被看见。 比如海清曾为中年女演员发声,呼吁多给她们一些机会;文淇也说过,中年女演员还有故事可讲。那一轮呼吁之后,确实有不少优秀女演员获得了更多演出机会。 那种“没戏演”,更多是个体机遇问题,或是某一类型题材暂时稀缺,是阶段性的,并不代表整个行业出了大问题。 但如今的形势,显然没那么简单了。越来越多已有名气、已有成绩的演员,开始公开“求职”。出现在新闻里的,不乏资源顶尖的“京圈太子爷”董子健;也有手握《唐人街探案》《妖猫传》《四海》等大IP、主演票房过百亿,拍过《平原上的火焰》《燃冬》等文艺片的刘昊然;还有贾乃亮、韩栋、程潇这些颇为活跃、外形与路人缘俱佳的演员。 他们都在采访或直播中,表达过对拍戏机会的渴望。 网友们甚至整理出明星“抠脚实录”:记录他们有多少天没进组,后续还有没有资源。 再看看章子怡。圈内还有谁比她资源更多?今年三月,她在香港某电影典礼上,凭《酱园弄·悬案》中詹周氏一角获奖,致辞时却说:“如果你们有合适的剧本,不妨递给我。如果缺资金,我也能帮忙想想办法。” 这说明,比缺钱更麻烦的,是缺信心、缺兴趣,资方不愿再开戏了。 无论有奖还是有资源、有流量还是有演技、片酬高还是低,都在喊没戏拍。整个行业的信心,可想而知。 02 那这些演员现在去做什么了? 一部分转战短剧。刘晓庆、李若彤等人都在试水;一些知名度不那么大的演员也逐渐接受现实,在短剧里,他们的演技简直是“降维打击”。李溪芮在长剧里打拼多年不温不火,但一部短剧《阳光灿烂时》却让人眼前一亮,不少人认为她会就此扎根“短国”。 可惜,短剧赛道成本低、拍摄粗糙、收入微薄,而且一旦转型,被定型后很难再回到长剧市场。 更残酷的是,火了不过两三年,AI真人剧就来了,短剧的处境甚至比长剧更加艰难。之前还开玩笑说横店变成了“竖店”——全是为竖屏短剧服务,如今“竖店”又快变成“空店”了。长剧至少还有品质保障,还有广告和一些政策扶持,而短剧从一开始就是低成本、低价值的快消品。当成本更低的AI登场,短剧的空间就被进一步压缩。 当然,长剧市场早已被短剧侵蚀不少,再加上AI,真是雪上加霜,饿上加饿。 另一部分转向综艺。但综艺本就是锦上添花的,红了戏多了,邀约自然多;不红了,过气了,也就不会多看你一眼。更何况综艺就那么几档,没戏拍的明星那么多,想上未必上得去。 还有一部分去做直播带货。贾乃亮算是一个成功典型,节假日一场直播能卖过亿。也有个别演员在直播领域风生水起,收入远超当明星时期。董洁在小红书直播卖货,风格清淡如菊,翻红后反而拿到了更多演戏机会。 不过,直播带货虽然能容纳不少人,但成功的终究是少数。这些年,不乏大明星卷入带货纠纷,收了数十万“坑位费”,产品却卖不动,让商家亏得血本无归。也有香港知名演员直播时哭诉,一分钱都没卖出去。 没戏拍的演员,还能做什么?大多数,只能等着、熬着。 现在的问题,不是某个明星不红了,也不是某种类型剧不受欢迎了,这些本是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审美和能量的流转。真正的问题是,行业进入调整期,容纳不下更多工作机会了。 03 很多人没意识到,演艺行业,其实是社会消费能力的晴雨表。 当演艺行业繁荣光鲜时,说明人们有财力、有精力去娱乐、去消费、去寻找精神慰藉。如果“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那普通百姓的境况,只会更不怎么样。 我查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数据。账面上,收入和消费一直在增长,但细看之下,问题不少。例如,5月份社零总额同比下降0.6%,四年来首次转负。 所以,你看到的影视行业困境,并非从业者不努力,而是消费萎缩,大家不愿花钱了。 只不过,其他行业没有那么多高知名度的名人,嘲笑他们水平不行也没流量;而嘲笑明星搞坏了行业,却有流量。 演艺行业是第三产业,需求不足,那搞实业呢? 曾有人说,现在网上所有人都去直播带货,连政府部门都在带货,“大家都去卖货,谁来生产?”这句话在中国偏偏行不通。因为当下中国大多数行业都是极度内卷,产品极大丰富、极大过剩。 这样的的话,谁能把东西卖出去,谁就能分得最丰厚的利润,甚至比生产环节还赚钱。过去,明星可以靠知名度和影响力带货,自己也能赚到钱。但现在,这条路也越来越难走了,卖货同样卷到极致,只能无底线地压缩成本。 不必同情明星,他们再没活干,也比普通人过得好。但明星是一个足够透明、足够亮眼的观察窗口:如果拥有流量和资源的明星,日子都不好过,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只会更难。 然而,越是身处低谷,越要看清方向。困难是真实的,但它从来不是终点。每一次寒冬,都在倒逼行业洗牌,也倒逼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重新思考、重新出发。 只要能扛过寒冷的日子,才能等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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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顶流演员没戏拍,这一行怎么了

    43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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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沃斯现场!李东生拆解全球化3.0与AI浪潮】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于6月23日-25日举行,现场氛围拉满!
    作为达沃斯的常客,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一开口就全是干货! 我熬夜帮大家整理了这份含金量爆表的“大佬发言笔记”,文字轻快好读,赶紧收藏起来!   【全球化 3.0:从“卖产品”到“扎根当地,共建能力”】 以前我们总觉得全球化就是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卖到国外,但李董在现场直言:供应链的改变,从更多的强调效率,也就是成本和速度,转向要更多关注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韧性。中国现在工业品的出口,在全球的比例非常高,未来再提高是比较困难的。   面对这个变化,TCL的全球化战略正在做这样的调整: ○扎根当地与共建能力:在全球建立扎根于当地、扎根于区域的供应链和制造产能,使企业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更紧密的联系。 ○牺牲一部分效率换韧性:面对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对供应链的冲击,要建更多的区域、扎根于当地的供应链。虽然安全、稳定、韧性需要成本,保障给客户的供应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在目前是必不可少的改变。   【AI 向实:拒绝虚火,让数字化系统跟供应链无缝对接】 现在AI概念非常热,全球股市一大半价值都来自AI企业。但回到现实的供应链体系中,AI未来在哪些方面能有革命性的突破,其实还在探索当中。李董表示,过去十多年企业一直在持续推进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工作。    但对科技制造企业来说,AI更需要“向实”落地: ○系统无缝对接:企业的数字化系统、AI能力,要和物流服务企业等供应链服务商无缝对接,这样全球供应链才能运作得更加顺畅。 ○从买箱子到买方案:过去和物流企业谈合作,问的都是运一个标箱到美国、欧洲是多少钱。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物流服务企业会给制造企业提方案,制造企业提需求,大家一起研究怎么让整个供应链更加有效率。 ○用效率对冲成本:虽然过去几年物流费、油价在涨,但通过整个供应链的效率提高,对冲一部分物料成本的上升,保持物流费用成本的基本稳定。 未来的全球化,是中国企业带着能力和技术去和世界做朋友的时代。看完李董的现场发言,真的对中国科技制造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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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月800元养老消费券,不该只是躺在账户里】禁令高高挂起、制度层层设防,最后却是防住了有真实需要的消费者,挡住了想要合规经营的服务机构,钻空子的人两头食利,依旧赚得盆满钵满。
    撰文丨树妖 前阵子回家,心头一桩事儿就是给姥姥、姥爷把养老消费券领了用上。 姥姥、姥爷都年逾九十,原先身子骨硬朗,爱在家忙活。 去年姥姥病情加重,身体每况愈下,妈妈一人难于料理,就又请了位住家保姆。 也是去年,养老服务“国补”进入政策视野。 01 2025年7月,民政部、财政部在浙江、山东、重庆等七个省市正式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试点,今年1月在全国推广。 根据细则,经统一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可以申领补贴消费券,用以购买居家、社区或机构的养老服务。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每位老人每月最高800元,居家服务可抵扣50%,机构服务抵扣40%。 算一笔账,按照老家三线城市的水平,通过家政公司聘请一位住家保姆的工资大概在4500~5500元/月,两位中度失能老人每人每月可以申请800元消费券,理论上一个月抵扣1600元,差不多能覆盖三分之一的费用,是不小的帮助。 资金安排上,中央财政承担85%到95%的大头,地方配套剩余部分。去年10月首批11.6亿元补助资金下达,政策的诚意和分量都是有的。 因为一直留意这项政策,看到全国推行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咨询了社区和家政公司。 大家的反应都还有些茫然,知道有这回事,具体怎么操作说不清楚。 好在没等太久,小区就开始登记,有人上门评估,整个过程比预想中顺利得多,我庆幸没费多少周折就搭上了政策的快车。 平心而论,养老服务“国补”的推进节奏远超我的预期。 一个覆盖数千万目标人群的民生项目,从试点到全面落地仅用半年时间,属实高效。 背后也有现实压力步步紧逼。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接近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截至去年末,这个群体达到2.24亿人,占总人口15.9%,我国已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 更令人警醒的是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翻到14%,法国用了115年,瑞典85年,美国69年,英国45年,我们仅仅用了约20年。留给制度建设和政策落地的时间窗口,远比想象中紧迫。 此时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正是对形势的精准回应。补贴直接给到需求端,让老人和家庭自己选择,还能撬动养老服务市场,"惠民生"与"促消费"一举两得。 02 但等到实际操作,才发现事情没有我想得这么简单。 打开“民政通”APP,“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被放在了相当显眼的位置,系统略显粗糙,但能看出已在尽力迁就用户的习惯。 起初我直接用姥姥的身份帮她登录,老人难以理解人脸识别的要求,因为介意自己年老的样子,还有些抗拒镜头。 模块设计者显然也考虑到老人操作的不便,可以由子女等亲属登录代办。使用妈妈的账号登录,选定亲属关系,在APP中补齐身份信息。 一通操作完毕,可以看到姥姥、姥爷的评估结果已经录入系统,每人能申领800元消费券。 基于此前抢“国补”消费券的经验,看到这个界面,我自认为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没成想立马碰了一鼻子灰。 根据家中情况,我领取了上门服务的800元抵扣券,支付方式是现金或刷卡。券是领上了,然而想要把这张券用上,还得在规定的养老服务机构预约下单。 此时我的心中有了不妙的感觉,查看可用机构,我们签约的家政公司果然不在此列。 回想起来,之前找家政时,确实有机构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们申请消费券抵扣。但那家月薪要价六、七千,即便两位老人都抵扣800元,也还是和市场价持平。对方热络的态度,反而让我心里发毛,也就没有选择。 如今看着两位老人各自800元消费券,躺在账户里用不出去,家中又确实每月有一笔开销,用来请住家照料老人的保姆,我不知作何感想。 脑子里只剩一句周杰伦的歌词,“我的认真败给黑色幽默”。 03 上网一搜,发现我们不是孤例。 因为消费券只能在政府认可的指定机构使用,不少被大众熟知和信任的服务机构没有接入平台,老人的选择面窄了,补贴的含金量也大打折扣。 养老服务补贴的迅速推出,足见国家对银发群体的的重视。但是政策的诚意和分量,却在“最后一公里”的执行中被卡住了,不免让人叹息。 政府指定服务机构,出发点无非是便于监管、防范风险。只是为了堵住可能只有百分之几的骗补套现漏洞,将真正有需要的老人拒之门外,是否背离了惠民的初衷?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圈定的“白名单”成为稀缺资源,就可能滋生隐蔽的寻租空间,出发点再好的政策都会变味。 就拿养老消费补贴来看,发放设置了层层审核,也圈定了服务机构,但真的堵住漏洞了吗? 尽管多地三令五申禁止养老服务消费券“先涨价后抵扣”,实际仍然存在变相涨价的行为。到底是服务升级还是为涨价而涨价,认定标准含糊不清,更有甚者直接提出“800元五五分成”的要求。 禁令高高挂起、制度层层设防,最后却是防住了有真实需要的消费者,挡住了想要合规经营的服务机构,钻空子的人两头食利,依旧赚得盆满钵满。 补贴政策的另一大用意是促消费、盘活上万亿“银发”市场。 可当使用范围被过度圈定,消费潜力反而受到压制。 消费者失去了自由比较和选择的权利,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面对一个被圈定、被压缩的市场,服务机构的积极性也难免受挫,供给侧的提质增效就无从谈起。 更何况,即便被纳入了服务名单,现实中许多机构的处境也并不乐观。 为什么会这样?按常理来说,有补贴、有客源,生意理应更好做才对。 问题出在资金周转上。 按照流程,养老服务机构需要先行垫付资金,待服务信息经过地方民政、财政部门审核,次月结算补贴。 然而实际操作中,补贴的结算周期往往拖延长达数月,远超规定时限。 不少养老机构本身就在盈亏线挣扎,现金流就是生命。垫进去的钱迟迟回不来,想增收不成,最后反要“倒贴”。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地方在尝试破局。今年3月,浙江省就发文提出,使用养老消费券时,养老机构可采取“先缴后补”方式,家属先全额缴费,待补贴到账后返还。 这种方法将垫资压力转移给了现金流相对充裕的家庭,虽非治本之策,但暂时缓解了机构的接入负担,也算比较务实的权宜之计。 可供突破的切口还有很多,如果短期内结算机制难以撼动,至少可以在准入机制上先撕开一道口子,尽可能拆除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 事前设卡绝非唯一的监管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效率较低的手段。一刀切的“画地为牢”,本质上是懒政思维的体现。倘若层层加码成为惯性,再好的政策也经不起消耗。 养老消费补贴面向的本就是生活难以自理的失能老人,让他们为极少数违规者承担额外管理成本,并不公平。很多失能老人的家属也已在照护负担下疲惫不堪,还要腾出精力应付层层叠叠的行政限制,同样是徒增劳损。 和事前设卡相比,更高效的监管应该把精力用在事后。通过大数据比对、不定期抽查等手段,精准打击违法骗补行为。基层治理能力较强的地区,社区有能力核实消费券流向,完全可以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更多优质机构被纳入服务体系,政策红利也能更广泛触达有需要的家庭。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育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家庭爱怎么花怎么花。轮到养老服务,为何不能也痛快一些?即便不直接发钱,补贴的使用范围也该有弹性。否则,把选择权交还给老人、交还给消费者,只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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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月800元养老消费券,不该只是躺在账户里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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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醒来的人,其实也没那么苦楚】如果要回顾“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晚清第一批去美国留学的人——那些“留学幼童”,他们是最早“融入世界”的一批人。 先醒来的人,其实也没那么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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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醒来的人,其实也没那么苦楚

    202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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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纸尿裤甲酰胺风波,要抓住真问题】撰文/魏英杰
    刚刚发布的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这些天,纸尿裤风波屡次成为话题热点。从记者王文志在《经济参考报》发出报道,揭露在多个婴幼儿纸尿裤品牌产品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到如今国家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其间经历多次反转,令人惊讶。 舆论反转的原因,本身就很诡异。 行业协会出来站台,有关品牌发声自辩,这不算什么;攻击记者报道存在瑕疵、漏洞,甚至有人指称报道背后有猫腻,抽检所使用仪器是自研设备,目的是为了“卖产品”,这种种意图把水搅浑的做法,其实也不足为怪。 但我看到一种说法,说记者其实是和品牌方在联手炒作。也就是,品牌找人先“自黑”,然后再出来澄清,以提高品牌曝光度。有没有品牌这么干过?或许有,但我不相信这次风波中的纸尿裤品牌敢这么做。这种自杀式传播,风险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谁会这么干? 事实上,出现这种说辞,也不过是为了转移矛盾,分散注意力。所以,只有抓住真问题,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那么,纸尿裤风波的真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国内婴幼儿纸尿裤是否安全可靠”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记者的调查只是揭开了一个盖子,至于真相如何,仍需要更完整的拼图,如国家有关部门的介入,如更多案例的出现。纸包不住火,如果产品真的存在问题,总有被曝光被揭露的那一天。 相应的,品牌方的自辩,也只是一种说法。但其可信程度,还不如媒体报道。你不可能要求一个被指责产品存在问题的企业,承认自己确实有问题。所以,品牌方说什么,反倒是最不重要的。 另一个真问题,也是由调查报道牵出来的。通过报道的传播和发酵,很多人才发现,现行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对甲酰胺设置专门的检测项目和限量要求。换句话说,甲酰胺虽然是有毒物质,但国标里没有相关要求,那么品牌方所谓“符合国标”也只是一种话术。没有要求的东西,还能不“符合国标”吗? 但国标没要求,不等于你可以有,更不是说你可以“添加”。涉及婴幼儿人体安全,纸尿裤产品必须无毒无害。这是底线要求,国标有无,不能成为挡箭牌。 就此,我们应该向记者王文志致敬,是他揭开了这个盖子,才让我们发现这些问题,重视这些问题。接下来,让我们静待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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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纸尿裤甲酰胺风波,要抓住真问题

    202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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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买不起高考三件套,就是“养不起别生”?】高考后的消费狂欢,某种意义上是一次迟来的、代偿性的“做人”——我终于可以有点自己的东西了,像一个成年人一样体会到支配金钱的快感。
    撰文丨青柳 高考结束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流行的是“高考三件套”。 所谓“三件套”,指的是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当然并不一定是三件,此外还有什么旅游、整容、美甲美发等等。 不过随着考试内卷的加剧,“三件套”也开始内卷,档次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贵,家长开始扛不住了。一些家长开始爽约,说好的“三件套”开始降级,或是干脆不买了。 这下孩子不满了。“这就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就别生。”“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我,凭什么逼我学习?”还有更狠的,“你现在如果不给我,等我上大学以后走捷径了,到时候也不要怪我。”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有什么条件走捷径,到最后,可能依旧要“原生家庭”来擦屁股。 总之,这个“高考三件套”倒真像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消费主义、家庭伦理、教育逻辑等等缠绕在一起的死结。 01 现在的高考三件套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有一个细分门类叫苹果全家桶——从笔记本、iPhone到iPad、手表全部配齐,有的还要加点耳机之类,花费基本是2万起步。 旅游更是新晋网红项目。什么云南、西藏旅游,一下又是几万块去掉了。 至于整容、驾照之类,动辄也是几千上万。更关键的是,现在的孩子早就不做选择了,全都要。发过来的账单,估计让不少家长都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同比下降了0.6%,大人们连日常消费都在缩水,孩子们却在赶时髦相互攀比,两相对照未免有些魔幻。 在这个背景下,各方开始舆论隔空互怼。 家长纷纷在社交平台吐槽吃不消,说现在的孩子不体谅;媒体批判这是盲目攀比的风气,是商家搞出的消费主义陷阱。 当然小孩子也不遑多让,马上开始反击。像前面提到的“养不起就别生”之类的吐槽就属此类。此外,还有些年轻人拍那种稍微讲点道理的短视频,说“孩子要的不是手机电脑,是父母的信用”,“一点同情不了把承诺当废纸的父母”。 说实话,单从修辞模式来说,有些小孩确实是有点欠收拾了。尤其是“养不起别生”这种,对于很多父母来说确实太寒心。 哪怕被说“爹味”,我也想说几句,拉扯孩子真是耗尽了多少家庭的元气。高消费不满足就把生养之劳都取消了,未免太没心没肺。 但反过来想想,现在的小孩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这种不管不顾就要三件套之类的攀比文化,是从哪来的? 02 这为什么叫“高考三件套”?重点不是买什么,而是高考。 高考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语境,在高考之前,很多孩子是在无菌环境被圈养的。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好好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孩子的正常需求是完全被压抑的。他的娱乐被控制、他与社会的联系被切断,甚至连他的发型都要被精确到厘米,生怕一丝“杂念”分散了注意力。 如此强力的压抑,等到最后可不就是爆发性的反弹?高考后的消费狂欢,某种意义上是一次迟来的、代偿性的“做人”——我终于可以有点自己的东西了,像一个成年人一样体会到支配金钱的快感。 不仅是需求被压抑,他的智识也是被压抑的。他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不知道家里的账面是什么状况,不知道父母的工资单长什么样,很多都对自身的环境缺乏真切的感知。 学校的教育,也没法提供足够的社会认知。翻一下课本,无论是凌空蹈虚的各种写作,抑或是各种文科的思考题,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让他们理解社会消费的水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概念?他有没有办法消化灵活就业人数超2亿这样的信息? 如果不行,那么在考完后狮子开口又有什么奇怪? 更关键的是,从家庭和社会,似乎都向学生承诺了一个契约——你只要把这十二年熬过去,履行好自己的角色,一切都不惜代价。 无论是围绕着高考期间的社会动员,各种工地停工、娱乐场所停业、AI停用;还是家庭和媒体合谋的网络热点,比如男扮女装的旗袍送考,手持螃蟹、向日葵等显眼包表演,这些其实都是这种契约的呈现:社会可以停摆,家长可以放下尊严,只要你好好考试。 在这个背景下,也无怪乎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了”。这种动员的烈度,孩子肯定是记住了,考试结束,他顺理成章地认为,这种“一切为我”的状态应当延续。 “社会为我停摆过,家长为我出过丑,那么现在给我买几件东西,不是天经地义吗?”这也谈不上完全的无理取闹,他只是在按照这套契约的逻辑,做出了合乎推论的索取。 现实却是,当火热的6月过去,那些过剩的激情退却,家长想回到骨感的现实了,却发现孩子还沉浸在“世界中心”的幻觉中。 明明已经十八岁了,却还没有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不知柴米油盐为何物。当然,这不全怪他们。 03 我们也不能扫射范围过广。能为三件套烦恼的,折腾来折腾去,其实还是卡在中间的中产家庭。富裕家庭不屑烦恼,底层家庭也谈不上。 像往年一样,今年高考也有些感人的故事。湖南一位老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接高考完的儿子,孩子自小做了三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母亲失明。孩子理想也不浮夸,只是想考上家门口的湘潭大学。 前年则有感动全网的扁担女孩,她在高考结束后自己默默挑着沉重的行李回家。 可以想象,他们会向父母提出怎样的高考三件套?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摆出这些艰苦朴素、逆境求生的故事,并不是来给那些“无休止索取”的学生上一课的,而是说现在那些为“三件套”头疼不已的中产家庭,可能是在高考体系下教育逻辑最拧巴的一个群体。 富裕阶层不用说了,很多也不走这个赛道。 底层家庭也很自洽,苦读、死读理所应当,他们早都懂事了,对他们来说哪怕只是从农村到县城,都是实实在在的位移。 唯独中产,他们的教育现实会比较独特。“原生家庭”“托举”“养不起别生”这种表达,都是从互联网上学来的。 这些孩子能接触社交平台,也有点思辨能力(虽然可能不多),懂一些权利外衣包裹下的网言网语,知道拿一些看似时髦实则油腻的话术来修饰自己。 但是中产家庭,又必须面对同一化的高考。他们同样要尊重苦读这样的逻辑,却又只能把孩子懵懂的思辨能力搁置,压在一摞摞试卷下面,等到高考结束再说。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错位:孩子接触了一些现代的权利话语,却没有时间和空间把它内化成真正的独立人格;学了一些批判性的庸俗词汇,却没有机会去反思并真正认识真实社会。 所以,也只有这些家庭,才更有可能面对“养不起别生”这样的质问,这种苦涩,也只有这样的家长知道。 甚至他们还可能是高考回报率最低的群体。就像前面提到了,两头的家庭,对高考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最上无所谓,最下怎么都行,唯独中间百般纠结。 学区房、补习班、搁置的事业、费掉的心力,都换算成了同一个目标,一个可以维持甚至超越现有阶层的未来。 这个焦头烂额的“三件套”,就像一个隐喻: 一场押注最重、却越来越难以兑现的牌局。 但这个目标,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大学在扩招,应许的白领岗位也没那么容易得到,这种情绪终究会传导。 三件套的账单,不过是焦虑的一次小发作。家长心疼的表面是钱,内里是一种隐约的预感:这笔投入开始逼近上限,恐怕越来越难以回本了。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读大学的预期,是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水平,投资回报比清晰可见,三件套还会这么痛苦吗?以前动辄就说砸锅卖铁,为何到现在反倒犹豫不决呢? 有些话说得也有点道理,“你只是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其实隐含了一种认识,高考并不会“发财”,也并没有应许的人生巅峰,不要一次梭哈了。 这个道理,家长现在似乎反应过来了。这也应该想办法早点告诉孩子,明白一些道理和真相,好好看看自己的家庭,有现实感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恐怕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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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买不起高考三件套,就是“养不起别生”?

    202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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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假高速免费早该退场了!全年降费才是真的普惠】“求廉贪小”的消费心理缺陷很难克服。在“免费福利”偏好极重的中国市场,从来都不缺见饵就上的“勇士”。
    撰文丨关不羽 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假期。端午假期的高速不免费,旅游体验比免费的“五一”长假,更值得期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节日高速免费,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1 2026年“五一”黄金周的出游人数3.25亿,再创历史新高。期间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超过了中国总人口数。火爆的场面可想而知。同样火爆的是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吐槽。 总结网友们的长假出行记录,一场经典的“中国式长假”须包含了以下环节: 堵车堵到心塞,后备箱的食物饮用水弹尽粮绝;服务站爆满,上厕所得排半小时,电车为了续命就得拼命在服务区抢充电桩; 景区标配的风景是人头攒动,最深刻的游玩体验是摩肩接踵; 餐饮住宿意料之中的质次价高,还有一定概率遇上酒店民宿毁约、吃饭被宰的意外之喜。 堵车又堵心的假日旅行,艰难程度堪比西天取经,却还能年年创新高、岁岁刷纪录,高速免费政策“功不可没”。 春节、清明、“五一”、“十一”“四大节”高速免费政策始于2012年的“十一”。没赶上免费头茬的“五一”,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46亿人次。俗话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免费政策实施后除了特殊时期外,几乎每年都在刷纪录。 2019年的“五一”出行人数是1.95亿,比2012年多出了5000万。2026年的3.25亿,则是达到了2012年的2.24倍。十几年出游人数倍增,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景区服务设施却是不可能倍增的。堵车堵心都是正常的,不堵才是不正常的。 “蹭高速”的出行人数到底有多少,很难准确统计,但可以大致推算。最直观的比较就是免费的“五一”和收费的端午日均出游人数。2025年“五一”出游人数为3.14亿,日均6000万人。高速不免费的端午三天假期,出行人数1.19亿,日均不到4000万。 免费和收费,日均相差2000万。近三年的数据基本都是如此。保守估计,高速免费“拉动”了日均1000万的出游人数,添堵贡献20%以上。 02 同样的道路、同样的景区,“五一”的日均接待人数要比端午多了50%,还能指望啥优质服务呢?极限的接待压力下,能平平安安迎来送往就要烧高香了,哪有余力照顾游客的体验? 近年来长假旅游投诉数量激增,增速远超出游人数增长速度,是超出服务接待能力的必然结果,“提高服务意识”之类的口号解决不了问题。有多大胃口吃多少饭,贪多嚼不烂的硬撑一定会出问题,景区接待能力的“物理极限”是任何“意识”都无法突破的。 长假出游人数增长过快、人流潮汐波动过大,已经成为拉低中国旅游经济质量的大问题。 高速收费的市场调节之下,端午假日出游人数增长,比“五一”要温和得多。2023年端午出游人数1.03亿,2025为1.19亿,拢共增加了1600万。同期的“五一”出游人数从2.74亿增长到3.14亿,足足增加了4000万。 端午的游客数量、增长量远没有“五一”劲爆,景点服务的价格上浮也更为温和。2023-2025年多个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端午的酒店均价低于“五一”两成以上,热门目的地降幅最高超三成,大致与“大周末”(旅游旺季的周末)相当。 真要算经济账,“五一”长假为了“蹭高速”堵得昏天黑地,并不能省多少钱。2025年端午国内旅游出游人均消费402元,日均134元仅比“五一”多花18元。少堵一小时,就“赚”回来了,更不用说大为改善的旅游体验了。如果是景区过夜的长途游,比“五一”低两、三成的住宿费都能值回高速费的票价。 显然,为“蹭高速”加入“五一”出游大军并非明智的消费选择。高速免费政策的初衷是公共福利,实际上成了“消费陷阱”的诱饵。 03 消费陷阱就是利用“求廉贪小”的消费心理,诱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的消费行为——省小钱花大钱、花不必要的钱等等。为“蹭高速”上路的假日出游大军中,就有上千万对免费特别上头的非理性消费群体。 比如退休、准退休人群本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避开节假日的人流潮,却为了省高速费没苦硬吃也要上路,成功地把自己和别人都堵在了路上。 “上班族”的出行选择较少,有充分利用长假的“刚需”。但是,“刚需”消费也要合理安排。为了蹭高速选择长假出行,绝非明智之举。为了省几个买路钱,付出了昂贵的时间成本,还要忍受人流拥挤、景区服务质量下降的负体验成本,只为了在人山人海摆拍打卡的“闪亮瞬间”,何苦来哉? 而且,只要“游”得远一点,就要支付远超正常水平的住宿、餐饮溢价,未必真能省钱。甚至节假日景区上涨的停车费,都比高速公路费要高。 一步一个坑的花大钱,不就是典型的省小钱花大钱吗?可是,“求廉贪小”的消费心理缺陷很难克服。在“免费福利”偏好极重的中国市场,从来都不缺见饵就上的“勇士”。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消费陷阱”愿打愿挨,吃亏是福怨不得旁人。可是,节假日高速免费是一项公共政策,而不是商业套路。公器不可私用,遑论陷人以罔的误导市场? 04 需求端的非理性消费,必然催生供给端的非理性投资和经营,高速免费政策大幅提高了长假出游人数增长速度,人为放大了“假日经济”对旅游业的拉动,释放了错误的市场信号。最典型的是盛极而衰的民宿业。 中国民宿业的发展轨迹和四大节高速免费后的假日出游人数激增高度重合。节假日一房难求的“巨大商机”让民宿业站上了风口,几乎所有的民宿经营者给投资人“画饼”的PPT都会浓墨重彩地罗列节假日旅游人数的高增长数据。2015年-2019年民宿数量的高速增长真是“杀疯”了。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17年民宿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民宿数量从2016年的5万多家发展到2017年末的20万家,同比增长300%。一年三倍的增长速度,IT业最火爆时也难及项背。即使经历了三年特殊时期的旅游业低谷,“假日经济”的火爆场景依然是民宿业“全村的希望”。 2021年左右还兴起了一波“民宿抄底热”。截至2023年,中国大陆的民宿数量已接近百万家。 然而,长假出游人数年年创新高的“强劲增长”,并没有带动民宿业回暖。百万民宿供大于求,经历了大规模退出的大洗牌,2025年民宿数量回落到40万家,画风变得诡异——客人来了,钱却没有来。 2025年全国民宿的平均入住率提升到了36%,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点。但是,平均房价却跌到了366元左右,比2021年降了25%。长假一房难求卖“天价”,填不平平日极致“卷价格”的巨坑。 2026年春节期间,民宿业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春节民宿订单同比增长26%”的喜报刷屏,另一边却是“民宿倒闭转让”的噩耗频传。 “五一”长假的业绩数据更难乐观。行业数据中心正式发布的《2026五一假期住宿市场数据报告》显示,民宿板块的五日平均入住率同比下降2.58个百分点,平均房价同比下降9.70%。 极限省钱的游客多了,旅游消费能好吗?宁可堵车几小时、堵心两三天也要蹭高速免费的消费者,有多大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这几年长假出游人数增长势头迅猛,人均消费却是止步不前,甚至倒退。2019年“五一”假期四天,国内游人均消费603元,日均约151元。2026年日均仅114元,差距相当明显。假日出游人数增长的“虚高”信号,不会带动有效的经济增长,反而会误导投资者、经营者做出错误的决策。2025年新注册的民宿数量8.6万家,净增5.7万家。一年半载后,几家欢乐几家愁? 其实,不只是民宿业,整个旅游行业这几年都是以价换量的赔本赚吆喝。疲于应付长假人潮的超负荷运转忙死忙活,整体经营状况并没有改善。年年创新高的长假出游人潮,带不动酒店住宿,也带不动餐饮行业。连每逢长假人满为患的景区投资经营机构,也过得相当惨淡。 都说假日经济如何如何强劲,真实的经济效益到底体现在哪儿?消费者的出游体验没提高,旅游业者没赚到钱,被免费的高速公路企业亏得更多了。假日高速免费的好政策,到底利好了谁? 总而言之,“四大节”高速免费作为一项公共福利政策,设立的初衷是好的,施行十多年,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看似节省了公众的节假日出行成本,实则让公众付出了更高的时间成本、更糟糕的出行体验。真要通过降低高速费提振消费,好办法有的是。比如,节假日高速通行费该收就收。增收部分用于道路养护等成本支出,为高速路收费下调腾出空间,不香吗? 谁使用谁付费公平合理,还能起到市场调节作用。高速整体降费,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交通成本下降立竿见影。付出的代价只是长假出行人数的统计数据损失而已。优化经济数据,还是优化实体经济,孰轻孰重,应该不难分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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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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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约车 【滴滴的长期主义,藏在每一次 "好服务" 里】在供给丰富的今天,用户的需求就是多元多变的,有时候价格优先,有时候质量优先,有时候速度优先,但对服务的品质要求是却是不变的。
    撰文丨艾川 今年,AI圈很热闹。各类AI产品层出不穷、眼花缭乱。但AI真正改变生活,还需要在物理世界中落地。 在真实的出行世界,AI已经“跑”起来了。前不久,滴滴升级AI打车服务,一句话呼叫想要的网约车,精准匹配用户需求;而最近,滴滴升级了8.0版本。新版本的滴滴APP改版了顶部导航栏,在用户常用的打车服务基础上,新增了“送货”“旅行”“车主”入口。 在全新的界面背后,滴滴提出了一句看似平淡无奇的口号:更多好服务。从“升级AI打车”到聚焦提供不同领域“更多好服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商业模式上,滴滴和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既是一家科技公司,同时又围绕各类出行场景,长期地探索和深耕服务。 01 谈服务之前,先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几年消费下行的语境下,服务领域“唯价格论”的说法,常常遮盖了用户的真实需求。网约车领域尤其明显。当前,全国有三百多家网约车平台,在聚合模式的推动下,乘客打开APP,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价格排序,“谁便宜叫谁”逐渐占领了一些用户心智。 价格当然重要,但在服务领域,“唯价格论”本质是个伪命题。只要是服务业,就一定有服务质量的问题——谁真的只在乎价格,完全不关心服务? 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时对价格的敏感,把用户对服务的真实需求掩盖了,甚至用户自己都不知如何表达。有时候提供精准的服务,其实就是帮助用户精准地表达需求。 事实上,消费者是有分层的。高净值人群对价格相对不敏感,对服务要求更高;普通用户虽更看重价格,却也不能用“价格驱动”一概而论。拿打车来说,女性夜间打车,可能会有匹配女司机的安全需求;带娃出行需要更宽敞舒适的车;老人远行,司机帮忙提行李就是核心需求。同一个乘客,有时价格优先,有时服务优先——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也是真实的需求。 在供给丰富的今天,用户的需求就是多元多变的,有时候价格优先,有时候质量优先,有时候速度优先,有的领域消费降级,有的领域消费升级,但对服务的品质要求是却是不变的。 02 如何更好地满足用户真实的需求? 在过去的几年间,滴滴先后推出“助老打车”“她计划(优先呼叫女司机)”“宠物出行”、轻享、甄选快车等细分场景服务;顺风车、城际拼车、站点巴士等产品也不断拓宽用户的出行半径。在滴滴APP上,用户还可以选择快送跑腿、搬家、宠物出行等多元服务。 近期推出的AI打车和甄选快车,将这一思路推向了更细的服务领域。 AI打车并不玄乎,核心是用AI将乘客需求拆解成可执行的服务标签,帮助用户明确自己的需求。真正的难点在于,线上的需求如何精准落地到物理世界。得益于过去在供给、履约、安全、数据上的能力资源积累,滴滴AI打车把出行变成了更加个性化、更具确定性的智能决策。打开最新版滴滴APP,用户只需说一句话,“AI小滴”便能将它执行落地,从茫茫车海中捞出那辆“对的车”。 而甄选快车,定位介于普通快车和专车之间,优选“好车、好服务”的司机,用标准化服务保障出行体验确定性,再用好服务提升和改善司机的收入。可以看到,这些服务升级和体验的改善,几乎都聚焦于这些年来网约车用户吐槽最集中的“痛点”之上,远不是那些虚头八脑、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升级。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订单起点或终点在机场、火车站的甄选快车订单,如乘客携带了大件行李,司机会主动提供提拿行李服务,不需要乘客额外沟通协商。 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不仅是“服务升级”,也是对好服务司机的“收入升级”。数据显示,甄选快车定价是快车的1.02-1.1倍,甄选司机平均每周多赚约130元。 多赚的钱不靠运气,就靠好服务。让服务更好的司机获得额外回报,这才是市场经济的正反馈。 03 有不少城市的场站,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陌生的城市,熟悉的滴滴。标语很温暖,但更有意义的是蕴含其中的滴滴标准化服务。 比如专车,这个名字最早也由滴滴命名,名字的背后,是专业的、标准的服务,这些都构成了用户的信任。 不论是打车、送货,还是租车、搬家,滴滴长期致力于满足用户在不同领域的“精细需求”。而能够持续满足这些需求,恰恰证明了滴滴的长期深耕线下成长起来的服务能力。 有人会问,服务这东西,难道其他企业不重视吗?仅就口头而言,可能很多公司都有过类似口号。但核心在于,提升服务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 尤其在出行生态中,一笔订单的背后,包含了供给网络、线上调度、司机履约、安全保障、用户评价等复杂流程。构建这样一整套出行生态,可能比创作一个模型更加复杂——这背后是滴滴十几年在出行领域的摸爬滚打。 更大的难点在于,要确保可持续的服务升级,必须同时服务好司乘两端。在健康的出行服务生态里,司机既是面向乘客的“服务方”,也是面向平台的“被服务方”。司机收入上不去,怎么可能提供有温度的高质量服务?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滴滴推动从价格竞争迈向价值竞争:通过推出甄选快车等溢价品类,鼓励司机用好服务做大蛋糕,提升整体收入,推动行业生态良性发展。简而言之,只有平台服务好司机,司机才能服务好乘客。 如果一味打价格战,乘客短期高兴了,但代价是行业越来越卷,司机收入越来越低,中长期服务水平必然下滑。我想,乘客慢慢也会明白这个道理:所有人都身处同一条经济链条上,你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者,劳动者的整体收入水位,最终也会影响你的收入,甚至你享受到的服务。 滴滴8.0提出“更多好服务”远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问题——一边要仰望星空、坚守价值观,一边要匹配真金白银的资源投入。 时至今日,中国网约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让广大的用户得以享受了打车的便利,也解决了一大批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问题。但经激烈的价格竞争,网约车市场有时又让人产生扼腕之感。 由价格竞争迈向价值竞争才是破局乱象的最有效方式:对乘客,加强服务;对行业,稳定价格,带领全行业走出内卷式价格战;对司机,提升收入,提供有尊严的职业环境。 滴滴给全行业打了个样,履行了行业领导者应有的样子。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你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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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滴滴的长期主义,藏在每一次 "好服务" 里

    2026-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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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家庭教育 【高学历妈妈全职陪读,为何容易走向互相伤害?】那么多家长投入巨资补课,耗尽数百万买学区房,把孩子逼得了无生趣,自己也放弃了事业和人生。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撰文丨侯虹斌 高考刚刚结束。虽然“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这种说法已经有些过时,但中国人骨子里对“读书”的重视从未改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依然是很多家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最近,我在公众号上读到一篇热帖《一个高考状元的崩塌:全职陪读18年,女儿进了精神科》。文章详细讲述了两个中产家庭在教育上遭遇的严重挫折,我很有共鸣: 一个妈妈全身心扑在孩子的教育上,结果孩子压力过大,抑郁休学;另一个妈妈忙于自己的事业,孩子成绩不够优秀,逐渐自我放弃,最终也走向休学。 这两个故事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到底哪里出了错? 01 那位学霸妈妈为女儿陪读的故事,看似极端,其实很典型。我见过相似的家长,也见过相似的人生。 王蓉(化名)曾是县城高考状元,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她在北京一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做到了总监,年薪六十万。但女儿出生后,她决绝地辞职,全职带娃,丈夫全力支持。 从此,王蓉像一个最尽职的产品经理,把女儿的童年拆解成无数个可以优化的模块,每一分钟都塞满了知识。女儿的成绩一直不错,但到了高二,孩子坚决不肯上学。医生诊断:中度抑郁,建议休学。 王蓉的天塌了。 她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十八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唯一的“成果”女儿,也休学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王蓉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完全寄生在女儿身上。她没有自己。 前几年经济上行时,曾有一种被称为“中产三件套”的生活模式:妻子高学历不工作,孩子上国标学校,房子买在高位。这种模式的崩盘,通常是因为丈夫被“优化”、家庭经济垮掉。而王蓉的崩盘不同——她的崩溃,来自个人价值与意义的崩塌。 作为曾经的高考状元,她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全部压在孩子身上。当这个希望破灭,她再也无法逻辑自洽,骗不了自己了。 去年有一本社会学著作《新生育时代》(沈洋、宋莱著),访谈了超过40位妈妈,很能反映这个时代。其中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上海姑娘嘉萱从小就是学霸,考上公务员,丈夫事业出色,两人感情不错。但生了孩子之后,她辞去工作,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 嘉萱的母亲非常生气。因为母亲当年经济条件很差,拼尽全力才让孩子们都读上书。她无法理解:我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优秀女儿,为什么却去做家庭主妇? 我始终不太理解中国语境下的全职主妇——尤其是在中产家庭里,丈夫并非大富大贵有几亿资产或无数慈善业务需要打理;妻子却是高学历、甚至花大价钱留过学。让这样的妻子全职在家,百害而无一利。 一方面,一个人的薪水很难稳定支撑全家的生活水准,裁员潮、房地产泡沫,抗风险能力太低;另一方面,生活步调不同,夫妻感情难以维系,孩子也会感到窒息。 妻子不再创造社会价值,而是把自己的价值置换成了孩子的未来。这是社会价值的递减,非常可惜。 假设生的是女孩,父母花大价钱供她读书、教她琴棋书画,目标却是为了让她当“结婚员”,一结婚就辞职照顾孩子,那么,女性的社会价值几乎为零。这条路如果走下去,那么,女性无需工作、无需受教育,很快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 高学历女性当全职主妇,在孩子长大以后,必然面临自我价值缺失的迷思。 真正那些极力磨砺孩子、孩子个个成才的“虎妈”,她们一点也不缺自我价值,而且她们本身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美国“虎妈”蔡美儿,自己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日本“虎妈”陈美龄,是著名歌手、斯坦福博士、大学教授。 没有自我,像菟丝子一样紧紧缠绕着孩子,眼睛二十四小时粘在孩子身上,生怕他一不小心就没出息。这样的妈妈,哪个孩子不害怕? 02 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人生。 别笑,很多家长真的不相信这句话。那些父母在乎孩子的衣食住行,在乎孩子的成绩,对他未来的发展关怀备至,却偏偏不在乎孩子本人。他们不问他的内心,不问他喜不喜欢,对什么有求知欲,什么会让他开心,什么会让他恐惧。也许这些家长不是不懂得关心,而是更害怕:一旦了解了孩子的真实想法,就会发现无法控制他。 一个抽象的孩子,才是家长能控制的。仿佛只要把孩子的日程编好码,一个一个套进家长设计的学习模块里,他就能长成方形的西瓜、心形的西红柿。但当家长知道了孩子真正的喜怒哀乐之后,还怎么套进这个模子?难怪很多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看见”。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强调教育?所谓希望阶层跃升、担心阶层滑落,都不是最核心的原因。关键在于:学习成绩和考上什么大学,是父母培养孩子最显性的KPI,是最清楚明白的标尺。底层老百姓或许用结婚、生儿子来衡量孩子的价值;城市里的小中产和精英家庭,则把教育水平当作KPI。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比赚多少钱更直观。 但学习,只是人生的一件事,而不是全部。 尤其在今天,我们会发现:名校毕业也不那么容易找工作了。众生平等。进什么大学,很可能在你进去之前,你的家庭、智商、个性已经基本决定了。 我甚至不得不相信,一个人的天分与性格,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父母或学校的教育,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微调,而无法脱胎换骨。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那么多家长投入巨资补课,耗尽数百万买学区房,把孩子逼得了无生趣,自己也放弃了事业和人生。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曾有几位学霸朋友跟我聊起他们成绩不好的孩子,我都会说:亲子关系最重要。 这不是敷衍。我身边熟人同事的孩子,中学阶段抑郁的至少有七八个,因此休学的也有好几个。有一个孩子成绩很好,至少是华五以上的水平,高三上学期抑郁休学了。这时候如果家长再去生气,那这个孩子可能就永远失去了。 让孩子健康成长,愿意跟你呆在一起,承欢膝下,就很理想了。 03 必须承认:我有一个省心的孩子,他有学习自驱力,喜欢求知——这是我的运气,不见得是我教育得好。这并非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的。 父母的智商和基因有没有用?肯定有用。据说,城市户口的孩子比农村户口的孩子,高考总分平均高出50到80分,但个体之间的竞争依然很大。 举个例子。某985高校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能进去读书的基本是教职工子弟,父母都是教授、副教授,学历博士起步。但一个班里,孩子们的成绩依然参差不齐,总有孩子不及格。这说明,智商遗传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 有一个定律叫“智商均值回归”:特别聪明的人,他们的子女智商往往会回落到只比平均值高一点。父母是清北的,孩子能考上清北的概率很低。“双清”家庭的孩子的平均学历,大约是太原理工的水平(太原理工是211)。这恰恰说明,他们的智商只是略高于普通人而已。 衡水模式最终被打脸,是因为它的清北率之所以高,根本原因不是极度严苛的军事化管理,而是它收割了成绩最好的那批学生。有学习能力的孩子,不是靠“鸡娃”鸡出来的。 那些痴迷于将学习成绩作为唯一KPI的家长,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他们可能曾是小镇做题家,是优绩主义者,笃信“卷”的力量,并曾因此受益。但在阶层已然固化的今天,名校学历只是锦上添花,不可能雪中送炭。旧的船票,已经无法登上新的舰艇。AI时代到来,过去的行业正在全面洗牌。你还执着于孩子的一个分数吗? 学习成绩不是一门宗教,不值得把孩子和自己都逼得无路可走。 如果认清这个现实,曾经成功过的父母,不执着、不痴缠,不把学习成绩、考上名校当作自古华山一条道,天地就宽广了,人生就有很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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