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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WAIC看李彦宏的DAA,AI共识变了】随着DAA成为AI产业的“中国解法”,乃至全球产业新共识,AI产业也将迎来更为扎实、长远的增长周期。
    撰文丨艾川 这可能是人工智能到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被讨论最充分的一周。 7月17日,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 2026)现场,IDC发布行业首份《DAA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活跃 Agent 数量2025年是2860 万个,预计2026年达到7940 万个,2030 年增长到 22.16 亿个。 而就在此前两天,《人民日报》刊发李彦宏署名文章《为智能经济打造科学评价体系》,表面上是在讨论DAA这一新指标,实际上是在探讨全球AI竞争进入应用时代后最本质的问题:“AI到底该用什么衡量?” 从国际权威机构的市场侧报告再到领军AI企业家在权威媒体的署名文章,这两个方向的变化,背后传递出的是同一个信号。 这意味着,百度自Create大会提出的DAA,开始成为AI技术和产业乃至辐射经济增长的关键词。DAA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AI竞赛中的一次AI价值标准探索。 那么有人会问,DAA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开始逐渐“破圈”,成为了解AI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尺? DAA,即Daily Active Agents(日活跃智能体数)。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算力军备竞赛、参数规模崇拜以及Token消耗泡沫后,全球AI产业终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而从李彦宏的署名文章中,我们也得以看到中国AI企业家们思考路径正在发生的转变。事实上,作为AI时代度量衡的经济指标更迭,DAA背后所指向的,是一场关于AI如何重塑人类生产力、如何驱动宏观经济增长的“范式转移”。 01 从Token到DAA 要理解DAA,必须先回到当前全球AI竞赛中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微妙而剧烈的震荡。 长久以来,业界习惯于用“算力大小”、“参数规模”以及“Token(词元)消耗量”来标榜大模型的繁荣。然而,全球科技巨头近期密集爆发的财务预算危机与运营震荡,正在让这一场狂热的“Token崇拜”走向迷失。 这种幻灭最先在企业级应用的财务报表上拉响警报。 2025年底,Uber信心满满地向约5000名工程师部署了集成先进代码生成能力的AI工具,然而在短短四个月内,高强度、反复填充上下文窗口的 Token 消耗便用光了公司全年的AI预算,迫使其首席运营官公开表态:“Token消耗与最终发布的有价值产品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 经济学家托斯滕·斯洛克在《财富》杂志中指出,这正是经济学中“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的最新例证:尽管自2023年以来单个Token的单价已经下跌了超过 90%,但由于效率提升降低了使用门槛,企业大模型支出的总规模反而翻了一番。 降价不仅没有缓解预算危机,反而加速了企业深陷“低效刷Token”的泥潭。美国军事AI巨头 Palantir 的 CEO Alex Karp 更是痛批OpenAI及 Anthropic 等业者采用的 Token 计价模式已“彻底出了问题”,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刷Token”上,企业不如去休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近期没怎么提Token消耗,却提了这样一组数据:微软目前已有2000万个AI智能体在后台运行。 这一全球最大AI实践者的最新表态,与中国AI领跑者们的思考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当一些企业还在执着于Token消耗的时候,智能体的重要性开始为更多前沿企业家重视。随着智能体正从工具进化为独立生产力单元,而 DAA正在迅速跨越地缘与平台的界限,成为全球公认的新度量衡。 从Token转向DAA,意味着AI正在从资源消耗的逻辑转向任务交付的逻辑。从这个视角来看,Token是大模型的“出勤消耗”,而DAA衡量的则是大模型的“劳动产出”。 也正因此,未来AI只有走出Token的虚荣指标陷阱,产业才能真正建立起健康的价值闭环。 02 从技术到产业 过去几年来,“Token经济学”尽管火爆,却没有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科技巨头们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资本开支,究竟何时才能转化为等体量的商业回报? 如果AI无法像PC时代的Office、移动时代的BAT们那样创造真实的、成规模的商业生态,这场全球性的产业浪潮就随时存在泡沫破裂的危险。 这种产业焦虑的根源,在于我们依然在试图用旧时代的坐标轴,去度量一个全新的物种。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坐标轴是DAU(Daily Active Users,日活跃用户数)。移动互联网的底层是“注意力经济”,其逻辑是占有用户的生理时间,通过信息流、广告和订阅变现。 然而,AI时代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李彦宏此前就点出了其中的变化所在,在他看来,AI真正重要的不是让用户停留得更久,而是让任务结束得更快。 一个优秀的AI应用,应该是在几秒钟内理解意图,然后由后台的智能体默默把任务闭环办好。因此,智能经济时代需要DAA作为更合适的“尺子”,其原因在于DAA将更精准的“表达”AI时代人的需求。 DAA首先的颠覆,在于彻底打破了人类“生理时间”的限制。 在DAU的框架下,每个普通人一天只有24小时,全球总人口是80亿,用户注意力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物理天花板。但智能体没有生理限制。 未来,一个白领可能在一天内启动并指挥数十个专业智能体协同工作,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同时运行着数万个智能体在云端自动流转。 按照李彦宏的预测,未来全球日活智能体数可能会超过100亿。这个数字彻底打破了旧时代的天花板,为宏观经济的增长打开了全新的数量级空间。 再回到宏观经济学本身来看,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传统的互联网软件是“工具”,它的价值绑定在人类个体劳动时间的放大上。而智能体是“数字实体”,它具有自主规划、工具调用、反思和闭环交付的能力。 一个高价值的DAA,代表着一个被成功交付的“工作成果”,DAA所计量的,是智能经济带来的“数字劳动力红利”。 其实,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趋势,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智能体是人工智能产业核心发展方向,旨在推动智能经济规范化、实效化发展。 这一国家顶层设计,也是在市场规律基础之上的科学总结。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界拥有数亿、数十亿高活跃度的DAA,这将直接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 这就是为什么DAA是智能经济时代最合适的坐标轴。它把产业的注意力从烧了多少Token的迷茫,拉回到了创造了多少实质性社会价值的清晰视窗之内。 03 从创新到共识 当然,任何真正在实际中被广泛使用的度量衡,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报告和理论探讨上。它必须能够在真实的生产级场景中跑通,让最挑剔的企业和用户买单。 随着DAA从创新标准逐步走向行业共识,AI 应用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也终于越过了概念的临界点。 在 WAIC 2026前夕,百度的一系列技术和产品动作表明,DAA的价值逻辑不仅已经跑通,而且正在以极高的确定性落地。 通用智能体的高效流转最先打响了效率战。由百度与百度网盘联合推出的通用智能体 GenFlow 4.0,目前已在行业内率先跨越了“一亿月活用户”的里程碑。作为行业首个吃透办公套件的通用智能体,GenFlow 4.0 通过全面升级Office Agent,实现了一句指令并行调用PPT、Excel、Word智能体,真正做到了“更主动、更能干、更懂你”。 举个例子,龙殿俊是一位坐拥百万粉丝、扎根东北农村30年的老兽医,以前他写的兽医处方老人看不清、年轻人记不住,如今他利用 GenFlow,一句话就能将复杂的医学资料自动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智能处方和季节性防疫手册。 在这整个任务流中,这位老兽医只输入了一次指令,后台的智能体就自主完成了检索、格式化和排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DAA。 无代码平台则让这种创造力在迅速下沉。百度秒哒的最新数据,也为DAA 的生产力属性提供了强力佐证。截至今年7月,秒哒生成的应用已累计服务超过3500万用户,创造了350万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应用,每天有近20万人在使用这些应用解决真实问题。 此前秒哒曾经披露过一个案例,石油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先生不懂代码技术,用秒哒在短时间内搭建出了“油气井生产优化设计系统”,目前该系统已投入大庆油田、长庆油田、青海油田等一线使用,为公司节省了140万以上的开发成本。 对于企业而言,他们支付的不再是难以估算价值的Token费用,而是直接收获了业务成果。 在企业级与组织协同的场景中,百度网盘企业版也升级为了“企业数字资产办公平台”,从文件层、知识层、上下文记忆层到组织层进行了四层贯通。 数字人的进化则深刻重构了营销的边界。在本次WAIC大会上,百度还宣布发布了全新升级的全场景多智能体数字人平台“百度一镜”,并首创双数字人对谈型视频播客解决方案。它由文心大模型作为中枢大脑,实现了对情绪、微表情的细粒度协同规划,彻底消解了以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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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WAIC看李彦宏的DAA,AI共识变了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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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贾浅浅的终南捷径,就是最大化亲爹的资源】有些人幸运地站上更高平台后,会见贤思齐,努力奋斗,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要靠自己争取。而另一些既得利益者,站上高台后,想的却是如何投机取巧、偷蒙拐骗。
    撰文丨侯虹斌 这两天,两则重磅消息接连引爆舆论。 第一则,7月13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认定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第二则,7月15日早间,西北大学通报,认定贾浅浅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其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及教师资格,并批准其辞职。 两人深陷“抄袭门”已有时日,面对质疑,始终未能给出合理解释,而外界的声音虽然不断,却迟迟未见正式调查。 如今,靴子终于落地,但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01 先说蒋方舟。 今年4月,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向中国人民大学实名举报,指称蒋方舟学术不端。人大表示将展开调查。 7月初,肖鹰再次发文施压,蒋方舟随即以《请清华教授停止对我的网暴、造黄谣以及污蔑式举报》回应,逐条辩驳肖鹰的指控,例如称对方将常识性说明误作抄袭、指控其使用AI写作但彼时AI尚未出现等。 事实上,肖鹰并未认真查阅论文原文,其举报依据颇为薄弱。人民大学随后也发布通告,认定蒋方舟硕士论文不构成抄袭,未达学术不端程度,但存在引用不规范等瑕疵,仅对其导师作出了处理。 然而,短短七天后,人大态度骤然逆转,不仅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还正式撤销其硕士学位。 这一转折,主要是因为两位打假博主“ilad”“抒情的森林”拿出了新的证据 博主制作了详细的“调色盘”对比图,指出蒋方舟论文中多处抄袭事实——她声称自行翻译的英文原文内容,实际直接抄袭了台医大教师陈重仁所撰《〈别让我走〉与生命政治的美丽新世界》一文中的段落,既未标注来源,也未注明引用;此外,还挪用王佐良、邓金明、周欣宇等人的译文,同样谎称系本人翻译,且不加出处。 有了确凿的抄袭证据,蒋方舟最终被撤销硕士学位。 从一周之内的逆转来看,人民大学的处理大体上遵循了事实逻辑:此前肖鹰的指控缺乏依据,甚至有造谣之嫌;但后续新证据出现后,校方迅速跟进处理,反应不可谓不快。 有人说,蒋方舟是作家,硕士学位于她而言并不重要,作家未必需要高学历。然而,主动放弃学位与被公示撤销学位,能一样吗?在可预见的未来,蒋方舟在国内出版作品、上节目都将困难重重,几近社会性死亡。 再来看贾浅浅。 贾浅浅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贾平凹。贾浅浅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大多围绕其父亲展开研究,并凭借这些论文获得学位,进而取得西北大学副教授教职。 然而,即便是在研究父亲的文章中,打假博主同样发现了大量抄袭。据统计,贾浅浅的16篇第一作者论文中,仅1篇查重合格,部分论文查重率高达83.96%。此外,她还将自己的硕士论文拆分为“论书法”和“论绘画”两篇分别发表,并以此申报科研基金。 贾浅浅同样被舆论紧盯多时。因此,蒋方舟被处理后,网上立即响起呼声:“西北大学,看你的了!” 仅过了一天一夜,西北大学的处理结果便公之于众:撤销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及教师资格。 至此,两位影响较大的女性“抄袭者”,均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处理。 02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两人被举报、调查及处理的过程,是想强调一点:她们被处理,首先是基于事实。事实确凿之后,便很难再有讨论对错的余地。 打假博主“抒情的森林”以文本对比的“调色盘”形式,将相关抄袭事实公之于众。 据其自述,自2024年10月起,持续发布文本比对内容,累计点名近40位作家,包括贾平凹、杨本芬、李碧华、王火、孙频、殳俏、周婉京等,并将原文并列展示,虽然性质各异,有的是论文抄袭,有的涉嫌文学创作洗稿,但均交由公众自行判断。 然而,除八十多岁的杨本芬公开认错外,其余多数人并未作出回应。 而且,我认为这次如果不是高层指示“严惩学术不端”,蒋方舟与贾浅浅之事恐怕仍会不了了之。 小说创作、文学创作中的抄袭,同样让人难以宽恕。因为文学创作本质上是原创性的劳动,而那些被扒出“借鉴”的作家们,往往是一整段一整段地直接搬运,他们心知肚明。 论文抄袭的认定则相对复杂。论文本身需要大量引用前人成果、进行综述,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的推进,这也是“注释不规范”成为论文出问题主要类型的原因之一,有时作者并非故意,而是把握不好规范。 这两位女作家的处理,是及时且恰当的。但还有更多大作家、更严重的情况、更明显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应当逐一筛查。 提到打假博主“抒情的森林”矢志不渝地做“雷同”对比,自然也要提及另一位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 今年6月份,耿同学接连举报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四名国家杰青、副院长学术造假,一周之内,各校相继公布调查结果,四名杰青均被处分。但他并未止步,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出手,目标集中在杰青、院士级别的学科带头人身上。 这些人手中握有数百上千万的科研经费,若持续造假,便会源源不断地获取收益,既浪费了大量国家资金,也可能坑害上下游的合作者。 耿同学更为不易,曾被封号,也屡遭威胁,但他从未停止。 这些赛博时代的打假人,正在向文科与理工科中那些造假、抄袭、学术不端的大咖们,大声说“不”。 揭发学术不端,本身也需要相当的专业素养,并非随口指控即可成立。肖鹰虽是清华大学教授,但其所言缺乏实质内容,因其并未认真对待学术问题;而耿同学所指证的“造假”,却让当事人无可辩驳,只能接受处分。 再如,前两年颜宁曾被网友质疑,向清华大学举报要求核查其论文,清华还曾认真回应。但那些连论文标题都看不懂的人,又如何判断人家写得对错呢? 03 蒋方舟的倒掉,并不会让人感到惋惜。 因为她至今没有一部真正立得住的作品。她的人设“天才少女长大了”,远远大于她任何作品的分量。她甚至算不上“伤仲永”,因为她本就并非天才。 回顾她的成长轨迹:中考时走“专县生”特长通道,未参加统考即进入华师一附中;高考依靠清华自主招生降60分,以561分考入清华;入人大读研,进入的是不参加全国统考的“作家班”。本科毕业后,旋即获得“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担任新周刊副主编,频繁亮相电视节目…… 然而,半生过去,蒋方舟至今仍无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她早年的一些文字片段被翻出,语言粗糙,思想与逻辑均乏善可陈。 不少写作者感叹:若换作是我,拥有这么好的平台,流量拉满,还有那么多文学大师环绕,怎么也能学到些东西,写出几部像样的作品吧? 我却认为不会。如果一个人前半生走的都是捷径,那她便很难再踏实学习与创作。 能让清华降60分,我何必苦读?随便写几笔便能拿顶级文学奖,我本身这么优秀,还需要学习吗?人,只会对其权力来源负责。蒋方舟的权力来源,是母亲与她共同经营的关系网络,而非写作本身。 同样的逻辑,在贾浅浅身上更为明显。 她所拥有的一切,都在父亲贾平凹的规划之下。她要获得成就,只需思考如何消化父亲递来的资源,而非写出有价值的文字、创作出好作品。 与其说蒋方舟、贾浅浅太懒,不趁机学习和进步,不如说,她们很清楚是谁在给她们利益。 我想起一则关于高考招生的真实新闻。 2019年,北京大学国家专项计划(针对贫困地区)在河南理科录取8名考生。按规则投档的第8名考生赵某某,高考总分536分,而当年北大正常批次分数线为684分,二者相差148分。 北大起初不愿录取,三次试图退档。河南省考试院认为该生完全符合国家专项报考资质和录取条件,坚决驳回退档要求。最终,北大录取了赵某某。 相较于其他同学,赵某某的学习基础确实薄弱。但四年后,他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保研北大,现已硕士毕业,准备攻读博士。 一个原本可能只能上二本的学生,阴差阳错,在政策帮助下进入北大,最终证明了自己配得上那个平台。 有些人幸运地站上更高平台后,会见贤思齐,努力奋斗,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要靠自己争取。而另一些既得利益者,站上高台后,想的却是如何投机取巧、偷蒙拐骗。因为走捷径获得的利益,比老实写作、踏实地做实验要大十倍、百倍。 然而,建立在沙砾上的楼宇,终有一天会坍塌。终南捷径,指向的不是成功,而揭开真相后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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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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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位民办院校老师的心声:20万读民办,真的值吗?】民办全日制本科的学历,同样具有考公、考编、考研的资格,这正是昂贵学费换来的实物“敲门砖”。但我们不能简单把这归为“学历工厂”,因为学生是真实地在学校度过了几年时间的,是付出了青春的。
    撰文丨陈涛 7月初,各省高考生都开始填报志愿。据教育部统计,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而招录人数预计达1100万。高考相关话题虽不比往年热了,但志愿规划师的生意在民间依旧火爆,哪怕AI工具已经非常便利和精准的情况下。 相较于清北复交和985、211的标签,并跳过“双非”院校,民办院校及学生往往处于社会评判的另一极。网友们多有调侃:“三本野鸡学校”“有手就行”“有钱就能读”。 从招录比例来看,这是一个相对容易有书可读的时代,200分保底上民办大专。 教育部官网于6月发布了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其中显示,民办840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8.46%。民办院校已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或将容纳300万新生,还会出现多所民办院校补录仍招不够生的情况。 01 我在民办院校工作的这两年多,经常听学生私下讨论:花了20万元读个民办,不上这学,把钱拿去做点小生意都够了;毕业后月薪几千元,什么时候才能把学费赚回来? 费用是这么算出来的:每年学费3万元、住宿费3000至8000元、生活费1万多到两万元不等。学费是公办院校的好几倍,但毕业后的社会认可度更低,这是多数家长考虑是否送自家孩子读民办的关键因素。一些中外合办院校,学费超10万元/年。 实际上,民办院校在我国已起步20余年,目前有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同公办院校一样完整的学分方案,也同样每五年要经由教育部审核评估。 民办全日制本科的学历,同样具有考公、考编、考研的资格,这正是昂贵学费换来的实物“敲门砖”。 但我们不能简单把这归为“学历工厂”,因为学生是真实地在学校度过了几年时间的,是付出了青春的。民办院校就读,所涉及的面向十分庞杂,学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恰恰是生活、社交与体验感具体到每一天,且难以量化,也较难评价。运气好的话,还能碰上好的老师、导员、舍友,乃至小概率的终生伴侣。 所谓民办院校里的王牌专业,近乎自吹。问得扎心一点:它如何和名牌院校的同专业竞争?偏技术型的工科,学生挂科较为严重,很难学明白,没有补考、只有重修,或者毕业的那学期还有清考的机会。老师会想办法让你拿到毕业证、学位证。 在学生管理上,民办甚至比公办更加严苛与形式主义。我们至今很难在新闻上看到清北上课会点名和交手机,但一定会看到民办院校上演管理方面的冲突。 02 在民办任教两年后,我是彻底放弃了和智能手机争夺学生。 北大教授戴锦华去年在陈鲁豫的《漫谈》中提到:知识是可以教的,但思想、价值、生活方式和人格这些东西不能通过教育。这话大概只适合名牌院校,学生的自主性较强。 我在民办院校的经历恰恰相反,再花里胡哨的课堂或丰富的行业实战案例,都无法让大部分学生感兴趣。快乐学习的理念被植入得如此之深,几乎只剩快乐,一般会责备老师不会教。而磨砺过高考、考研或者考公的人都清楚,学习是反人性的,无甚快乐可言。 只有极个别学生在上课时会记笔记,更多的是连课本都不带。一些学生往往直接排斥上课,有几次上课,我发现最后一排的学生正在开团“打瓦”。除了“打瓦”,还有“三角洲”“和平”“王者”“铲铲”“蛋仔”,总有一款游戏捕获学生的快乐,甚至还能代练赚钱,也有刷短视频的,上课戴上耳机,就看老师的管理艺术有多高超。 若戴锦华来了,学生也没几个愿意听,没人关心她的资质。目前高校学生的“抬头率”主要归责于老师,戴锦华若来民办院校不仅不讨好,且容易出现“教学事故”,包括她的言论。 在民办院校,极少有学术粉,或者学习积极分子,学风一直是症结。所以,我认为知识和技能均无法教会,只有当学生真需要时才会学。教师的行为与处事更容易感染学生,去潜移默化影响后者的价值观。在没有保研和评优的利益驱使下,精致利己的学生很少,但求及格和顺利毕业,更多的是“老师你别找事儿”,直接躺平摆烂。 要说起最有学习氛围的地方,那是图书馆的考研区,高高垒起的成排资料很有压迫感,一些学生终于吃上了每天学习10小时的苦头。 03 民办院校的师资当然也不如公办或顶尖院校,硕士毕业就能当民办老师,一些公办院校连辅导员都在招清北博士。民办院校近两年来也开始招博士,一些老师的知识和教学能力对于学生来说或已过剩,正如我国博士学历也趋向于过剩。 现实中确实也会存在很能水课的老师,以及大量的兼职老师,后者可以极大地压缩人力成本。这成了一个怪圈,学生一方面责怪学不到东西,一方面却根本没想学,到底谁先谁后已经说不出清,两者往往同时“碰瓷”。 在民办院校潜心教书育人,那他活不过两集。在职的老师都清楚,自己的业绩考核里,教学根本不占大头。无论公办还是民办老师,续聘的关键都不在于教学。 “生源质量”在高等教育层面上也是成立的。评论区说得更直白:如果不是扩招,很多人是上不了大学的。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家长当然朴素地希望自家孩子能读个好学校,有学习氛围,若有“牢狱”式管理就更好了,且读个有就业前景的专业。 大学,是一个象征符号,它好像应该很完美。实际上,没这可能。准确来说,它是一截具有物理意义的时间段。 学生往往更加现实,会倾向于住宿条件好、吃得好的,蜜雪、瑞幸、肯德基、星巴克都有,学校周边玩的地方多一点,交通也便利些,别在大山里。因为他们最青春的岁月要在此生活。 没法好好学习,但生活质量不能落下。毕竟要待三到五年,足够长远。很多人其实很难预判准确毕业后的就业市场,唯有珍惜当下。总的来说,民办的校园氛围,明显更有松弛感。 我所在的学校,除了取消英语四级的校线要求,还有低年级时无门槛转专业4次的机会,也开了考研、考公和企业合作的定制班,这都是吸引报考的亮点。此外,最大的亮点就是景区式的校园环境,以及堪比星级酒店的宿舍。 但也有相对便宜的上下铺钢架床的宿舍,并且刚好能从“贫民窟”望见对面的“土豪”楼,很具像化的阶层感。并非所有的学生家庭都很有钱,我见过月生活费1000元的,也见识过月生活费高于一万元的,有不少学生在寒暑假去打工,国内外旅游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真正面临填报志愿的学子,并不是不想读清北、“92”或者公办本科,是分数无力回天。有些东西拿钱买不到,只有靠堆时间和精力。分数略高于本科线的,会选择民办本科;低于本科线的,只能选择公办大专或民办专科。 专科毕业时,绝大部分学生还会选择专升本,并再次面临公办与民办之选,公办招录的名额非常少,大部分学生只能升民办。我发现最珍惜学习机会的,不是大专生,也不是本科生,而是专升本的学生,相当于多给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要么就不读了,不升了,往后依然会有悔意。因此,标题其实是个伪命题,真正读过的人很难给你一个准确答案。青春的那些经历,那些机缘巧合,可能20万元也买不回来。 我作为尚且在职的老师,也没法给出确凿的答案。我常对学生开玩笑说:既然花了钱,就顺便学点吧,你为什么不让它变得值?你没用到的时候,你肯定觉得它没用,但当你用的时候,你又怪当时没学。 后来,一个毕业生告诉我:真是在“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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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位民办院校老师的心声:20万读民办,真的值吗?

    202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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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蒋方舟“阴沟翻船”,天才少女是人设更是包袱】或许在蒋方舟内心深处,对高度形式化、官僚化的学术体制有所抵触,才会如此漫不经心吧。
    撰文丨关不羽 一波三折、经年累月的蒋方舟被指硕士论文抄袭的风波终于落下了帷幕。实锤抄袭,令人扼腕。 01 这场风波充满了戏剧性。去年8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实名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论文全文 20 处注释均未标注具体页码,11 处内容为“编造/篡改”。涉及“抄袭”的仅一处,是论文摘要开头一处。 篇幅不长,肖教授是以“16 字以上雷同即抄袭”标准去套的。当时觉得证据比较细碎,的确是学术不规范的硬伤,但是“抄袭”是言重了。 折腾了将近一年,有来有回。一边是肖鹰“贴脸开大”,今年4月把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人民大学,人大终于给了“90天内”给说法”的回应;另一边是蒋方舟要求肖鹰停止对她“网暴、造黄谣和造谣污蔑”,也是相当严重。场面相当激烈,也颇为难看。 7月5日人大终于发布了调查通报,比“90天”之约略迟。好在通报还是比较全面的,对肖鹰的指控也算是一一回复,结论是承认存在“不规范”,但“未发现学术不端”。平心而论,以肖鹰提供的那点料,人大的结论尚可接受。 本以为这场风波到此为止了,没想到高手在民间,猛料还在后面。两位豆瓣博主神补刀,压根不是"16 字以上雷同即抄袭”,而是大段抄袭、雷同的详实证据。 这次人大的反应很迅速,第二份通报出炉,认定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抄袭实锤了。蒋方舟本人也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接受并致歉。 回顾整个事件,谈不上肖鹰胜利了。他并没有给出决定性的证据,且吃相太难看。呼吁网友“群起攻之”也就罢了,还要说“自己很忙,没有精力”云云,很不专业,且太装了。肖大教授何至于忙到查篇论文的功夫都没有呢?如果没有豆瓣博主出手,就不会有后面的反转。 达到目的,和堂堂正正赢得胜利,还是不同的。但抄袭就是抄袭,事实摆在那里,无关立场,也无关动机。 蒋方舟是实实在在地输了。少年成名,一路顺风顺水的蒋方舟,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危机。 02 蒋方舟一路走来,故事太多,颇近离奇。5岁时其母尚爱兰女士就发现了她的“天才”,把卡通画册换成《撒哈拉的故事》《刘墉全集》甚至还有《卡夫卡全集》。这是百年一遇的天降奇才,还是望女成龙的错觉? 九岁时出版了一部散文集,一举成名。这其实还好,成为一时佳话,还是国人把著书立说看得太过隆重了。真正离奇之处是这部处女作竟是被尚女士“吓唬”出来的。 蒋方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母亲对她说“国家出台法律,每个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写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一个敢说,一个敢信,这么大的事,蒋同学也不找同学老师打听打听? 蒋方舟还在11岁完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这可比散文集要有分量得多。 种种离奇之后,蒋方舟的少年天才之名,传遍大江南北。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蒋方舟此后的每一个人生台阶,多多少少都有些争议。 最出名的是清华“特招”事件。2008年,蒋方舟高考561分,进了清华。这年清华在湖北的提档线是614分左右,蒋方舟的考分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传出了她是被“特招”进清华的消息。一时之间沸沸扬扬。蒋方舟解释说不是特招,而是自主招生降了60分,所有程序都符合规范。 解释无疑是可信的,正如贾国龙解释预加工不属于预制菜一样有规可依。但是,毕竟是降了60分,不是特招,也很特殊了。 蒋方舟清华求学阶段,也很不平凡。这位文坛天才少女不仅成为多家刊物的作者、主笔,还在湖南卫视频繁出镜,跨界综艺的表现相当活跃。 2012年大学毕业后,蒋方舟进入《新周刊》担任副主编,职业生涯的起点堪比大多数同龄人难以企及的终点。 蒋方舟一路走来,文坛天才的光环伴随始终。但是,从天才少女到天才女士,“天才”的含金量似乎并没有增长多少。 相比9岁出散文集、11岁出长篇的传奇,蒋方舟成年后的文学创作就显得很平淡。作品还是有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访外日记之类的不少,影评等专栏创作也有不错的反响。但是,“份量”并不重,也没有破圈的代表作。 如此成绩,“伤仲永”不至于,但是天才之名多少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她的作品多次引发代笔、抄袭的争议,或多或少都和“盛名之下”的落差有关。客观而言,部分抄袭的指控有过苛之嫌,但是蒋方舟的创作成就“压不住场子”也是不争的事实。 高起点的盛名之下,最终成了盛名之累的负担。 03 同为少年成名的文学天才,蒋方舟和韩寒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韩寒高中退学后自我放飞,是海阔天空任鸟飞的“野蛮生长”。尽管作为公众人物,韩寒也免不了各种争议,但是很少有硬伤。“非主流”的人生,本就无所谓硬伤。办刊物、玩赛车,跨界影视,有声有色。你说你的,他干他的,活得精彩、活得洒脱。 反观蒋方舟的人生,始终纠结、摇摆,始终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保持着既要又要的微妙平衡。往好里说是精致,往坏处说是拧巴。 2010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蒋方舟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她在《看历史》上发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引发舆论两极化反响。 蒋方舟当然有批评学校的自由,她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谓不切中要害,却也难免“得了便宜还卖乖”之讥。毕竟自主招生也是体制的一种,降60分录取的利益好像比其他“既得利益”都要大了一圈。 更可玩味的是,这次锐评清华是蒋方舟唯一一次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表尖锐的批评观点。信中掷地有声的“你们到底在怕什么?”,终成绝响。蒋方舟走出校园后,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文艺领域,在公共舆论场上并没有特别出格的表现。访日引发的舆论风波,实际上也谈不上因言获“罪”,被“圈子”所累的成分更多些。 其实,“圈子”也就那么回事,当不得真。2018年米兔之风大行,蒋方舟指责知名媒体人章文对她“上下其手”。引发轩然大波。章文因此社死,还累及为章文鸣不平的圈内老前辈。有人说,这场风波是踢倒“某圈”的最后一脚。所以,真别拿“圈子”太当真,蒋方舟就不那么当真的。 审时度势、明于取弃、张弛有度、保持平衡,都是精致且有效的生存技巧。可是这套凡人的成功学并不适合天才人设。真正的天才应该是奔放的、恣意的、跳脱的、率性的,而不是瞻前顾后的慧心巧思。 精致也意味着脆弱,“既要又要”终究免不了顾此失彼。名校、读研的主流路线与不羁的天才之魂并不兼容。蒋方舟倒在硕士论文抄袭,实属阴沟翻船。不可思议,却也在情理之中。 纵然蒋方舟“天才”的含金量可疑,谅也不至于被区区“创造性写作”专业的硕士论文难倒。但凡上点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硬伤。或许在蒋方舟内心深处,那个批评清华的少女还留下了一点残影,对高度形式化、官僚化的学术体制有所抵触,才会如此漫不经心吧。 背负“天才”的盛名大半生,或多或少总有点最后的倔强。但是,既然俯身入局,要那个百无一用的硕士文凭,那就得循规蹈矩。抄袭实锤,无可遁词。 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其实,放下背负多年的“天才”包袱,对蒋方舟而言未尝不是好事。89年出生的蒋方舟未及不惑,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天才也好,凡人也罢,真有那么重要吗?直面真我,都能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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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蒋方舟“阴沟翻船”,天才少女是人设更是包袱

    202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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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用“完美受害者”逻辑,羞辱那个捍卫私权的长沙车主】如果较真的话,绝大多数纠纷都不是一方的错,正如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绝对的好人或坏人。难道,在每一起矛盾、恩怨、仇恨中,都要究极追溯、刨根问底,按对错比例来划分责任吗?
    撰文丨余本鲁 真没想到,长沙女干部占车位事件,这么一个原本鸡毛蒜皮的小事,竟闹到这般程度。 说是“鸡毛蒜皮”,因为说到底,所有的矛盾,不就是因为一个车位而起吗?我相信这种事情,全国各地每天都在上演,实在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 当然,一些人可能说,这个纠纷叠的buff太多了:占车女不讲理,车位主人强硬反击,中间还经历了女方撒谎、报警、装围栏、多部门先后六次调解这样的曲折过程,当然也必须不能忘了占车女的干部身份。 可是,哪怕这些元素加起来,我觉得也远远匹配不上其所掀起的舆论巨浪。充其量,就是茶杯里的风暴,闪现了一点权力的影子,因而网民的敏感才被放大。 实际上,复盘整个过程,这事的触因及最初的进展,跟权力也没多大关系。作为短视频时代的邻里纠纷,后续因为网友的断案深挖,才发现女方的“官家人”身份。 搁传统媒体时代,真不至于闹到全民关注的程度。 01 不过,此事有意思的是,在长沙方面通报之后,舆论场上的意见竟然分成了两拨,而且各自发文叫板,架势拉得很开。 一种当然是大声指责涉事女干部,认为她不仅有失私德,还有违“公德”,必须予以严厉惩罚;另一种,则认为车位主人闵先生“也不是啥好人”,证据是他不依不饶,还通过短视频不断放大炒作事件,“明显是想起号了”。 君子论迹不论心,他想不想起号,那是他的事,想必不用诉诸人格上的道德判断。但是,所谓“他也不是啥好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之论调,还是有必要掰扯掰扯。 不妨就从那份官方通报开始。 通报很长,此处简要复盘关键细节,以及代入常人视角,推论双方心理变化的轨迹。 6月30日21时45分,女租户彭某某驾车占用闵某车位。闵某第二天凌晨三点回家停车时,发现车位被占,且未留联系方式。闵某于是将自己的越野车停在车位前,同时联系物业,表示凌晨4时前都可以下来移车。但物业经过查询,发现彭某某留存的电话为错误号码,无法联系到本人。 这里请停顿一下。如果你是车位主人,别人半夜占了你的车位,车上不留电话,留给物业的也是虚假号码,这时候你是不是要不爽一下?是不是觉得对方是故意的? 那么,堵住TA的车要个说法,有没有毛病? 接着往下看。第二天上午,彭某某发现自己车被堵,跟物业要到闵某电话后,向闵某夫妻打电话,但对方都没有接。此处再代入一下:有了昨晚经历,心中有气,哪怕是故意不接电话,是不是也能理解? 结果,彭某某较上了劲。明明下午两点收到通知可以挪车了,却干脆不挪了,还谎称出差,回不来。闵某晚上回来一看,自己都已经挪车了,给对方留出了驶离通道,但她还是不挪,这就是故意置气恶心人了。 到了这里,闵某情绪上有了升级,所以他才表示需要彭某某当面道歉后才考虑挪车。 最终引爆他情绪的是这一环:当天晚上,彭某某男友雷某某登场,径直将自己的车堵在(通报用的是“停”)闵某的车头前,意思很明显:就这么跟你硬杠了,谁也别想好。 我认为到了这个节点,闵某的情绪防线彻底崩溃了,恐怕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他决定要让事件走向“失控”,跟彭某某及男友“玩一玩”了。 所以,后续他本人也谎称自己没带车钥匙,并安装水泥立柱、加装U型护栏,哪怕经历多次调解,也“没完没了”。 你可以说闵某“维权过度”“得理不饶人”,但很难说他不占理。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前面站着一个蛮横的、高傲的、强硬的、一步步把自己送进坑里的女车主。 02 之所以颇费笔墨地复盘一番,就是想让读者在回顾中诉诸人之常情,代入车位主人身份,以此来评估此事到底是谁的责任更大。 相信,哪怕这份官方通报处处藏着机锋,明白人还是能判断出基本的是非对错吧? 一些论者当然也不是不承认彭某某有问题,但是,他们认为“闵某问题也很大”“双方都一言难尽”“没必要非黑即白”。 这种论调看似讲原则、有明确是非,但不过就是和稀泥。 如果较真的话,绝大多数纠纷都不是一方的错,正如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绝对的好人或坏人,难道,在每一起矛盾、恩怨、仇恨中,都要究极追溯、刨根问底,按对错比例来划分责任吗?如此的话,这个世界就将没有真正的公正可言。 人人都有“证实偏见”,倾向于忽视或者拒绝与自己掌握的信息、真实感受相悖的观点。但是,是非有边界,矛盾有因果,谁先越界、谁先失德、谁先升级冲突,一目了然。忽视具体的情境,抹掉人的主观情绪因素,看似客观的评论,必将堕落为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 而且,彭某某是公职人员,本应比普通人更懂规矩、更守底线。可她偏偏拿他人私产当自家后院,虚假电话也有极大的不怀好意因素。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占便宜,而是骨子里的傲慢。 闵某确实没让步,但始作俑者并不是他。一个人被深夜堵车、被强力硬刚,还要他微笑退让,这是不公平的。他选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焊围栏维权、用视频发声,虽然有些偏激,却没有违背什么法理。 03 当然,大多数人力挺闵某,唾弃彭某某,抛开“干部与平民”的身份标签叙事,更主要的,是基于对规则的敏感。 8万块钱买的车位,这是私人产权,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不能使用。正所谓多年前流行的那句格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用在车位问题上一点都不过分。 女车主不仅破坏规则,还肆意挑战他人底线,步步激化矛盾。如此,还要求被侵权一方做到温良恭俭让,这是视规则为无物,是模糊善恶的伪善。 人人都愿意拥护规则,不过一旦身处规则被破坏的具体情境中,很多人就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甚至失去捍卫规则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讲规则的人总能得逞的原因。 所以,车位被侵占,选择强硬维权的闵某赢得了掌声。他成了围观者的一个情绪出口,一个绝不妥协的“嘴替”,哪怕维权方式有瑕疵,他也绝不应该被扣上“恶人”的帽子。 大众的声援,从来不是支持过激维权,而是捍卫私权,抵制野蛮。正是见过太多维权无门、隐忍被欺的场景,多数网友才会坚定站在闵某身后。这不应该被归为戾气,而是普通人对公平秩序最朴素的坚守。 基于以上,我不是在搬弄什么是非,而是试着用基本的事实、情感与说理逻辑,来分析一个具体的问题。 如果不厘清其中的边界,我们日常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责任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守住人人赖以栖身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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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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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中国人,为何对印度充满傲慢与偏见

    202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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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中国人,为何对印度充满傲慢与偏见】我们腿上的泥点子刚刚洗干净,犯不着去指责一个正在逐渐追赶上来的对手言行举止不够体面。
    撰文丨任大刚 最近几年,中国舆论对印度人的风评持续走低。 01 印度形象败坏简史 先是硅谷的高管位置,逐渐被印度裔接管一大部分,发现者言之凿凿,名单列出一大串,似乎真是那么回事。 后来又有说法,印度人相当抱团,只要一个公司招进一个印度人,这个印度人就会陆陆续续把他的印度老乡弄进来,挤占关键岗位,逐步控制整个公司。 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暗含着中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对比:在很多年里,硅谷的高管群里的确没啥华人,华人都在中低端岗位上苦干,不善言辞,更不会吹牛,印度人恰恰相反,最终桃子都被他们摘了。此外,中国人不团结,不抱团,这个特点跟印度人相比,也落了下风。 这种对比有没有道理且不说,但尚算理性,也不乏带了些反思味道。 但自从有些印度人在加拿大海滩拉屎、乱扔垃圾的视频传遍全世界,舆论就反转了,网上对印度人的各种吐槽,让人大开眼界。 而疫情后大量印度人赴华经商、旅游、求学,网络上出现印度人在公众场合脱鞋,席地而坐,徒手吃饭,以及机场候机厅里活蹦乱跳的印度人坐着轮椅要机场工作人员推着走,在酒店大堂成群结队蹭空调,在风景区水源地沐浴洗澡,等等,再加上一些博主绘声绘色讲述印度生活的各种脏、乱、差。总之,印度虽然一直在那里,但如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此外,在跟印度人的商业合作中,很多人的遭遇,也进一步印证了不少印度人不靠谱。 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印度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是个失败透顶的国家,完全是个被揶揄和嘲笑的对象。一些博主想“客观”一下,展示印度也有地方干净整洁,结果引来一片怒骂。 我没有去过印度,但我的朋友罗红昌博士多年前到印度去旅游了20多天,我曾约他在冰川思想库上写过印度游记,文章观察独到,引人思考,达到10万+,有心的读者可以搜索看看,我觉得他对印度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印度是中国的邻居,古印度向中国单方面输出影响巨大的佛教文化,我们今天的日常用语中,仍有不少来自印度梵语的词汇,譬如刹那、世界、现在、未来、因果、缘分、姻缘、烦恼、方便、平等、圆满、报应、觉悟、宗旨、大千世界、五体投地、借花献佛、回头是岸、昙花一现、天花乱坠、一丝不挂、不二法门,等等。 反之,华夏文明却对印度没有什么影响。 现代中国和印度有几乎同时起于贫穷落后,几乎相同体量的人口。一定程度上,印度就是一面中国的镜子,而此番舆论场上一些人对印度全面、彻底的否定,恐怕也会在这面镜子里照出扭曲的自己。 正确看待印度,也就是正确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状。 02 曾经是一对穷朋友 我第一次接触印度信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班级黑板报要做个国庆专题,体现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当时肯定不能与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相比较,能比较的对象,就是印度这个穷朋友。 我大概还记得,黑板报说两国基本上同时建国,但“建国三十三,旧貌换新颜”,当时跟印度比较了工业成就如钢铁产量、发电量,农业上的粮食、棉花产量,人均寿命,那时候就觉得中国已经完全碾压了印度,一片欣欣向荣。 但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不知道的是,两个国家当时都穷得叮当响。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GDP是2050亿美元,印度是2007亿美元,中国略高一点点;人均来讲,中国是236美元,印度是278美元,印度高一些,这个收入水平,放在非洲也算是穷国家;城市化率方面,印度是24%,中国是21%,印度也要高一点点。 而今天中国人吐槽的那些印度人的“陋习”,在彼时中国,全部大量存在。 典型如脏乱差,彼时的中国,并不比今天的印度好多少。 1986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访华演出,带来的“辎重”中,就包含洗衣机、冰箱,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以及1500瓶矿泉水。(报道见2008年《南方周末》,CCTV转载) 帕瓦罗蒂当然是对华友好的国际友人,但这些“辎重”显然也说明,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不仅物资缺乏,而且,连水都是不安全的。这跟今天中国人告诫去印度旅游的人不要乱喝水,是一回事。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海读书,喝的第一口开水,就有一股直冲天灵盖的漂白粉味道,到冷饮店去买一杯可乐喝,也逃不脱漂白粉味道。校门外的苏州河,上海的母亲河,不仅水体发黑如墨汁,而且臭味弥漫于两岸,尤其是夏天,更是令人作呕,其受污染程度,恐怕远甚于印度今天的恒河下游。 那时候,中国舆论不时谴责中国人不守交通规则,视红绿灯为摆设,规则意识缺乏。当时的交通状况,跟很多短视频里今天印度的交通状况相比,实在没有多大区别。 2002年冬天,我因事到川西高原某县城,在大街边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因为天气寒冷,人刚拉的屎就被冻住,在粪坑里堆砌成一段段高达一米多,直径二三十公分的屎柱,一时叹为观止。就这样的厕所,又与今天印度的那些简易厕所有何区别? 今天再来谈当年的这些糗事,并没有任何炫耀“阅历”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说明,我们曾经跟印度有一样的起点,嘲笑印度,实际上也是嘲笑曾经的我们。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的财富效应,今天的中国,跟印度恐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一样。 03 分道扬镳了 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但是到1990年,也就是1992年在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前夕,中印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拉开。 在1990年,中国GDP为3600亿美元,印度3210亿美元;在人均GDP方面,印度仍然领先于中国,中国317美元,印度369美元。 尽管在我编小学黑板报的1982年,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上下,但经济增长率已经不是一个量级,中国是9%,印度是3.5%。以一年期来看,这个增长差距不算什么,但如果十年二十年都是如此,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夕,GDP是1.08万亿美元,印度是4680亿美元,中国已经是印度的2.3倍;中国的人均GDP是859美元,印度是456美元,中国反超印度接近1倍。中国的城市化率是36%,印度为28%,中国大幅反超印度。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雏形,已经构建完毕,而印度基建落后、电力常年短缺、制造业薄弱。 中国抢先一步,把持住了世界工厂的黄金位置,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彼时的世界,只能有一个世界工厂,有中国的,就没有印度的,反之亦然。既生瑜,何生亮? 而即便在2000年前后,中国人恐怕也没有意识到后来会很快把印度大幅度甩开。那时候的印度,不是没有亮点,比如软件外包,就是全球独树一帜。中国一度想学印度做软件外包,做世界的办公室。 但2000年就是个增长的分水岭,中国又继续高速增长了20年,到2020年,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五倍,人均GDP是印度的5.5倍。中国的城市化率是65%,印度是35%。并且,中国建成了领先全球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众多的大型机场、港口,覆盖全国的电网等等基础设施。已经远远把印度甩在后面。 印度不是没有增长,只是增长速度赶不上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增长速度是9.2%,印度是5.1%;90年代,中国是9.8%,印度是5.6%;2000年到2010年,中国是10.2%,印度是7.5%;2010年到2020年,中国是6.7%,印度是6.6%。 积汗成雨,集腋成裘,就是每年这么一点一点的领先,最终形成了巨大差距。 04 印度在追上来 今天很多人认为印度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反感。但扒开来看,吐槽印度人,口水却很可能溅落自身。 譬如认为印度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大有占领全世界的意味。但查一下数据,就会发现,海外华裔数约6000万,海外印裔约3600万左右。 又譬如说印度人卫生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抠脚大汉多,但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也是闻名全球的啊。 再譬如说印度人喜欢扎堆,但中国人不也喜欢在公众场合高声喧哗不是? 如此,等等。 所有类似的抱怨,都是源于一种暴发户看不起穷哥们儿式抱怨。试想,如果是王道乐土,谁愿意远走他乡;如果处处干净整洁,谁忍心去糟蹋;如果厕所华丽卫生,谁愿意随地大小便……这不都印证了中国那两句老话“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真正应该留心的是,从2020年到2025年,明显感觉到印度的追赶,它的“仓廪”和“衣食”正在丰富。2020年,中国GDP总量是印度的5.5倍,2025年,降低到4.6倍。人均GDP方面,从5.5倍降低到4.8倍。倍数的下降背后,是增长速度对比发生变化,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年均增长是5.5%,印度是7.5%,印度反超中国2%。 我们腿上的泥点子刚刚洗干净,犯不着去指责一个正在逐渐追赶上来的对手言行举止不够体面。 的确,印度的短板很短,落后的基础设施,糟糕的营商环境,低效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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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9》:索尔金的“二手记忆”与大萧条的“二重书写”】假如对每一次社会危机痛定思痛的自省与再出发是有用的,那么,“1929”之后至少就不该再有“2008”的重蹈覆辙。
    撰文丨杨吉 股市崩盘、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动荡、气氛诡谲……这是后人对1929这一年最主要也是最直观的记忆。 尽管时间快过去一个世纪,“1929”已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段黑色的时期、一种衰败的意象长久地被世人记忆且被频繁地提及。 的确,它在现代金融史上乃至对改变世界局势而言经历惨痛、影响深远。感兴趣这段历史的人,他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面向——经济学人总结了危机与警示、历史学家爬梳了细节与真相、媒体业者记录了狂热与崩塌、戏剧作家写出了幻象与炼狱…… 但无论是谁,基于哪个角度、选择何种框架,他们关于1929的叙事总是多少充满了悲怆性、省思性和警告性的口吻。 如今,当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加入到这种接续性地主题创作中,他自然无法摆脱一贯的主基调。同时,他也将再度勾勒、深层挖掘和重新审视这般恐慌蔓延、宛如末世来临的过往。 索尔金的新作《1929》是其上一部聚焦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而不倒》的延续。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他“渴望以同样的深度、精度和人文关怀来探索史上最臭名昭著的1929年股市崩盘”。两部作品各自对应的年份虽然相隔甚远,所选取的人物、事件、场景也大不相同,但本质却如出一辙:都是围绕人性贪嗔痴妄的深刻寓言。 不同于撰写《大而不倒》时的急笔奋书、一蹴而就,索尔金创作《1929》可大为不易。时间上,他花费了8年多时间;资料上,他翻阅了大量私人信件、日记、备忘录、口述史、法庭记录、公司会议纪要等;方法上,他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 这本书无疑是索尔金潜心钻研、细致打磨的心血之作,对此,不管是书中的段落设计、行文用语,还是角色刻画、细节描写,又或者是篇章布局、文本呈现,都比较接近纪录片影像化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索尔金还曾参与过热播美剧《亿万》的编剧工作,该剧以纽约华尔街为舞台,讲述了一场围绕政治与商业、金钱与权力而展开的双雄较量、殊死对决。 索尔金不愧为《纽约时报》资深的财经记者,熟悉的业务领域、过硬的文字功底和灵活的文献驾驭,使得人们在阅读《1929》时不免有一种引人入胜、酣畅淋漓之感,不光如此,翻阅的体验又仿佛让人置身现场、亲自见证“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倒计时的开启——这一天正是股票市场全线崩溃的日子,是知名经济学家、《1929年大崩盘》一书的作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称作“纽约股市历史上……整个市场发展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天”。 时隔多年又事过境迁,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再次感受1929年山雨欲来的危机爆发,也更容易从这次“人为灾难”中深刻检讨、总结教训,索尔金做了一些令人拍手称快的艺术上和戏剧化的处理。 首先,他运用了剧本创作中经典的“三幕剧”的结构,将核心事件的“触发”、“冲突”和“解决”(或“终局走向”)依次铺陈展开;其次,1929既不是开始,也并非结束,索尔金以1929年至1933年这个众所周知的“大萧条”时期为叙述时间轴,采用“日志”的方式,把那些在重要的日期节点所发生的大事要情予以记录、进行扩展;最后,整部书呈现的群像戏,各色要角粉墨登场、风云际会,共同演绎出一部波澜壮阔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图卷。 但其中似乎也有一个贯穿的人物叫查尔斯·米切尔,他所执掌的国民城市银行正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花旗银行的前身。这个人扮演着读者注视、观察的窗口,以“第一视角”力求还原一种真实、立体、多元的动荡年代。 读索尔金的《1929》总是让我自然联想到“历史学者中的艺术家”的芭芭拉·塔奇曼的一部作品名叫《八月炮火》。这本让人着迷、赞叹、膜拜的著述以1914年的8月为叙述重点,通过优雅、细腻和流畅的落笔精彩地展示了一战何以不可避免地爆发,又带领着读者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去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彼时的帝王、政客、将领和知识分子踏进一场无人希望发生,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会发生的世界大战。 同样的道理,索尔金也是带着相似的目的去叩问为何1929在众多可能的走向中来到了最糟糕、最绝望的境地。 为此,他在书中写道: 我希望读者能按照这本书原本的意图来读它:当作一次沉浸式的体验,踏入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去感受在现代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崩溃中生活是什么样子。 在此基础上,他是 希望通过重构1929年的历史图景,能让前行之路更清晰,也让时代警钟更加振聋发聩。 问题是索尔金的美好愿望能实现吗?在书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1929年的股灾能否避免?简单来说,答案是可以。在投机浪潮失控之前,本有无数次机会踩下刹车。但若深究,这需要未卜先知的能力——既能看到短期暴利的诱惑,又能预见长期灾难的降临。 然而,关键点在于这种“既能……又能”的要求谈何容易。索尔金其实写的也态度暧昧。如果决策者、投资者以及无数个大众都能有先见之明,也有极高的风险意识,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充分理性的,但经济学的一大假设就恰好在于人类是极其有限的理性,甚至大多数有这样或那样的认知偏差、行为局限,而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便注定了鲜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独善其身,也难以避免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到最终的幻灭沉沦。 想必索尔金自己都无法否认人们要克服人性的弱点、要摆脱历史的周期实属难比登天。以下的事实显而易见:假如对每一次社会危机痛定思痛的自省与再出发是有用的,那么,“1929”之后至少就不该再有“2008”的重蹈覆辙;如果索尔金发人深省地回望与探索是有效的,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发出预警、呼吁公众戒备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是徒劳的?要不然怎么会类似的事故或悲剧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呢? 于是索尔金对1929大萧条及其背后更为深层、更为沉重的思考反倒是这本书比较贴合实际、对实操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他不无洞察地指出: 1929年的故事无关利率或监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机敏或银行家的失误。它关乎某种更为永恒的东西:人性。无论发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规,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时光永不落幕。人们总能把希望包装成笃定。而在这场集体狂热中,人类总会周而复始地失去理智。 紧接着,索尔金把自己的看法更进一步表露无遗, 真正永恒的教训,并非如何防止狂热或完全规避萧条。我们必须铭记,人类是多么容易遗忘。 关于人类能否真的做到以史为鉴,是否动辄目的性地裁剪、选择性地记忆和陈述,它同样关乎人性最深处幽暗的一面。 索尔金对人类宿命论与共同体吐露的心声何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也是马克·吐温机警地道出“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的方式出现”。 然而,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解释学派代表的保罗·利科的研究,也就是其传世作品《记忆,历史,遗忘》中的观点,记忆构成了对历史的描述与呈现,而历史的发现则对不同记忆版本展开验证、纠偏或批驳。以利科的表述为参照,索尔金的《1929》是一个版本的记忆,是一版来自索尔金基于整合“二手资料”后讲述者的记忆,是一类注重文本可读性、现场画面感、历史颗粒度的记忆。 只有作出这样的价值定性,我们方能对索尔金的新书产生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他在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坦诚道: 一本书无法阻止下一次危机,但它赋予读者一种无价的武器——在脚下的土地崩塌之前,识别出预警信号的能力。 我会倾向于认为索尔金忠告的对象是那群怀持理性、克制、审慎态度的,有自我认识、自立意志和自主觉醒的人士。因此,切莫把《1929》当作一本严肃、正统的学理著作,就算再多一些专业性分析、知识性讲解的篇章也未曾见得,但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可接近性”——让大众对一个时代的切面有了解与体悟,结果未必是彻底避免人类重走老路,但至少给过一次机会,重新好好检视个人脚下的路和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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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9》:索尔金的“二手记忆”与大萧条的“二重书写”

    202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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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宁水库出现险情,老水库安全问题绝非个案

    202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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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V胜诉国产茶饮商标侵权,简直是霸凌式维权】LV去起诉新兴奶茶品牌,甚至去起诉老鸭粉丝摊点,完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假”范畴了,而是在挥舞着商标权的大棒搞霸凌。
    撰文丨克鲜 2026年夏天,一场知识产权官司,彻底颠覆了国人对奢侈品的认知。 LV起诉国民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案,在苏州中院一审落锤,法院最终判决侵权成立,茉莉奶白还要赔付LV高达1030万元。 LV经典的四叶草,以往给人的感觉是个欧洲“老钱范儿”,如今却让人想到了旱厕的拼砖、香菇上的十字花刀。网友溯源发现,LV的专属四叶花纹样,其底层轮廓与中国唐代琵琶纹饰、传统宝相花纹、人民币上的四叶纹样都有着相似形态。 那么,是不是只要 LV注册了这个商标,今后,全中国就不能够使用这样的纹样了呢? “老祖宗的图案”,是不是被别人给霸占了呢? 更让人观感不适的是,LV在中国的维权频次,早已高得离谱。公开司法数据显示,和LV相关的司法案例高达27000多起。LV常年到处起诉各类商家。以往它打假高仿包包,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被起诉的茉莉奶白,之前被起诉的甚至还有老鸭粉丝汤、简餐吧,和LV几万块的奢侈品箱包,赛道、受众八竿子打不着。 人们的感受是欧洲老牌子在霸凌中国企业。 01 中欧法律:公共纹样不能注册商标 很多媒体都谈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老祖宗的通用纹样,因为没有及时注册,被纳入以西方为主构建起的近现代的知识产权体系,“谁注册,谁拥有”,所以老祖宗的通用纹样不受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保护。 这话有一定道理。现在的知识产权体系几乎不保护传统的、历史的知识成果:《红楼梦》和九九乘法表没有版权,中国传统的柿蒂纹不会自动取得商标权保护,牛顿力学公式也没有专利保护。 但是,现代商标法保护的不是具体的纹样、图象,而是保护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来源。所以,商标法明确规定商标应该有“显著性”,方便消费者通过商标区分是这一家的,还是那一家的。 也是因为“显著性”的要求,原则上说,商标如果仅为通用图形、基础几何、公有装饰纹样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该法条的核心立法目的,是保护全社会公共设计资源,杜绝任何企业垄断基础视觉符号。 极简几何图形、行业通用装饰、传统民俗纹样,仅具备装饰功能,无法区分商品来源,属于“缺乏固有显著性”的公共元素。 按这个原则,是不能注册一个“三角形”作为商标的,因为三角形没有“显著性”,而且一旦被注册了三角形作为商标,其他企业在用三角形就可能涉嫌侵权。 这一规则并非中国独有,典型的参考就是LV欧盟棋盘格商标无效案。 2008年,LV将两款双色棋盘格图案注册为欧盟商标,试图独占商用权利。2009年德国零售商发起无效诉讼,历经数年审理,欧盟知识产权局及终审法院均认定,“棋盘格”是人类通用极简几何纹样,在LV注册前已广泛应用于家居、服饰、纺织、桌游等诸多领域。消费者看到棋盘格,只会认定为普通装饰纹理,不会关联LV品牌,缺乏商标必备的识别显著性,最终彻底撤销了LV棋盘格的欧盟商标独占权。 中欧司法体系在此问题上逻辑完全统一:公共基础纹样、通用几何图案,原则上说,属于社会公有资源,任何品牌无权独占垄断。 古纹无国界,商标有私心。 LV在欧洲没有能够注册“双色棋盘”的图案,在中国,按理说也不能注册“四叶花”。 但是,LV注册成功了! 其实放在整个知识产权体系之下,商标先是注册成功,然后被提出异议又被撤销,如此反反复复的案件并不罕见,倒不必认定其中有多大的“阴谋”。 02 茉莉奶白败在,被认为是“联名款” 茉莉奶白的败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吃亏就吃亏在“明知故犯”。 早在2023到2024年,茉莉奶白就曾多次尝试注册这款四叶花logo的商标,但全部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驳回理由也很直白:和LV在先驰名商标过于近似,容易造成公众混淆,存在攀附大牌商誉的嫌疑。 已经被多次驳回的情况下,茉莉奶白仍然强行将四叶花,作为自己的核心视觉符号使用,这个可能是法院不太认可茉莉奶白的原因。也就是说,茉莉奶白是明知不能注册、明知存在侵权风险,全国两千多家门店持续大规模使用这款近似logo。 法院可以认为,LV 老花图案全球知名已经被多次驳回的情度极高,消费者看到奶茶包装、门头同款四叶花,会自然联想二者存在联名、品牌授权、跨界合作关系,满足商标侵权法定的 “混淆可能性” 要件;同时适用驰名商标淡化规则,大规模使用近似图案会削弱 LV 标识独有的奢侈品辨识度,损害驰名商标商誉。 如果,用的仅仅是公共花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茉莉奶白在已经注册商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将四叶花作为核心视觉标志使用;特别是,其图案的镂空结构、对称比例的LV注册商标图形高度近似,就被法院认为非单纯用了公共花纹。 法院这么判决,也不是没有可质疑之处。 这个四叶花,按一般人的认知,有多少消费者会认为它是和LV的“联名”?如果用的是棕色的咖啡格子,再加上这个花纹,那么,可能有误导消费者之嫌,而白底黑字的这么一个四叶花,真的会被认为是碰瓷LV吗? 按照商标的“显著性”原则,这样的四叶花真的会让人想到LV吗? 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是公众的“朴素的直觉”,可能战胜了个别法官的专业主义。 第一,四叶花作为公共图案,就不应该获得商标注册。 第二,茉莉奶白没有利用LV商标,自抬身份的故意; 第三,这简单的符号,不应该被外国企业独占。 03 很多商标维权都很不“体面” 本案最割裂的地方在于:LV赢了官司、拿了千万赔偿,却彻底输了路人缘和品牌体面。 全网反感LV的核心原因,是它的维权方式充满双重标准和霸凌感。大众的朴素价值观很简单:你用了公共纹样起家(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老祖宗”的图样),转头垄断,不许中国人用同款国风元素。 LV 国内一次次的跨类维权胜诉,让大众产生了“规则偏向大牌、公共资源被外资垄断”的错觉。即便LV事后紧急投放大量广告,试图挽回高端品牌形象,也完全无济于事。百年积累的优雅、包容的高端滤镜彻底破碎,取而代之的是刻薄、霸道、格局狭小的大众印象。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如今“商标维权”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多维权明显是权利的滥用,有碰瓷的嫌疑。 什么英国“东尼”公司批量起诉县城“东尼造型”理发店商标,连锁大企业“遇见小面”起诉夫妻老婆店“渝见小面”,桔子酒店起诉小县城里的“橘子宾馆”,如家起诉叫“美如家”的小店等。一些大型的连锁企业一旦注册了商标,恨不得彻底垄断相关的文字和图案,否则,对八竿子打不着的小店铺提出索赔,俨然已经成了很多中小企业心头的痛。 这种知识产权商标维权“营利化”,甚至演绎成碰瓷化,是一个较普遍的商业模式,如今各地的知识产权法院都面临着“诉讼爆炸”。 一个很深刻的背景就是,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很多“老钱风”品牌、连锁品牌市场拓展较艰难,于是转成了“深挖”既有市场,外包法务、律师团队,成批起诉可能涉及侵权的企业、店铺,成为一个营利的增长点。 LV去起诉新兴奶茶品牌,甚至去起诉老鸭粉丝摊点,完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假”范畴了,而是在挥舞着商标权的大棒搞霸凌。 中国人不是不认同知识产权保护,大家对于“雷碧汽水”、“康帅博方便面”“大白免奶糖”这种山寨货,深恶痛绝。如果这一次是茉莉奶白做出了“棕色的棋盘格花纹,再配上四叶花”的杯子,那么几乎没有人会为茉莉奶白说话。 如今的知识产权维(营)权(利),进入了next level,很多是借着注册商标垄断文字、垄断通用花纹。很多商标权人明明知道,被起诉者没有构成混淆商品来源——这个商标的核心用途,要的是垄断权利的超额利益,让无辜者为其“打工”。 所以,相应的司法政策也应该做出及时的调整。 这一次全网上下形成的社会共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给了司法机关一个“台阶”下,可以借势改变中国既有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多商标权人已经不是当年的“君子”模样了,我们也不能“傻白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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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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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县城,突然急刹车】那些大大小小的县城,希望复制“合肥模式”,一把逆袭成为“风投之王”。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绝大部分县城,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资源禀赋。
    撰文丨熊志 小县城的基金热,被国务院一纸文件,按下了刹车键。 就在前不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其中明确要求,“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 在“合肥模式”的示范效应下,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拉动招商引资,带动产业发展,成为过去这些年地方的流行操作。 这一次,中央为什么突然出手叫停? 这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更是因为,席卷县城的基金招商热潮,在部分地区已经沦为政绩工程,偏离了产业发展的初衷。 01 此次《意见》出炉,并非政策层面第一次给县城的基金热降温。 2025年1月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县级政府应严格控制新设基金,财力较好、具备资源禀赋的县区如确需发起设立基金,应提级报上级政府审批”。 在政策口径上,去年还是“严格控制”,留了一个豁口,但今年升级成“原则上不得新设”,仅仅几个字的变化,标志着监管全面从严,基本上关闭了县城新设投资基金的窗口。 这种政策尺度的急剧调整,无异是给狂飙的县城基金热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知道,这几年,“合肥模式”火爆全国。合肥国资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精准押注京东方、蔚来、长鑫存储等企业,不仅收获了高额的资本回报,还带动了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存储芯片等产业的高速增长,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对象。 于是,合肥这种“基金+项目”的投资经验,也迅速流行起来。 以前,地方招商引资是拼土地、税收优惠,现在在一些地区,变成了拼“股权财政”——政府投资基金出资、吸引企业落户,再设置一定的返投比,要求被投企业在当地建厂带动税收和就业。 投中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区县级基金数量,已经占到了全国政府基金总数的44%。也就是说,接近半数的政府投资基金,落地在了最基层的县域。 一些小县城,财政捉襟见肘,根本也没有相应的产业配套,但在“别人有,我也得有”的攀比心理下盲目跟风,也搞起了政府投资基金。 《经济观察报》报道曾提到,安徽某个财政收入不足40亿元的县,“一家国企平台设立了15只私募基金”。 一旦政府投资基金,变成装点政绩的工具,偏离了引导产业发展的本意,这场遍地开花的风投竞赛,就彻底变味了。 02 那些大大小小的县城,希望复制“合肥模式”,一把逆袭成为“风投之王”。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绝大部分县城,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资源禀赋。 不管所谓的政府投资基金,有多么专业、复杂,它的内核始终是朴素的:把钱,投到产业项目上。 这就会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第二,项目是不是可行? 像“合肥模式”能够成功,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一个基本条件是,合肥作为安徽的省会,有足够丰厚的财政家底,容错空间大,熬得过数年没有回报的投资周期。 但很多县城地区,财政得靠转移支付输血,在入不敷出的条件下,还要拿出资金设基金,一方面,也要承担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小规模的基金体量,根本不可能吸引优质项目,也达不到产业引导的效果。 更大的短板,是产业配套。 合肥国资搞产业引导基金,是基于现有的产业生态。比如,投资京东方,是因为京东方的显示面板和当地的家电产业紧密挂钩,可以形成上下游联动的生态效应。 但在很多县城地区,根本没有像样的产业生态,哪怕是通过优惠条件,把企业“收买”过来落地后没有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很难真正留下来。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钱,投出去了,但产业没有扎根,投资打了水漂。 很现实地讲,一些基层地区,别说资金充裕与否了,就连懂基金运作的专业人才,可能都找不出来几个。在这种前提下,跟风搞政府投资基金,想撬动成熟的产业生态,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所以真相是,有的县城的政府投资基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招商引资只是表象,深层次动机可能是变相融资举债。 此次发布的《意见》中,特别提到一点:“部分私募基金成为违法犯罪、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具”,定性相当严厉。 也由此可见,政府投资基金偏离预设轨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03 在政策急刹车背后,县域经济本身,也在发一场深刻的变化——大量的县城地区,正在不可逆地走向衰落、收缩。 此前的七普数据显示,在全国已公布数据的2700多个县区中,2010年至2020年间,约有1480个县区人口减少,其中接近1200个是县和县级市。 也就是说,全国超过一半县域,在经历人口流失,年轻人涌向沿海发达地区,涌向省会城市。 所以,不少县城今天真正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缺一只基金,而是产业空心化、人口外流、财政收缩、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与日俱增。 对于这样的人口收缩型县域而言,与其把希望寄托在风投上,甚至为了招引企业,盲目地扩产建园,倒不如回归务实和理性,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真正需要的民生保障上。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医疗、教育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砍掉不必要的开支,这些看似基础性的投入,才是留住人口、企业的长远之策。 县长的“基金梦”,到了梦醒时刻,这当然不是坏事。 毕竟,不是每个县,都能成为下一个合肥,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靠政府投资基金的风险运作来逆天改命。 县域经济的发展,终究要回到自身的基本面来,只有正视人口与产业的现实,找到特色发展路径,县城收缩的步伐,才能真正放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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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县城,突然急刹车

    202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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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鹰举报蒋方舟,给舆论场的戾气找了个靶子

    202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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