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山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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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黑釉剔花小口瓶，金代瓷器，国家一级文物，高28.3厘米，口径5.2厘米，腹径25.9厘米，底径11.4厘米，1983年从辽宁省文物店收集，现为本溪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这个造型独特的小口瓶，瓶颈较短，腹部则较为圆润，逐渐收敛至底部的圈足，足底露胎。全瓶通身覆盖着光亮如漆的黑釉，肩部巧妙地剔刻出一周精致的变形菊纹，腹部则剔刻出多个球纹，球纹内再剔花草纹，上下各有一周弦纹环绕。瓶内口部也施以黑釉，更显浑然一体之美。其造型浑厚饱满，黑釉色泽如漆，剔花技艺高超无比，纹饰线条流畅生动。黄白色的地子与黑色花纹形成鲜明对比，立体感极强，装饰效果非凡，实为金代瓷器中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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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圈六鸟纹双纽铜镜，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文物，国家一级文物，直径17.8厘米，厚0.4厘米，1979年出土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富家楼乡（今属本溪市溪湖区）刘家哨村的石棺墓，现为本溪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铜镜为圆形，镜面正面平素无纹，仅作照影之用；背面则装饰精美繁复的纹饰。镜背以两周较粗的凸弦纹为界，将纹饰清晰划分为内区与外区。内区由单线勾勒出六只鸟纹，鸟形似雁，曲项长喙，姿态舒展，仿佛在水面上悠然游动，充满动感与生机。外区由两组平行的三条曲线相互缠绕，形成独特的变体蛇纹图案，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镜背中央为桥状双纽，上下横列排列，与常见竖纽铜镜有明显区别，是其重要标识之一。该铜镜纹饰兼具辽东地区土著文化特色与中原文化因素，反映了战国时期东北边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研究当时社会审美、信仰与工艺水平的珍贵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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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青铜短剑，剑身长37.3厘米，宽3.5厘米，出土于辽宁省本溪刘家哨石棺墓，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是国家一级文物，现为本溪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剑总体由剑身和剑鞘两部分组成，剑身包括剑身、剑柄、加重器和加重器护件等，而剑鞘的有机部分已经腐烂不存，只剩下剑镖和剑钩等部件。剑身前部平直，后部弧曲略宽，中间有柱状脊。剑柄呈T字型，盘壁饰有细密的三角纹，近口处饰有斜线纹。剑钩设计为蛇头造型，剑镖装饰三角几何纹。这件青铜短剑及其附件保存得非常完整，对研究青铜短剑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本溪博物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一件见证了战国时期工艺和文化的珍贵文物。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东北系短剑中最完整的青铜短剑，展现了辽东先民的铸剑技艺，为研究短剑形制演变和战国时期佩剑样式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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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洼遗址出土的滑石人像，出土于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丹东后洼遗址，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几乎同期，现为丹东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人像以温润的滑石为原料雕刻而成，体型小巧，属于小型石雕艺术品。其中一件典型的人头像坠饰，头部长2.7厘米、宽1.6厘米、厚1.6厘米；颈部长1.7厘米、宽0.9厘米、厚1.2厘米，整体重约15克。人像采用圆雕技法，造型古朴写意，风格粗犷而生动，眼睛呈柳叶形，突出于面部，眼眶内凹，是刻画的重点，凸显原始审美；鼻孔以圆孔状表现，简洁而醒目；嘴巴扁平状，线条简练；脖颈修长，与头部形成协调比例。部分人像在眼睛上下、鼻孔及嘴部周围刻有长弧折线，可能代表装饰或符号。人像顶部或后部通常穿有一孔，表明其并非独立陈设品，而是作为吊坠类饰品佩戴，可能具有宗教、巫术或身份象征意义。其雕刻手法虽显原始，但已具备一定的抽象表现力，反映了远古先民对“人形”的观察与精神表达。后洼遗址共出土90余件石雕作品，其中滑石人像是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之一。它与辽西红山文化同期，其工艺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存在技术交流，实证了史前中国南北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特征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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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文物# #文物有话说# ‌饕餮纹青铜铃俎，商代青铜禄器，1979年4月出土于辽宁义县稍户营子乡花尔楼村医巫闾山西麓坡地，通长33.5厘米，高14.5厘米，宽17.8厘米，板壁厚0.2厘米，重2.5公斤，现为锦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俎（切肉、盛肉的砧板）面为长方形盘，下面有四个饰有精致饕餮纹的倒凹字形板足，板足间各吊有一个扁圆形小铃，表面饰细密云雷纹为地的饕餮纹，工艺精整，对研究商周时期东北疆域范围具有重要实物价值。#文史知千年# #趣事奇闻# #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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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文物# #文物有话说# ‌连珠纹连柄青铜戈‌，商代国家一级文物，1986年4月8日出土于辽宁省凌海市（原锦县）松山镇水手营子村，通长80.2厘米，重约1.1公斤，现为锦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这件青铜器铸造精良，戈头与柄一体连铸，全长80.2厘米，重1.1公斤，其样式精美别致。戈头直援直内，这里的援是指戈头平出的刃，上下两刃；内是指戈头锋刃的后尾部分。造型十分古朴，所以，这件青铜器更多地呈现戈的原始样貌。戈柄通体铸纹，两面纹饰相同，以菱形纹中填充连珠纹为一组，每面从上到下共16组，纹饰规整而清晰。戈柄底端连铸出圆顶状樽，柄首处连铸了一个耸起而向外侧弯曲的卷勾，卷勾下宽上窄，最末端起尖，边缘薄似刃，专业的名称为戈冒。戈头与柄（柲）为青铜一体浇铸而成，极为罕见，柄身铸有菱格连珠纹。它被认为是王权的象征物，经鉴定为国内孤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文史知千年# #趣事奇闻# #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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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山人头骨化石，1984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的金牛山遗址发现，其年代约为距今26万年，属于一个20-22岁的青年女性个体，现为营口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出土的人类化石共计55件，包括头骨1个（缺下颌骨）、脊椎骨5件、肋骨2件、尺骨、髋骨和髌骨各1件、腕骨9件、掌骨2件、指骨7件、跗骨11件、跖骨2件、趾骨13件。头骨颅长206毫米、宽148毫米、高123毫米，脑量约1335毫升。其头骨特征与北京猿人相似，但眉脊较北京猿人细，骨壁较薄，表现出原始与进步特征镶嵌进化的特点。根据化石推算，金牛山人身高约1.68米，体重约78.6公斤，具有相对较宽的身体、较短的上肢和较壮的体型，这可能是一种对高纬度寒冷气候的适应表现。该头骨化石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中更新世唯一同时保存有头骨和躯干四肢的化石标本，也是东亚这一阶段保存极为完整的古人类骨架化石，表现出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体质特征。金牛山人的发现被列为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和1986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其出土地点金牛山遗址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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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衔蟾蜍”纹筒形陶罐，1993年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高35.6厘米，现为阜新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陶罐为敞口筒形罐，采用夹砂黄褐陶制成，器表施以浮雕纹饰。罐身两侧分别刻画不同图案，一侧为单体蟾蜍，呈四肢张开、惊恐逃窜状；另一侧为“蛇衔蟾蜍”图案，蛇身蜿蜒张口衔咬蟾蜍的右下肢，尾部摆动，形态生动逼真。纹饰采用浮雕手法烧制，线条简洁却极具表现力，展现了查海先民精湛的工艺技术与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该纹饰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蛇形象实物记录，也是同期考古中首次出现的“蛇衔蟾蜍”组合图案，被专家誉为“原始图腾艺术的活化石”，印证了查海文化是中华龙蛇文化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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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龙纹陶片‌，该陶片现存两块残片，每块陶片长约6.5厘米，宽约3.5至5厘米，为陶器上的局部附饰残件，1990年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距今约8000年，属于查海文化，是迄今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纹饰实物之一，现为阜新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陶片一块为盘旋的龙体，身直、尾部翘卷，似飞行状；另一块为蜷曲的尾部，尾团卷，呈蟠曲状，整体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该陶片为夹砂红褐陶，采用贴塑泥条的浮雕手法制作，表面用窝点纹表现龙鳞，纹饰清晰可辨。比红山文化玉猪龙还早近2000至3000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雏形，证明了辽西地区是中华民族龙崇拜的重要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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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海龙形堆石，又叫石堆塑龙，位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查海村查海遗址，全长19.7米，宽1.8米—2米，呈西南—东北走向，现为阜新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文物由人工挑选的红褐色砾岩石块堆砌而成，头部宽大、尾部细卷，身体呈波浪状排列，形似鳞片，属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1986年正式发掘确认龙形构造。龙形堆石分布于聚落中心区域，紧邻最大房屋和墓地，南侧发现有墓葬及祭祀坑，推测为查海先民祭祀场所。遗址同期出土两件浮雕龙纹陶片，采用蜷曲龙体造型，印证早期龙图腾崇拜。该遗存被考古界认定为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遗迹，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及学者郭大顺将其命名为“石堆塑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佐证其作为红山文化源头的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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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白釉雕牡丹纹提梁注壶‌，辽代酒器，1972年出土于辽宁省辽阳市南林子6号辽墓，通高12.5厘米，腹径9.5厘米，圈足径5.3厘米，壶高约11厘米，腹径约9.8至10厘米，现为辽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壶体采用提梁式造型，壶口内凹处设飞鸟形贴塑遮盖灌水孔，周缘雕莲瓣纹。肩部饰绳状提梁及缠枝花叶纹，短直流与壶身雕缠枝牡丹纹，叶片刻划筋脉并点缀飞舞蝴蝶。器物施白釉，釉色微黄不透明，胎质细密坚致，圈足微外侈，底部无釉且外底釉下划一字。整器装饰融合浮雕与划花工艺，通过莲花、牡丹、蝴蝶等纹样展现辽代瓷器装饰艺术特征，据科学研究推测其可能产自北京龙泉务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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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烈七十寿屏，为国家一级文物，由九扇组合而成，每扇高200厘米，宽32厘米，通宽288厘米，整体呈“凹”字形排列。每幅字画的尺寸均为14厘米×14厘米，共126幅，涵盖寿字、诗画等多种形式，现为辽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王尔烈七十寿屏是清嘉庆元年（1796年）由126位朝廷显宦、社会名流集体创作的书画作品组合装裱而成的祝寿礼品，该屏风包含91幅泥金纸书法，汇集行、草、隶、篆四种书体及满、蒙、藏文“寿”字，兼有山水、人物、花鸟等35幅绘画作品，纪晓岚、刘墉、程伟元等乾嘉时期文化名人均留有墨宝，包含纪昀《水墨仙鹤图》（传世孤本）、程伟元《水墨双松图》（红学研究重要物证）、汪承霈《梅花灵芝图》等。5首祝寿诗采用泥金纸书写，内容多引经据典颂扬寿主德行。作为现存唯一的大型古代寿屏，其融合多民族文字与多元艺术形式，被学界称为“小型清代文化艺术宝库”。清嘉庆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96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尔烈在北京迎来七十寿辰，126位同僚好友、朝廷官员及学界名流集体创作书画作品装裱成屏风相赠。这批贺礼汇集了当时中央六部及地方要员，包括14位一品大员、103位具有官职背景的官员的墨宝，创作周期超过一年。九扇折叠式屏风采用柴木框架，上下屏板透雕“寿”字纹样，屏心瓷青纸上装裱。书法涵盖金农漆书、王文治淡墨书等时代典型书风，满蒙藏文书法呈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绘画既有宫廷院体风格的工笔重彩，也有文人写意水墨，程伟元画作显示其与《红楼梦》续作的关联性。该寿屏原存于王尔烈辽阳故居夹壁墙内，历经日军侵华时期的搜查及民国走私风险。1956年由其后人捐赠辽阳市政府，现存最早捐赠记录载于1956年文物档案。1960年经杨仁恺等专家鉴定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今展陈于辽阳博物馆恒温恒湿展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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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孔雀蓝釉铁彩龙凤纹罐，罐身以“铁彩”绘制龙凤纹样，龙与凤作为中国传统祥瑞符号，象征皇权与吉祥，其构图生动，线条流畅，虽历经岁月釉色斑驳，但仍能感受到高超的绘画技艺，现为盘锦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罐是中国古代制瓷工艺吸收西亚孔雀蓝釉技术的典型代表，将西亚的釉彩配方与中原传统的铁彩绘画及龙凤纹饰相结合，体现了元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作为元代瓷器中的稀有品类，其烧制技术难度极高，釉面稳定性与色彩呈现至今仍令人称奇，是研究元代陶瓷技术、贸易交流与审美趣味的重要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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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铜鎏金“汧王之印”‌，印面长‌7.53厘米，印面宽‌9.25厘米，厚度‌1.58厘米，印体通高‌（含印钮）6.6厘米，重量‌900克，1979年‌被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朱家村村民张作伯在老许坟岗子遗址发现，1982年征集，1984年‌‌入藏铁岭市博物馆，现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印为方形铜印，表面鎏金，印面采用九叠篆书，刻有“汧王之印”四字，背面刻有三行契丹文，工艺精湛，体现了辽代高超的金属铸造与文字艺术水平。 ‌根据史料推测，该印的主人为辽圣宗的侄子、辽朝重臣耶律宗德，是其作为水利相关官员的官印，对研究辽代官制、契丹文字及辽河流域历史具有极高价值。作为辽代皇室成员的印信，且契丹文尚未被完全破译，其背后的历史谜团更增添了神秘色彩，是盘锦地区辽代文化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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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带状席纹双穿青铜钺‌，商周时期的珍贵文物，通长19.8厘米，刃宽17.2厘米，肩宽14.4厘米，厚0.9厘米，孔径1.6厘米，现为铁岭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铜钺器身较薄，整体扁平，长方形内，平肩，器身两侧内曲，弯度较大，弧刃，突出明显，刃部略宽于肩部。钺除刃部外，其余肩及两侧边缘均有突线。身中部有两个直径1.5厘米的对称圆孔，周边突起，状如双目，孔内似有镶嵌之物，已脱落。钺正面肩下部有一道花纹带，为凸线组成的蓆纹，背面光素无纹饰，肩下两侧各有长方穿。青铜钺是湾柳街出土青铜器中的重器，它不再是简单的砍砸工具，而是具有古代权威的兵器，同时也起着仪仗的作用。拥有铜钺的主人，具有很大的权力，除了有统治本族或本方国的权利，同时有杀伐和征讨的权利。铜钺采用浮雕技法，做工精巧，铜质细腻，器形整体大方，属珍奇之品，不仅是一件兵器，更象征着古代的权威与统治权力，是研究辽北地区古代部落形成与等级制度的重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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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古果属古果被子植物，该科包含辽宁古果与中华古果两种化石植物，生存于早白垩世，距今约1.25亿年。1996年11月中国古生物学家孙革在辽宁北票市黄半吉沟村义县组地层中发现辽宁古果化石。该发现将被子植物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
化石保存于火山沉积岩中，形态特征显示胚珠被心皮包藏的典型结构，被国际学界认定为迄今发现最早的被子植物。该物种为被子植物起源于辽西地区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成果于1998年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科学》杂志，并入选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其与中华古果同属古果属，分别被称为“第一朵花”和“第二朵花”。辽宁古果化石作为热河生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朝阳地区获得“世界上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之称。辽宁古果的发现为破解达尔文关于被子植物突然出现的“讨厌之谜”提供了直接证据。其科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将被子植物的起源时间前推了约1500万年至2000万年，刷新了人们对有花植物演化历史的认识。为“被子植物起源于东亚中心”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化石证据，研究表明以中国辽西或辽西—蒙古一带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可能是全球被子植物的起源地之一。其形态结构（如胚珠被心皮包藏）是追溯被子植物从非被子植物类群分化关键环节的重要依据，有助于完善植物进化脉络，解决关于起源时间和祖先类群的学术争议。 2000年，孙革团队与季强研究员等在辽宁凌源发现了另一早期被子植物化石——中华古果。2002年，两者被共同确立为一个新的早期被子植物类群——“古果科”，相关成果再次登上《科学》杂志封面。辽宁古果与中华古果因此分别被誉为 “第一朵花” 和 “第二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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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鸟化石，1996年发现于辽宁北票市四合屯村，体长约为1米左右，是100多年来恐龙化石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证明恐龙与鸟类演化关系的核心标本之一，现为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的镇馆之宝。
中华龙鸟是一种小型兽脚类恐龙，体重轻盈，属于美颌龙类。具有长而细的尾巴，几乎占身体长度的一半，有助于保持平衡；前肢短而强壮，后肢较长；头骨低长，脑颅小，口中生有锯齿状牙齿，适合捕食小型动物。它全身覆盖着丝状或绒毛状的原始羽毛印痕，这是人类首次在非鸟类恐龙化石中发现明确的羽毛结构，颠覆了传统恐龙形象。这些羽毛结构柔软，直径约0.1–0.3毫米，可能用于保温或展示，而非飞行。胃容物化石显示其以小型哺乳动物（如张和兽、中国俊兽）为食，属于肉食性恐龙。虽最初被误认为原始鸟类，但现代系统发育学研究确认其属于美颌龙类，是手盗龙形类中较为原始的一支，与鸟类的亲缘关系较远，但其羽毛特征为“鸟类起源于恐龙”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对研究鸟类起源及恐龙的演化等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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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镂空龙凤纹鞍桥饰，又叫流金镂孔鞍桥包片，是青铜质鞍桥装饰部件，所属年代为北燕时期，1965年出土于北票市西官营子村冯素弗墓，前桥高28.7厘米，后桥高32.5厘米，现为朝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文物为青铜质鞍桥装饰部件，采用镂空工艺去除轮廓线以外区域，并通体施以鎏金处理。包片铜板正面通过錾刻工艺形成由点、线构成的大小不等的连续六角、五角或四角形图案，图案中饰有龙、凤、犬、人首等形象。构图以桥拱中央的对凤纹为核心，两侧图案呈对称分布，内、外缘均设有固定用钉孔。该墓葬为北燕时期高级贵族墓葬，为北燕主冯跋长弟、大司马冯素弗与其家属的同冢异穴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