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山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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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柄青铜短剑，通长43厘米，嵌框长14.1厘米，出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西南部的东大杖子战国墓，墓主人是一位身世不明的部族首领，现为葫芦岛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剑身为曲刃，刃部有形似琵琶的弧曲，剑锋圆钝，剑身柱脊，脊两侧有凹形血槽，波浪状叶刃，节尖不明显。T字形剑柄残失，圆饼形剑格和剑柄末端的嵌框皆为黄金熔铸，嵌框内镶有一个以磁铁矿石精细磨制而成的枕状器物。此剑是一件颇为罕见的战国时期具有典型北方地区青铜文化风格的短刺兵器。这种剑身较宽、曲刃、剑脊附带突起的设计，对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宽剑身可以增大刺击范围，剑脊有血槽，可以增加剑的杀伤力。加重器可与剑柄分离，增重则挥刺有力，减重则利于砍劈。西周至汉初，这造型独特的青铜短剑，曾流行于辽河流域，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因其在辽宁地区出现最多，也被称之为“辽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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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岩画在石嘴山市境内有多个重要发现点，现为石嘴山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贺兰山岩画虽非单一文物，但作为馆内最具特色的专题陈列，拥有近20000幅岩画的拓片与实物，是研究中国原始艺术与文化史的珍贵宝藏，常被视作博物馆的“灵魂”展品。贺兰山岩画主要包括：黑石峁岩画，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小枣沟内，是石嘴山市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岩画群之一，以北山羊、岩羊等动物图案为主，1985年被列为石嘴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干沟岩画群，2022年新发现，包含骑猎场景和动物图案，进一步证实了石嘴山段岩画的丰富性。韭菜沟、归德沟、西峰沟等岩画遗存，在“千古文明——贺兰山岩画专题展”中明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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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石刻墓门，1985年出土于宁夏自治区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石刻国宝级文物，现为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墓门为石门两扇，高88厘米，宽42.5厘米。两门扇正面凿磨光滑，中间减地浅浮雕一男性舞伎。舞伎髭须卷发，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发束带。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裙，紧贴腿，脚穿长筒皮靴，踩在一小圆毯上，双人对舞，舞姿造型略有不同。左边舞伎侧身回首，左脚站立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伎右脚立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均手持长巾，熟练挥旋，飘逸潇洒。四周剔地浅雕卷云纹，恰似舞伎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体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欢乐欢乐愉快的生活气息。石门上的舞伎展示的舞蹈即为胡旋舞。墓主系中亚粟特何国人氏，卒于唐武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印证唐代灵州地区作为昭武九姓聚居地的史实。该文物揭示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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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牛，铸造于西夏时期，国家一级文物，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千克，1977年出土于宁夏自治区银川西夏陵101号陪葬墓，现为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铜牛用青铜铸造而成，造型逼真、体态健壮、比例匀称、工艺精湛，是现存最大的西夏金属铸件。通体鎏金，内部空心，造型独特，为跪卧姿势，双角弯曲，双耳外展，鼻子微微上翘，眼睛圆睁且向外凸，注视着远方，好像劳累一天的黄牛在跪卧休息时，突然听到远处主人的呼唤，抬头远望、目闪灵光。该铜牛集塑形、铸造、鎏金、抛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代表了西夏时期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以铜牛为随葬品，反映了西夏农耕经济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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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棱齿象化石，2025年11月出土于宁夏自治区吴忠市一处废弃矿坑，距今约1100万年至900万年，是宁夏近十年来首次发现的较完整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身长约6.5米，身高约3.5米，现为吴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四棱齿象是已灭绝的古象类，生存于中新世时期，主要特征为平直向前的长象牙，四棱齿象化石上颌遗存长110厘米，宽60厘米，高40厘米，臼齿完整，右门齿残留约40厘米，左门齿缺失，产自中新世干河沟组。这一发现为研究该地区远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和生物演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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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开元通宝‌，2008年‌出土于宁夏自治区吴忠市明珠花园小区的一座唐代墓葬，直径约为‌2.5厘米‌，重量约为‌4.5克‌，现为吴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钱币为唐代“开元通宝”标准形制，圆形方孔，通体鎏金，金光灿灿，虽为流通货币的仿制品，但工艺精致，体现了唐代钱币铸造的高超水平‌。 ‌学界普遍认为此类鎏金开元通宝属于“厌胜钱”（或称“压胜钱”），并非用于日常流通，而是作为陪葬品，具有祈福、辟邪或象征财富的宗教与民俗功能‌。 ‌作为唐代灵州（今吴忠）地区的重要实物遗存，它与大唐吕氏夫人墓志等文物共同印证了唐灵州作为“民族乐园”和“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是见证唐代民族融合与丝路文化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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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吕氏夫人墓志‌，2003年出土于宁夏自治区吴忠市绿地园小区唐墓群的唐代石刻，全称《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铭的文字是繁体字，刻在砂岩上，为阴文，砂石的规格大小横长即宽约32厘米，竖长即高为28厘米，厚约8厘米,正面左上角被磨去一小点，现为吴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墓志由红砂岩制成，采用阴刻楷体竖排书写，计318字，铭文由摄回乐县尉吴陟撰写，记载吕氏夫人于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病逝于灵州私第，同年葬于回乐县东原，其父吕润任朔方节度左衙兵马使，其夫张自谨任衙前虞侯。墓志铭明确提及灵州与回乐县的隶属关系，结合出土地点及唐墓群分布特征，证实唐代灵州治所位于今吴忠市西北部，修正了传统认为古灵州在今灵武市的观点。该发现为研究唐代朔方节度使军政体系及灵州历史地理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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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钉玻璃碗，属于波斯萨珊王朝（公元3-7世纪）的玻璃制品，高8厘米，口径9.5厘米，腹深6.8厘米，下腹最大径9.8厘米，总重245.6克，1983年出土于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南郊的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现为固原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通体呈碧绿色（或淡青绿色），透明度高，内含均匀分布的小气泡，外壁饰有两周共14个凸起的圆形凹球面装饰（即“凸钉”），上下错位排列，内壁光洁，外壁覆盖一层薄层的金黄色分化物（风化层），主要分布在下腹和底部，但因保存完好，基本保留了玻璃原有的色泽和亮度。采用烧吹技术成型，再通过雕花技术对腹部、底部凸饰及口缘进行整形，展现了萨珊王朝高超的玻璃制作技艺。该碗因其保存状态极佳、工艺精湛，被公认为萨珊玻璃器中的精品，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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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鎏金银壶，1983年出土于甘肃省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通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重量1.5公斤，现为固原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壶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金银器，融合了希腊、波斯与中原艺术元素，壶体采用萨珊王朝典型金银器造型，细长颈部与球形壶腹构成流畅曲线，壶嘴呈鸭嘴状，壶把为环形单柄，顶部铸有深目高鼻、头戴盔帽的人头像（经考证属中亚巴克特利亚人形象），壶底为高圈足。壶腹浮雕三组人物图像，每组各有一对男女，以连环画形式表现古希腊神话“帕里斯裁判”及“特洛伊战争”故事，具体场景包括“金苹果之争”“劫掠海伦”“海伦归来”。人物造型遵循希腊雕刻比例，衣褶采用浅浮雕与阴刻线结合手法，具有立体光影效果。壶颈、壶座饰有联珠纹和水波纹，水波中可见怪兽追逐鱼的图案。该壶采用锻錾、锤揲、焊接、雕刻、鎏金等七种工艺制作，壶身接缝处通过捶揲技法无缝衔接，展现了高超的金属加工水平。2019年三维扫描技术证实其浮雕工艺具有希腊风格。作为现存萨珊系统金银器中的孤例，该壶是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立体百科全书”，证实了固原作为古丝绸之路要冲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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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漆棺画‌，1981年出土于甘肃省固原县西郊乡雷祖庙村北魏夫妻合葬墓，是北朝时期罕见的高水平绘画作品，现为固原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棺盖上的漆画内容丰富，充满了神话色彩。两侧各有一垂帐房屋，屋下各一人端坐，旁有侍从，左侧人物旁有“东王公”榜题，右侧榜题已残缺，有专家推断可能是“西王母”。画面中间有一道“金色天河”，线条优美流畅，自顶端而下弯曲直通尾部，两侧满布缠枝卷草纹，其间绘有白鹤、异鸟、兽、虎、人面鸟身等仙人形象。前挡为宴饮图，榻上屈膝斜坐一中年男子，右手执耳杯，左手执麈尾，尽显鲜卑贵族的威严与风度。左右侧板有上中下三栏图案，上栏为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中四幅孝子故事图，有明显的儒家思想文化，但人物却均着鲜卑服装、面相长须。中栏是波斯著名的连珠龟背纹图案，下栏绘制的是鲜卑武士策马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漆棺画融合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元素，反映了北魏时期各民族大迁徙文化大融合的社会背景。在工艺上，漆棺画的发现也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固原居民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髹漆工艺，利用天然漆涂饰器物表面，以红色为底色，用彩色或墨线在底色上勾描出图案轮廓，再用铁朱（赭色）、石青、石绿、黄色等调漆绘制，通过多层涂刷、打磨形成漆膜，并运用彩绘、镶嵌等技法进行装饰，极费时间和人工。整个漆棺色泽鲜亮、绘画技法精湛，再配以细腻的贴金工艺，使画面显得金碧辉煌、华丽庄重，其技艺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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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绿釉陶灶，通长18厘米、宽15.2厘米、高7.7厘米，1990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镇罗镇张家山汉墓群，现收藏于中卫市博物馆。
该陶灶以泥质灰陶为胎，通体施绿釉，釉面光滑但局部存在磕损和剥釉现象；整体呈马蹄形，由灶台、灶眼和灶门三部分构成，灶台平面，上置两个凸起的灶眼，灶门为方形，模印有火勾、火栓、饭铲、勺、刷等炊具纹饰，左右两侧分别模印有跪侍俑和长颈瓶图案，灶台及灶门边沿饰有菱形和半菱形装饰带。‌ ‌作为汉代明器，它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反映了东汉时期的陶瓷工艺和社会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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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石碑，共两块，发现于1986年，2006年6月2日从宁夏自治区中卫市宣和镇张洪村抢救性收回，均为清代乾隆年间的石碑，材质为青石，大小基本一致，长约为2米，宽约70厘米，厚度约25厘米，重量各约1吨，现为中卫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一块石碑为墓碑，刻有“皇清 [封修职郎乡饮大宾戊午科乡荐显考植菴府君之墓”字样，记载了一位清代官员的生平信息；另一块石碑正面刻有“源远流长”四个大字，字迹苍劲有力，背面刻有“中卫县事嶺南姚廷柱扦穴并问题”和“乾隆岁次癸酉夹钟日武举张建邦敬书刻石”等款识。文物工作者推断，这两块石碑可能出自同一清代家族墓地，其中“源远流长”碑的碑主应为乾隆年间中卫知县姚廷柱，而墓碑则可能为武举张建邦所立，两碑侧面均雕刻有对称龙纹，龙纹形象生动，艺术价值较高。这两块石碑早在1986年就被发现，但因重量大、运输条件有限，一直未能运回博物馆，期间被村民当作普通石板使用，其中一块甚至被用作桥板；2006年，中卫市博物馆在条件具备后依法将石碑运回收藏，避免了进一步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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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銮铃，西周时期的马车配件，主要用于车马装饰和礼仪功能，通高16厘米，铃体直径约8.32厘米，重量约428克，现为中卫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铃首呈椭圆形，铃体球形中空，内置圆形铃丸，正面中部一直径0.9厘米的圆孔，其外有放射状分布的三角形音孔八个，铃体四面各一短柱与外轮连接，外轮断面呈横等腰三角形，下面的短柱与铃柄相接并竖于铃座之上。铃座上小下大呈梯形，前、后面各有四条短凸楞，上部各一倒三角形穿孔，下部各一直径0.8厘米的钉孔。銮铃是古代马车上的重要构件，其声响类似鸾鸟鸣叫，故得名“銮铃”，在西周车马制度中具有象征等级的意义，常用于礼仪活动或墓葬随葬品，反映周代礼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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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褐釉剔刻花瓷扁壶，高约33.3厘米，口径约9厘米，腹径约32厘米，1985年征集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现为中卫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器型设计以实用为主，适应游牧生活。褐釉壶呈扁壶状，腹部扁圆，口小颈短，便于携带，口沿堆刺纹模拟皮囊缝制痕迹，双系设计方便穿带系挂，圈足置于腹部中央或背面，使壶体放置平稳，盛水或奶时不易倾覆。装饰技法以剔刻花为主，突出胎釉对比。壶身通体施褐釉，采用剔刻花工艺，即在褐釉表面刻划纹饰后剔除周围釉层，露出胎体形成鲜明反差；装饰手法受磁州窑系影响，以植物纹为主，纹饰立体感强，风格粗犷质朴。文化内涵体现游牧民族特色与民族融合。扁壶造型源于皮囊壶，适应游牧民族携水需求，纹饰题材如牡丹、莲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表现手法更显豪放，反映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中卫窑址作为可能的西夏官窑，其产品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是研究西夏社会经济与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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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砍砸器‌，器型粗大厚重、刃口钝厚曲折、采用锤击法加工，并兼具砍劈、锤砸、挖掘等多重功能‌，现为中卫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以砾石或大石片为原料，轮廓呈不规则多边形（圆形、方形等），器身上厚下薄、上窄下宽，整体尺寸较大。例如中卫博物馆展出的石核斧长6.5厘米、宽5厘米、厚3.5厘米，属于典型的大型工具。 ‌通过单向锤击法连续打击边缘，形成钝厚且曲折的刃部，刃缘夹角通常小于45度，打击点和放射线痕迹明显。采用直接锤击法，从石片破裂面向背面单向修整，工艺相对粗糙，但打击序列具有计划性。部分器物因原料硬度较低（如灰褐色砾石），加工精细度受限。 ‌厚重器身与钝刃结构使其能承受高强度冲击，适应砍伐树木、砸击坚果、挖掘块根等复合用途，体现了“形式追随功能”的原始工具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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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柱石浮雕，2008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的一处古宅，高度约为‌0.73米‌，宽度约为‌0.47米‌，现为中卫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浮雕表面刻画有枸杞图案，这一主题与中卫市作为世界枸杞发源地的历史相呼应，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其雕刻风格与中卫明代高庙浮雕同出一辙，体现了明代地方建筑装饰的典型艺术手法。该浮雕为研究中卫地区明代建筑、农业经济（如枸杞种植）及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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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缩关城沙盘，设计面积为‌360平方米‌，通过巨型沙盘与光影投影技术相结合，生动还原了明代嘉峪关关城的完整布局和丝路历史场景，现为嘉峪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沙盘是根据关城的历史建筑和结构特征制作的模型，其制作背景与嘉峪关关城本身相关，关城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是明长城西端的关隘，始建于‌明洪武年间‌，作为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建造和使用历史可追溯至明代。‌ ‌沙盘详细展示了关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和建筑特色：‌ 它精确呈现了关城的多层结构，包括内城、外城、罗城、瓮城和城壕等重叠防御工事，并与长城相连形成完整的军事体系；内城作为关城中心，设有朝宗门、柔远门、门楼、角楼、敌楼等设施，西瓮城外的嘉峪关楼和九眼泉等细节也清晰可见，凸显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光影效果模拟了烽火连天的古代战场和丝路商旅驼队，让游客直观感受历史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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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长城工牌，1975年发现并出土于嘉峪关关城至石关峡段长城的城墙，明代文物，其年代可追溯至‌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为青石质小石碑，‌高19厘米、宽11.5厘米、厚2厘米‌，两面阴刻楷书文字，共58字，记录了长城修筑的工段、时间及施工队信息，现为嘉峪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工牌内容显示，‌明代修筑长城时采用分工段逐级承包的管理模式：正面刻有“‌弟一工起‌”及“嘉靖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初十日止第一工”字样，表明第一工段从‌7月1日至10日‌由一个施工队承建；背面刻有“‌蔡止梅起‌”及六个施工队名称（如“一工李清队起”），说明该工段被细分为‌六个小工段‌，由不同队负责，这种分层管理方式确保了工程进度与责任落实。‌ ‌工牌的发现揭示了明代长城修筑的组织方式，‌考古研究显示，当时施工采用黄土掺杂麦秆或芨芨草夯实技术，并通过工牌作为质量验收凭证，若墙体不合格（如箭矢可射入），则追究施工队责任，体现了古代工程管理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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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护桑图画像砖，出土于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镇的魏晋墓群中的六号墓，现为嘉峪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画像砖画面中心是一棵桑树，亭亭如盖，树下女子正细心采摘桑叶，身旁男子手持弓箭,勾勒出一幅男耕女织的和谐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的服饰皆非中原样式，而是有着明显的胡人风格，这也证明了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的文化交融，胡汉服饰的融合正是丝路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该画像砖以简练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描绘了采桑女与护桑少年的协作场景，生动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丝织业规模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画面中人物服饰具有明显的胡人风格，为研究古代社会生产与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