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泛舟

浙江台州油罐车发生爆炸，波及范围巨大，目前已致9人死亡，112余人受伤（数据来自央视新闻）
愿平安，愿平安，愿平安希望人员远离事故发生现场，不要围观。愿车辆给伤者留有生命通道。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愿救援人员都平安，减少二次伤害！天佑中华，愿所有人都平安，愿中华再无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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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最早的法律：《汉谟拉比法典》《汉穆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王，约在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因统一两河流域与颁行法典的历史活动而著称。对内推行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王权和发展经济措施，抑制债务奴隶制，使其在长期对外用兵中有相对稳定的后方，促成国家繁荣，巴比伦城变为西亚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社会经济形势与阶级等级关系的状况，在位期间制定了一部反映奴隶主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时制定的成文法典，旨在维护财产私有制，全面调整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巩固现存秩序。法典大概完成于巴比伦尼亚统一之后。序言充满神化、美化汉谟拉比的言辞。正文包括282条法律，涉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内容，意在调解自由民之间的财产占有、继承、转让、租赁、借贷、雇佣等多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婚姻关系。法典表明古巴比伦社会存在奴隶主、奴隶、小生产者三个基本阶级，此外与阶级关系不尽一致的等级关系。自由民之间分为有权者阿维鲁和半有权者穆什根努两个等级。前者原意是“人”，享有一些特权；后者原意可能是“礼拜”，法律地位低下。法典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法典对奴隶制予以严格保护，体现了法典的性质。结尾部分除继续对汉谟拉比歌功颂德外，还强调法典原则的不可改变性。 1901年12月至1902年1月，由J·摩尔根指导的法国考古队在埃兰古都苏撒遗址发现以阿卡德语镌刻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石碑由三块黑色玄武岩合成，高2.25公尺，上部周长1.65公尺，底部周长1.90公尺。石碑上部是太阳神、正义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王权标的浮雕（高0.65公尺、宽0.6公尺）。浮雕下面是围绕石碑镌刻的法典铭文，共3，500行，楔形文字是垂直书写的。法典中部分铭文（法典第66至100条）在古代就被磨损。据考证，埃兰王于公元前1150年前后入侵巴比伦尼亚，将该法典石碑作为战利品运回苏撒。大概，他为了在石碑上刻记自己的功绩而使人磨损部分原文。但因某种原因（或许因他不久即逝世）而未能重刻。残缺的铭文部分是依据苏撒出土的法典复本断片复原，部分是依据在亚述古都尼尼微和两河流域其他城市遗址发现的泥板抄本予以补白。法典石碑石质坚硬，书法精工，属于巴比伦第一王朝的典型官方文献。石碑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博物馆。法典的基本特点：首先，它明显地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保护奴隶制的私有制；其次，法典还保存某些习惯法残余，例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原则（第196、200条）和神判习惯（第2、132条）等；再次，从现代意义上说，汉谟拉比法典并未区分公法、私法（民法）和刑法，诸法合一，法律条例既从民法角度也从刑法角度来确定。古巴比伦尼亚时代（从伊新·拉尔沙时代至古巴比伦第一王朝灭亡），两河流域进入法典编纂的鼎盛时期。这是因这一时期奴隶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土地和奴隶的私有制以及租佃雇佣关系和高利贷活动空前增长所致。阿摩利人统治下的各城邦在继承苏美尔立法基础上制定了许多旨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私有制的法典。例如，伊新第五代国王李必特·伊丝达法典和埃什努那国王俾拉拉马法典，而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集以往法典编纂之大成，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序言申明，“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者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照临黔首，光耀大地”。《汉谟拉比法典》一方面是使阿摩利人的习惯法成文化，另一方面吸收了两河流域固有的苏美尔、阿卡德立法与伊新·拉尔沙时代城邦立法的成果。它的制定标志古西亚法律制度的进步、国家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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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纪，
却没能成为小时候最想要成为的人。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小时候画在手腕上的表永远不会走却带走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愿我们都是那个被时间偏爱的人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致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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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起 “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
中国古代小说最早的源头，应是神话、传说，鲁迅即谓“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说神话、传说是小说源头，须注意三点。一是神话、传说是小说的源头，但它们并不是成熟的小说，只是具备小说的某些文学质素；二是神话、传说作为源头，主要表现在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创作母题、典型形象、故事情节和虚构、想像以及细节描写等艺术经验上。比如《穆天子传》写周天子巡行天下事，涉及的人物、故事即有出自《山海经》所载神话、传说者。三是中国神话、传说并不发达，有一些神话、传说出现，却遭到理性思维的戕害，很快陷入灭绝境地。孔子“不语乱、力、怪、神”（《论语·述而》），而儒家思想长期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故神话、传说产生难、流传亦难。因而中国小说的发展，显得步履维艰。小说源头只有一个，但影响它发展的因素却很多。魏、晋、南北朝小说至少受到过三种文体创作经验的影响。一是先秦寓言的影响。先秦散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普遍使用譬喻、寓言说理。《论语》、《老子》还只是用譬喻说理，《墨子》、《孟子》就用寓言说理了。《庄子》所用寓言多达二百则，《吕氏春秋》有寓言二百多则，《韩非子》有寓言三百四十多则。寓言的拟人手法、塑造形象和叙述故事的艺术经验，都对小说创作有借鉴作用。二是史传文学的影响。史传文学，尤其是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物传记，以写人为主，不但记述了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动故事，还积累了丰富的叙事写人经验，故能在创作素材和创作方法两方面给小说创作以帮助。此外，历史散文中《左传》、《战国策》叙事、记言的艺术经验，也曾在小说创作中发挥过作用。三是古代散文中叙事文字的影响。古代散文说理，常有精彩的叙事文字出现。这种情况不单见诸于先秦诸子散文，也见于汉、魏散文。其叙事写人之生动，并不亚于史传。它们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艺术经验的承传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可分为两类：一为志怪小说，一为轶事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出现，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思想特点和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所决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仍，社会动荡，人们想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于是就发展旧的传说，创造新的鬼怪故事，曲折地反映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腐朽阶层不敢面对现实，也对神仙鬼怪津津乐道，这就给志怪小说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佛、道的流行、宗教迷信的泛滥又给志怪小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志怪小说的内容很杂，其中有记述关于地理、博物的琐闻的，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和张华的《博物志》即是。严格地说，这类书并不具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只是一些见闻记录。比如《博物志》卷二有这样两条：《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汙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腊。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临邛火井一所，从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以家火即灭，讫今不复燃也。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还有的是记述历史人物的传闻，托名班固的《汉武内传》、《汉武帝故事》就是专记汉武帝生前死后的轶事的。二书神怪色彩浓厚，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汉代宫廷生活荒淫腐朽的内幕。志怪小说写得最多而又写得最好的是记述有关神鬼怪异的故事。曹丕《列异传》中的《谈生》，写一穷书生和大族王姓女的鬼魂结合，最后被王家召为“主婿（郡主之婿）”；《宋定伯》写少年宋定伯捉鬼卖鬼的故事，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望夫石》更以简洁的笔墨记述了一个古老而又优美的传说：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葛洪又有《汉武帝故事》，记汉武帝刘彻生平事，不少故事生动有味，如云：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专门记述人物轶事的著作有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以及宋时虞通之的《妒记》、梁时沈约的《俗说》，四书今已不存，类书中有些遗文。保存完整的，有梁时殷芸的《小说》（十卷）。在众多轶事小说中，思想艺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