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学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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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移交线索或问题函》、《到案经过及表现情况》通常被检察机关视为综合性证据,一般会在举证的最后阶段出示。但《移交线索或问题函》其实是重要的程序性证据,不仅隐藏着案发原因,而且涉及到立案、定性等重大问题。《到案经过及表现情况》则涉及到自首、坦白的情节认定。对这两份书证,辩护律师不能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证据。必要时,辩护律师甚至可以主动要求公诉人先行出示。在一起涉及到贪污、受贿、行贿、职务侵占H挪用资金等五个罪名的职务犯罪大案中,本人当庭指出该两份书证存在十处违法,这些违法都直接影响本案的证据H定性问题。现将质证意见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一、《A省监委关于移交L涉嫌行贿问题的函》: 1.指定管辖主体不适格。结合《移交函》落款及上下文表述,本案由A省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指定M市H县监委、T市Y区监委管辖。但第九纪检监察室仅是A省监委的内设部门,无权以自己名义作出指定管辖决定。 2.M市H县监委对L的留置无上级批准文书,违反2018年《监察法》第43条规定。 3.M市H县监委延长留置期限无上级批准文书。H县监委对L的留置期间为2025年2月8日至8月8日。该阶段应适用2018年《监察法》,留置期限首次为3个月,延长3个月应报上一级即M市监委批准。但卷内未见该批准文书。 4.M市H县监委和T市Y区监委的留置事由缺乏对应调查材料。根据《移交函》,指定T市Y区监委对L进行留置的原因是“L涉嫌向其他党员领导干部行贿”。但卷内未见任何与该事由相对应的调查材料。究竟是相关材料未随案移送入卷,还是上述事实根本不存在?此外,M市H县监委留置期间的调查主体并非M市H县监委,卷宗中未见M市H县监委的调查、讯问材料。辩护人合理怀疑,该留置事由系办案单位虚设的借口,以规避监察法关于留置期限的规定。 5.如同M市H县监委,T市Y区监委对L的留置和延长留置均无上级批准文书,违反2025年《监察法》第47条规定。 6.对F行贿事项的调查截止时间与移送行贿问题的时间间隔异常。被告人L最后一份涉及向F行贿的笔录为2025年8月8日,即针对该起行贿事实的调查至该日截止。但A省监委直至2026年6月1日才向E市监委移送关于L行贿问题的函,前后间隔近十个月。而根据L当庭供述,其在M留置点接受关于向F行贿问题的调查时,A省监委几名讯问人员明确告知其:“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保证不会追究你行贿的责任。”L的当庭供述与移送时间间隔相互印证,指向办案机关涉嫌以承诺不追究责任的方式对L进行诱供、骗供,后因L翻供又重新追究其行贿责任。刑罚乃国之重器,岂可沦为办案单位随意拿捏的工具? 7.本案移送路径不符合法律规定。《移交函》系A省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向E市监委出具。本案最后实施调查的机关是T市Y区监委,移送路径为:义安区监委→A省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E市监委→E市人民检察院。上述移送路径违反2025年《监察法》第52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52条、第255条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合法移送路径应为由H县监委移送H县人民检察院或者H县监委移送E市监委,而非由H县监委移送A省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再由A省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移送E市监委。 综上:本案实质上系办案单位利用指定管辖规避《监察法》关于留置期限的规定,突破留置期限的法定上限。本案中,L先后被E市监委、M市H县监委、T市Y区监委各留置六个月,连续留置长达十八个月,远超2025年6月1日新《监察法》规定的最长留置期限十四个月;而在新《监察法》实施之前,留置时间最长仅为六个月。无论适用新法还是旧法,本案留置均严重超期,超期阶段有罪供述都是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二、《L到案经过及表现情况》 8.该文书内容与《A省监委关于移交L涉嫌行贿问题的函》相矛盾。该文书称,E市监委于2025年2月8日解除留置后,L由A省监委留置至2026年1月22日;但《移交函》载明,L被E市监委解除留置后,先后被M市H县监委、T市Y区监委留置。二者相互矛盾,致使2025年2月8日至2026年1月22日期间,L由哪一监委留置、依据何种留置手续等基本事实无法查明。留置主体及合法手续不明,L在所作笔录的合法性不能保证,依法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9.该文书仅加盖E市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部门印章,不足以印证L长达十八个月、跨多个监委的留置期间表现。根据在案证据,E市监委留置L六个月,于2025年2月8日解除留置;此后L先后被M市H县监委、T市Y区监委留置。第八纪检监察室系E市纪委监委内设部门,未参与后续调查,不掌握后续留置期间的表现,无权对L全部十八个月留置期间的表现作出整体评价。 10.该文书无经办人员签字。“表现情况”本质上属于办案人员对被调查人员表现所作的亲历性评价。仅有部门印章、无经办人员签字,无法确认具体的评价来源,不能作为认定L表现情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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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学平|职务犯罪辩护:当庭指出两页书证存在十处违法

    1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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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202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首次将“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规定为受贿犯罪。根据相关指导案例,此类犯罪要求“商业机会”对应的利益事先确定,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且在利用“商业机会”获取利益过程中无实质经营、不承担风险。本人近期代理的一起受贿案件中,被告人L的母亲和X各自出资设立C公司,分别持有55%和45%的股权,L的妻子担任C公司的出纳,L的其他亲属在C公司担任其他中层职务。经营数年后,L的母亲决定退股。经过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审计和C公司财务人员的核算,并经双方股东的确认,L的母亲获得退股权和分红款累计逾千万元。检方指控称,X同意L的母亲出资系为了方便行贿,退股权和分红款与出资款的差额属于L受贿犯罪金额。针对检方指控,L和本人均做了彻底的无罪辩护。现将该部分辩护意见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一、廓清几个谬误 1.“C公司注册成立时,X不缺钱,不需要L的母亲投资”。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X当时不仅欠银行的贷款、对B股份存在赊账,而且2002年春节期间还向五位朋友借了累计110万元。众所周知,春节期间是催款还款的时间,对外借钱非常困难。若非X确实缺钱,不会在此时对外借钱。且对外借款的金额多在十万二十万左右,显见X在注册C公司的时候不是不缺钱,而是很缺钱。L的母亲真金白银存在真实出资,X有着真实而迫切的资金需求。 2.“C公司设立前,X投入100多万设备款是为了帮助被告人L规避风险”。被告人L当庭提出,C公司成立前不存在投资买设备的问题。不排除X是为自己的另一家公司H购买设备,后因故不能使用,遂将设备转卖给C公司。更何况,X在C成立前即便真的投入100多万设备款,也只是预支借款,需要C注册成立后进行偿还。言词证据和客观证据均证明,C已经还清X的所谓投入。X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帮助L一方规避风险的问题。 3.“C公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设立过程,设立后稳赚不赔”。一个几岁小孩都知道的常识是,公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经营风险,而非设立过程的风险。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存在稳赚不赔的情况。X如此虚假口供,竟能被E市检察院采信并作为指控的根据,令人费解。 4.“C公司设立后的风险由X一个人承担,L一方不承担任何风险”。经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始终未能举出任何一个例子证明X承担了具体的风险而L一方置身事外。股东双方按出资比例,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如果C倒闭,则L母亲的出资款将颗粒无收。如果C经营不善,则L母亲需承担收益不佳的风险。这些风险是共担的,不是X一个人的口供可以解除的。X的口供不过是在人为往犯罪方向靠拢,并非客观事实。 5.“C公司设立后X个人对C有巨额的投入,而L一方的投入仅有27.5万元注册资本金”。这里的“投入”实质是借款,后面C都进行了偿还。而且非但X对C有借款,L一方特别是L父亲也对C有借款。非但C占用过X实控的H公司的资金,在案书证足以证明H公司也占用过C的资金。更重要的是,L一方出借的资金或许没有X多,但股东双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X自己总结L为C公司提供过六项帮助,这些帮助同样价值巨大。所以不能只看X的个人贡献,也要看到L一方的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双方合力做大企业的故事。 6.“注册股本金只有27.5万,退出时却分红了700万并拿到了700万退股权,该1400万跟出资不成比例,不是正常投资而是贿赂”。这个逻辑尤其奇葩。谁规定了出资的回报限额?当年软银投资阿里巴巴的回报远比L一方投资C要高,难道公诉人也可以说软银不是正常的投资?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绝对值,还要看分配比例。不能仅看L一方分了多少钱,还要看X分了多少钱。X的口供和财务人员的口供可以证明,1400万每一笔都有依据且X一方分的更多而非更少。 二、检方受贿罪指控完全不能成立 1.出资是认定股权的黄金法则。现代《公司法》允许灵活出资,比如人力资源出资、技术出资等,但资金出资是最常见形式。L母亲存在真实的27.5万元出资,X仅有22.5万元出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后来的退股款和分红款是L一方的合法收入,而非X对L的贿赂。 2.2002年注册C公司时,双方是合伙投资的故意而非行贿受贿的故意。X称注册C是为了方便给L行贿,这个说法是孤证,系在留置期间作出,逻辑上也不值一驳。最方便的行贿就是给钱给现金给干股,而不是邀人出资担任股东。后者常会导致经营矛盾,反而不利于X所称的利益输送。在这个问题上,公诉机关偏听偏信不实口供,却拒不结合逻辑、常理进行甄别。 3.L一方参与了日常经营。首先要强调的是,是否参与日常经营并非判断是否存在真实股权的依据,两者完全是不搭界的两件事。很多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赌协议的投资股东都不参与具体经营,但他们的股权依然合法、真实地存在。本案中,L一方参与了具体经营,包括L的妻子亲自负责管理小金库的资金,还有其他亲属参与C公司的日常管理。C公司的重要决策和事项,L一方都有参与。 4.在2007年9月退股时,退股权和分红款经过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评估、第三方财务的独立核算、双方股东的计算确认,每一笔都有依据都有来源,该1400万是L的母亲的合法所得。与该1400万形成对应的是,X也从C公司获取了1400万左右的利益。考虑到C公司的有些小金库是以X的个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C公司的很多资金直接转入X的个人账户,因此C公司和X个人的账目本身就是一个黑洞。在没有完整调取C公司和X个人全部银行流水的情况下,非但不能认定L一方退股时存在多分的情况,而且极可能放纵X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刑事责任。 综上:客观证据足以证明L母亲的出资真实合法,X的口供将退股款和分红款说成是行贿款违反证据、逻辑和常理。考虑到X虽曾经被留置却未被起诉,不排除X的不实口供系出于某种交易或自保。不用承担后果或责任,证人可以配合提供任何证言。希望法院重客观证据,不轻信有罪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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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学平|存在真实出资且参与经营管理,不属于交易机会型或预期收益型受贿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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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本人代理过数起因国企改制引发的贪污案件。B系一家化工领域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外方股东持股48.5%、当地国有城投公司持股48.5%,另有三家小型国企分别持股1%。二十年前,在“资产退出国有序列,职工退出国有身份”、“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国企改制浪潮中,被告人L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收购了48.5%的国有股权,并渐次直接或间接收购了其他股东的全部股权。二十年后,L收购国有股权的交易模式被指控系贪污犯罪。改制前,企业经营略有盈利但前景不足,改制后企业活力迸发、获得长足发展且部分产品在世界细分市场占据头部份额。检方指控L贪污了48.5%的国有股权,改制基准日价值约1.3亿。检方还指控L利用贪污的股权所得的分红收购了其他股东股权,因此主张追缴B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以及其他所有的分红收入。截至案件起诉到法院时,有关部门冻结、查封的资产超十亿元。该起案件涉及到企业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不及涉及人身自由还涉及财产处置,具有极强的司法示范意义。现将当庭发表的针对贪污罪的辩论意见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一、廓清几个谬误 1.“B股份没有改制必要性”。有部分证人甚至当年在E市政府任职的证人都称B股份经营情况好,不需要改制。还有部分城投公司和B股份公司的员工称,B股份给机器和设备买了保险,没有风险不需要改制。这两种观点都是明显错误的。 首先,中央当时的国企政策是推动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L当庭称,当时E市国企改制的要求是“资产退出国有序列,员工退出国有身份”。企业经营状况如何以及是否盈利并非是否需要改制的判断依据,并非只有亏损的国企才需要改制。其次,企业最大的风险是市场经营的风险,并非买一份商业保险就可以躺赢的。《B股份改制总体方案》详细论述了B股份改制的必要性,该《方案》获得了E市国资委和市政府的批复同意,证明改制必要性在官方层面并无异议。L系B股份改制的执行者,而非B股份改制的提出者。 2.“债转股等于空手套白狼”。B集团持有B股份48.5%股权,同时B集团欠H科技公司2.66亿债务(利息另算)。B集团实际仅支付H科技公司约1.4亿就将2.66亿债务全部免除,差价就是H科技公司支付的收购48.5%股权的对价。债转股是非常普遍的经济行为,B集团没有损失,H科技公司没有捡到便宜,改制并非“空手套白狼”。 3.“资金循环等于什么都没发生”。公诉人在指控时反复强调本案1.3亿购股款存在部分资金循环,认为:H科技公司将资金转到产权交易中心后,产权交易中心又将资金转给了B集团,B集团回转给了H科技公司,H科技公司再转给产权交易中心,故H科技公司的收购资金系资金循环,相当于未支付钱款。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资金循环在财务做账上非常普遍,重要的不是循环了多少次,重要的是每次循环是否发挥了货币的支付功能。公诉人在发表第二轮答辩意见时称,“1元钱循环1.3亿次,难道就相当于1.3亿吗?那么是否1元钱就可以购买B股份48.5%的股权?”这个意见显示,公诉人虽然已经提起公诉,但对本案的核心逻辑并未理解。 重点不是1元钱循环了多少次,而是为什么能够循环?正常情况下,1元钱打给产权交易中心会被直接扣掉,产权交易中心不可能将钱打回去,根本无法循环。本案中,正因为B集团对外负债,所以产权交易中心才愿意将资金打回给B集团,B集团再将资金打给H科技公司用于还债。原本可以直接债转股,因为产权交易中心必须要有形式上的流水,才如此循环走账。H科技公司每次将钱款转给交易中心都计作一次购股付款,而B集团每次将钱款转出给H科技公司都计作一次偿债。每次资金循环都发挥了各自的功用,每次资金循环都不是替代关系,并非重复操作,而是发挥了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因此,重点不是循环了多少次,而是每次循环是否产生了相应的财务或法律后果。 4.“国有资金永远是国有资金”。在资金流通过程中,其属性会发生变化。国有资金流通后有可能会变成非国有资金。B集团将资金转给H科技公司,用于偿还H科技公司的债务时,在资金到达H科技公司的账户那一刹那,国有资金就变成了非国有资金。如果仅仅从来源判断,那么银行是否可以根据贷款主张股权?显然不可能。 二、贪污罪指控不能成立,无罪理由非常充分 1.从三条资金流看:原本B集团对B股份负有2.66亿债务,因B股份将该债权转让给H科技公司,故H科技公司对B集团享有2.66亿债权,对B股份负有2.66亿债务。根据2017年E市纪委委托第三方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H科技公司、B集团、B股份三方的债务全部结清。国有资产没有损失,L没有捡便宜。 2.从国有资产保值情况看:①B集团豁免了1.3亿元债务。没有拿到现金,不等于没有收获利益。②1.3亿的股权价值已经包含了B股份对B集团的债权。如果公诉人否认三方债务,将B股份对B集团的2.66亿债权从B股份的净资产中剔除,那么B股份48.5%的股权价值就不可能是1.3亿元了。③以1.3亿对价收购48.5%本身就已经收回了对应的国有资产。 3.本案的本质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通过缩小时间差节省了对外融资的融资成本。L称即便产权交易中心不将购股资金回转给B集团并进而回转到H科技公司,其依然能从外面融到资金去收购B股份的股权。唯一的差别是,去银行贷款或找其他人借款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额外成本。除此之外,本案的操作手法跟L利用H科技公司从银行贷款收购B股份的股权,然后用B股份分红偿还银行贷款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4.辩护人可以举出真实的国企管理层收购的成功案例。美的、联想的管理层收购方案跟本案极其相似,但两个公司的收购案例都被权威部门认可,没有认定贪污犯罪。 (1)案例一:美的集团管理层收购 美的前身是顺德北滘镇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公有制企业范畴。1999年管理层设立专门持股平台美托投资有限公司,启动股权收购谈判。美托投资收购美的股权时,只付了10%现金首付,其余90%分期付款。股权收购协议签署后,美的集团立即将该股权全部质押给顺德北滘信用社,获得3.2亿元贷款,用于支付剩余股权款。美的改制方案获北滘镇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批准实施,何享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案例二:联想控股员工持股及管理层股权改制 联想控股由中国科学院出资设立,属于中央直属科研院所创办的国有科技企业。1993年中科院同意给予联想管理层、员工35% 分红权(只有收益权,不享有实股所有权);2001年,将多年积累的分红收益转化为实缴股权,管理层和员工持股平台正式取得35%股权。该改制分两步走:第一步仅分配利润收益,不改变国有股本;第二步,管理层和员工使用历年分配到手的分红资金出资购买股权,资金来源是已经合法取得的经营分红,不是无偿划转国有资本金。柳传志同样获评官方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 5.E市过往的类似案例,法院并未认定改制人员构成贪污罪,而仅仅是将相关人员“借国有资金收购股权,然后用分红款偿债的行为”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同案应当同判,更何况是一个地级市范围之内更应保持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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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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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周禄宝、景树仁、周芳琴等人一开始被公安机关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检察机关去黑改恶进行起诉,在庭前会议后又主动去恶。一审期间,全体辩护律师都为各自的当事人做了彻底的无罪辩护。最终,周禄宝因撰写、发布网帖帮农民工讨薪、帮包工头讨要工程款被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景树仁因为帮助转发网帖,在自己分文未取的情况下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周禄宝的姐姐周芳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因为帮助周禄宝引荐、介绍求助者被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全体被告人均不服上诉,全体辩护律师均强烈要求二审开庭审理。二审主办法官多次催要书面辩护词未果,案件仍处于僵持阶段。现将一审期间,本律师第一轮辩护意见中的部分内容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准确认定被告人周禄宝、景树仁、周芳琴等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坠入由公检机关根据错误的概念和错误的推理所设定的刑法之网,我们必须进行系统重装,恢复法律体系的出厂设置。接下来,我将通过条分缕析的辨析来厘清公检机关的语言迷雾和错误指控。 1.部分被告人是包工头,将其说成是农民工便是虚假信息吗? (1)“农民工”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生活用语。老百姓日常口头表达中的农民工指向的不是某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身份,指向的是未能在城市稳定扎根、未能完成市民身份转换的农村人、乡下人。应当合理推断,周禄宝的网帖是在生活意义上使用的这个词汇。 (2)即便采取最严格的法律定义,相关人员也都是农民工。公诉人称李学术等人是包工头,不是农民工。好像是包工头,就不可能是农民工。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根据《条例》,农民工的定义包含两个要件:提供劳动、农村居民。根据起诉书,除了李学术是建筑劳务公司的法人,景树仁是门卫保安外,其他被告人均被表述为无业,其实际身份均是农民。李学术作为包工头,户籍在农村(临洮县某镇某村三社),需要亲自提供体力劳动。因此,周禄宝网帖中称相关人员为农民工并无不妥。 (3)从事何种职业不是认定农民工的关键。官媒《经济日报》2021年8月24日发表了题为《“农民工”不再是体力劳动者代名词》的文章。该文章指出“2020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从事IT行业占比大幅提高”。在北京搞IT都能是农民工,怎么在四线小县城的小小包工头就不能是农民工了? 2.部分网帖将工程款说成是“农民工血汗钱”就属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1)谁欠谁多少钱,是事实陈述。这笔钱是什么钱,是什么法律性质,需要用什么法律去调整,是观点意见。 (2)部分工程款涉及劳务分包。穿透本质和最终构成,被检方指控为工程款的部分,其主要成分仍是农民工工资或劳务费,材料款所占比重极小。以讨要回来的工程款为例,主要用途是支付农民工工资。 (3)“血汗钱”和“工程款”并非排斥关系:钱和款基本等义。“血汗”有两个含义指向:来之不易、非常珍贵。“工程”则定义了钱款的来源,是从事工程获得的。所以工程款也可以是血汗钱!即便按照公诉人所说的工程款包括利润,这利润也是血汗钱!因为这利润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即便相关网帖把工程款说成是农民工血汗钱,也不属于虚假信息。 3.存在纠纷,劳务报酬或工程款还能不能讨要? (1)逻辑上,先有讨要后有纠纷。如果没有讨要,自然不会发生纠纷。也即,纠纷是讨要的结果而非讨要的背景事实。 (2)根据《汉语词典》,纠纷是指“争执的事情”。也即只要一方讨要,另一方拒绝,就形成了纠纷。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讨要只能讨要一次。一旦对方拒绝就不能再行讨要,因为已经产生了纠纷。按照这个逻辑,协商和谈判包括诉讼中的和解、调解就都不可能了。这个逻辑非常荒唐。 (3)按照公诉逻辑,如果有纠纷,就只能走司法途径,只有司法途径是合法途径。但司法是最后的救济途径而非唯一的救济途径。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智慧”和“中国经验”,在贵地却被视为是寻衅滋事犯罪。 4.企业欠薪,劳动者有没有权利索要补偿或赔偿? (1)《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加班的工资报酬,措辞都是“不低于”。只规定了下限,没有规定上限。农民工干活没日没夜,加班是常态。本案中,相关人员索要加班补偿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金额合理。 (2)《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即便未经“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的前置程序,也属于轻微的程序瑕疵,不影响实体上的法定权利。农民工据此要求加付赔偿金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犯罪。 5.公民有没有权力帮助别人发帖维权讨款? (1)在网上发帖讨款是一种经济、便民、高效、合法的维权方式。私权利遵循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 (2)周禄宝等人有权帮他人维权讨款且有权收取一定的报酬。只要双方自愿,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不要求做好事免费。发帖维权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不违法。 (3)帮别人发帖维权是否属于起诉书所称的“插手民间劳资纠纷”?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关心别人的事就成了罪过。那么我们刑辩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辩护是不是也变成了“插手刑事案件”了呢?! 6.公民发帖前或发言前,核实义务或审慎义务究竟到什么程度才合理? (1)表达的边界并不是由“正确”来界定的。杀死表达的恰恰是“你只能说正确的”。因为谁来界定“正确”?谁能天生“正确”?一个对“错误言论”零容忍的社会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正确言论”。 (2)“社会需要多元的声音”不是审美意义上的需求,而是认识论上的需求。多元声音不是为了好看好听,而是因为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绝对正确。 (3)关于公民发言或发帖前的审核义务,需要厘清如下两个问题: ①审核主体是谁?谁发言谁审核、谁转发谁审核。特殊情况下,可以借助信赖利益豁免或减轻自己的审核义务。比如转发新华社的网帖,一般不需要去专门审核。周芳琴是周禄宝的姐姐,她完全有理由信赖周禄宝本人的审核。周芳琴并未撰写或转发网帖,对网帖内容全然不知。且其身为文盲,根本没有能力审核。 ②审核义务是什么?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和一千零二十六条关于新闻媒体的审核义务规定,举重以明轻,可以判断普通公民的审核义务无论如何不应高于新闻媒体。 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 1026条: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的合理核实义务,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一)内容来源的可信度;(二)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六)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 划重点:根据我国《民法典》,媒体只有“合理核实义务”而非“绝对查实义务”。法律不强人所难,周禄宝的审核义务必然受到他的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的约束,不能无限要求。事实情况是周禄宝在发帖前进行了认真、仔细、必要的审核。他除了审核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还会查询工商信息、政府官网、企查查软件,必要时还会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人工审核。 7.发布农民工讨薪网帖能否关联当地领导? (1)国务院行政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第五条规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应当坚持市场主体负责、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 (2)国务院办公厅2023年专门制定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第五条规定“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治理欠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成效、人民群众满意度等情况。” 8.批评、质疑等观点或评论,有没有虚假的问题? 帖文往往包含事实和观点两个部分,只有事实才有真实与虚假的问题,观点只有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因此,必须区分事实和观点。谁欠谁多少钱,是事实陈述,而这些钱的法律性质究竟是劳务费还是工程款则属于主观观点的范畴。将少量工程款说成是劳务费,不是事实虚假与否的问题,而是定性正确与否的问题。 公诉人称“本案追究的不是有没有纠纷。追究的是把工程款说成是农民工血汗钱”。在欠钱本身真实、索赔基础存在的情况下,公诉人一句“说成是”充分暴露并证明周禄宝帖文的相关说法是观点意见而非事实陈述。如果涉案人员当年真的走司法途径讨款,不论起诉状中是表述公民工工资、劳务费还是工程款,相关人员都不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犯罪。 公诉人抱怨,职能部门要经过调查核实并且要依职权处理,而周禄宝则只要有关单位或人员不付钱就直接关联领导不作为。公诉人犯了又一个错误。当存在普遍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工程款现象的时候,相关职能部门已经严重失职了。并非是发帖投诉后付钱不及时才涉嫌失职,而是相关部门已经失职在先。 9.舆论监督、关联领导如何认定主观是否恶意? 起诉书多次使用“恶意关联”、“以⋯为噱头”、“打着⋯旗号”等表述。公诉人称“舆论监督是基于公共事务的事实监督,不谋取个人利益。尊重事实、理性表达。被告人或为名,或为利”。这些表述是明有问题的。 (1)舆论监督不能也不必拘泥于事实监督,也可以有评论甚至有负面评论和批评。《人民日报》和《焦点访谈》都有很多观点表达,定期发表评论意见。 (2)舆论监督不禁止个人谋取利益。即便主观为名为利,也不影响行为人依法享有的舆论监督的权利。 (3)舆论监督理性表达最好,但也可以表达情绪。理性的尽头是情感,遇见不公每个人都可以拍案而起! (4)针对公民行使权利,不能凡事追究动机是否是恶意。公诉人称周禄宝的帖文“不是批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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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近年来,拒不执行判决罪持续高发。这跟有关部门推进治理执行难有关,有些地方甚至发起了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司法机关指控的拒执行为并非直接转移资产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复杂的交易结构和庞大的交易网络,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在有些环节,需要运用民商事思维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保障交易安全;在有些环节,需要越过法律关系的表象去穿透审查行为的本质。本起案件中,检方指控当事人B通过将其名下的市场经营权虚假承包给他人、另行成立关联公司低价回购不良债权等方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现将本案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第二部分《对补充起诉书指控内容的解读和反驳》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检察院的《补充起诉书》并没有补充起诉新的行为,而只是补充起诉了新的生效债务。而拒不执行判决罪调整的是拒执行为,而不是未偿还的债务。即便债务再度增加,拒执行为没变,那么法律评价就不会改变。公诉机关在《补充起诉书》中将“情节严重”变更为“情节特别严重”,明显不能成立: 1.S市高院的生效判决于2025年8月29日作出,S市一中院的执行立案日期为2025年9月15日。仅仅一个月后的2025年10月21日,被害单位就向S市公安局P分局递交合并侦查的报案书。一周后的2025年10月28日,S市一中院便给S市公安局P分局发出了《执行函》,移送涉嫌拒执犯罪线索并要求后者进行刑事侦查。S市一中院自2025年9月15日受理执行立案到同年10月28日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犯罪线索期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执行法官从事了何种执行工作。S市一中院的《送达回执》显示,被告人B收到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等文书的时间是2026年3月3日,执行法官陈某《工作记录》的出具时间是2026年6月5日。S市一中院执行局没有开展任何执行工作,更未穷尽执行手段,被告人B何来拒执犯罪? 2.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环节发表答辩意见时称,“《和解协议》没有充分履行及其后的一系列行为构成了对S市高院判决的拒执行为”。这么严重的指控逻辑,公诉人竟然留到法庭辩论环节的第二轮辩论方才说出口,之前始终不明确表态。辩护人对这样的公诉行为要表达最强烈的抗议!问题是:被告人B直到2025年11月11日才签署《和解协议》,而其他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的日期更在11月11日之后。而S市一中院自2025年10月28日便向公安机关移送了拒执犯罪线索。由此可见,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不能成立。包括S市一中院、S市公安局P分局和S市P区检察院等单位均疑似沦为了帮助特定民事主体讨债的工具! 3.指控的“拒执”行为不变,仅仅债务增加,不会让“情节严重”变成“情节特别严重”。变更的理由不成立,起诉书和补充起诉书在逻辑上明显自相矛盾。公诉人当庭表示其适用兜底条款,主要是基于三个理由:①数额特别巨大,判决金额高达8亿余元。②拖延时间长。③对被害单位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这三个理由要么不符合法律规定,要么没有证据予以证明: ①拒执罪中的犯罪金额不是指债务金额,而是指隐藏、转移的资产金额。公诉机关将判决金额8亿元作为认定被告人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据,不符合立法原意。 ②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拖延时间长可以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且拒执行为是持续犯,一旦实施拒执行为则必然导致债务拖延的情形。按照公诉逻辑,债权人可以故意拖延报案,可以将每个案件都拖成情节特别严重。因此将拖延时间长解释为情节特别严重非常不当,应予纠正。 ③公诉机关并未举证证明指控的行为给被害单位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如果仅仅是拿未偿还的债务说事,则又回到了第一个理由即债务金额大小。正如前文所述,刑法中的拒执罪调整的不是债务本身,那是《民法典》调整的对象。拒执罪调整的是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行为,指向的是隐藏、转移的资产金额而非债务金额。被害单位的诉讼代理人称,涉案行为导致被害单位业务萎缩、人员流失。且不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前述结果已经真实发生,即便发生了也无法证明系指控的行为导致。 4.公诉机关在新旧拒执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上存在明显错误。在“两高”《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2024年12月1日施行前,拒执罪要求隐藏、转移财产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判决生效且执行受理之日后,发生在执行立案之前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2024年12月1日新《解释》施行后,将隐藏、转移财产的行为从法院受理执行后提前到“诉讼开始后”。结合本案三个民事案件的诉讼时间线,则前两个民事判决应当以受理执行日期为界,S高院的民事判决应当以2024年12月1日新《解释》实施日为界。公诉人有关“2019年8月12日,S高院的案件已经开始诉讼,之后的资产转移行为就属于拒执犯罪”的说法完全错误。 综上:债务没有还清是事实,但给被告人定罪必须按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必须基于充分的证据,不能简单的根据行为给被害单位造成的后果进行定罪处罚。三天的庭审足以查明:有的指控行为发生在三个民事案件执行受理日期之前,有的指控行为本质上是未如实向法院报告财产,但该类行为未经前置的司法强制程序不能直接入罪。刑罚乃国之重器,绝不应沦为帮助一方民事主体讨债的工具。如果相关部门这么做了,贵院也不应当简单附和而应当坚决予以纠正。我们坚持认为B是无罪的,应当依法判决其无罪。 退一万步,即便贵院坚持判决被告人有罪,那么指控“情节特别严重”也于法无据。考虑到被告人B跟被害单位已经签署《和解协议》,在《协议》签署前后已经实际偿还逾亿元,且已经将价值约两亿余元的债权转让给被害单位。再考虑到继续羁押B无助于继续偿债、让B恢复自由才有助于筹集资金等现实,如果贵院不能判决无罪也恳请根据实际羁押期限对B进行实报实销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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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学平|拒执犯罪的金额应是隐藏或转移的资产金额,而非未清偿债务的金额

    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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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近年来,拒不执行判决罪持续高发。这跟有关部门推进治理执行难有关,有些地方甚至发起了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司法机关指控的拒执行为并非直接转移资产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复杂的交易结构和庞大的交易网络,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在有些环节,需要运用民商事思维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保障交易安全;在有些环节,需要越过法律关系的表象去穿透审查行为的本质。本起案件中,检方指控当事人B通过将其名下的市场经营权虚假承包给他人、另行成立关联公司低价回购不良债权等方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现将本案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第一部分《对起诉书指控内容的解读和反驳》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起诉书原文表述是“被告人B作为被告单位R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民事执行案件受理后,仍授意他人协助隐匿、转移自身经营活动收入和租金收入,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这个表述非常笼统,指向性不明,虽经被告人和辩护人多次要求释明却始终未能释明。合议庭在举证质证环节虽要求公诉人具体释明,但公诉人的释明部分既未体现在起诉书和补充起诉书中,亦未体现在法庭辩论环节的公诉意见之中。起诉指控不明确,这给本案的辩护造成了实质性障碍。现根据起诉书表述做如下解读和反驳: 1.只指控了R公司及上海高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跟R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G、J两家公司,根本没有指控诸如Z、K、T等其他公司的行为。也即,Z、K、T等其他公司实施的行为根本不在指控之列,跟本案完全无关,相关证据都跟本案没有关联性。 2.指控的行为必须是发生在该两起民事执行案件最先受理之日后,即2022年6月15日之后。发生在该日期之前的行为,因与指控无关,不进入本案的评价体系。 3.“隐匿经营活动收入和租金收入”在拒执罪语境中的含义是未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而“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必须要经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方才构成犯罪。也即,本案中即便存在未如实申报财产的情形,也不能直接一步上升为拒执犯罪。 需要提请合议庭重点关注:B与W在2017年签署的《离婚协议》,约定将双方及各自名下的房产全部赠予其子X。此时涉案的三个诉讼都没有开始。虽然房产没有过户登记到X名下,但是物权登记只具有一般推定和一般对抗效力。考虑到B和X是父子关系,房产没有过户也符合生活常理。法庭仍应当根据查实的情况认定所有的房产及租金收入归X所有。因此,相关居住房产及租金收入跟本案指控无关。 4.关于“转移自身经营活动收入和租金收入”,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按照公诉人的指控逻辑,K、T和Z都存在人格混同,都是B和L两人实控的公司,甚至按照公诉人当庭宣读且得到公诉人认可的部分证人证言的内容“资金在这些公司之间转移属于左口袋到右口袋”,那么资金在案涉公司之间流转不属于转移资产。因为左口袋和右口袋本质上是一个口袋,在一个口袋里面倒腾不是转移资产,最多是未如实向法院报告口袋的存在,属于未如实申报财产。 (2)用另一家公司收购R系的债权,是否属于转移资产?辩护人的答案是否定的。辩护人把整个过程分步骤进行拆解: ①原始债权人对R公司的债权是其自愿转让的,且转让的对象是持牌的资产处置公司。原始债权人让渡自己的债权,目的是节省自己实现债权的财务和时间成本,降低实现债权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行为。该行为独立于公诉人指控的后续的收购债权的行为。 ②持牌资产处置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再度转让债权。继原始债权人后,持牌资产处置公司再度转让债权。其实,原始债权人和资产处置公司都可以直接走司法程序,申请法院拍卖资产收回债权。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那么指控的相关公司就没有机会去公开市场竞购债权,更赚不到差价了。 ③且不论收购债权的主体和资金跟B个人、R公司等本案被告人没有关系。即便按照公诉人的逻辑,认定收购债权的资金系R公司的资金,那么收购债权的行为也只是偿债行为,也不可能构成任何意义上的转移资产。原因很简单:从资金流向看,收购债权的资金间接进入到了原始债权人的账户;从处置效果看,收购债权符合资产处置公司的目标。即便拍卖价只有被害人诉讼代理人所称的两折三折,但既然拍卖程序是资产处置公司选择的,那么选择公开竞拍程序这一行为本身就决定了:资产处置公司希望有人竞拍而非流拍,且无论竞拍价格如何都符合资产处置公司的预期。这就是市场交易,愿赌服输的内在要求;从其他债权人的角度看,通过这个程序和操作手法被告人不仅了结了之前的债务,并且实现了资产增值,增强了后续清偿其他人债务的能力。 ④通过理性分析而非感性指控,可以确定回购不良债权跟指控的拒执犯罪无关。通过收购不良债权赚钱的秘密是原始债权人和资产处置公司自愿放弃和让渡自己的债权利益。退一万步,回购不良债权如果被认为存在拒执行为,拒执的对象也是那个原始债权人,而非本案中的所谓被害公司。 (3)R公司名下的市场租金由Z公司收取,是否构成指控的拒执犯罪?辩护人的答案是不构成 ①经营权承包行为发生在诉讼开始前。R公司和Z公司的《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于2018年12月31日签署,并于当日生效,发生在本案三个案件执行受理或诉讼开始之前。 ②经营权承包存在真实的背景理由。将市场的经营权承包给L实控的Z公司,B稳定供述此事发生的背景是B欠L6000余万元本金。即便在B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笔录中也承认其欠L6000余万元本金债务。《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证明,截至到2026年10月29日B仍欠L2400余万元。 ③L实控的Z公司支付了承包对价。部分口供称,L使用1000万循环走账。即便如此,也至少可以计1000万对价。再结合L对B的债权(6000万本金+利息+违约金),用债权抵销承包款完全合法。 ④不能证明承包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虽然在案有部分口供猜测称年营业收入大约一个亿,但没有人能说清具体营收是多少,没有人能说清具体依据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运营成本是多少。《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结论和推理明显有误,公诉人指控转移市场6亿余元租金的说法完全错误。 辩护人想强调:有意义的是净利润和可支配收入,而非营业收入。根据直接当事人B的供述,市场运营成本巨大,年净利润大约两三千万甚至低于两千万。如同被告人B自己当庭强调的那样,2018年以前的年净利润究竟是多少根本没有查清,2018年以后净利润即便相比之前有所增加也跟B无关。因为决定2018年底承包价格的只能是之前的净利润而非之后的可能利润。需要指出的是,查清市场2018年以前的年净利润究竟是多少,不是辩护人的责任,而是公诉机关的责任。 考虑到承包价格是一次性支付十年的收入,需考虑到市场风险比如疫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资金贴现等因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市场还将其租金收入质押给了银行,这些租金收入还存在权利负担或权利风险。必须承认,任何市场行为都要互利,还要允许Z公司一定程度的利润。将这些因素全部综合起来看,每年2000万的承包价格并非明显低于市场价,不能认定将市场经营权承包给Z公司是在转移资产。 5.检方指控的“拒执行为”跟涉案三个民事案件没办法执行到位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①公诉人当庭举证称,早在2019年前的生效民事判决证明B及其实控的公司对外负债已经高达十余亿元。如果没有涉案的指控的“拒执”行为,那么相关资产也应当用于清偿前述十余亿元债务,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本案的被害单位。 ②公诉人指控的回购不良债权行为假设没有发生,那么相关资金也只能用于清偿不良债权对应的原始债权人,相关资金根本轮不到本案的被害单位。 综上:法律上认定因果关系的公式是“没有A则没有B”。本案即便没有实施指控的“拒执行为”,涉案三个民事判决的执行情况也不会改变。指控行为没有恶化或削弱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对本案被害单位的偿债能力,两者没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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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学平|拒不执行判决罪中是否转移资产需穿透审查

    20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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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近年来,拒不执行判决罪持续高发。这跟有关部门推进治理执行难有关,有些地方甚至发起了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司法机关指控的拒执行为并非直接转移资产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复杂的交易结构和庞大的交易网络,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在有些环节,需要运用民商事思维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保障交易安全;在有些环节,需要越过法律关系的表象去穿透审查行为的本质。本起案件中,检方指控当事人B通过将其名下的市场经营权虚假承包给他人、另行成立关联公司低价回购不良债权等方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本人当庭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发表了二十五点质证意见,现将其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1.鉴定启动过晚、出具过快,独立性与中立性存疑 本案涉及公司众多、交易频繁,各主体之间的资金流水规模庞大,资金来源与去向必须借助司法会计鉴定方能查明。本案历经侦查、审查起诉及两次补充侦查,起诉到法院后再次退检,而正式《鉴定意见》直至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开庭前不久才启动受理。如此重要的证据为何拖到最后才启动?辩护人此前反复向公安、检察和法院申请鉴定,多次向承办警官、检察官及法官询问、督促却始终未获明确答复。 需注意的是,自2026年10月19日受理至10月29日出具正式鉴定文书,全部鉴定工作仅用十日。十日即可完成的工作,为何在此前长达数年的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始终难以完成?辩护人有理由怀疑:鉴定意见并非鉴定机构独立鉴定所得,而是其随时根据办案机关形成的预设结论进行整理、调整后出具。若如此,本次鉴定已丧失独立性,其结论不过是侦查预设结论的鉴定转化。 2.检材来源不明,核心的银行流水缺失 检材是鉴定意见的基础。《鉴定意见》第1页检材部分仅表述为“涉案公司的相关材料”和“P分局提供的其他材料”,均属笼统表述,未列明具体材料清单、提供主体、形成时间及同一性。《刑诉法解释》第九十八条第(三)项规定,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更为关键的是,在涉及资金往来的司法会计鉴定中,银行流水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检材。然而《鉴定意见》检材部分对银行流水只字未提,导致《鉴定意见》的每一项数据均失去可追溯、可复核的来源。 3.案情摘要表述错误 《鉴定意见》第3页“(三)案情摘要”称B“以此去收购自身的不良债权和被法院查封拍卖的不良资产”,该表述错误。B是债务人,不可能是“自身的”不良债权。 4.鉴定过程不明,无法核验 《鉴定意见》第3页“鉴定过程”未体现任何实质性工作内容,无法核验鉴定过程有无遗漏、篡改或选择性摘录,也无法判断鉴定意见形成过程是否客观。 5.鉴定依据不明,鉴定方法缺失 《鉴定意见》第3页仅称“对P分局提供的涉案公司及人员银行卡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对P分局提供的其他资料进行分析”,但未说明统计如何进行:是完整统计,还是经分析筛选后的归纳?如经筛选,筛选数据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分析”是证据分析还是其他分析?事实上本案鉴定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仅统计资金流转轨迹,完全不审查交易基础。银行流水只能反映账户间的资金移动,无法揭示背后的交易目的、法律性质及真实权利归属。在未调取、审核业务合同、发票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鉴定机构未区分款项属于正常经营、债务清偿、合理投资还是非法转移,直接推定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显不合理。 6.以鉴代审,鉴定机构无权认定“拒执” 《鉴定意见》第4页直接以“(二)拒执情况”作出定义。是否构成拒执,只能由法院依法作出判断。鉴定机构仅能在委托范围内对资金流水作客观统计,无权认定当事人是否“拒执”。 7.将侦查机关倾向性意见作为鉴定既定背景 《鉴定意见》第4页市场租金背景部分,直接复制公安《情况说明(二)》,预设B操纵R与Z签订虚假承包合同、循环走账、租金流入代持主体。鉴定机关将侦查机关的倾向性意见直接作为鉴定既定背景,严重违反中立原则。且鉴定机构接受委托时案件已经起诉,应以起诉书表述为准,而非照搬侦查阶段的情况说明。 8.X公司资金不能一概视为来源于Z收取的市场租金 《鉴定意见》第5页①认定:Z自2020年8月3日起向X流出1.193亿元。但X早在2020年5月14日即向F公司转出资金,早在2020年5月21日即向H公司转出资金。也即在Z首次向X转款之前,X账户已有资金进入并对外支付。这直接证明X的资金并非全部来源于Z,其自身具有独立经营收入。故鉴定意见将X账户资金一概视为Z资金的推论不能成立。 9.K公司资金不能一概视为来源于Z收取的市场租金 《鉴定意见》第6页②认定:Z2019年11月18日至2024年7月5日合计转给K8839万元。而在此期间,K向T转出1.22亿元,向V公司转出2904万元,转出总额远超出其收到的8839万元。由此足以证明,K的资金并非全部来自Z,而有其独立收入来源。将K资金简单等同于Z资金显系错误。 10.V公司资金不能一概视为来源于Z收取的市场租金 《鉴定意见》第6页③认定:Z2022年12月12日至2024年7月16日向V转出9627万元;而V自2021年12月1日即向T转出款项。二者时间差同样说明:在Z转款之前,V已有自己的收入,其资金并非全部来源于Z,不能简单视同。 11.“X从市场收取租金1.195亿元”系鉴定机构自行定性,与在案证据矛盾 《鉴定意见》第8页“(2)X公司从市场收取的租金情况”认定:X从市场收取租金高达1.195亿元。但在案证据只能证明“自某一账户向X账户转入若干资金”,不能证明该笔资金的性质;将流入款项定性为“租金收入”,完全是鉴定机构自行添加的判断。结合财务2026年4月28日笔录,其称市场租金全部由Z公司收取。全案并无任何证据指向X曾收取市场租金。故该1.195亿元不能认定为租金收入。 12.《鉴定意见》第9页“T至少1.7亿元资金来自Z市场租金”依据不足 该结论以前述第(8)至(11)点已否定的资金链条为前提,且Z公司和T公司均由L实控,与B无关。 13.T向W系转款2.4亿元的三项来源均依据不足 《鉴定意见》第12页总结称:“T共向W系转款2.4亿元,来源为三部分:Z收取的市场租金;某土地补偿款;包头不良债权的执行回款。” ①来源一未查清T的源头资金与早期资金。如前所述,不能将T收取的1.22亿元全部认定为来自市场租金。②来源二土地补偿款系用于清偿真实债务,绝非转移。③来源三包头不良债权执行回款的资金来源不明、数额错误,详见后第15点质证意见。 14.收购债权系清偿债务,不属于转移资产 《鉴定意见》第13页“(三)不良资产买卖汇总情况”详细列举T等公司收购的债权及支付对价。必须明确:收购债权属于清偿对外债务、化解既有负债的偿债行为,是履行对其他债权人的还款义务,支付的对价最终流入债权人账户,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转移财产。因此,支付收购债权对价与指控的转移资产没有任何关联性。 15.包头债权回款分配数额倒挂,数据错误 《鉴定意见》第15页“②包头不良资产-鸿蒙贸易有限公司”一节称:鸿蒙公司净取得执行分配款8358万元,分配给T公司9904万元。该表述明显违反逻辑:总回款8358万元,分配出去9904万元,超出1546万元。这一明显的数学错误未做任何解释,导致T回款1.738亿元的结论错误。 16.《鉴定意见》第16页“T通过包头不良资产处置回款达到1.738亿元”明显错误 ①金额错误,理由如第(15)点所述。 ②性质不属于转移资产。该回款系法院给付的执行款 ③根据《鉴定意见》第15页,包头润恒债权转让对价为6867.2万元,故该笔收购的净收益为1.738亿-0.68672亿=1.05128亿。 17.收购不良债权的支出属于偿债支出,不属于转移资产 18.支付给中介结构的融资成本不属于转移资产 《鉴定意见》第19页认定支付许优优等4人融资成本7168万元,系收购不良债权、化解债务产生的经营支出,不能认定为转移资产。 19.《鉴定意见》第23页鉴定了“B实际控制的公司与个人之间的往来”,超越委托范围 根据S市公安局P分局《鉴定聘请书》,鉴定范围仅为对“B及其关联公司的资金情况”进行鉴定。 20.认定公司的实控人超越委托和鉴定范围 《鉴定意见》第23—25页将Z、X、K等公司认定为B实际控制的公司,同样超出委托范围;且相关公司是否由B实际控制属于法律定性,鉴定机构无权代替法院作出判断。 21.《鉴定意见》第25页关于B通过员工取现的认定没有依据 其一,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存在取现行为,不能证明谁取现、为谁取现、取现给谁;其二,鉴定意见的草稿版仅表述为“疑似取现交给B”,在没有新增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正式版直接变更为确定性结论实际是鉴定人员参杂私货。 22.《鉴定意见》第39页“用虚假承包合同转移江宁市场租金收入6.04亿元”的结论完全错误 ①6.04亿元金额认定错误。如第11点所述,X收到的1.195亿元不能认定为来源于市场租金。 ②6.04亿元并非毛收入,也非净利润,更非转移金额。毛收入是营业收入;净利润是营业收入扣除成本;转移金额才是指控对象。起诉只能指控转移的财产金额,直接将6.04亿元认定为转移金额显然错误。 ③统计区间为2019年9月23日后至2026年6月,起点早于三个案件的执行立案日期和诉讼开始日期,区间错误。 23.《鉴定意见》第40页第四项结论反证B与L财产并不混同 鉴定意见审计了B与L之间的债务金额。该事项能够被鉴定,本身即已证明二人系相互独立的主体,个人财产并不混同;财产如已混同,根本无从鉴定。更重要的是,该结论认定B至今仍欠L2496万元,这与B当庭反复供述的欠L款项、需以市场租金抵债的事实相互印证。 24.“掏空R4980万元”的认定与指控缺乏关联,且“掏空”不属于司法鉴定应该使用的措辞 《鉴定意见》第40页第七项结论称“2016年4月,B通过掏空R的4980万元给L,使其购买R股权”。2016年4月远早于本案拒执起算时间,与指控缺乏关联;且“掏空”属主观评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使用此等措辞显见鉴定不中立。 25.检材未提银行流水,附件却列有流水,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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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学平|指控拒执近八亿,当庭对《司法会计鉴定》发表二十五点质证意见

    202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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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先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提起诉讼,锁定被告程序违法的事实,然后再以前案行政判决书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本人近些年代理了多起行政诉讼案件且均代理原告一方,深感行政诉讼对于推动法治的重要作用。现将最新一起案件的代理意见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绍X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H诉绍X市生态环境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正由贵院审理。代理人认为被告未经评审等法定程序即组织所谓地下水修复工程的行为严重违法。被告关于受案范围、主体资格及起诉期限等抗辩均不能成立。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贵院采纳: 一、被诉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关于“执行行为”的抗辩不能成立 被告答辩称,其组织实施修复系履行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主张不能成立。 1.被诉行政行为并非对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 一期修复工程涉及到的五份《报告》,均系在民事判决生效之前作出。该时间线直接反驳了被告系执行法院判决的答辩理由。二期的三份《报告》虽然是在民事判决生效后作出,但正如被告代理人当庭陈述的那样,二期修复是一期修复的自然、合法延续,其性质跟一期修复的性质一致。 2.生效民事判决并未豁免被告的法定程序义务 (2020)浙06民初X号判决第四项明确:“H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由绍X市生态环境局结合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修复”。该判决仅确定由原告支付修复费用,由被告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修复,并未授权被告在组织修复过程中可以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调查、评估、修复方案需要履行的评审、备案等法定程序。 3.被诉行政行为属于司法解释但书规定的“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情形,依法属于可诉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本案中,被告在组织实施一期、二期修复工程时,所依据的核心技术文件未完成法定评审、备案或审批程序,且在实施过程中集委托编制、评审组织、备案审查、组织实施于一身,严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与职能分离原则。被告在未满足法定程序要件的前提下径行推进招标、签约、施工的行为,正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情形。被诉行政行为涉及行政职权的行使和行政裁量的适用,已超出单纯协助执行生效裁判的范围,构成独立的行政行为。 因此,原告针对被告提起的确认违法之诉,完全符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 二、原告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与被告的修复实施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被告答辩称,原告既不是修复施工主体,修复行为也未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该主张不能成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虽然不是行政相对人但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法人也有权提起诉讼。 1.原告系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修复费用支付主体。被告组织实施的修复工程的科学性、必要性直接决定了原告需最终承担的修复费用金额,影响原告的财产权益。 2.原告系涉案地块的使用权人。修复工程直接关系到涉案地块的环境状态及后续利用价值。 有法院生效判例判决认定,实际承担或支付治理修复费用,是形成诉讼利害关系的重要事实基础。(2023)川0192行初96号判决书认定:“被告天府新区土储中心答辩认为案涉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相关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四川天某公司,四川天某院与其所诉请的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费用无关,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虽案涉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相关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四川天某公司,但四川天某院基于其“四川天某公司土地收储主体单位”的身份实际支付了案涉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相关合同款项,且其为《土地收回补偿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故四川天某院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三、原告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被告答辩称,一期工程2020年8月进入实施阶段、二期工程2024年5月进入实施阶段,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该主张不能成立。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六个月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 1.被诉行为系持续性的动态行为,不能以“进入实施阶段”之日直接推定起诉期限届满 被告组织实施的修复工程并非瞬时行为。被告当庭亦称:一期与二期修复前后衔接,构成连续的实施过程,不能简单以工程进入实施阶段的日期作为起诉期限起算点。 2.本案起诉期限应从原告知悉案涉程序违法事实之日起算,原告起诉未逾法定期限 原告于2026年6月27日收到(2026)浙06行终Y号行政判决书后,才知悉被告未经法定评审、备案程序即组织修复施工的事实。在此之前,被告未告知原告这一程序性事实,原告亦根本不敢相信这一程序性事实。原告起诉期限应当从原告知道违法事实之日起计算而非从被告实施修复行为之日起计算。 有法院生效判决判决认定,对持续推进、重复实施的行政事实行为,起诉期限应从最后一次实施行为起算。某地行政机关对砂场建筑物、机械设备实施强制拆除并引发赔偿争议。在(2018)桂01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有关部门先后多次持续对原告砂石场实施拆除行为,起诉期限应自最后一次开始计算”。 四、被告组织实施修复工程所依据的文件未完成法定评审和备案,该事实已由生效判决及《政府信息依申请答复书》确认 1.生效行政判决书明确载明:被上诉人对于案涉地下水修复工程的修复方案、风险评估报告等,未经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批复或确认等程序。 2.被告《政府信息依申请答复书》明确答复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修复工程的各类批复、备案等信息不存在。 3.法律和部门规章皆规定相关报告须经评审等程序。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至六十四条,《生态环境法典》第四百五十四条至第四百五十九条,以及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制定的部分规章《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等规定,土壤污染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及修复方案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评审与备案程序。 被告代理人反复声称,本案不能适用《土壤污染防治法》,理由是不能以公法监管程序要求民事判决履行行为。该说法没有任何法律和法理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土壤污染防治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法”,该法能够而且应当适用于本案。被告代理人多次援引的浙江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系规范性文件,不是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认定被告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地下水污染情况是土壤污染调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案涉修复方案虽经过专家评审,但结论并未确定,而是类似“有待完善”的修改建议。而被告始终未能提供后续的修改完善方案。更重要的是,专家评审不能替代职能部门的依职权评审,第三方专业报告只有经过权力部门的确认和采纳,才能转化为修复施工的依据。这既是法律规定,亦是基本常识。 综上:被告组织实施涉案地块地下水修复工程的行为,因违反法律、部门规章明文规定的程序,未对调查报告、评估报告、修复方案组织评审、备案,应当被确认为违法且应当依法采取补救措施。恳请贵院切实发挥审判职能,维护行政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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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学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案原告代理意见

    202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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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发〔2026〕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通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本院各单位,驻院纪检监察组: 《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实施《条例》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9月1日 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保障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法履职,加强对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推动法官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促进严格公正司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或者履行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应的司法责任 前款所称审判职责是指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在立案、审判、执行及其监督管理等方面所涉及的工作职责。 第三条 人民法院追究司法人员的司法责任,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视情给予组织处理、党纪处分或者处分。 第四条 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坚持以最严格标准规范司法行为、端正司法作风、维护司法公正;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与法官惩戒工作相协调;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严肃追责与依法保护相统一;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依法履职不受责任追究。 第六条 人民法院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应当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的监督,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第七条 司法责任追究在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由人民法院负责督察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督察部门)牵头组织实施,按照党组授权具体负责受理问题线索、开展责任调查、提出处理建议等事项。审判业务部门、审判管理部门在线索研判、责任调查等环节提供协助;组织人事部门、机关纪检机构等部门依职权承办有关追责处理事项。 第二章 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故意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没有法定依据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对明显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不予立案,对明显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予以立案的; (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或者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办理案件的; (三)隐瞒、伪造、变造、损毁证据、案件材料的; (四)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五)未经合议庭评议或者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进行裁判的; (六)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或者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 (七)违反规定严重侵犯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审判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审判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九)其他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因重大过失导致下列情形之一,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违反证据规则错误采信证据,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案件办理或者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遗漏案件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裁判文书主文出现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错误裁定减刑、假释或者错误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未依法依规履行审判职责,导致审计、鉴定、评估、拍卖中存在错误,造成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 (六)无正当理由或者未经法定程序批准,立案、案件办理、案卷材料移送等严重超出法律规定期限,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丢失、损毁关键证据材料及其他重要诉讼材料,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未依法依规履行审判职责,导致审判工作涉及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及因履职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被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其他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在案件执行中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或者履行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错误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明显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或者明显超出诉讼请求范围采取保全措施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终结执行的; (四)违反执行案款收发、管理制度规定的; (五)其他在案件执行中违反审判职责的情形。 第十一条 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 (一)利用审判监督管理职权,违规改变审判组织或者审判人员的案件办理意见,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规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干预、插手或者过问他人正在办理的案件,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其他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虽有严重后果发生,但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依法依规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且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不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第三章 司法责任追究的适用规则 第十二条 对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的人民法院司法人员,根据其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性质、情节、过错、后果等情况区别处理。 第十三条 对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进行司法责任追究,根据审判组织权限和审判人员职责,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进行: (一)独任制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承担全部责任; (二)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进行司法责任追究时,根据各合议庭成员的职责及是否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自责任; (三)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构成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情形时,根据审判委员会委员是否故意曲解法律发表意见的情况,合理确定委员责任。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由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合议庭不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同意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由持该意见的合议庭成员和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 (四)合议庭汇报案件时,故意隐瞒主要证据或者重要情节,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导致审判委员会作出错误决定的,由合议庭成员承担相应责任,审判委员会委员不承担责任; (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判委员会决定错误的,主持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六)独任法官、合议庭按照院庭长阅核后的意见改变裁判结果的,院庭长与审判组织对结果共同承担责任,院庭长主要承担监督管理责任。独任法官、合议庭不同意院庭长阅核后的意见,按照工作程序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责任承担参照合议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的责任承担规则执行。 第十四条 审判辅助人员根据履行审判职责的权限和分工承担相应的责任。 审判辅助人员超越职责范围或者不按照审判人员指导意见履行职责的,由审判辅助人员承担责任;审判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指导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司法技术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产生的责任,一般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已经退休或者调离的司法人员退休或者调离前存在可能需要追究司法责任情形的,应当对其开展调查,明确其承担的责任;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已经辞去公职、被开除、被辞退的司法人员,存在可能需要追究司法责任情形的,可以对其开展调查,明确其承担的责任。 对已死亡的司法人员不启动司法责任追究程序;追责程序启动后当事司法人员死亡的,终止追责。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严处理: (一)在处理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 (二)阻止他人检举或者提供证据,对抗、阻碍司法责任调查的; (三)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胁迫、唆使他人违反审判职责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严情形。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宽处理: (一)主动交代本人违反审判职责事实的; (二)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人违反审判职责事实的; (三)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 (四)在共同违反审判职责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五)检举他人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宽情形。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但情节轻微,且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免予追究司法责任。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等方面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裁判的正确性和效力的,不予追究司法责任。 第二十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纠正,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 (一)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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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法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法发〔2026〕11号 )

    202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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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融资融券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信用交易方式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业务之一,对于活跃市场交易、丰富投资策略、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依法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配资业务。实践中,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出于防控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等的需要,往往会对投资者的资质、资金量、担保情况、可使用的杠杆比例以及强制平仓机制等设定较为严格的限制,监管机构同时也会对证券公司、投资者及其交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确保风险可控。 在此背景下,那些渴望以小博大的投资者对高杠杆的追求往往无法通过正常的融资融券渠道实现,从而为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配资行为提供了生存土壤,即场外配资行为。从审判实践看,当前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因此,场外配资本质是一种非官方的融资配资行为,场外配资的“场”指的不是特定地点,而是是否受到国家监管。换句话说,这些场外配资公司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与正常的融资融券活动相比,场外配资通过高杠杆盲目扩张了资本市场信用交易的规模、放大投资风险,又缺乏有效的风控及监管,容易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冲击资本市场的交易秩序,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7月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击规模化、体系化场外配资活动。”2025年7月1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依法严惩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贷款诈骗、洗钱等金融领域违法犯罪,加强金融领域非法中介乱象协同治理,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由此可见,与可能涉嫌操纵证券市场、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的场外配资行为也势必成为监管重点和严惩对象。从刑事司法实践看,场外配资行为模式不断演进,链条化、团伙化特征明显,导致行为性质的判断以及涉案资金、账户等的处置都存在较大争议,影响了惩治的力度和准度。 一、刑事规制的前提:穿透审查是否具有证券融资业务特征 根据2020年3月起实施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司法实践中,除最为常见的“出借账户型”场外配资模式外,还出现了借助复杂、新型的金融产品及工具如借助“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私募“FOF基金”“分仓系统软件”等逃避监管,开展配资业务的情形,隐蔽性、复杂性较强。 穿透审查不同模式下的场外配资是否具备证券融资业务特征,是开展罪责认定工作的基础。根据中国证监会2015年7月施行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证券融资业务具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即配资资金的来源与流向。二是收取担保物。需要注意的是,收取保证金以及设立强制平仓机制并非认定“收取担保物”要素的唯一指征,实践中应当根据不同交易结构下配资方采取的风控措施能否发挥相应担保作用进行实质判断。三是属于经营性活动。即配资人员以赚取息差等为营利目的,持续性、经常性开展此项业务。 对不同场外配资模式的交易结构进行分析:1.“出借账户模式”。配资方出借账户、资金,同时负责风控盯盘、强制平仓等,客户向配资方缴纳保证金,并自行通过证券公司下单交易,符合证券融资活动特征。2.“系统分仓模式”。配资方实际控制证券账户及资金,通过分仓系统软件为客户开立子账户,并代理向证券公司下达交易指令,同时设置强制平仓线,使分仓系统具备自动强行平仓以保障资金安全的功能。该模式下,因证券登记结算系统无法穿透至客户的分仓子账户,便利了大规模杠杆资金进入股市且游离在监管之外。系统分仓技术的使用并没有改变配资方从事的系证券融资活动的本质。3.“借助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模式”。客户为募集资金借助信托公司名义发起信托计划,配资方作为信托的一般委托人(优先受益人)提供优先级资金并要求固定回报;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对以信托计划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进行监督,并设置强制平仓线;客户则作为信托的次级委托人(劣后受益人)决定买卖证券方向、价量并承担投资损失。从交易结构看,该模式实际上将信托产品当作了融资通道,配资方为实现保本付息享有强制平仓权,但正常的信托计划并不承诺保本付息,故本质上系开展证券融资活动。4.“利用私募‘FOF基金’模式提供配资”。所谓“FOF基金”,是指专门用于投资其他基金的基金。根据2014年《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等,依法设立的“FOF基金”是一种承担市场风险的金融工具,不得向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息,不得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借贷(以股权投资为目的,按照合同约定为被投企业提供1年期限以内借款、担保除外)。实践中,配资方借助私募“FOF基金”,从客户处收取保证金,连同从资方处获取的配资额以发行私募基金(母基金)形式,下投至客户实际控制的其他私募基金(子基金),而后由客户进行证券交易。该模式下,配资方以赚取息差为目的,且不承担投资风险。尽管私募“FOF基金”交易结构决定了配资方对客户控制的私募基金没有强制平仓权,但其可通过查看基金净值、设定风控线、要求客户补充保证金、要求赎回子基金份额等措施保障资金安全,同样符合证券融资活动特征。 二、刑事规制的关键:分类分层界定行为性质及责任大小 当前,场外配资链条化、团伙化特征明显,有的负责寻找、招揽资方或客户,有的通过搭建、运营分仓系统软件为客户开立子账户,还有的负责对资金及证券账户进行监控、盯盘;而客户又可能借助配资资金实施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对处于不同环节、不同分工的人员如何定罪和处罚,实践中存在争议且容易出现适法不统一、不协调的问题。对此,应当着重审查配资人员的主观故意情况、行为内容、地位作用等要素,分类、分层开展罪责审查判断,确保罪刑均衡。 1.非法经营罪认定规则。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场外配资活动具有融资融券业务的核心特征(“系统分仓模式”下配资人员还因代理客户向证券公司下达交易指令,故还兼具以代理买卖为核心特征的证券经纪业务属性),配资人员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证券经纪业务,如果其主观上对客户实施的操纵行为不知情,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理。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内容:一是行为人是否反复、多次、持续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配资,显著影响证券市场秩序。若行为人偶尔提供资金供他人买卖证券,并不以此为业的,可依照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2020年3月起实施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2023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相关场外配资合同无效。二是行为人是否以赚取利息等为目的,具备营利性特征。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营利目的,不能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三是根据提供场外配资的次数、金额、人数、获利情况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等,判断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 此外,能否将2020年3月新证券法实施之前的场外配资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规制范畴,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仍可纳入非法经营罪规制范畴。理由是:第一,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可以非法经营罪评价。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若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的,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第二,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明确了证券公司经过批准可以经营的六种证券业务,未将融资融券业务明确列举为需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证券业务,但该条还设置了“其他证券业务”的兜底条款。第三,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归入“其他证券业务”范畴。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明确了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合法性与审批要求,即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应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鉴于融资融券业务也属于特许经营业务。与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等六种业务本质上一样,均属于需经批准和许可的特许经营业务。可按照体系解释方法中的同类解释规则,将证券公司特许经营的融资融券业务认定为该条款第(七)项的“其他证券业务”。第四,未经批准许可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融资融券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仅能由获得批准许可的证券公司经营,举轻以明重,从当然解释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司法实践中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均没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更不用说经营该业务。 2.操纵证券市场共犯认定规则。场外配资人员在提供配资过程中,如果明知客户操纵证券市场的,可以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共犯处理。关于主观明知的判断,主要结合出借账户及资金的规模、配资人员与操盘手的沟通联络内容、配资人员在盯盘过程中是否发现交易异常、能否识别操纵交易的手法,以及是否存在规避监管的情形等综合认定。如北八道集团等操纵证券市场一案,北八道集团实控人林某丰为取得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从配资人员张某海处获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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