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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与这个时代狭路相逢】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理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理想,哪有那么多得志与不得志可言。
    撰文丨张明扬 2025年就要过去了。 这可能是2020年疫情以来最难以定义的一年,最一言难尽的一年,最混沌难辨的一年。 这一年,机遇与困境狭路相逢,人性好与坏的边界模糊到极致。 这也未必是什么坏事,就像威廉·福克纳说的:待在暗里往亮处看的人,比待在亮处往亮处看的人,看得更远。 写了一组关键词,给2025年留个念想。 01 AI 2025年12月30日,AI Agent(智能体)平台Manus官宣被Meta收购,据说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其创始人肖弘将出任Meta副总裁。 这可能是自2022年底进入AI时代以来,中国创业者变现的最大一笔钱。 年末放出这则大消息,对于2025年的中国AI而言几乎是一个绝妙的隐喻。 2025年一开年,是DeepSeek的横空出世,梁文锋作为新晋科技英雄旦夕间红遍全国;而年末,则是Manus与肖弘的刷屏。 202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如果不是唯一)无疑就是AI,除了年头年尾这两个熠熠生辉的新创公司之外,字节的豆包、阿里的千问,蚂蚁的阿福,腾讯的元宝……互联网大厂们在大模型身上又找回了当年那种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感觉。 无论你的价值体系在哪个维度,无论你是否看好中国经济,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都无法否认中国AI这一年来的筚路蓝缕。 当然,以爱国自居一点的人可以将这一点归功于中国举世无双的大市场与科技创新体制,偏自由派一点的人则可以诉诸另外一个点:这些AI创新几乎都出自民营企业。 一个既定秩序的怀疑论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 02 房价 同样是AI的狂飙突进,美国伴随的是通胀,中国则是通缩。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通缩固然是一件坏事,但具体到个人,如果你是领养老金的体制内退休人群,或者是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在编人员,再或者是有些存款决意躺平的年轻人,你会发现通缩简直是一件再美好不过的事情:物价越来越便宜,互联网大厂的价格战补贴战越来越白热化,以至于躺在家里手机点两下便天下我有。 房价也是如此。 作为“通缩”最明显的一个领域,这一年来的房价数据已经让人不忍再看。并且,一线城市的房价也不复坚挺。 举国同此凉热。 在社交媒体上,没房的人鼓吹房价还要再跌50%,有房的人则一次次地预言房价即将V形反转却屡屡落空。这两群人的观点碰撞虽然也是大放厥词脏话连篇,但至少都是基于个人真实利益的发言,比网上那些反美反日反印度的人不知道清醒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里,屁股决定脑袋并不是什么坏事,真正可怕的是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屁股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真实利益。 说回房价,很多在年初就不看好中国经济的人或许在此刻有些得意,但2025年最混沌难辨的一点恰恰在于,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空或看多,比如,人民币汇率年末这一波波澜壮阔的升值打了多少看空人的脸,比如我。 以此而言,2025年中国经济的多或空,也是难以定义的。就好比,很多国内知识分子都认为人民币被高估了,但美国人却基于贸易平衡的理由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需要大幅升值。 不要扯什么“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从来就是如此,不构成一个新增原因。再说,看空人民币的人,如果没有人民币可以换美元,或者在真实生活中只说不做,那对他的家庭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股市也是“混沌难辨”的。上证指数2025年上涨了近20%,从数据上看无疑是牛市,但80%的散户并没有赚到钱。 我们固然应该有大局观,以防出现“2021年买房”这种坠入深渊的错误。但归根到底,看多中国经济(房价、股市)也好,看空中国经济也好,我们都得生活,都得工作,都得对家庭负责,千万不要让自己沉迷于一个宏观预言家的人设。 如果你的预测和分析未必能真实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准,反而给家人的生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那么到了年末,你就要深刻反省一下了。 越是艰难时世,越要踏实生活,而不是用赌性与自以为是裹挟整个家庭。 03 社保 2025年公共政策领域的头号关键词,一定是社保。 1月1日,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开始正式执行;8月,最高法出了一条被外界解读为“强制社保”的司法解释;而自下半年开始,提高农民养老金则往复激荡于整个舆论场。 经过这两年的讨论,中国社保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可能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议题。 尤其是这几个月,从自媒体到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学者,都在呼吁对社保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最近表示,中国经济的未来更依赖于推动一场深刻的财政资源再配置,从侧重“投资于物”(基建与产能)更多转向“投资于人”(社保与公共服务),“若‘十五五’期间通过小步快跑,不断提高农民、农民工等群体的基础养老金,到2030年有望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不足40%提升至45%左右,这意味着一个10万亿美元级别的消费市场”。 对于这两年的公共政策,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所有人都看到了社保体系的问题,明明退休群体的养老金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差距,明明给农民等最窘迫的群体提高养老金不仅有关社会公平且最能释放消费潜力,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大动作呢? 很多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把最容易和最没有争议的事情都做完了,已经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最优”的空间,那么在农民养老金这个问题上,你会发现,改革的“大好机遇”又出现了。 04 写作 最后再说谈一个与我个人感觉最紧密的话题:写作与出版。 因为体量规模及社会影响力的原因,餐饮及房地产的低迷自然是2025年中国社会最有话题性的议题之一,但如果单单讨论低迷本身,出版行业下滑的幅度甚至要大于餐饮及房地产。 出版业低迷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样说吧,我真的认识有全职写作者去开网约车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亲身体验底层生活,积累写作素材”,而是有一些写作者发现自己如果不靠开车挣点钱,单靠写作自己就会变成底层。 但我同样充满钦佩地看到,行业低迷到这个地步,还有很多写作者、编辑在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出书,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很少有人说理想这些大词,更多的是戏谑却真诚的一句话:除了写作,我们干其他也不在行啊。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理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理想,哪有那么多得志与不得志可言。 除了写书出版,文字类自媒体在2025年的境况也是寡淡的。 这两年,流量及商务投放往短视频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像冰川思想库这样的文字类公号(冰川思享号)更像是守着残山剩水过活的“遗民”。 你以为很多文字类自媒体不明白趋势所在么,不明白转型的必要性吗?道理就是这个道理,粗浅却清晰。 对于包括冰川思想库在内的文字类自媒体而言,短视频转型早就在路上,市面上最流行最头部的短视频都学习了,更是经历了几次“转型再转型”,连短视频的出品方式都换了几次,虽然也偶有流量不错的准爆款,但在影响力及思辨性上,始终无法达到文字版冰川的高度。 该试的还会继续试,该转型的还会继续转型,但我们这些写字人知道,短视频始终只是Plan B,这不是因为我们对文字有什么特别的情愫,更不是因为我们拒绝趋势,单纯只是因为:我们更擅长的始终只是文字。 如果有一天,文字真的真的彻底没人看了,我们的短视频也转型得始终平平无奇,那么,就让我们(被迫)成为最后一代的写字人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性。 出版如此,文字类公号也如此。 最后一代编辑,最后一代出版,最后一代写作者,最后一代文字类公号,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也算是写入青史了。 黑红也算红,想到这里,也就没那么顾影自怜了,甚至还有些隐隐地强行进入历史的快感。 先别忙着做这个美梦,至少2026年不可能是最后一年,冰川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陪着你与文字共存亡。 当然,我们的短视频也会继续转型再转型,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新年快乐! 有理想的、没理想的,看多的、看空的,弄潮儿、遗民……快乐不快乐,日子都要认真过下去。 谁让我们与时代狭路相逢呢? *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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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与这个时代狭路相逢

    202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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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又又叒叕产生10W+爆款啦,大家快来围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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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制内“近亲繁殖”,现阶段无解

    202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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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中产斩杀线,到底谁在幸灾乐祸】美国中产阶级“斩杀线”虽不是事实,但有可能成为事实,因为无节制的对抗会推导出那个结局。
    撰文丨连清川 有一次我到美国知名的连锁生鲜超市猴父子(Whole Foods),发现在门口,站着一个疑为流浪汉,容貌清秀、大约30岁上下的年轻男子。 因为他明显不是来购物的,他怯生生地站在大门口,裤子是破洞的,衣服不合身,背上的帆布包,因为清洗过度而发白。 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他带来了一大包可能是临期的食物,他接过食物,和工作人员说说笑笑聊了几句。到了商场外面,并不像多数人是开车来的,他骑上了一个小电驴,绝尘而去。 后来在同一家超市,我又碰到他,同样的流程。这时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流浪汉。 他儒雅,腼腆,得体。几大包食物,想来也不是他一个人享用,估计是拿去分给流浪汉同伴的。 他会不会是美国被“斩杀”的中产阶级?看着像,但我不敢肯定。我甚或有些怀疑,这种流浪生活,大约会是他的选择。 美国中产“斩杀线”,一个最近看上去十分厉害的流行语,用来描绘和控诉万恶的美国资本主义,真的是非常震耳欲聋。 可惜,这个论断错漏百出。 01 梳理“斩杀线”的脉络,其始作俑者是美国资产分析师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自媒体平台Substack上发表的一篇博文。他拿美国富裕州新泽西郊区作为样本,计算食品、住房、交通、医疗和儿童教育等必要性支出,算出来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基础生活成本为13.65万美元。 这就是现在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大杀四方的美国中产“斩杀线”14万美元的由来。意思是说,在美国如果年收入低于14万美元,那么一场意外的医疗,或者车祸,或者官司,分分钟都会让这些中产阶级沦落街头,成为无家可归者。 在国内流行的第二集来自B站大V人称“牢A”的博主,斯奎奇大王。他把格林的东西搬运过来,加上自己曾经的美国经历,描绘美国中产的悲惨人生,彻底铸就了美国中产“斩杀线”的概念。 第三集是来自各路官媒准官媒的转发,都配以美国中产悲惨生活的相关评论。而其中以观察者网的报道最为热忱,不仅转发此类文章,并且搭配连篇累牍的分析、研究和评论,铸就了美国中产“斩杀线”的大流行。 第四集来自于学术圈,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者沈逸的论断,其文章题为《“斩杀线”就是美国的一部分,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他的雄文金句如下: “斩杀线”的内生逻辑是反周期的——当你出现了一次财政状况被击穿的现象后,你周边那套机制立刻被触发;而这套机制设计的时候,它的目的是把资本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它不是去挽救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再去投一笔钱试图把他拉回来,而是以最大的速度把他身上还能够抢救的资本及时止损、全部剥离。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制度就是把人当成了资本的电池。但当这个电池出现瑕疵的时候,社会就会快速地把这些出现问题的坏电池直接扔垃圾堆里。 “斩杀线”这个游戏用语相当暴力和直接。按照这个逻辑,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家庭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如若不然,就得睡大街。具体的数字就是年收入14万美元。 说真的,这个数字有点吓到我。我认识很多年收入超过14万美元的美国人,但是认识更多年收入不到14万美元的美国人,恐怕一大半的美国华人,都到不了14万美元,我也没见过他们中有多少人露宿街头。 按照美国权威的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2023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8.06万美元。2025年的最新数据是全美100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标准是5万到15万美元(穷州和富州差别很大)。按照这个数据,全美中产阶级中80%以上应该都生活在“斩杀线”以下,怎么才那么点流浪汉? 皮尤的数据是51%美国家庭是中产阶级,1.3亿个家庭中有663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10%碰到点事总是有的吧,也就是起码660万个家庭遭遇“斩杀”。 美国的城市里还容得下流浪汉吗? 02 先用数字排一排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23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是80610美元,比2022年(77540美元)增长4%。 美联储2022年的调查报告说,全美家庭平均净资产约为106万美元。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太多的巨富。所以,如果按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计算的话,约为19.3万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37%。 就这,离“斩杀线”得有多远? 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成本支出项全球大致相似:住房、医疗、教育和交通。按照多个数据的统计,中产阶级家庭的刚性支出大规模攀升,以上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3占比增加到了一半。那么另一半呢?就是非刚性支出,旅游、文化产品消费、奢侈品等等。 进入“斩杀线”一个最恐怖的事情,当然就是失业。因为失业也就意味着失去收入,以上的所有计算全都得另做打算。目前并没有明确针对中产阶级的失业率统计,2025年11月全美的失业率为4.6%,虽然有所上升,但基本上也是处在数十年来最好的状况之一。 那么,在美国万一不幸失业了,是不是真的就完蛋了? 首先,一个人失业之后可以申领州失业救济金,每个州金额不同,也会有最高限制。最长可领取的时间达到26周。根据统计,美国平均的失业时间为11周。也就是说,就算失业了,也不会被立刻“斩杀”,有半年的时间可以领取救济金。 失业期间,医疗教育房屋怎么办?滑出中产阶级行列,就可以申请医疗援助,有专门的医疗保险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美国从联邦到州到社区,都有学生贷款和补助,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概率非常高。 房屋的确是个大问题,断供就意味着失去房子。但是依然有缓冲的可能性,可以申请延期还款,还有紧急救助。但这些会损害信用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26周内找到工作。这又和失业率紧密相关:如果你掉进了4.6%中并且半年之内还跳不出来,那你肯定就被“斩杀”了。 既然“斩杀”被说得那么恐怖,最有力的数据,应该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被“斩杀”了?2024年皮尤的数据:在最近50年中,低收入美国人比例从27%上升到了30%;而高收入美国人从11%上升到了19%。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其中一部分中产确实返贫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中产变成了富裕家庭,不仅没有被“斩杀”,而且阶层跃迁了。 这才是美国中产“斩杀线”的真相。 黑色幽默了。 03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迈克尔·格林博文的真正涵义和漏洞。 格林从来没有说过“斩杀线”这件事。他的原初意思是通过对新泽西家庭的计算,披露一个问题:当前美国的福利制度或者对穷人的定义,是1963年所制定的,已经完全不符合福利制度的现实。 他的说法是,因为划定了一个食品支出费用乘以3作为贫困线的制定标准,所以按照这个标准,美国政府给予穷人的补助包括了税收减免、医疗保险补助、食品券、住房补助等等福利,所以一个年收入2万-3万美元的家庭,实际可支配的资金达到了6万-7万美元。而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如果年收入在7万-8万美元的话,因为完全依靠自我的收入来支撑,家庭支出就有可能会达到14万美元的数字。 他在说什么?美国从联邦到州的各级政府,都在“奖懒罚勤”。他不是在告诉你有个中产阶级“斩杀线“,而是中产阶级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而低收入人群则悄然地吞噬了所有的社会福利资金。 这是什么?是美国社会分配制度的大溃败。 当然,他的理论漏洞一大堆。例如用全美第二富有州的计算,替代全美中产阶级。 《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美国中产阶级对格林的文章都感同身受,然后说:“也许他的数学错了,但他懂我们的痛。” 数学错在哪里?因为在格林的计算中,并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在中产阶级的支出中,硬件的支出大幅度下降,而软件支出却在大幅度提升。在食品、家用电器、汽车、数码产品的价格全都腰斩甚至有余,但是在服务类,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上,大幅度提升。 更加明确地说,在生存性的支出上下降了,在上升性的支出上提高了。为什么美国中产阶级都纷纷体感到“斩杀线“的寒意?是因为他们要保持体面、幸福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disease)。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依靠机器和技术的制造业,效率越高,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依靠人力的服务业,效率无法提升,成本越来越高,于是价格越来越高。 但是从社会总体上说,中产阶级用自己体面生活多支出的成本,提升了整个社会大部分人的收入。 格林的提问并不是中产阶级生存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如果社会经济制度无法保障中产阶级能够削减生活成本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 04 美国现在有77万流浪汉,占全美人口的0.2%。中产阶级人口占比51%(另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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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中产斩杀线,到底谁在幸灾乐祸

    202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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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丽江文旅喊话小红书,不如多拿镜子照照自己

    202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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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复征信这样的好事,竟然有那么多人喊打喊杀】
    在眼下,怎么给更多人松绑,渡过难关,显然要比动不动在舆论场里围剿“老赖”,要重要得多。 撰文丨青柳 12月22日,央行发布《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的通知》,支持信用受损但积极还款的个人高效便捷重塑信用。 《通知》明确,对于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人民币的个人逾期信息,个人于2026年3月31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不予展示。 这个政策一经出台就迅速引发关注。根据媒体解读: 虽然单笔金额不超1万,但总量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在2026年3月31日之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哪怕你有100笔逾期,也可以一次性修复。 而因为1万元而逾期,可以想像这不是金融大鳄、资本大佬,只能是普通人。 那么这一项政策的指向是很明显了,给许许多多有意或无意违约的人一个机会:失信的后果太严重,这一次“大赦”普通人。 01 1万元的逾期看似不多,但这就是现实:太多的人其实就是为这三瓜两枣头疼不已。 今年7月《财经》报道,媒体从部分助贷平台和金融机构处了解到,当前借款人也以中青年为主,单笔借款大都不超过1万元。 例如某助贷平台人士透露,该公司服务的客户中,40岁以下的中青年借款人占比近七成,平均借款额约为8500元。另一家助贷平台的客户平均借款额则在7000元上下,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同样以中青年为主。此外,中部地区某消金公司的青年客群则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单笔借款普遍在1万元上下。 而从房贷的角度看,1万元是“大数”。以央行披露的个人住房贷款存量规模约37万亿元、此前公开提及的约5000万户存量房贷家庭测算,户均剩余贷款本金大致在75万元左右。 若按当前存量房贷加权平均利率3.5%—4.0%、30年期等额本息方式计算,全国层面的平均月供大致在3400—3600元区间。 这一数字为估算值,实际月供会因贷款期限、利率重定价、还款方式及地区差异而存在明显不同。但可以想象的是,大多数人的房贷,都会落在这个区间。 而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是人们印象中的“老赖”,他们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是背着房贷、车贷和生活成本的刚需购房者,是收入尚未完全稳定、却已进入长期负债轨道的中青年家庭。 一笔看似并不巨额的逾期,往往只是一次现金流错位、一次意外支出、一个生意蹉跌、一次工资延迟发放,却足以在征信系统里留下多年难以抹去的黑记录。 因此,这个政策就是奔着拯救那些被“打入另册”的普通人来的。 02 而征信记录不良的后果有多严重,相信人们从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和舆论风向里也感受到了。 一旦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哪怕已经还完款,这些违约记录依然会保留下来长达5年。据专家介绍,个人可能会在贷款、求职、租房、出行等多个方面受到限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数年,陷入“一朝失信,终生受限”的困境。 这事实上是一种令人非常紧张的“档案”,“一朝失信,终生受限”,仅看这几个字就可以凸显这种力道,一次房贷还不起,就终身被打上“受限”的红字。 它甚至并不随着债务清偿而自动归零,而是像一条隐形履历,长期伴随个人的金融与社会生活。也很少区分情节轻重、主观意愿与现实处境。 一次金额不高、并非恶意的逾期,也可能在多年内持续放大影响,把本应是风险管理工具的征信系统,变成普通人难以摆脱的长期压力源。 而征信有“污点”的人群有多大,这个数字有各种网传版本,难以核实。但可以从失信被执行人这个有统计的数据中窥见一二。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截至2025年5月16日,全国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有856.83万。而在2020年3月17日,这一数据还是574.3124万人。 几年时间增长了50%,至于原因众所周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信用修复定于从“2020年1月1日”起。 2024年,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同比增长35.4%,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10年来首次下降。 但这个数字也说明,过去人数都是在同比增长的。而失信被执行人是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偶发逾期未走到法律程序的人群数量只怕更为巨大。 如此体量的人群,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生活里处处受限,其实制造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权利天然“低人一等”。 而且哪怕从很功利的角度来说,这种副作用也是巨大的。如果他们贷款、高消费乃至子女上学、坐高铁都被锁死,其实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在现在鼓励消费、提振内需的口径下,这已经非常的“不划算”了。 所以从“活跃经济”的角度,也要把他们尽快释放出来。而这次的政策亮点还是免申请——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将统一对符合条件的逾期记录进行技术处理,个人无需主动申请或提交任何材料,也明确不收取任何费用。 这更是凸显了政策“诚意”,至少在操作层面,它选择了一种最省事、也最不折腾人的方式:免申请、免材料、免费用,由系统统一处理。 可以设想,如果把信用修复设计成一场需要反复举证、层层审批的“闯关游戏”,真正被挡在门外的,只会是最没精力、也最没资源的那批普通人。那么现在可以喜大普奔,普通人有望重新被赋予完整的权利。 03 有意思的是,这么一项“德政”,在互联网上居然还有反对的声音。 “信用能修复,更显得信用毫无价值”“守信和不守信的回到了一个水平线上”“用修复信用来换取欠款人还款,这种妥协本身释放出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就是信用记录也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等等。 这些评论不管逻辑成立与否,多少也能代表一种民间态度——对绝不宽恕、制造“另册”的狂热。 事实上,这种情绪经常能够看到,在互联网上对“老赖”可谓一片喊打喊杀。 这主要因为互联网上充斥各种奇葩的“老赖”新闻,什么偷摸转账、只用现金甚至霸占医院床位、钻空子买飞机票,总之就是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天天偷奸耍滑,恨不得除之后快。 不可否认,这样的人当然存在。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其实是把经济问题当成了道德原罪?仿佛“老赖”是没有经济上走投无路、只有道德上浑身污点的人,就是天生坏种,整天就是想着泼皮无赖式的占人便宜。 但仔细想想,这符合常识吗?现实中还有这么整齐划一的群体,而且高达近千万? 《南方周末》有一篇报道,专门采访了几个“老赖”。他们有的是公司总经理,突然资金链断裂,负债两千万,说一旦失信,别人就不敢跟你合作了,融资渠道也断了,心理压力特别大; 有的是电商从业者,公司破产负债三百万,他往新办的银行卡中存了两万多块钱,用作女儿下学期的书本费和母亲高血压的治疗费,仅15分钟,就被银行划扣了; 有是企业创始人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失信后,法院允许保留的、满足最低生活标准的退休金,也必须打入本人银行卡,同样会被划扣,在自己的账户上留不下一分钱生活费,等等。 而很多人根本就懒得分辨成为“老赖”的原因,不管失信后有多惨,再踏上一脚才痛快。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是这次征信修复,都依然有人不买账。在他们看来,修复信用仿佛就是在“纵容失信”,是在给“老赖”松绑,无他,骂“老赖”骂习惯了,生活中有一个随时可以吐一口唾沫的群体,这多舒坦啊。 当然,这种声音不算主流,大多数人还是欣喜于这种对普通人的松绑。 但这一次能不能涨涨记性,稍微往深一层想想:这次很多人支持政策,是因为觉得“一万还不起”的人,一定是道德上无暇、形象上可怜的普通人,必须支持政策;但是,失信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就一定是恶贯满盈、狡猾可恶的“老赖”?难道债务规模本身,就自动变成了道德审判? 在现实的经济世界里,风险本就是根据经济状况成比例放大的,这本就是基本的常识。哪怕欠了一万,在收入最低的那群人眼里,搞不好同样是“坏透的老赖”。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欠一万、十万百万的,放到一个大背景面前,其实不都是普通人? 希望这次大家能反应过来,很多时候没什么道德分野,只是处境差异。在眼下,怎么给更多人松绑,渡过难关,显然要比动不动在舆论场里围剿“老赖”,要重要得多。 *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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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么多AI,我最希望健康类AI能做成】今年夏天,我在上海做了一次全身体检,CT、彩超、肠胃镜、癌症早筛这些流程都走了一遍。
    这次体检,虽没有发现什么大毛病,但却收获了一大堆小毛病,中年人该有的毛病我一个没躲过:血脂、血糖、尿酸这些指标几乎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看报告时,见过大风浪的大专家们似乎对我这些小毛病也提不起精神来,只是给了一些预防性的建议,以及叮嘱我来年定期来复检,就匆匆结束了门诊。 我一开始还有些怏怏不乐,但看到门外屏幕上等待的待诊长名单,再看看医生疲惫的面容沙哑的声音,也就释然了。中国的医生啊,承担着远比大多数国家医生更沉重的门诊量,对他们实在不能要求过多了。 释然归释然,但我还是操心啊,中年人的一大特征就是怕死,整天对自己的身体疑神疑鬼,看到有如天书一样的体检报告更是惴惴不安。我原本还指望医生能一项项地给我逐一解释,但我很快就知道是我想多了。 那怎么办呢?问AI呗。 01 找AI看体检报告,最大的好处就是事无巨细,任何数据它都会给你解析一番。 这在现实社会中,显然实现不了,哪怕是你去私立医院,医生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 AI也没有脾气,任何时候都是好言好语,哪怕你有再小白的问题,都可以问出来,而不担心遭致现实生活中的白眼。 对我而言,AI看报告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全天候。 你懂的,中年人的辗转反侧多发于半夜,想着身体上的某个毛病担心得睡不着,别说问医生了,叨扰朋友你都不敢。但AI却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私人医生”,可以接受你任何时候的“骚扰”。 自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AI在最近几个月受到的舆论争议空前之大。从某些层面来看,AI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些时候的确还浮于表面,很多人只是将AI视作聊天解闷的工具。 但仅就医疗健康而言,AI已经真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医疗健康领域,看到了AI的神奇与潜力。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医疗需求可以说是最核心的需求,没有之一。如果你不认同,等你和我一样到了中年,你就认同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使用过两类AI医疗。 我最早用的是通用AI,比如ChatGPT、豆包、DeepSeek。用下来的感受当然都不错,尤其是ChatGPT,看报告水平一流,问什么都是秒回。 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也使用了一款专业健康AI,今年6月刚刚推出的蚂蚁阿福(原名AQ)。 这么说吧,在使用通用AI看体检报告时,我已经服了;而接触到阿福之后,我已经物我两忘了。 我倒不是说通用AI在医疗健康方面一定不如专业健康AI更“智能”,即使有区别,我这样的文傻也分辨不出。 但是,阿福与你的联系是“超出问答”本身的。你不能将阿福这样的专业健康AI仅仅视作传统的问答生成式AI。 所谓专业健康AI,就是它会像在真实生活中一样为你“建档”。例如,基于用户建立的健康档案信息,以及过往的问答记录,阿福能够针对用户个人情况,给到更准确、个性化的健康解答和建议。 除了个性化之外,阿福还有主动追问功能。在真实问诊过程中,医生除了回答病人的问题,还会追问你一些事,比如哪里疼不疼啊,生活习惯啊,而阿福就是在高度模拟这种“门诊现场感”,除了答,它也会问,引导你准确描述出自己的情况和问题。 你每次和通用AI讨论医疗健康问题,一旦讨论结束,也就结束了,它就会忘了你的高矮胖瘦、指标高低。 最近,阿福发布了新版本,这种个性化感与家庭医生感就更强烈了。 02 从现阶段而言,专业健康医疗AI还无法取代现实中的医院和医生。 不过,像阿福这样的健康医疗AI,从来就不是为了取代真人医生,而是为医生减负,帮助大众解决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当下,中国实行的是分级医疗体制,也就是希望患者先去社区医院,有需要再转往二甲三甲这样的大医院。但在实践中,公众更愿意直接往大医院跑,数据显示,我国三级医院仅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却承担了全国50%以上的门诊量。 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为什么我们平日里在大医院看到的医生都是满脸疲惫,有时候可能还情绪不佳,超负荷工作就是核心原因。 实际上,我们平日里碰到的大部分健康问题,找大医院医生都是“杀鸡用牛刀”,说白了就是浪费了优质医疗资源。 但公众这种“集体非理性”的选择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比如,怎样运动才科学?睡不着怎么办?饮食营养如何搭配?压力大该如何调节?尤其是当你身上感到哪里不舒服,大多数人都会胡思乱想,比如我,以前偶尔胸口闷,就会脑补出很多很可怕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问谁呢?有了健康医疗AI之前,我也没有答案,也只能说先去大医院看看吧,但现在,我可以很有底气地说,先去和阿福聊聊吧,聊完之后,你就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去医院,乃至去哪家医院,看哪个科室了。 当然,你看了医生之后,可能还会有一肚子疑问。由于医生接诊时间有限,病人后续还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与焦虑,病历里也有很多看不懂的术语,这个时候,我们找谁呢,还是找AI。 从这个角度而言,健康AI不仅不是医生的“竞争者”,而且是最高效的减负者和辅助者,为医生、医院承担掉基础的健康类科普疑问,让优秀医疗资源的分配更均衡和合理。 03 有些对技术进步素来持保守态度的人,可能会对我以上这些话有些不认同:你说再多,也无法取代医生的作用。 首先,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健康类AI从来就不是为了取代医生。 其次,我也想结合中国语境谈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在AI出现之前,我们很多病人是如何获取医疗乃至日常保健信息的? 答案是,很大一部分人获取医疗保健信息的渠道可能就是上网搜索,以及现在很流行的一些所谓健康类短视频。 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家里的老人热衷于传播一些一听就很假的保健信息,有时候甚至被诱导买了一大堆来路不明的保健品。 如果你对前些年的新闻还有记忆的话,应该会记得一个叫“魏则西”的名字。 可以说,在AI出现之前,我对网络上的医疗信息几乎已经放弃了。我甚至认为,对一个老人而言,不上网甚至是更安全的。 但现在呢,我的观点有了一些改变。 比如,我最近就在和老婆商量,要不要给家里老人都装上一个阿福。 理由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不用打字,可以语音输入; 界面干净,没有广告; 可以屏蔽那些鱼龙混杂的网络医疗信息,尤其是不必再担心老人被误导被骗; 老人需要被哄,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需要抚慰和情绪价值; 老婆和我都不在老人身边,有点头疼发热的小毛病,有个知冷知热不厌其烦还很专业的AI,能部分帮我们弥补不能尽孝膝下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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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么多AI,我最希望健康类AI能做成

    2025-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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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娘以死抗婚,很多中国家庭还没走出中世纪】从头到尾,他们都并不爱她,只是在尽可能地利用她,当然也不肯为她的死承担责任。
    撰文丨维舟 在自己大婚当天,28岁的新娘魏某以死抗婚,坠楼身亡。河南鲁山发生的这一幕,让无数人为之震惊。 死者生前是当地一所重点高中的历史教师,2022年以笔试成绩第一、综合成绩第一获聘。在学生的印象里,她“总是公正而温柔”;而同事也记得她“非常温柔,不太爱说话,有点内向,非常好的一位老师,长得也漂亮,学生也非常喜欢她”。 谁也没想到,她竟然会在成婚之日以死明志。 在决死前发出的最后一条朋友圈里,她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清楚的(地)认识到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七年,从毕业开始,我对抗了七年,加上大学四年,11年,我失败了,我吵,我闹,我发疯,我拿刀砍他,都要相亲,都要结婚。 虽然她被迫屈从,但最终还是以死亡逃脱了被视为物件摆布的命运。 对于新娘的自尽,有的人感叹是烈女反抗被物化;有的人认为这样抗争并不能让周围人后悔,死得不值得;还有的人说“不想对一个主动放弃生命的人共情”;但更多的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追问背后的真相。 01 人类学家卢蕙馨(Margery Wolf)在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对自杀的反应之后,曾有一个洞察:“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在这次的事件中,尽管事后新娘家里解释说她可能有抑郁症,但这一说法却无法从死者同事、学生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她的遗言表达得也很清楚,她的痛苦并不来自于抑郁症,而是结婚一事本身违背她的个人意志——要说她有抑郁,那只怕也是长年累月被逼婚所致。 从她最后的遗言来看,她从周围人那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只有逼迫她屈从的种种压力:父母“以死相逼都必须要结婚”,亲戚“指责不孝”,对象“蹬鼻子上脸只会气人”,但只要她答应结婚,“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所有人就都皆大欢喜,夸她懂事。 然而,这种“懂事”却是以抹杀她的个人意志为代价的,对她而言,这就意味着自己灵魂被处决,肉体活着已无意义。她的死,正是这样一个死结的逻辑后果。 在她身后,周围人的反应也恰好印证了她是对的: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内心的想法,看见她的处境。 她死后,本家和夫家与其说是因为失去她而陷入悲痛,倒不如说像是某些官僚机构,为如何处置一件棘手的事而彼此推诿:夫家说没有入洞房,得由她本家来收尸,20多万彩礼也要退还;但本家却说她已经嫁出去,不算家人了,彩礼更不愿意退——原本他们逼着女儿出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彩礼留着将来给她弟弟的。 这里尤为令人心寒的,是她亲生父母的态度,竟然仍在争论这些流程,晾着不给她收尸,这足以证明,她在死后4天都未火化,原因不太可能是她父母“舍不得她”,而是将她作为最后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这整个流程中,女性被父母视为自己的附属品和所有物,像是一份有待出售的资产,她的个人意志不但必须被无视,实际上恰恰是阻碍交易的最不可控因素,她的自杀就证实了这一点。 网上有人因此犀利点评: 于是,这场交易出现了重大“瑕疵”。按照隐秘而冷酷的“验收”逻辑,一个未被完整“交付”、未被正式“接收”的“物品”,其归属和后续责任,就成了棘手的难题。 从头到尾,他们都并不爱她,只是在尽可能地利用她,当然也不肯为她的死承担责任:说她自尽是因为“抑郁症”,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推卸责任,仿佛没人逼她,她只是自己想不开。 连父母都如此冷酷、自私又怯懦,恰恰反过来可见她为何那么绝望又决绝——她在遗言中拜托朋友“找个有太阳和大风的天气,帮我把骨灰扬了”,她没有嘱托家人来办这最后的大事,看来是对的。 02 这件事令人窒息的地方在于:它竟然发生在2025年。这种“以死抗婚”的事件,发生在100年前还可以理解,那时封建大家长制和包办婚姻仍然盛行,新生的个体只能以激烈手段来捍卫个人意志,但现在,这样的事就显得格外突兀。 1919年,21岁的长沙女子赵五贞被父母许配给同街少老板吴五当续弦,尽管她本人并不情愿,但父母贪图吴家丰厚的聘金,逼迫她出嫁。最终,赵五贞在婚轿中以剃刀割喉自尽。当时正值“五四”时期,新青年们都在讨论“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赵五贞遂成为“抗婚娜拉”的象征,引发舆论强烈反响,普遍认为旧式婚姻制度是逼死她的元凶。 实际上,从某些细节来看,赵五贞所遭受的对待甚至都还算不得那么严酷:她固然被父母包办婚姻,但父母并未逼婚她11年之久,当她被发现自尽后,其父赶到,还对她说了句“接你回去,永不嫁人”。这至少表明,她家人也后悔了,只要她能活着,就不再逼迫她。 然而,在这次河南鲁山的事件中,死者的父母并没有赶来哭号“爸爸妈妈后悔了,再不逼你嫁人了”,相反,他们是在讨价还价。 这也是本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尽管也有人认为那像是包办婚姻的复活,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婚姻制度了,更多的人是在声讨“原生家庭”。 与此同时,女性的处境也得到了更强烈的关注,而赵五贞当年与其说是被看作一个“新女性”,不如说是被看作一个反抗旧礼教的“新人”,其女性色彩反而没那么重要。 时代确实变了,但在一些地方,对女性而言,那种结构性的困境却仍未有本质的改变:即便受过良好教育、有独立生活能力、本职表现出色,然而仍无法挣脱身周的社会压力构成的大网。尤其是在县乡这样的小地方,一个女性仅仅是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肯按社会舆论的规则来,那就已经是离经叛道之举了。 在河南鲁山的事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当事人已经不像传统时代的女性那样,把婚姻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了,因为她本人在当地就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也足以养活自己。 至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结婚对她没什么好处:彩礼的钱是父母拿走了,对象也不是她中意的,她自己一个人过可以更好。换言之,从她结婚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是别人,那既不符合她的利益,更违背她的意愿。 03 这给人的教训是:如果现代女性不想沦落到这样的处境,就必须及早夺回自主权。 死者虽然已经是28岁的成年人,大学毕业都7年了,然而她每月工资仍然上交给父母支配,每月父母只给她500元生活费。由此也可见,她仍被视为需要为家庭做贡献的一个成员,而非独立个体。 汉学家任思梅在研究了近代的人口贩卖现象后指出,中国家庭是一种“交易型家庭”,除了自然增殖之外,一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的加入或离开,都需要通过钱财交易或中间人协调。 任思梅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儿常被视为一份资产: 清末的家庭希望女人既能够为家庭牺牲,又可以被家庭牺牲。女人得明白,她是家庭美德的象征,但是为了生存,她在任何时刻都可能会被要求为全家的福祉牺牲这种美德。女人既是家中的一员又是家庭的财产。 28岁新娘以死抗婚的悲剧,提醒世人:这样的家庭传统并未远去,甚至新的婚姻制度即便早已确立不止一代人,仍不足以避免此类事件,女性唯有认清这一困境,不但实现经济独立,还要实现精神独立,才能勇敢为自己而活。 *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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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娘以死抗婚,很多中国家庭还没走出中世纪

    202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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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大战,为什么是阿里和字节杀出重围?】目前,华尔街与硅谷已形成共识,AI行业想要避免沦为泡沫,关键在于加速应用落地。
    撰文丨周隆斌 三年前,OpenAI的ChatGPT横空出世,揭开了AI新时代的大幕。 如今,AIGC的浪潮席卷全球。近期,谷歌携Gemini 3.0高调亮相,为华尔街勾勒出了一条AI应用的全新路径。更不容忽视的是,硅谷之外,中国科技企业正在AI应用领域异军突起,俨然有赶超之势。 从阿里千问到字节跳动的豆包,再到蚂蚁集团的AI助手灵光以及近期备受关注的AI健康管理应用“蚂蚁阿福”(原名AQ),国内头部科技企业正在应用端集体发力。 “AI应用大战”一触即发。从谷歌到阿里,全球头部科技公司的布局清晰表明,单纯追逐AI大模型参数与排名的时代已然终结,未来属于“模型层、应用层、硬件层”三位一体的综合实力较量。 01 群雄争锋,尘埃待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硅谷的聚光灯只打在OpenAI身上,仿佛这位科技届的新贵才是肩负着开创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众望所归。 曾经引领全球AI潮流的谷歌沦为“老登”,一度只剩下追赶的份。 过去三年,谷歌确实曾在AI技术上栽了大跟头。2022年年底OpenAI发布ChatGPT3.5后,谷歌高层频频召开AI战略会议,并于次年二月匆匆忙忙地拿出了自家AI大模型Bard的演示视频,试图挽回颜面。然而,视频中Bard的一处事实性错误引发市场广泛质疑,导致股价单日暴跌,市值蒸发逾1000亿美元。 时隔三年,谷歌再度归来,相继发布Gemini 3.0、TPU AI芯片等重磅产品。一时间,攻守之势逆转,谷歌被加冕为“AI新王”。 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宣布,在公司内部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以应对谷歌Gemini带来的激烈竞争。 尽管OpenAI在技术上仍领先半个身位,但技术终究需要落地应用。缺乏成熟的应用生态,越来越成为其突出的短板,让OpenAI的盈利前景始终充满不确定性。 想要在全球AI行业中跻身第一梯队,门槛极高。除了芯片储备、专业人才外,还需要支撑AI项目巨额投入的稳定现金流。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本就屈指可数。 谷歌的“逆袭”从来不是什么草根翻身的爽文情节。在AI行业中,谷歌是真正的“老钱”,在这场马拉松中,决定终局的往往不是起跑时的爆发力,而是长期不断投入的耐力。 谷歌搜索引擎是互联网的重要入口,安卓系统则链接着全球数以十亿计的移动设备,甚至几乎所有AI大模型都离不开谷歌的Transformer架构。谷歌要技术有技术,要生态有生态,每个季度还有上百亿美元的盈利进账,综合实力绝非还在靠融资维持的OpenAI可比。 这些“先天因素”,是谷歌有机会能够重新掌握AI行业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此外,马斯克旗下的xAI带着grok伺机而动,由OpenAI前成员创立的Anthropic凭借Claude在一旁摩拳擦掌,各家科技公司随时准备从OpenAI手中接过AI行业领军企业的大旗。 谷歌作为行业大佬,这次在AI竞赛中扳回一局,说明在真正的AI杀手级应用出现之前,留在牌桌上的竞争者都还有机会。群雄争锋,谁是最后的王者,仍未可知。 对于中国的AI行业来讲,局势也是如此。 02 北字节,南阿里 视线拉回中国,同样是三年前,“谁能成为中国的OpenAI”,或者说“谁能率先做出中国版ChatGPT”,在国内引发各界热议。 业内普遍认为,训练生成式AI大模型至少需要一万张英伟达A100芯片。手握这张入场券的,彼时仅有阿里、腾讯、字节、百度、幻方(DeepSeek母公司)等少数几家企业。 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中国AI行业在初期经历“百模大战”后,仍然留在牌桌上的玩家已然不多。有实力和能力在牌桌上与硅谷科技巨头过招的中国科技企业,更是掰着手指都能数出来。 AI大模型的迭代高度依赖于算力资源,扩充算力有赖于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持续投入。例如,阿里在2024年的资本开支为725亿元,同比增长近两倍,投入主要集中在云和AI基础设施的建设中。 在近期全球最大AI开源社区HuggingFace的榜单上,阿里千问(Qwen)7款模型入选全球前十开源模型榜单。甚至引领美国开源AI的Meta,近日在训练新一代闭源AI大模型时,更是选择引入阿里千问开源模型进行辅助训练,由此足以看出硅谷对阿里千问开源模型能力的认可。 还不能不提阿里的小伙伴蚂蚁集团的表现。日前,蚂蚁集团的AI应用“灵光”APP上线后,以6天破200万下载量的速度,远超ChatGPT首周60.6万的下载量。灵光中的“闪应用”功能,进一步实现了将用户需求快速转化为应用的能力。 这两天,蚂蚁集团的另一个AI健康管理应用“蚂蚁阿福”,也以黑马姿态杀了出来。蚂蚁阿福上线仅半年,月活就超过了1500万,跻身国内前五大AI应用、第一大健康管理类AI应用。新版App发布第二天,下载量更是直接超越腾讯的元宝,直接冲上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总榜的第三位。 至此,阿里的“AI军团”实力进一步壮大,背后“通用+垂直”同时布局的策略思路也非常明显。 论AI领域的投入与实力,能够与阿里相比拼的国内科技企业屈指可数,大概只有字节跳动、腾讯两三家而已。 从资本开支的力度与全栈布局的指标看,字节都是与阿里并肩站在了第一梯队。多家机构报告显示,字节跳动去年在AI领域的资本开支为110亿美元左右。(今年单季度资本开支约375亿元左右) 字节跳动底层模型起步稍晚,不过其AI方向十分清晰,着重在于应用层。 作为公认的“APP工厂”,字节跳动将“饱和式攻击”的打法同样运用在了AI竞争领域。据悉,在聊天、图像、教育等多个领域内,字节跳动已经推出了包括月活上亿的豆包在内的由20多款AI应用构成的矩阵。 今年阿里与字节都纷纷在资本开支方面继续加码,并且在大模型研发与AI应用端持续发力。相形之下,同样有资金和实力投入AI大战的腾讯,则显得步伐缓慢,落后半拍。 腾讯与字节类似,坐拥社交平台的庞大流量池,但在底层大模型的角逐中,却显得有些“缺位”,更多依靠接入DeepSeek来维持战局。虽然腾讯依然拥有强大“钞能力”,三季度资本开支仅有130亿元,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32%。虽说这与美国芯片禁令有关,但腾讯至今在AI技术上瞻前顾后,以至于无论在大模型还是AI应用上表现稍逊一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至此,国内AI行业“北字节,南阿里”的双雄格局,跃然纸上。 03 大战开打,应用为王 时至今日,无论是OpenAI、谷歌还是XAI,都在大模型更新迭代上你追我赶。产品迭代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 据介绍,全球各家科技企业已经发布了上千个AI大模型,但至今为止,真正好用的AI应用数量十分有限,更别提垂直到具体领域的AI应用,普遍仍处于爬坡阶段。 研发先导,应用为王的理念,在今天的AI时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谷歌Gemini 3.0的发布之所以能够安抚华尔街,不光是因为证明了AI大模型还有精进空间,最重要的是,它作为AI媒介,将谷歌应用生态串联起来,真正实现了技术对业务的赋能,让华尔街看到了AI技术落地应用的更多可能。 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伦敦举行的未来人工智能峰会上表示:“我们已拥有了足够的通用智能,在未来几年内,这项技术将转化为大量对社会有用的应用。” 很多人都记得,ChatGPT3.5诞生前,OpenAI的GPT模型一直在业内被专业人员小范围使用,生成式AI技术引发的讨论度极其有限。当OpenAI为ChatGPT 3.5版本添加了聊天界面,使普通用户也能轻松上手使用后,瞬间在全球互联网中引发病毒式传播。 那一刻,属于AI行业的“iPhone时刻”才真正到来。紧随其后,这才有全球技术和资金积极跟进,AI行业变革热潮的后续故事。 目前,华尔街与硅谷已形成共识,AI行业想要避免沦为泡沫,关键在于加速应用落地。对于这一点,中国科技企业抢先一步付诸实践,阿里的千问,蚂蚁的“阿福”、灵光,字节的豆包等一系列贴近用户需求的AI应用,都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馈。 展望未来,哪家企业能够将AI应用打造为生产力工具,才能手握留在牌桌上的决胜牌,在激烈的AI竞争中赢得更多筹码。 一场“应用为王”的大战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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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大战,为什么是阿里和字节杀出重围?

    202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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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瞎操心了,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撰文丨任大刚 “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 一年来,经济学者李稻葵教授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最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李教授再次重申: 财政上思路一定要转变,(要)减税免费,要补的是消费,中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勤奋,不会被这点福利养懒的,动不动(担心)老百姓养懒怎么办,我们以后跟欧洲、拉美一样,不可能,中国人聪明得很,中国人勤奋得很,这点福利,人家不会变懒的。 李教授这段话里所说的提高福利,有三层意思: 其一,这是提振中国经济活力的方法之一。 最近两三年,上上下下一直在想办法刺激消费,有人觉得福利兜底不够,导致居民不敢消费;有人觉得可以给农村居民提高养老待遇,其养老金可以马上转变为即期消费,其子女减轻了赡养负担,他们可以大胆消费。李教授认为,此举可以拉动内需、增加企业销售和税收,形成“多赢”效果。 其二,是缩小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上的差距。 李教授在2025年在多个场合讲到,希望把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从目前的每个月200元左右,逐步提高到1000元或1500元,甚至2000元的水平。 其三,是回应提高低收入者养老待遇的质疑。 有的学者担心两个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李教授的回答是,将农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年支出约1.25万亿元,占中国年度财政支出比例较低(2025年1—10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86,490亿元);第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会不会把中国人“养懒”了?李教授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不会被“养懒”。 01 还有比中国人更勤奋的吗? 勤奋的劳动者不仅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奇迹的关键创造者,即便是今天,他们也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群。 资料显示,依据2025年人社部新规,中国职工年工作日为365天减去104天休息日和13天法定节假日,合计248天。按每日8小时标准计算,制度层面的年劳动时间为1984小时。 但事实上,实际中加班现象非常普遍。 2023年,有报告称,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9小时,折算成年劳动时间约2548小时;2025年另有报告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6.1小时,人均年工作时间接近2350小时。不同统计口径下实际年工时,基本处于2350至2548小时这一区间。 不同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劳动者年劳动时间在全世界的排名,始终稳居全球前列,多数统计中仅次于墨西哥,或位居全球首位。 比如OECD(经合组织)相关统计及多个全球劳动时长报告显示,墨西哥年工时约2128小时;而韩国、日本等曾以工时久闻名的国家,2023年年均工时分别比中国少578小时和839小时;欧美发达国家工时更是大幅低于中国,美国约1779小时,德国仅1300余小时,不足中国实际工时的六成。 又比如根据ILO(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在16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有9个,分别是中国、不丹、阿联酋、蒙古、印度、文莱、马来西亚、伊朗和哥伦比亚。 可以说,中国劳动者是世界主要成功经济体中,最勤奋的一群人。而40年来,最勤奋中的最勤奋者,无疑属于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劳动者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在40年中,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未雨绸缪”,担心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会因为有些福利提升,就变得懒惰了?哪怕是变得像以“过劳死”著称的日本员工那样“不勤奋”,中间都还有数百小时的差额需要躺平才能填补(日本为1598小时)。 02 福利为何不能好一点点? 李教授关于提高福利的言论,主要是指提升农村老人的福利待遇。 2024年底,农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约1.26亿,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43元养老金。各省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叠加补贴,如苏州达705元/人·月,嘉兴达680元/人·月,黑龙江叠加省级补贴后达163元/人·月,四川调整后最低标准为173元/人·月。 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退休金额差距较大。从地区和缴费档次来看,北京国企职工若缴费33年,60岁退休后月养老金约7363.4元;武汉灵活就业人员按社平工资全额缴费25年,55岁退休月养老金约3054.5元;郑州个体工商户按最低档缴费25年,60岁退休月养老金约2413.3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03 钱从哪里来?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这不是额外征收税费,而是李教授说的财政上转变思路。 另一个是落实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同样可缓解养老问题。 农民养老成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困。而穷困的原因,根本上是没有财产。今天虽然房地产下行,但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房产;而农民处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因为事实上不可交易,跟集体宿舍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居住功能,实际上不是一种可资充分利用的财产。 7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衰败的农村重获生机第一步:宅基地国有化》,其中提到—— 宅基地和耕地两者占有情况和使用性质千差万别:一者在过去很长时间很少变动地界,一者经常变动地界;一者事实上拥有相对的永久使用权,一者使用权时限最长也就30年;一者占全部土地的极少数,一者占全部土地的多数;一者用于生活,一者用于生产。 因此可以说,宅基地既不承担“耕者有其田”的道义,也不承担“耕地红线”的现实需求。 宅基地具有的独特性以及经过确权,其集体所有性质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变更宅基地的土地性质便于其上市交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农村宅基地可以上市流通后,将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其一,毋庸置疑,农村居民的房产必定获得极大的增值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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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瞎操心了,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

    202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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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农合涨到400元,农民断缴背后的扎心真相】解决新农合断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缴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设计上,是否足够人性化,是否真正回应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焦虑。
    撰文丨熊志 400元的新农合,为何要一催再催?农民为何不愿缴? 每到年底,千千万万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就开始忙起来了,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进入了艰难的收尾期。 据报道,在部分地区,为了完成硬性指标,村干部不得不自掏腰包搞起了“垫付”。一项本该兜底民生的普惠政策,演变成催缴的拉锯战。问题出在哪里? 01 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财政补助640元。2026年的财政补助标准提升到700元,个人缴费标准维持400元——这是近年来首次停止上涨。 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也许会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兜底,可能只是几杯咖啡,或者一顿烧烤、火锅的开销,为什么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缴纳呢? 如果以城市的消费标准,去对照广大农村家庭的生存现实,无疑会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认知误区。 将时针拨回2003年。为了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动试点。当时为了给农民减负,推动新农合迅速覆盖,参保门槛很低——个人缴费标准,只需要10元。 20多年来,个人缴费标准一路攀升,从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涨幅。这一数字的绝对值,或许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内,但增长曲线却极其陡峭。 可以算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过去这些年,农民种植稻谷、小麦的亩产收益,翻了40倍吗?外出务工的日薪翻了40倍吗?显然没有。 对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四五口人的保费,加起来要2000元左右了,这可能意味着,几亩地的全年利润几乎要悉数上交,甚至可能还得倒贴。 当医保支出与收入增长严重脱节,这种“剪刀差”带来的痛感,自然会削弱参保意愿。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2019年到2023年分别同比减少0.3%、0.8%、0.8%、2.5%和2.1%。 有官方人士此前表示,参保费人数下降背后,是部分人员流向了职工医保,但同时也坦承,“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农村居民不再缴纳城乡居民医保”。“断缴潮”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不要医保兜底的“裸奔”。 02 农民不愿意参保,远不止于费用本身,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失衡。 在新农合早期,设有个人账户,农民感冒发烧买药,能直接抵扣,“钱还是自己的”,获得感强。 随着门诊统筹改革的推进,个人账户取消。虽然改革初衷是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共济能力,但对于一年到头不去医院的人群,尤其是常年劳作、习惯“小病扛一扛”的农民来说,每年400元的投入,仿佛打了水漂。 他们容易形成一种朴素认知:自己交的钱,都用来给别人兜底了。 而且在现实中,一些药品在医保内外,存在两套价格——不刷卡是一个价,刷了卡反而更贵。 少部分医疗机构为了套取医保资金,对参保患者进行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过度检查、开高价药,甚至会出现,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比完全自费还要贵的怪诞现象。 当医保基金变成“唐僧肉”,当患者发现自己交了保费,反而要掏更多的钱,信任危机便会悄然蔓延。 此前有学者调查发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结余,呈现出一种悖论,“越富越亏、越穷越省”。 通俗点来说,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地方医保管理部门往往采取防御性的控费策略,通过提高起付线、严控报销范围等手段,来人为压低支出,从而产生医保基金大量结余。 而恰恰是这些低收入地区,老百姓对医疗减负的渴望最迫切。 一边是医保资金躺在账上“睡觉”,另一边是百姓的看病负担依旧较重,这种“有钱不敢花”的资金闲置,无疑是对参保人权益的隐性亏欠。 当然,这背后也有流动人口的制度性原因。 欠发达地区大量人口外流,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但医疗缴费仍然在户籍地,由于全国统一结算尚未实现,受制于异地就医报销的繁琐,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地生病了,也未必能用上医保。 缴纳的保费,未能转化为有效保障,客观上减少了基金支出,造成老家医保基金的“被动性结余”。这笔钱省下来了,却没能真正用在为流动人口健康护航的刀刃上。 在个人缴费标准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凡此种种,都在不断侵蚀居民的参保意愿。 03 为了提升参保意愿,各地纷纷设定了“待遇等待期”,简单来说,在规定窗口期内缴纳保费,可以正常享受待遇,但如果延迟补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常享受医保待遇。 这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机制,虽有一定震慑作用,却无法根本解决参保意愿低迷的问题。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医保制度的性价比和获得感。 首先,国家层面应承担更大的兜底责任,加大补贴力度。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农民群体,尤其是老一代农民,曾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过巨大的历史牺牲。然而,在社会保障领域,他们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 以养老保险为例,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存在巨大的双轨制鸿沟,许多农村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与城市退休人员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在养老保障尚显薄弱的背景下,医疗保险,是他们防止因病返贫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医保筹资上,理应给予农民群体更多的倾斜,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切实减轻个人缴费负担。 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要挤干医疗体系的水分。 如果看病贵的根源不除,再高的报销比例,也会被虚高的药价吞噬。对此,要严厉打击医药机构的价格欺诈、过度诊疗行为,确保改革红利真正惠及普通农民。 针对农村地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特点,还应进一步降低门诊报销门槛,简化异地报销流程,让农民在村卫生室、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报销便利,而不是因为手续复杂而主动放弃权益。 400元,对于庞大的医保基金而言,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来说,它关乎对未来的信心,也关乎对医保制度的信任。 解决新农合断缴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村干部的催缴手段有多硬,而在于制度设计上,是否足够人性化,是否真正回应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焦虑。 只有正视广大农民的历史贡献,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切实降低他们的负担,才能让这张全民健康的防护网,起到更大的兜底作用。 *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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