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我？” 女儿女婿相继自杀后，妈妈选择直面悲剧】女儿黄汶雯的质问，成为扎在吴梅（化名）心里拔不出的刺。理由可以有很多，“我真蠢”、“真的不懂”、“羞耻之心，找人问都开不了口”、“担心报警没立案会导致她病情恶化”……吴梅说“我是一个是失职的母亲”。
2022年，黄汶雯24岁，第一次向吴梅透露自己在七八岁时曾被亲属张立（化名）性侵害。但当时吴梅没有报警。2年后女儿结婚，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应激反应，在丈夫支持下报警，因无法证实犯罪事实发生，深圳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24年底，她自杀离世。四个月后，其丈夫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自杀。 先后失去女儿女婿，这位“失职”的母亲选择带着女儿的案例，投身到防性侵宣传中去，她在网上报名儿童防性侵课程；在直播间反复讲述女儿女婿的悲剧；多次到学校、社区、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她甚至设想针对儿童开发一款能长续航的录用穿戴设备。 因她当年未及时报案，有网友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她仍坚持发声，“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 生于1977年的吴梅是广东潮汕人，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1998年，黄汶雯在潮汕出生，满月后随吴梅到深圳。吴梅当时忙着在岗厦一商场做生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吴梅就把她带在身边。 吴梅的二姐和二姐夫张立也在这个商场里做生意，姐妹之间在外常常互相照应。吴梅说，张立有时会带黄汶雯先上楼做饭，等饭做好了，再喊她上楼一起吃。有两回，黄汶雯还曾在张立家留宿。 而张立否认黄汶雯去过他们家。他表示，他们夫妻俩开了七八个店，分散在不同的商场，“每天清晨六七点出门，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哪有时间做饭？我连自己的小孩都没时间管！” 张立称，自己很少和黄汶雯有接触。但吴梅说，后来自己的生意搬离商场，姐妹俩还经常约去海边，二姐夫让她把黄汶雯带上，“他说他最疼的就是我的女儿”。 在吴梅看来，女儿从小活泼可爱，成绩优异，但到初中，成绩一落千丈，三天两头不舒服。她担心女儿早恋，提醒她“陌生人给的水不要喝。” 2012年7月，14岁的黄汶雯在深圳一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2018年，诊断从抑郁症转为双相情感障碍。此后黄汶雯多次轻生，都被救回。吴梅想不通为什么，女儿不愿说。为了防止女儿自杀，她把药藏在自己房间里，晚上也时常陪女儿睡觉。 2022年1月，黄汶雯再次计划自杀。母女二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当年1月21日凌晨，黄汶雯告诉吴梅“今晚不用和我睡了”。她写道，“我知道我就是个事情很多的累赘……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很痛苦，你们一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痛……”吴梅说，“你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放你走。” 吴梅记得，那晚，母女俩聊了两三个小时，黄汶雯哭得撕心裂肺，吐了一地。 吴梅称，女儿当时向她吐露，自己在七八岁时被二姨夫性侵。据汶雯描述，在二姨夫家，二姨在厨房炒菜，二姨夫开了空调。夏天穿得少，她躺在沙发上，二姨夫拿了一条白色毛巾给她盖上，手就伸了进去。 吴梅记得那条白色毛巾，见过它盖在女儿身上的样子，“如果我女儿是乱说的，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呢？” 记者在母女二人的聊天记录中看到，黄汶雯多次自述小学时候被亲戚性侵、猥亵。“我那时候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我？”黄汶雯曾质问母亲。吴梅不知该如何回应。“我太愚蠢了，当时的认知不到位。”吴梅后来对记者说。 听到女儿的讲述后，吴梅一遍遍回想，那些年自己到底错过了哪些信号？ 据她回忆，黄汶雯小时候经常腹痛、做噩梦，有时半夜三更哭着来敲她的房门；到了四五年级还会尿床，她不敢让母亲知道，偷偷把湿裤子藏起来，想等着放学回来再自己洗掉。吴梅发现后带女儿去医院查过，没查出结果。还有一回，吴梅注意到女儿下体发红，只当是孩子上火，没往深处想。 吴梅说，2013年，两家人把房子买在了同一栋楼的A、B座。张立一家常来家中吃饭聊天，可黄汶雯每次的反应都很大，质问她：“为什么老叫他们来我们家吃饭，讨厌死了。” 直到2022年1月那晚，从女儿口中得知原因，母女俩抱头痛哭，决定搬离当时的房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吴梅向女儿承诺。 但她们没有报警。“我不是不报警，是真不懂，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有羞耻之心，就连找人问问，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吴梅当时想，毕竟时间过去这么久，口说无凭，对方不会承认。她说，更担心报案后无法立案，可能导致女儿病情恶化，“我只求女儿平平安安，把这个事情忘掉，开始新的生活。” 一定程度上，黄汶雯在母亲的宽慰下，状况有所好转。经人介绍，黄汶雯认识了大她七岁的谢家振，两人于2024年2月24日结婚。同年6月，黄汶雯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应激反应。吴梅说，她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她只能劝慰女儿——“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2024年6月18日，在丈夫的支持下，黄汶雯第一次去派出所报了案。警方先后找了黄汶雯、吴梅及张立等人做了笔录。 记者在吴梅提供的聊天记录中看到，报案后，黄汶雯质问张立：“直到2012年读初中我才意识到你对我的所作所为，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张立给吴梅发消息称：“你的好女儿告我。”吴梅回应：“我女儿说到做到”。张立回复：“有什么办法能谈一下？” 最终，因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张立一家指责母女俩“敲诈勒索”。他称，吴梅之前欠了很多钱，和家人都断了关系，“我们是看她可怜，接济过她们，没想到被反咬一口。” 黄汶雯精神逐渐崩塌。2024年6月25日，报案后不久，病历显示“最近一个月来病情逐渐稳定……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症状”；7月5日，“最近一个月来病情不稳定，存在明显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伴头疼，胸闷等躯体症状”；8月11日，“最近一段时间来情绪不稳定，被他人辱骂后病情加重，波动大，睡眠不好”。 2024年12月11日，吴梅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当晚7点多，出门在外的吴梅收到女儿的消息：“妈，我要走了。”她赶回家时，女儿已服用过量药物，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黄汶雯曾告诉母亲，“如果能立案，这个阴影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但至少心里那根刺能被拔掉”。 黄汶雯去世后，吴梅告诉谢家振：“希望你能早日走出来，找到一个相爱的对象结婚。”谢家振没有说话，每周坚持来吴梅家里吃饭。2025年4月11日，吴梅因去广州办事，没有叫谢家振来家里吃饭。当晚，谢家振在网上留下遗书后自杀。 吴梅和其他类似案件的妈妈们互相支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们打个电话，聊聊各自的心理状况和案件进展。更多的时候她们是在做事。吴梅向更有经验的妈妈和律师请教：被性侵后如何固定证据？报案时要准备什么材料，才能让警方更快受理？ 目前，吴梅仍希望能重新立案调查。张立的态度很明确：“你问她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诽谤，我现在准备起诉了。”吴梅则说：“那就让他去起诉吧，我可以面对他。” 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华认为，此类案件取证存在天然困难。儿童认知表达能力有限，易受恐惧或侵害人诱导；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场所，缺乏目击者与监控，熟人作案多用哄骗方式，暴力痕迹及体液等物证较少，家长缺乏保全意识，物证易随时间消失。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史艺鸣指出，童年性侵案件成年后报案，能搜集的间接证据通常包括：记录被害情形的日记、载明自述因性侵导致精神问题的就诊记录，以及知晓内情的亲友证言。由于此类案件多在隐蔽环境下发生，被害人陈述至关重要，需要详尽回忆案发细节，但这势必造成二次伤害。近年来，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日益重视，两院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十条，已就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采信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史艺鸣表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间接证据越多越好，虽然难以保证必然形成完整证据链，但如果间接证据很少，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近日，吴梅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和黄汶雯主治医生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吴梅反复向医生确认，是否记得黄汶雯曾向其透露过被亲戚猥亵的经历。医生起初表示“记不清楚”，后在对话中想起，黄汶雯曾说过“亲戚对她不好了，猥亵女童之类的”。 “我是一个失职的母亲。”吴梅如今在直播间里不停重复这句话。一些网友因她当年未及时报案，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她仍坚持发声，“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
2022年，黄汶雯24岁，第一次向吴梅透露自己在七八岁时曾被亲属张立（化名）性侵害。但当时吴梅没有报警。2年后女儿结婚，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应激反应，在丈夫支持下报警，因无法证实犯罪事实发生，深圳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24年底，她自杀离世。四个月后，其丈夫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自杀。 先后失去女儿女婿，这位“失职”的母亲选择带着女儿的案例，投身到防性侵宣传中去，她在网上报名儿童防性侵课程；在直播间反复讲述女儿女婿的悲剧；多次到学校、社区、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她甚至设想针对儿童开发一款能长续航的录用穿戴设备。 因她当年未及时报案，有网友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她仍坚持发声，“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 生于1977年的吴梅是广东潮汕人，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1998年，黄汶雯在潮汕出生，满月后随吴梅到深圳。吴梅当时忙着在岗厦一商场做生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吴梅就把她带在身边。 吴梅的二姐和二姐夫张立也在这个商场里做生意，姐妹之间在外常常互相照应。吴梅说，张立有时会带黄汶雯先上楼做饭，等饭做好了，再喊她上楼一起吃。有两回，黄汶雯还曾在张立家留宿。 而张立否认黄汶雯去过他们家。他表示，他们夫妻俩开了七八个店，分散在不同的商场，“每天清晨六七点出门，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哪有时间做饭？我连自己的小孩都没时间管！” 张立称，自己很少和黄汶雯有接触。但吴梅说，后来自己的生意搬离商场，姐妹俩还经常约去海边，二姐夫让她把黄汶雯带上，“他说他最疼的就是我的女儿”。 在吴梅看来，女儿从小活泼可爱，成绩优异，但到初中，成绩一落千丈，三天两头不舒服。她担心女儿早恋，提醒她“陌生人给的水不要喝。” 2012年7月，14岁的黄汶雯在深圳一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2018年，诊断从抑郁症转为双相情感障碍。此后黄汶雯多次轻生，都被救回。吴梅想不通为什么，女儿不愿说。为了防止女儿自杀，她把药藏在自己房间里，晚上也时常陪女儿睡觉。 2022年1月，黄汶雯再次计划自杀。母女二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当年1月21日凌晨，黄汶雯告诉吴梅“今晚不用和我睡了”。她写道，“我知道我就是个事情很多的累赘……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很痛苦，你们一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痛……”吴梅说，“你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放你走。” 吴梅记得，那晚，母女俩聊了两三个小时，黄汶雯哭得撕心裂肺，吐了一地。 吴梅称，女儿当时向她吐露，自己在七八岁时被二姨夫性侵。据汶雯描述，在二姨夫家，二姨在厨房炒菜，二姨夫开了空调。夏天穿得少，她躺在沙发上，二姨夫拿了一条白色毛巾给她盖上，手就伸了进去。 吴梅记得那条白色毛巾，见过它盖在女儿身上的样子，“如果我女儿是乱说的，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呢？” 记者在母女二人的聊天记录中看到，黄汶雯多次自述小学时候被亲戚性侵、猥亵。“我那时候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我？”黄汶雯曾质问母亲。吴梅不知该如何回应。“我太愚蠢了，当时的认知不到位。”吴梅后来对记者说。 听到女儿的讲述后，吴梅一遍遍回想，那些年自己到底错过了哪些信号？ 据她回忆，黄汶雯小时候经常腹痛、做噩梦，有时半夜三更哭着来敲她的房门；到了四五年级还会尿床，她不敢让母亲知道，偷偷把湿裤子藏起来，想等着放学回来再自己洗掉。吴梅发现后带女儿去医院查过，没查出结果。还有一回，吴梅注意到女儿下体发红，只当是孩子上火，没往深处想。 吴梅说，2013年，两家人把房子买在了同一栋楼的A、B座。张立一家常来家中吃饭聊天，可黄汶雯每次的反应都很大，质问她：“为什么老叫他们来我们家吃饭，讨厌死了。” 直到2022年1月那晚，从女儿口中得知原因，母女俩抱头痛哭，决定搬离当时的房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吴梅向女儿承诺。 但她们没有报警。“我不是不报警，是真不懂，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有羞耻之心，就连找人问问，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吴梅当时想，毕竟时间过去这么久，口说无凭，对方不会承认。她说，更担心报案后无法立案，可能导致女儿病情恶化，“我只求女儿平平安安，把这个事情忘掉，开始新的生活。” 一定程度上，黄汶雯在母亲的宽慰下，状况有所好转。经人介绍，黄汶雯认识了大她七岁的谢家振，两人于2024年2月24日结婚。同年6月，黄汶雯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应激反应。吴梅说，她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她只能劝慰女儿——“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2024年6月18日，在丈夫的支持下，黄汶雯第一次去派出所报了案。警方先后找了黄汶雯、吴梅及张立等人做了笔录。 记者在吴梅提供的聊天记录中看到，报案后，黄汶雯质问张立：“直到2012年读初中我才意识到你对我的所作所为，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张立给吴梅发消息称：“你的好女儿告我。”吴梅回应：“我女儿说到做到”。张立回复：“有什么办法能谈一下？” 最终，因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张立一家指责母女俩“敲诈勒索”。他称，吴梅之前欠了很多钱，和家人都断了关系，“我们是看她可怜，接济过她们，没想到被反咬一口。” 黄汶雯精神逐渐崩塌。2024年6月25日，报案后不久，病历显示“最近一个月来病情逐渐稳定……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症状”；7月5日，“最近一个月来病情不稳定，存在明显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伴头疼，胸闷等躯体症状”；8月11日，“最近一段时间来情绪不稳定，被他人辱骂后病情加重，波动大，睡眠不好”。 2024年12月11日，吴梅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当晚7点多，出门在外的吴梅收到女儿的消息：“妈，我要走了。”她赶回家时，女儿已服用过量药物，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黄汶雯曾告诉母亲，“如果能立案，这个阴影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但至少心里那根刺能被拔掉”。 黄汶雯去世后，吴梅告诉谢家振：“希望你能早日走出来，找到一个相爱的对象结婚。”谢家振没有说话，每周坚持来吴梅家里吃饭。2025年4月11日，吴梅因去广州办事，没有叫谢家振来家里吃饭。当晚，谢家振在网上留下遗书后自杀。 吴梅和其他类似案件的妈妈们互相支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们打个电话，聊聊各自的心理状况和案件进展。更多的时候她们是在做事。吴梅向更有经验的妈妈和律师请教：被性侵后如何固定证据？报案时要准备什么材料，才能让警方更快受理？ 目前，吴梅仍希望能重新立案调查。张立的态度很明确：“你问她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诽谤，我现在准备起诉了。”吴梅则说：“那就让他去起诉吧，我可以面对他。” 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华认为，此类案件取证存在天然困难。儿童认知表达能力有限，易受恐惧或侵害人诱导；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场所，缺乏目击者与监控，熟人作案多用哄骗方式，暴力痕迹及体液等物证较少，家长缺乏保全意识，物证易随时间消失。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史艺鸣指出，童年性侵案件成年后报案，能搜集的间接证据通常包括：记录被害情形的日记、载明自述因性侵导致精神问题的就诊记录，以及知晓内情的亲友证言。由于此类案件多在隐蔽环境下发生，被害人陈述至关重要，需要详尽回忆案发细节，但这势必造成二次伤害。近年来，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日益重视，两院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十条，已就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采信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史艺鸣表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间接证据越多越好，虽然难以保证必然形成完整证据链，但如果间接证据很少，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近日，吴梅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和黄汶雯主治医生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吴梅反复向医生确认，是否记得黄汶雯曾向其透露过被亲戚猥亵的经历。医生起初表示“记不清楚”，后在对话中想起，黄汶雯曾说过“亲戚对她不好了，猥亵女童之类的”。 “我是一个失职的母亲。”吴梅如今在直播间里不停重复这句话。一些网友因她当年未及时报案，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她仍坚持发声，“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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