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茂

超标准，正在从"多花钱"变成"少赔钱"
【综合新闻】全球厄尔尼诺强度走高，各类极端天气的出现频次明显上升。对中国来说，这已不只是天气话题——它是对四十年铺开的庞大基建存量的一次整体性考验。不少建成较早的公共工程，无论设计标准还是当前状态，都开始跟不上如今频发的强降雨、极端高温和旱涝快速切换。先看水库。全国登记在册的大坝约九点五万座，八成以上集中修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坝体多为土石结构。几十年不间断运行下来，它们普遍超出了最初设定的服役年限。平日无碍，可一旦汛期强降水集中灌入库区，坝体渗漏、结构松动的隐患就会被同步放大。往年一些地方小型水库出险，根源大多在这里，不是天灾突至，而是老化已久。城市内涝则卡在地下。多数城区的排水管网铺设年代久远，更新替换缓慢，早年参照的降雨强度标准偏低，与我国季风区短时强降雨的实际情况并不匹配。2021年郑州"7·20"暴雨里，当地三十八个排涝分区只有一处达到规划排涝标准。管网排得慢、雨来得急，积水一时无处可去，灾情随之被放大。这暴露的不是某座城市的疏忽，而是整整一代市政设计范式的滞后。华北的情况更微妙，多年超采之后地下水位逐步回升，本是生态治理见效的好事，却反过来动摇了当年建筑打地基时的测算前提。低层建筑地基抗浮失效、地下管线受挤压断裂、墙体渗水的报修，这几年在老旧小区和管网密集的老城区逐渐增多。治理见了成效，却带出一道新题。高温与旱涝交替，则在悄悄消耗路桥和电网，路面长期经受暴晒、浸泡、冷热形变，桥梁支座和主梁的损耗远快于常规预估。据2020年交通运输统计年鉴，全国公路网中处于危险状态的桥梁已超过三万座。这些设施平时看不出问题，可一旦遭遇强洪水冲击，垮塌与断路的风险会陡然上升。面对这样一批系统性隐患，一味沿用旧标准修修补补，边际成本只会越垫越高。适度提高工程的预留冗余，已被多地实践验证可行。山西大同提前按更高防洪标准改造水系堤防，2025年几轮强洪峰过境都没出现大范围积水；广东肇庆封开在台风季前升级江口防洪设施，往年逢台风必大面积浸水的老毛病就此改观。超前一步省下的，往往是灾后数倍的代价。这类升级不再是资源的多余消耗，而是防灾体系里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要客观承认，把水库加固、管网翻新、桥梁改造、堤防提标全面铺开，每一项都要真金白银持续投入，基层财政的压力也会随之上来。稳妥的做法，恐怕不是一刀切地拔高所有标准，而是按后果轻重排序：水库、跨江桥梁、城市生命线这类一旦出事代价极高的设施优先加固，一般设施稳步更新；资金上靠中央专项、地方专项债和社会化运维多元搭配，分批把存量隐患消化掉。与此同时，新建工程直接按极端气候的尺度来定规范，从源头上少留隐患。说到底，中国基建正从"追求规模"转向"经营存量、管理风险"的新阶段。极端气候是外部压力，也是倒逼标准迭代的契机。把安全冗余提前建进系统，既是对生命财产负责，也是一个成熟经济体该有的长远算盘。

“北境之王”上台，英国有救了？
【凤凰网】蛰伏北方近十年，安迪·伯纳姆终于站上英国政坛巅峰。当地时间7月17日，工党特别大会宣布他担任新党首，34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让他提前锁定“唯一候选人”位置，7月20日将出任英国第59任首相，成为第八位工党首相。这位出身利物浦工薪家庭的政客，用“北境之王”的逆袭故事，为英国政坛注入新气象，但前路依然危机四伏。伯纳姆的政治底色，深深烙印着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 1970年出生于利物浦郊区天主教家庭，父亲是英国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两人都是工党铁杆支持者。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台后，新自由主义改革让英格兰北部去工业化，大量蓝领失业，利物浦左转成为工党票仓。14岁因BBC《黑帮男孩》加入工党，该剧讲述失业工人挣扎的故事，让他早早立下改变社会的志向。剑桥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政坛，布莱尔“新工党”时代担任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但始终未靠近权力核心。2010年工党败选后，两度竞选党首失败，2016年转战大曼彻斯特市长，开启“逆袭路”。 2017年，伯纳姆以63.4%得票率当选市长，并连任两次。他主导的“蜜蜂网络”公交公有化，是撒切尔时代公交私有化弊病的解药，打通多种交通方式，鼓励绿色出行；承诺捐出15%市长工资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虽未实现，却体现对基层的关怀；疫情期间硬刚伦敦，疾呼“不要让英格兰北部成为政策牺牲品”，被媒体赠予“北境之王”绰号。2024年，斯塔默因地方选举惨败辞职，伯纳姆在补选中提升工党支持率，成为工党“救世主”，349名议员的支持让他提前锁定党首位置。伯纳姆的治国理念“曼彻斯特主义”，核心是权力下放与平衡政府与企业。他主张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权限，比如在曼彻斯特设立“北方唐宁街10号”，承接首相府部分职能；推动水务、能源公有化，如泰晤士水务因负债濒临崩溃，他呼吁收归公有；同时减免中小企业税负，降低公共部门合同门槛，打造“商业友好型社会主义”。但现实留给他的空间有限。公共债务逼近3万亿英镑，政府开支半数用于国民保健制度、社会福利、债务偿还；政策延续性上，他延续斯塔默路线，不增收所得税、增值税，减少移民数量，合理降低福利开支；外交上，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他承诺英欧关系“再正常化”，但对巴以问题的表态（向以施压）能否改变英国中东政策，仍有待观察。伯纳姆的人生轨迹，浓缩了战后英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从凯恩斯主义盛行、国有经济庞大的工薪家庭，到撒切尔主义去工业化的创伤，再到“新工党”的崛起与金融海啸的冲击。如今，他站在脱欧震荡、疫情冲击、财政危机的交汇点，能否打破“唐宁街魔咒”，让“曼彻斯特主义”在全英落地，考验着这位“北境之王”的智慧。毕竟，英国困境并非一人能解，而民众对政治承诺的耐心，已因近十年首相频繁更迭而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