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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盏小黄灯与一个回收箱,健康中国微循环的商业解法

    1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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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盏小黄灯与一个回收箱,健康中国微循环的商业解法】行业的难点,深植于整个社会,反过来,行业的升级,也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撰文丨艾川 人有头痛脑热,家中总会常备一些药。但就像没带伞出门却遇上暴雨,急需的某种药,往往家中没有,同时,有些药却一直放到过期。 深夜买药、过期药处置,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照出时代印记。 01 人小时候的经历,会成为后来世界观的路径依赖。以前家里开过药店,所以,在我眼中的街道,药店就更加显眼。 可能不少人也和我一样,在逛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药店变多了。 变多,一方面体现在数量上,越来越多的便利店部分承担了药店功能。7-Eleven或便利蜂,感冒灵、润喉糖、创可贴等乙类非处方药早已悄然占据醒目位置,便利店正在切入最基础的健康需求。 另一方面,药店本身也在改变,变得“模糊”了。走进如今的连锁药店,最核心的展位不再只有冷冰冰的处方药品,取而代之的是无糖电解质水、高纤零食、美瞳隐形眼镜、日化洗护品,甚至是整墙的成人两性用品与养生茶饮。 药店的货架越来越丰富。在整体经济、行业竞争、房租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药店这个生意也没有变得容易。 但药店毕竟是药店,药店不能变为百货商店。那么,一个很容易想到的方向,就是延长营业时间,开设夜间售药。 记得小时候,药店的木门上都开有一个小窗口,药店晚上都有人值守,敲门就开。现在药品越来越丰富,木板门也变为了高级的铝合金卷帘门,但小窗口却消失了。 这个现象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晚上的交易成本,对买卖双方来说,都非常高。 从消费者这边看,首先,需求是更少且更不确定。毕竟晚上买药,未必是大病,但一定是比较急的。这就决定了“出门买药”的阈值更高,需求也就更少。 其次,消费者真不知道哪里的药店晚上会开门。你现在就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自家附近晚上营业的药店有哪些?你能记得有哪些药店,在哪些地方,但你不知道哪些会晚上营业。 从药店这端看,消费者的这一需求特征就意味着,白天覆盖一个1平方公里的药店,晚上可能要覆盖10平方公里,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但单店覆盖10平方公里,在商业上是无法成立的。要么选择不做这个生意,要么就为了品牌形象,忍受亏损。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请一个最廉价的人,住在店里,当然,那就谈不上什么药师资质了。 所以,以往晚上的药店的确是有需求,但药店经营者,却很难增设夜间药房,因为这在经营上是非常不划算的,不可持续的。 02 要解开这个商业死结,光靠单个药店的情怀或硬撑显然难以为继,它迫切需要一套能重构服务半径、重新拆解成本结构的新机制。 最近一次,孩子发烧,家中的美林恰好过期,我觉得网上应该能够买到,打开美团,果然有。正是基于对药店的兴趣,后来我查了一下,美团的小黄灯计划,已经五年了。 小黄灯民生服务计划以升级夜间供药保障能力为着力点,通过线上线下专属灯箱、流量倾斜、经营指导手册、夜间运费补贴、专业医师药师指导服务五项举措,助力线下实体药店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 它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用极其精细的商业设计,跑通了困扰行业多年的难题。 首先,它解决了消费者知道“夜间药店在哪里”的问题。准确地说,它不是让消费者知道,而是让消费者不用知道,只需打开手机。 其次,它用配送体系,让消费者不用自己出门。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端的门槛,不仅解决了原来的需求,而且,通过降低门槛,提升了需求。 从经营者的角度,它解决了覆盖问题。显然,不可能让所有药店都晚上经营,它只需要在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挑选一家。因为需求集中,商业上可持续。而且,小黄灯民生服务计划将为线上24小时药店提供全天流量倾斜,保障商家权益。 计划推出五年来,平台24小时药店从约2000家增至1.6万家,累计服务近2亿用户。覆盖范围已延伸至县域和边远地区,西藏、新疆、云南、青海实现零突破,海拔最高的西藏那曲也已点亮三家24小时药店。 用商业效率解决深夜卖药亏本的民生难题,这是一个“数实融合”的典型案例。过去夜间药店的问题,行业的困境,还是需要依靠包括技术在内的整体发展来解决。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8月24日,美团买药携全国千家药店开启家庭过期药回收公益活动。用户在美团App搜索“过期药回收”,即可找到附近药店,携过期药品到店投入专属回收箱,登记后可兑换美团买药优惠券及进店礼品。 这是美团今年4月推出线上“健康驿站”新服务以来,首次落地的全国性公益活动。 家家户户都有过期药,直接扔垃圾桶,会有污染,误用更有健康风险。但过期药不像废铜烂铁、塑料纸板,其回收流程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才能有效调动用户与药店各方的积极性。 以前也有平台尝试过“过期药回收”,但快递员上门取药,高昂的履约成本让项目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可持续性。 如今,平台换了一种解法:充分激活线下药店分布广泛且具备合规资质的天然优势,通过在线精准引流与科普引导,将家庭过期药品的处置转化为用户日常到店的“顺便之举”。 这不仅大幅降低了家庭过期药回收成本,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意愿,更为线下药店带来了精准的客流与二次消费契机。 在药店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的摸索中,这种双赢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03 无论是深夜点亮的小黄灯,还是规范落地的过期药回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通过商业效率重构与模式创新,为实体药店创造增量价值。 它们切中并解决了民生服务中的微观痛点,在客观上推动了“健康中国”社区微循环的建设。 今年1月,九部委联合印发专项文件,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推动传统药店从单一的“药品销售终端”,全面升级为综合性“健康服务驿站”。 顶层设计明确了药店未来的三大核心职能——专业健康服务、全民健康促进、公共应急保供。 不过,政策方向再明确,若没有商业机制的自驱力,再好的愿景也难逃落空的命运。深夜买药、过期药处置,单看都是“微小痛点”,拼接起来就是老百姓最切身的获得感。 六成人深夜“忍”着不买药、1.5万吨的过期药品被扔进垃圾桶。这些事情的公共价值一直都在,但缺的是能落地的供给、能持续运转的机制。 美团买药和连锁药店的这两次实践,说明在商业链条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应当是免费的,但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被重新设计。 正如小黄灯的亮起与回收箱的铺设,商业最伟大之处,不在于创造了多少利润,而在于它通过哈耶克所说的市场中“分散知识”,能用极其严密的机制,通过重组成本结构、提升效率,创新模式,让一件正确的事,长期、稳定、常态化地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分散的知识绝不是小农式的,在计算机、AI时代,市场分散知识,早已经通过AI、平台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 当下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把商业模式简化为“卖菜的”“卖货的”“卖水的”。其实,行业的难点,深植于整个社会,反过来,行业的升级,也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比如外卖、生鲜的配送,就依赖于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社会现象——只有“当中国人不会再贪一个鸡蛋的便宜”,整个配送体系才能高效、低成本地运行。 很难想象每个鸡蛋都要检查好坏的年代,可以实现这样顺畅的配送。但“中国人不会再贪一个鸡蛋的便宜”这简单的14个字,却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三十年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观察到的各种新商业模式,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 对企业与品牌而言,一旦发展到某一个体量,真正需要考量的就不再是账本上单纯的利润数字,而是如何让自己成为未来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如何让大众生活的运转更顺畅、更有安全感。 从这个意义上,商业只有回归大众,才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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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小姐但凡有点智商,都应该“止损”孙割】景小姐,这次真的不像她自称的那样“智慧欠奉”,她作出了一个无比明智的分手(止损)抉择。
    撰文丨张明扬 孙割这篇文章刷屏两天,各路大V和群众一边对他从上三路到下三路冷嘲热讽,一边明里暗里的将景小姐塑造成一个智商欠奉的捞女形象。 景小姐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傻白甜,他与孙割开始“恋情”虽然有点不智,但止损的非常干脆和漂亮,远比很多娱乐圈中人有决断力。 孙割的人品根本不值得讨论,这不仅是一个没有争议性的问题,而且他本人也根本不在乎这个。 今天,我们谈谈景小姐。 01 有人说景小姐是“捞女”,这根本就是望文瞎掰,连捞女的基本概念都没摸透,就在那瞎用。 “捞女”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将某个男人的钱给骗光,在此基础上,还是连续“作案”。 景小姐是一个都搭不上。 我们就完全按孙割的口径来说,景小姐“吞”了他3000万彩礼。3000万乍一看很多,对我们这种普通人自然是天文数字,但外界对孙割资产的预估基本都在十亿美元以上,据说福布斯还给出一个了“85亿美元”的公允推算。 也就是说,景小姐“捞”的3000万,占孙割总资产的比例也就是千分之一左右。打个比方,某男有10万资产,被一个“前女友”骗走了100元,骗不骗咱们另说,但这算哪门子捞女? 在中文世界里,捞女的殿堂级代表人物是翟欣欣,创业者苏享茂大概只有1000多万资产,翟欣欣不仅全部搞走,还在离婚时又索要1000万赔偿,这才逼死了苏享茂。 最经典的捞女,是要像翟欣欣一样海底捞,将你捞的一文不剩的,甚至还要“加杠杆”的捞,捞个“千分之一”资产,这不是侮辱捞女的职业荣誉感吗? 再说第二点“连续捞”。但凡你在八卦界稍有造诣和积累,应该记得景小姐与张继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吧? 在这段璧人的爱情中,景小姐不仅没机会捞,反而是被捞的对象,都被赌场定向锁定了,你还说她是捞女,冤不冤啊! 我们要恭喜景小姐,在这段被孙割单方面宣布的恋情中,景小姐至少没被捞了,这是一个重大进步。 02 景小姐回应中的一段话很值得玩味:“我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更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外界对这段话的流行解读无非有两种:其一,景小姐在辟谣,撇清她与孙割曾有过恋情;其二,景小姐在暗示自己与孙割没有真爱,所以才分手了。 景小姐可能真的在“撇清”,但在我看来,这段话可能另有一层深意:如果我只在乎钱,就和孙割结婚了,生娃了,这样不是可以“捞”远远超过3000万的钱。 翟欣欣那么捞界无双,不也和苏享茂领证了,一个真正的捞女,根本不把婚姻当回事,只要结婚能捞更多,那就果断结,一次不够,就N次。 我恶意揣测下,在景小姐的字典里,“爱情”或许就是“婚姻”的同义词,她宁愿浅浅的谈个恋爱弄个3000万就跑路,也不愿意真正以婚姻为代价,去三个亿甚至更多。 景小姐没有和孙割进一步发展下去,乃至走向婚姻,为捞更多钱打开无限空间,而是果断在恋爱阶段“止盈”,恰恰说明她不是一个专注捞界的捞女。 03 景小姐在回应中大谈“爱情”,又是“我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更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又是“我依然相信爱情”。 大谈爱情很没意思,也属于消费群众。景小姐与孙割的“分手”,和爱情就没半毛钱关系。景小姐与张继科,那才叫爱情。 那么,景小姐为何没如孙割计划的那样结婚加代孕? 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网友由孙割前女友小作文得出的“孙割太小气”。 简单说,景小姐这是一种“止损”,一种充分权衡过得失利弊之后的“止损”。 孙割在那篇长文中,貌似掏心掏肺,公布了很多心路历程与闺房秘事,很多具体细节我们无从掌握,也不好轻言真伪,但有一处,孙割必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孙割是这么写的,“(景小姐)妈妈又问,能来北京吗?我沉默了。” 网友对此的解读是:景小姐一家看孙割来不了北京(回国),就放心的吞下3000万彩礼了。 我们假设孙割这段话为真,孙割真的不知道景小姐妈妈为何这么问吗?真的是如网友所说“欺负孙割来不了北京”? 或者我们干脆说得更明白一点:孙割真的不知道景小姐为何要和自己分手吗? “来不了北京”,更合理的解释是:景小姐一家由此更加确认了与孙割结婚一事的“潜在却巨大的风险”,由此决心止损。 孙割身上存在一堆风险,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免得我也被传染上风险,单说一条就够了:币圈。 币圈本身就风险很大,孙割割得又是币圈里的币圈,未来有高度不确定性。 这还不光是破产一类的问题,有两个娱乐圈同辈给景小姐“打了样”。 两个同辈,一个叫吴佩慈,一个叫安以轩。 这两个当年的女神当年都给传说中的“神秘巨富”生了娃,后来我们才发现都是“博彩”大佬,再后来,这两人不仅都爆雷了,还惹上官司。 景小姐一定知道吴佩慈与安以轩,妥妥的前车之鉴。巨额财富没了也就罢了,巨富惹上官司不仅是孩子没了爹,而且也意味着,女方再也没办法回到娱乐圈,被“劣迹艺人”了。 从各种风险来综合考量,币圈可能也不比博彩圈好多少,币圈大佬也不比博彩大佬更有“确定性”。赵长鹏的币圈咖位比孙割更高,人也没孙割高调,但不也惹上过官司,还在美国进去过,最后交了40多亿美元的“和解金”才出了狱。 就风险问题而言,景小姐理应比普通娱乐圈明星更重视。我们都知道,她曾因为爱情被动的与博彩圈发生过互动,差点因此毁掉了职业生涯。 为了孙割这个高风险的“问题巨富”,景小姐值得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乃至一生吗? 景小姐用行动表明了:她不愿意。 有人说了,孙割有百亿美元资产,景小姐不就二三流明星嘛,要不是《司藤》,可能就是四五线了,怎么就不值得赌一把了。 我再阴谋论一下。或许景小姐就拿所谓的“5000万美元”测试了一下,发现孙割果然如原先估计的那样不愿意掏。连5000万美元都不愿意掏,这个百亿美元又和她有多大关系呢? 面对5000万美元,孙割选择了“止损”;面对5000万美元这一关测试都没过的“高风险巨富”,景小姐也果断跟进“止损”。 至于孙割真给了5000万美元,景小姐会如何回应?天知道,但我还是觉得,景小姐依然会在当时或之后某个时刻选择止损。 说白了,如果结婚,孙割的百亿美元或许只有个百分之几(当然这还是远远高于千分之一了),有机会和景小姐发生关系;但如果爆了雷出了事,景小姐百分之百是连带债务人,或者说,风险共担人。 更不要说,在国内的语境内,景小姐的演员身份决定了,她无法承受任何婚姻的舆论风险。哪怕孙割不出大事,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她的演员生涯可能就句号了,还可能因此承担剧方或品牌方的巨额索赔。 景小姐有自己的工作,虽然娱乐圈现今不景气,也是一份无风险的超高薪工作,她为何要躬身入局,参加这场高风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呢? 你看,景小姐还没怎么呢,只是谈了个“恋爱”,就被孙割一篇小作文毁成这样,如果真结了婚代了孕,后果不堪设想。 景小姐,这次真的不像她自称的那样“智慧欠奉”,她作出了一个无比明智的抉择。 特别提醒:本文纯属虚构,如果雷同实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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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小姐但凡有点智商,都应该“止损”孙割

    202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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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阳农民“被贷款”数千万,必须蹲一个后续】
    一个村子有那么多人被套路,不法分子又能顺利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元,这不禁让人强烈好奇:相关涉案人员为何本事如此之大?银行又为何会一路开绿灯? 撰文丨魏英杰 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的河南南阳农民集体“被贷款”事件,虽然曝光有几天了,仍值得进一步关注。 相关报道细读之下,不由让人胆战心惊。 先说结论,这并不是什么农民贪便宜反被坑,也不是简单的骗贷行为,更可能是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甚或刻意为之。 这起事件的原委,是当地55岁的农民高山(化名)于6年前在同村人路某发的忽悠下,签了几份字,不料到今年4月,却被法院找上门: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他,莫名其妙成了一家自己都不知道的公司的法人股东,而这家公司在河南农商银行南阳宛城支行((原宛城区农信联社)办理了贷款和担保业务,累计金额高达1480万元。 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背负了这么大一笔债务,案件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同一个村,遭遇类似套路“被贷款”的村民不止高山一个,据称共有8个。其中两名村民分别被包装成两家公司法人股东,莫名背负950万元、495万元贷款。他们同样对贷款事宜全然不知,也从未参与企业经营。仅相关报道披露的涉案金额,已经近3000万元了。(详情参见相关报道) 一个村子有那么多人被套路,不法分子又能顺利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元,这不禁让人强烈好奇:相关涉案人员为何本事如此之大?银行又为何会一路开绿灯? 所以我说,这起事件背后绝不简单,必定有更多见不得人的细节未曾曝光。 01 实际上,这起事件的每个细节都值得推敲追问。 首先,高山等人为何会轻易被人忽悠着签字、刷脸?据报道称,签字后可以领2000元“补贴”。至于高山等人对签字用途是否知情,值得细究。 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无论什么理由,如果高山知道签字是要背负千万巨债,那打死他也不会签。所以,无论是注册公司环节,还是贷款环节,高山等人应是不知情的。就算他知道签字是要注册公司(因为使用他人名义注册公司、担任法人的现象并不少见),肯定并不知道要拿这家公司去银行贷款。 再说涉案人员,报道至少提到两个人的名字:路某发和路某昌。 路某发是忽悠高山签字的人,路某昌据介绍是河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俩人应是一伙的。 就高山何以“被贷款”一事,路某昌曾回复过高山短信称:贷的这些钱均用于支付银行利息,愿意承担相关债务,其余两名村民的担保责任已解除,不良贷款将由银行本月处置。 短信回复内容信息量很大。“贷的这些钱”指的是高山的这笔1480万元的债务。后面提及的两名村民的担保责任,或是指同一笔债务。这笔债务由两笔主贷、一笔担保构成。换言之,这两名村民名下的公司承担了两笔主贷的担保责任。 这就是说,相关涉案人员先是骗取了村民的“信任”,注册了若干家公司,然后用这些空壳公司去银行贷款,并互相提供担保。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什么样的村子,居然开了那么多家以同村人为法人的公司?这家银行的钱又是那么容易贷的吗?A公司贷款,B公司和C公司担保,而B公司贷款,A公司或C公司担保,这事就算成了,银行竟然就审核通过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 这伙人究竟有何通天能耐,仅凭如此小儿科的商业操作,就能从银行贷出巨额贷款? 这还没完,我们继续往前推。 02 那么,这家银行为何如此慷慨,轻而易举就把贷款给放出去了?难道是为了完成业绩,所以如此“饥不择食”? 不管是个人贷还是企业贷,银行都有必要尽到审慎义务,进行流程审批和风险控制。这些必要的复杂手续,银行又做了多少? 这事得分两头说。先说贷款签字这头。 按照涉事河南农商银行南阳宛城支行的说法,“所有贷款及担保手续均为当事人本人签字确认”。这个“本人签字确认”,是指村民在知情下签字,还是稀里糊涂就签了?试问,一个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老农,知道自己要背一千多万元的贷款,他敢签字,敢确认? 问题是,不管是谁在什么情况下签字,银行这么做真的合规吗?相关贷款发生在2020年,适用2010年版《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照《暂行办法》,银行仅凭“本人签字确认”就放贷的行为,其流程漏洞可说是漏成筛子了。 简单举例,《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要求贷款人(银行)对借款人履行尽职调查,尽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的组织架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及法定代表人和经营管理团队的资信等情况;借款人的经营范围、核心主业、生产经营、贷款期内经营规划和重大投资计划等情况;借款人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等真实财务状况;贷款具体用途及与贷款用途相关的交易对手资金占用等情况…… 你说一家空壳公司哪来的这些实质内容?银行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资信进行调查了吗?年收入不足3万的老农当法人,有啥资信可言?哪怕是“本人签字”,银行就不用尽调了,就可以免责了? 再具体说贷款本身。这家银行为何如此随意地把一笔笔资金放出去? 答案就在涉案人员路某昌近日回复高山的短信里:“贷的这些钱,我们也没有见到一分,都是银行用于付利息了”。 相关报道也提及,“涉案资金多在银行内部流转、未造成银行损失”。 看清楚了没有?涉案人员如此挖空心思骗取村民签字、成立公司、提供担保,找银行贷款,为的居然是支付这家银行的利息。 也就是说,倘若上述情况属实,这些贷款很可能是在填补银行的另一个窟窿。如果涉案人员(的公司)支付不出利息,银行相关工作人员难免要因此被追责。 但是且慢,这得是多大一笔贷款,需要继续借贷1480万元(也可能包括其他贷款)来支付利息? 这岂不是明摆着说,相关涉案人员之前从这家银行贷出过一笔或多笔数额更加惊人的贷款?原先的巨额贷款,又是如何通过银行审批的?如果说,这次的贷款未造成损失,那么原先的贷款造成损失了吗?追回多少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路某昌在回复短信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银行本月将开始处理不良贷款,公安对此也会积极配合。这就是说,相关贷款最终会以不良贷款被核销掉。他哪来的自信,谁给的? 联系到此人房地产公司相关负责人的身份,不由让人背脊发凉。 话说到这里,这起农民集体“被贷款”事件,就变成了这么个版本:相关涉案人员从这家银行贷了一笔巨款,结果连利息都还不上,于是铤而走险,采取骗取村民签名的方式,注册多家公司,再用这些公司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并用这些贷款资金支付原来从银行贷款所欠的利息,最终,相关贷款又将以不良贷款的方式核销。 按照这个“故事”版本,涉案人员还上了欠银行的利息,银行工作人员避免了贷款形成坏账被追责,几个村民每人还赚了2000元“补贴”,简直是多方共赢,赢麻了…… 直到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东窗事发。 03 当然,这些分析不无猜测成分,但我相信这个版本已经接近真相。 问题只在于,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只是未尽调查职责,还是风控不严,抑或参与其中,形成合谋? 有网友直言:没有银行配合,何来千万骗局。银行“配合”到什么程度,其性质则大不相同。 报道称,银行目前已开展内部调查,警方也已介入调查,而且“多个部门正联合核查事件细节、排查流程漏洞,依法推进后续处置工作”。 我想说,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村民被骗,莫名“被贷款”,继续深挖下去,很可能是这家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如果案情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就不是撤销冒名合同、卸掉村民的债务那么简单了。 现行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是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内容,不妨了解一下。简单讲,该法条规定: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论如何,此案非常值得蹲一个后续,看看最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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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阳农民“被贷款”数千万,必须蹲一个后续

    2026-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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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铁迎来涨价潮!“廉价时代”终将告别】当地铁开始更多地谈论成本与收益时,人们感受到的恐怕不只是钱包里多掏了一两元,而是一种延续多年的生活经验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地铁也要“谈钱”的。
    撰文丨青柳 地铁涨价潮来了。有消息称:上海、广州等多地都在启动地铁涨价程序。 8月19日,上海市发改委发布了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第二次公告,公布了听证方案等。 具体来说,涨价方案分为两个:方案一起乘价仍保持3元不变,起乘间距由0-6公里缩短为0-4公里;方案二起乘价由3元调整为4元,起乘间距仍为0-6公里。 而更早一点,广州也表示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将在今年12月完成。当然,“优化”还不能直接说是“涨价”,但概率几何相信人们也自有判断。 放在全国看,地铁涨价也已经是趋势。 昆明地铁已从2025年4月15日起降低单位价格可乘坐的公里数,虽然起步价未变,但此前每增加1元可乘坐5、7、9、11、13公里,调整后变为4、5、6、7、8公里。 重庆地铁也在去年5月时举行票价上涨的听证会,媒体称“本次调价预计将为重庆轨交集团年增收11亿元”。 而佛山也是另辟蹊径,去年佛山地铁集团官宣称,其运营的所有线路提前30分钟收车。可以想象,这同样是降本之举。 地铁似乎真的迎来涨价潮了,难道我们终将告别“廉价地铁”时代? 01 调价的原因想必也能猜到,经营有压力。 以上海为例,官方就表示“随着轨道交通网络不断扩展,人工费、修理费、电费等成本刚性增长,目前票务收入覆盖定价成本比例约55%”。可见,接近一半其实都要靠补贴。 具体来说,2025年,上海地铁运营毛亏187.4亿元,客运量37.16亿人次,每人次亏损5元。而在2017年,则是平均每人次亏2.5元。几年时间,人均亏损上升了快一倍。 广州也类似,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年度报告显示,运营毛亏从2023年的20.86亿元减少至2025年的9.36亿元。 但与此同时,广州地铁自己在债券募集说明书里也把风险写得很直白:因为地铁具有准公益属性,票价没有充分反映成本,集团“利润对政府补贴依赖度高”。 这个问题几乎普遍存在。比如还有自媒体称,2025年杭州地铁客运量约在15亿人次,运营总成本约258.6亿元,但票务收入仅有约62亿元。 2025年杭州地铁的官方数据还未出炉,但是参考2024 年,杭州地铁客运量超 14.6 亿人次(日均超 400 万),运营成本约 140-160 亿元,票务收入约 75-85 亿元,票务毛亏约 55-85 亿元 / 年。 还有媒体根据2023年29个公布数据的城市情况进行测算,如扣除政府补贴,实际利润全部都在亏损,甚至兰州、沈阳、佛山,这三座城市即便有了政府补贴,仍是亏损。 由此涨价的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票务收入长期无法覆盖运营成本,地方财政补贴能力又面临压力,提高票价自然成为缓解收支矛盾最直接的选项之一。 这也意味着一个长期由低票价和财政补贴共同维系的地铁运营模式,来到十字路口了。 02 如今的涨价,也是当年国内地铁狂飙突进的一个结果。 在那个大基建迅猛推进的年代,各地对地铁建设热情可谓相当之高。地铁不仅会带来巨大的GDP数字,更被视为一种“现代化象征”,成了一种显性的发展印记。由此,不少地方就直呼这是“地铁梦”。 2018年就有媒体统计,根据公开报道数据汇总,全国提出要建地铁的城市有近200个,可谓是争相上马。 就在这一年,国家开始对地铁建设踩刹车。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要求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 这相比于2003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应在 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的规定,直接提高了三倍。 理由也给的很明白: 部分城市也存在规划过度超前、建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债务负担。 虽说门槛大幅提高,但依然没有阻止经济上行期的势头。即便提高标准,但随着城市实力的提升,速度依然可观。 比如截至2018年底,中国内地的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度5761.4公里;然而到2025年底,里程就达到1.17万公里;仅2025年就新增764.7公里。增幅令人咋舌。 如此大规模的地铁扩张,却也有需要直面成本的时刻。 无论是设施的维护、债务的偿还,还是人工、电力等日常运营支出,都不会随着线路建成而消失,反而会伴随线网规模扩大成为一笔长期且刚性的账单。地铁建设可以狂飙突进,但运营和维护却是几十年的长期工程。 一旦财政补贴开始吃紧,课题就浮现出来了——窟窿终究要填补,涨价就摆上了台面。 03 客观来看,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国内地铁价格都是偏低的。据媒体报道,我国的地铁票价水平在全球范围处于较低区间。 比如,伦敦地铁起步价为2.7英镑(约26元)、纽约地铁起步价2.9美元(约21元)、东京地铁起步价180日元(约9元)。 当然,各地人均收入有区别,但也有媒体列出了乘坐10公里地铁的费用占当地人均GDP的比例,北京、上海都在0.002%左右,低于纽约、首尔和东京等,甚至远低于新德里。 这给涨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归根结底,地铁也是一门“生意”,票价终究难以永远与成本脱节,“多赚一点”也是形势倒逼下的结果。 只不过,这依然对人们的认知带来了一点冲击。在很长的时间里,地铁被视为文明的象征、城市的福利、应该保障的公共设施,票价低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很多人甚至从来都没太把地铁开支计入成本,对于无数人来说,地铁更像是一项价格稳定、可以忽略不计的日常支出。 这就像前两天火车“买票不坐、放零食”引发的争议一样,有那么多人大呼这是公共资源、必须保障公益属性。正如冰川张明扬的文章所说的那样,背后也是因为人们对铁路投入了太多的深情和怨念,长期抢票的历史,让人们对“公共”的属性太敏感、太执着了。 回到地铁也一样,想想看围绕地铁的都是什么新闻,是有年轻人地铁抢不到坐、自带马扎的争议,有菜农大包小包地坐地铁、市民投诉被地铁方面严词拒绝。 这些看似琐碎的争论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地铁首先是一项属于所有人的公共服务。它可以拥挤,可以不那么舒适,却应该足够便宜、足够普惠,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无负担地使用。 这当然也是有好处,至少极大地提升了出行效率,也让城市的边界得以不断向外延伸。一个普通人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穿越大半座城市,工作、居住和消费的半径由此被大幅拓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廉价地铁所创造的价值,不能只用票箱收入来衡量,它所支撑的人员流动和城市活力,本身就是公共交通最重要的回报。 不过,当地铁开始更多地谈论成本与收益时,人们感受到的恐怕不只是钱包里多掏了一两元,而是一种延续多年的生活经验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地铁也要“谈钱”的。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好事”。 过去的快速发展,经济蛋糕迅速做大,其实掩盖了很多“常识”——投资回报率,债务是否可持续,公共补贴的经费来源等等。这些,很多人也有意无意地装看不见,只为不断开通的地铁感到欣喜、自豪。 现在似乎也来到某个梦醒时分了,这可能是人们重新认识“公共资源”的开始。“公共”不是无限的、零成本的,这背后肯定是有人在负重买单。 这是一种更成熟的认知。 人们也应当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形成共识:公共资源到底要提供到什么程度,成本应该如何分担,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前想清楚,而不是单纯为基建扩张而欢呼鼓舞,要养成随时看“账单”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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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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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扶老人反赔1.9万,“和稀泥”只会带偏社会风气】和稀泥式的调解客观上助长了谁闹谁得益、越闹越得益的不良风气,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撰文丨关不羽 2006年南京“彭宇案”,很多老网民应该还记得。在街头救助老人的彭宇非但没有得到感谢,还被告上了法院。 法院判决认为该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却按照所谓“公平原则”,一审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彭宇不服提出上诉,折腾近一年,最终还是在法院调解下赔了1万元。 该案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好人没好报”令人心寒。此后有些地方发生了老人在街头病倒无人救助的事件,该案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 近日,湖南衡阳祁东县发生了一起性质类似的案件,“好人没好报”的悲剧不应重演。 01 8月17日中午,湖南衡阳祁东县,一名老人走进一家牌馆,在门口附近的椅子上坐下。店主肖爱华发现老人情况异常,上前询问,老人已经没有回应。她伸手搀扶,随后被老人带倒在地。 倒地时,肖爱华用手护住了老人的头颈。店里的人拨打120,肖爱华和另外两个人将老人扶到门外,一直守在旁边,直至救护车到达。 老人经抢救无效离世。老人家属以“救助不当”为由,向店主索赔10万元。 派出所在调解过程中确认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两轮调解下来,店主向老人家属支付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 完成1.9万元付款之后,8月23日,店主儿子将监控视频发布到网上,表达了困惑:“人该如何去救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如何选对方向地救,如何目标明确地救,如何大胆地救,而不是让救助者寒心、胆怯!” 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和媒体报道,因此出现了转机。 8月24日消息称,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店主儿子表示“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我们”。 不清楚“补贴”是老人家属退还“赔偿款”,还是相关部门掏钱息事宁人。如果是后者,那只能说是半截子正义——讹钱的还是得逞了,好在施救者没有蒙受经济损失。 这个结果并不完美,但也算是守住了社会道德、司法正义的底线。 02 如果这一事件还是以肖爱华赔钱了事,那她比当年的彭宇还冤。 首先,和彭宇案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不同,这起案件全程都有监控录像,并没有可争议的疑点。 其次,2008年彭宇案所谓的“法律盲区”早已消除了。2017年,我国就完成了善意救助免责的相关立法。目前,民法典184条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其实,善意救助免责在国际上是普遍的法律原则,专门的立法进程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启动了。 195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了“好撒马利亚人法”——“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损害时免除责任”。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州都完成了类似的立法。 目前,部分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部分省也有类似的法律。其他法治国家与地区没有专门立法,但也有不少遵循善意救助免责原则的判例。 需要强调的是,善意救助免责原则的免责范围是相当全面的,只要施救者在无偿施救过程中不存在主观恶意的重大过失,即便有造成损害的无心之过,也不必承担责任。 所以,这次事件中,老人家属“救助不当”的索赔理由压根就不成立。能施以援手就不错了,哪有救人还要包救活的道理? 总之,这次事件的事实很清晰,证据很充分,相关法律原则也很明确,老人家属真到法院起诉,按照正规的审理程序,是一毛钱也要不到。 但是,在民事调解中却能得逞,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03 首先应该思考的是,派出所出面调解这样的民事纠纷是否合适。 中国大众对“有事找警察”习以为常,派出所出面调解民事纠纷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这样做反而模糊了司法专业性的界限。 调解的事权、事责,应有明确边界的。术业有专攻,公安机关负责社会治安,派出所负责的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治安调解。 老人家属提出的“救助不当”不属于治安事件,而是民事纠纷,那就应该找法院。 派出所出面调解其实是“专业不对口”,而且这种救助纠纷并不常见,不是基层民警熟悉的家庭矛盾、邻里关系。 有的干了一辈子的警察,都没见过民法典184条。对相关法律原则并不熟悉,在调解过程中坚守法律底线也就无从谈起。 没有法律底线的息事宁人,很容易把调解搞成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明显就是和稀泥的结果。 救人的本没有责任,何来的“补偿”? 老人家属对施救者不仅不感激,还要提出不当的索赔要求,分明是有亏人道的缺德行为,谈何“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唯一的效果就是“花钱买平安”,却是花了好心人的冤枉钱,让讹钱的赚了造孽钱。 这是对社会风气、司法正义的反向鼓励。靠这种方式“摆平”个案,并不是真正的化解矛盾,而是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隐患。 在祁东县的这起案件中,老人家属不仅跑到人家店门口闹,还威胁不赔偿就把老人遗体抬到人家门口。 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胁迫手段,正是利用了基层“怕出事”的心理弱点。 越怕事就越来事,那就只好在调解过程中苦一苦良民了。 怕出事的基层治理责任和坚守法律原则的是非分明,实际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因此,把民事纠纷交给派出所调解,难为了警察,也难为了守法守序的好人。 和稀泥式的调解客观上助长了谁闹谁得益、越闹越得益的不良风气,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一步错步步错。事情到了这步,司法局介入收拾残局,只能陷入被动。调解协议名义上是“自愿”的,司法局也无法推翻。舆论压力巨大,司法局不得不以“补贴”名义变相承担本不该存在的赔偿责任。 “补贴”肖爱华,固然避免了好人没好报的最坏结果,却也是以财政买单,变相“补贴”了讹诈者。 本来就是法院一纸判决就能厘清是非、定分止争的事情,却成了“半截子正义”的荒唐结果,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有事找警察”不能模糊了司法与行政的边界,该找法院的找法院,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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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扶老人反赔1.9万,“和稀泥”只会带偏社会风气

    202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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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灵活就业”没你想的那么惨,却比你想的重要得多】灵活就业,不是所谓的“就业降级”“不正经就业”,而是就业模式在新技术下的市场化演进
    撰文丨刘远举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访谈节目中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的这段访谈内容,经过短视频平台剪辑二次传播后,引发巨大争议。 不少网友说,这种说法是“何不食肉糜”。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岗位不稳定,不过是一种被迫选择。 对张丹丹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不过也要看到,张丹丹长期关注基层劳动者,一直在为灵活就业者和新就业形态群体发声。 她曾建议:可探索“非捆绑式”参保方案,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医疗、工伤等单项保险,而非强制缴纳五险一金;对高流动群体适当放宽参保基数或缴费门槛,并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缴费和接续,减少重复缴纳或因频繁换工作、换城市而出现的“社保断档”现象。 这些建议对灵活就业者来说,都是非常正面的。 关于学者的争论,只是表象。其实更重要的是,这场争论背后,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社会保障现状。 01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客观地说,很多人仍然有刻板印象。 首先应当厘清,灵活就业不等于失业。当下,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超2亿人。这当中,既包括热点网文小说作家,设计师、程序员等知识型自由职业者,也包括AI兴起后的一人公司、个体经营者。这些行业收入水平、从业时长和职业预期并不相同。 当然,很多人理解的灵活就业,一般指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骑手等,这个群体也被称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其实总体来看,在灵活就业群体中,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收入算比较高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收入都比传统零工市场的蓝领工人高,而且相对更稳定一些。 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就业调研报告》显示,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群体,在蓝领群体中,月收入水平位列前三,月收入均突破8000元。 或许有人会说,收入虽然有高有低,但社会保障不到位。这确实是当下一个社会痛点。 不过这话只对了一半,看你要跟什么比。你要跟大城市里坐办公室的白领比,那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肯定是要差一些,但你要跟务农的体力劳动者比,灵活就业还是有优势的,另外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保障,其实已经比大部分蓝领职业高了。 而且,骑手的收入、保障这两年提升比较快,已经优于很多蓝领、零工群体。过去三年骑手收入涨幅超10%,最近平台在推“红灯停表”,降低骑手配送时长焦虑,同时把新型工伤险覆盖到了全国。 或许还有人会说,即便收入高,但因为是灵活的,所以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当我们谈一个群体的选择,当然是针对这个群体的既有条件。一般概率而言,我们不会去讨论一个初中生选择当律师的权利,也不会去谈一个985博士当骑手的权利。很多人选择灵活就业,是基于自身条件,在对比进工厂、当服务员、当修理工之后,再做出的相对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对于灵活就业,不要有太多刻板印象。这个群体内部本身就分很多类别,不同类别差别很大,而且整体上各种保障都是在进步的。不要用过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群体。 02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和讨论的,是对于灵活就业,怎么增加就业和提升保障,这也是张丹丹等学者相关言论背后反映的真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因为2亿灵活就业人员,如此之大的规模,内部又分为各种不同形态,要将他们都保障起来,需要突破很多现实的限制。 传统标准化雇佣模式,建立在固定工时、固定场地、固定岗位的刚性框架之上,大量劳动者被企业制度、地域限制、岗位壁垒牢牢绑定。流水线,白领工作,也都有工作时长、工作纪律的约束。 比如,上下班打卡,缺勤扣钱;上班时间不准玩手机,不准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当然实行这样的工作纪律,是为了保证工作效果。传统监督模式下,不可能实现颗粒式纪律,比如,流水线做不到工作1小时,休息10分钟;再工作20分钟,休息3分钟。 平台将零散劳动力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零门槛、高适配、高灵活度的管理,就可以实现这个需求。虽然做不到完全,但起码相对传统岗位,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自身时间、精力、生活状态自由规划工作节奏。这让大量被传统就业体系排斥、更偏好灵活的人群,拥有了合法合规的劳动增收渠道。 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劳动关系不适配这种新型的灵活就业形态。为了加强这群人的保障,政策、平台一直在探索合适的方案。 比如在养老保险上,政策上也在试水和劳动关系解耦,即灵活就业者不基于传统劳动关系也可以参保。 目前,骑手达到一定标准,便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台按参保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补贴50%参保费用。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的补贴标准为:过往6个月中,有3个月的收入达到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缴费当月也需达到。目前多数城市稳定跑单的骑手都能达到这一收入标准。 在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为适应新型劳动关系,设立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专门覆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该保障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这项制度,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 经过这些探索和努力,我们发现灵活和稳定并不矛盾,并不意味着收入不稳定。灵活就业也可以有稳定收入,也可以是稳定职业。 一方面,规模化的真实服务需求为劳动者提供持续的收入机会,形成就业存量的稳定;另一方面,保障制度与服务规则不断补齐,形成权益保障的增量稳定。灵活,是组织方式;稳定,才是衡量就业质量不能回避的目标。 实际上,当下传统行业受行业周期、企业经营等因素影响极大,而平台就业依托海量需求,具备极强的抗周期性,不会因单一企业、单一行业波动受冲击。 平台结算透明、规则公开、日清日结,劳动付出与收入回报即时匹配,没有薪资拖欠风险,只要愿意跑单,就有收入。其提供的基础性现金流韧性,远高于所谓的“正经工作”。 当然,问题也还存在,灵活就业者是否缴得起、平台应承担多少责任,如何持续稳定地吸纳就业,并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这都是未来需要持续探索解决的问题。 03 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都存在于服务业。服务业也被称为就业蓄水池。 1967 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将经济活动分为“进步部门”(如制造业,创新多、规模效应强、技术进步大、生产率增长快)和“停滞部门”(如服务业,技术进步较小、缺乏规模效应、生产率增加慢)。 随着经济发展,工资增加,停滞部门生产率未提升,单位产品成本上升,且其产品需求无价格弹性甚至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需求会增加,劳动力就会不断流入。 比如,做一顿100人的晚宴,100年前需要10个厨师,如今也还是10个厨师。但在这100年间,制造业全面实现了机器对人的替代,生产率大增,人数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增加,人们对外出吃饭、按摩、看表演的需求反而增加了。那么,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制造行业,流向厨师、按摩这些服务业。 鲍莫尔现象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动力。服务业中多是劳动密集型岗位。服务业需求的增加,意味着更多人有工作且工资上涨。而随着更大的就业,更高的工资,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技术的发展。 鲍莫尔现象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 所以,100年前的厨师买不起汽车,但今天,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脑。这就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而重新塑造出新的社会认同,把水管工、维修员、服务员都纳入庞大的、橄榄状的中产阶级。 简而言之,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内需,就是传统服务业工资高,规模大。对当下而言,凡是需要人的工作,需要人的体力、脑力、情感力的工作,就不可能凭借规模,极大地降低成本,那么,其生产效率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 当下正在讨论AI发展之下,财富集中,该如何扩散。传统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正是办法之一。传统生活服务业,不那么起眼,不高大上,但却是社会发展所系。 所以,从更大层面看,某种程度上,认为骑手、网约车司机、月嫂等岗位,不是正经就业的观念,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这种观念,本质上是认为服务业不重要。实际上,服务业并不是虚拟经济,并不低于制造业。服务业通过鲍莫尔效应,是促进经济发展,提振内需的有效途径。 04 今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而举行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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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灵活就业”没你想的那么惨,却比你想的重要得多

    202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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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食占座争议背后,是国人对火车票的深情与怨念

    202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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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制为何延续两千年?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回答

    202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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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今年初中升高中时,考生们的选择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上海两名高分考生选择报考职校。有报道称,“上海工商信息学校机械工程中本贯通专业,2023年录取线低于当地区重点高中6.5分,2026年分数线反超38分,直逼市重点高中。” 广州去年以来,也出现高分考生报考职校的情形。 有报道说,“在2025年广州首次试点中本贯通时,40个招生名额引来6366人报名,报录比高达159:1。短短两年时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扩大近8倍,依旧热度不减。”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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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分考生报职校,别误读为内卷降温

    202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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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8月20日,恒大集团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被判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56名涉案人员分别获刑。
    这不是对许家印个人的审判,而是恒大团灭。恒大死不足惜,但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诸多问题并不会因此解决。 2020年“三条红线”横空出世,房地产信用陡然收紧,民营房企被集体挤出。恒大是最惨的,却不是唯一的。碧桂园、融创没有倒,却是生死线上勉力支撑,经营规模大幅萎缩。万科则靠国企化多走了几步,却也没走多远。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巨大惯性,民营房企整体出局,央企以神兵天降之势接盘房市,一度被寄予护盘救市的厚望。 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国字头”的天下。中指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22个重点城市累计拿地金额中,央国企占比达到54%,一线城市及厦门等地更是超过60%,广州、深圳甚至超过了90%。而民企占比只有17%,创下近几年的低位。销售端央国企的垄断优势更为明显,2025年央国企拿走了房地产市场74%销售额。 央国企把房地产做成了好生意,并不意味着行业整体向好。房地产行业的“国进民退”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天更蓝、水更清。 “恒大时代”房地产行业备受诟病的诸多行业顽疾,依旧影影绰绰。拿地还是要靠关系,房企和地方政府“勾兑”的酒局推杯换盏依然热闹,招待依然殷勤。“地王”在觥筹交错中诞生,出事也在所难免。没有恒大歌舞团的你情我愿,却有“管培生”的不情不愿。 尤其是,有些房企依然延续激进的经营模式。例如,2025年,招商蛇口在土拍市场相当活跃,全年新增拿地从上一年的26宗升至43宗,总地价从486亿元飙到938亿元,权益地价从335亿元增至543亿元。激进的规模扩张,并没有提高利润业绩。全年营业收入1547.28亿元,同比减少13.53%;归母净利润只有10.24亿元,同比暴跌74.65%。0.45%的净利润率,似有似无。 2025年还留在百亿利润俱乐部的央国企开发商,仅有华润置业和中海地产两家。其余央国企开发商都处于“增收不增利”甚至是“增收减利”、“减收减利”的亚健康状态。 规模越大、包袱越重,最终压垮了恒大。“后恒大时代”一统房地产江湖的央国企开发商,能不能走出大而不强、越大越脆弱的行业诅咒? 恒大倒了,民企退出,央国企接盘,一切似乎都变了,却又像什么都没变。“后恒大时代”的中国房地产,何去何从?(文/关不羽) 许家印获刑,房地产行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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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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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202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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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近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 这次出台的政策相当具体,颇有看点。 18条具体举措中有土地资产盘活、商业设施更新的基建政策,也有下沉市场的产业引导政策,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和金融配套政策的“专用钱袋子”。 “产业政策+基建投资+资金配套”大举下沉县域经济的政策力度之大,让人联想起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城镇棚改政策激活房地产下沉市场。 有多少“县域地区”能接得住这波泼天富贵? 激活县域消费的“泼天富贵”,很多地方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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