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山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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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时所使用的皮箱‌，‌国家一级文物，承载着他在抗战期间奔走海外宣传救国、募集款物支援国内的历史，现为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它陪伴陶行知先生去往英、美、法、德等28个国家和地区，行程超过25万公里。‌‌ ‌皮箱上的一个个行李标签，见证了陶行知先生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到处奔走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承载着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抗战到底的行动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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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根‌，这是一棵来自江西、树龄1000年的香樟树根，直径接近10米，但仅仅是半棵树根，气势非常磅礴，现为上海木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从右侧方欣赏，树根自然形成的轮廓像上古神兽，也像二月二龙抬头，因此有“福瑞齐天”的寓意。‌‌‌取名“中华之根”，寓意根是国脉家脉，有良好的根基，做事做人才能可持续发展。 ‌馆方在树根前立有刻着“尊木赋”的木牌，表达对树木的敬畏；同时它也象征国家根基稳固、繁荣昌盛，每个人也应有“生命之根”才能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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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三松款透雕三国故事笔筒‌，明代竹雕文物，传世品，高16厘米，直径15厘米，现为嘉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笔筒用透雕技法刻出《三国演义》场景，一面是“隆中对策”：刘备、关羽、张飞与诸葛亮围案论策，一旁有童子烹茶侍奉。另一面是“初出茅庐”：诸葛亮乘车出山，士兵推挽车辆，关羽持刀护卫。‌‌ 虽款署“朱三松”，但作者身份存疑；雕工风格与晚明嘉定竹刻名家朱三松（朱稚征）作品相近，时代特征明确。具有典型明代文人竹雕艺术风貌，属于嘉定竹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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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金银青铜鼎‌，‌小巧精致、装饰华丽，现为嘉定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鼎盖与器身扣合后呈扁圆球形，盖上有三个环形钮，口沿下设有两附耳，腹部有一道凸弦纹，底部为圆底并连接兽蹄形三足。全器饰有嵌金银图案，盖与腹部主要饰嵌金银云雷纹和蟠螭纹，附耳和足部也嵌有金银云雷纹为主的花纹图案。尽管鼎体已经氧化生锈，但上面的装饰图案依然十分清晰，纹饰纤细流畅。 ‌错金银工艺需要在青铜器表面开槽，再将金银丝镶嵌其中并磨平，对技艺要求极高，体现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金属装饰技法。 ‌整件器物精巧玲珑，装饰华丽，是一件极其考究的精美艺术品，也常被用来作为压金丝嵌宝等传统金属细工装饰技法的实物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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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兽面纹爵‌，国家一级文物，由著名收藏家张碧寒、朱惟聪伉俪于1987年捐赠，‌属商代饮酒器，兼具礼器功能，是商周礼制中“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标志，现为嘉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腹部饰兽面纹，鋬内有“西单”族徽铭文，保存完整且造型精美。爵口呈‌椭圆形‌，前有流、后有尾，流口处立有伞形柱，腹部设鋬，下承‌三棱锥足‌。腹部装饰兽面纹，上下边缘以‌连珠纹‌作边饰，兽目凸起于器表，具有商代青铜器典型的神秘威严风格。 ‌作为商代青铜礼器，其兽面纹饰体现了当时“率民以事神”的宗教信仰和等级制度，是研究商代铸造工艺与礼制文化的重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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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双狮戏绣球石函‌，‌1996年出土于上海嘉定法华塔元代地宫，图案寓意“好事在后头”，现为嘉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函盖采用‌减地高浮雕‌技法，刀法遒劲爽利，阴刻毛发线条流畅。主体图案‌为双狮滚绣球。一狮前扑后蹬紧抓绣球飘带，另一狮腾空跃起扭头奔来，姿态生动。以钱纹衬地，函身细刻一周缠枝莲花。局部残留红彩，飘带上施有红底白圆点彩，绣球表面也施有红彩，展现了元代石雕施重彩的特点。‌‌ ‌“双狮戏绣球”图案在宋代已出现，明代盛行。狮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威严与吉祥，绣球则象征“好事在后头”或“官运亨通”（源自宋代“转官毬”习俗）。 ‌作为地宫石函，其内部曾供奉铜佛像、玉弥勒佛等佛教文物，体现了元代嘉定地区宗教艺术与民间吉祥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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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至元十四年”束腰形银锭‌，也被称为“扬州元宝”，国家一级文物，长 15.4 厘米，厚3厘米，重 1834 克，‌1988 年出土于上海市原金山县，现为金山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银锭背面铸有“元宝”二字，正面铭文记录了铸造年份、官员及工匠姓名。呈束腰形，锭面微凹，周缘规整，符合元代五十两官铸银锭的规范。‌‌ ‌正面‌有三行阴文，共35字。中间一行为“行中书省”（监铸机构）；右侧为“扬州库官孟珪销银官王琪验银库子吴武”；左侧为“至元十四年重伍拾两银匠侯君用”。‌背面‌密布蜂窝状气孔，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 该银锭是元军灭南宋后，丞相伯颜在扬州收缴将士所获金银熔铸而成，用于赏赐皇亲国戚，后流落民间。它印证了元代白银铸造的严密管理体系，为研究元代银课制度和经济史提供了实物依据。此类银锭存世极少，国内传世与出土仅16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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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碑‌，又称松江急就章碑，‌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最古最足本”和“天下章草第一碑”，碑为青石质地，高185厘米，宽93厘米，厚22.5厘米，现为松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碑刻《急就章》，相传以章草书写，是古代儿童识字读物和章草书法范本。碑上刻的是西汉元帝时期史游编纂的《急就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儿童识字读物，内容涉及姓名、组织、生物、礼乐等，相当于汉代的“百科全书”。相传碑文书法为三国时期吴国书法家‌皇象‌以章草书写，章草是今草的前身。 ‌现存原碑是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由松江府推官‌杨政‌据宋拓本重刻而成，因此被称为“松江本”。该版本是目前传世最著名、最完整的《急就章》碑刻版本，对后世学习章草书法具有规范范本的意义。‌ ‌碑正反两面以楷书与章草两体并列刻写，共计2019字。原石现藏于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陈列于馆内碑亭中，亭上有海上书画大家程十发题写的“始草风范”匾额。明代重刻时，原宋拓本已损缺600余字，由书法家宋克依据颜师古注本将其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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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莲花盏，是‌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珍品，出土于青浦青龙镇遗址，国家一级文物，现为青浦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该文物器型规整，一瓣一瓣的器形如同初放的莲花，原配有盏托，整体造型优美。釉色莹润，体现了越窑青瓷“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典型美感，体现了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 这件莲花盏的发现印证了青龙镇在唐宋时期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它的出土证明了吴淞江南岸的青龙镇在唐宋时期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堪称当年的“洋山深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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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瓷碗‌，1977年出土于上海奉贤区四团乡四明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一片田野，数量庞大且极具地方特色，当时发现的完整瓷碗就有1046件，现收藏于奉贤博物馆的共有瓷碗829件、瓷盆26件、瓷罐2件，出土时留有稻草捆扎痕迹，其中绝大部分产自福建连江浦口窑，很可能是从福建装船北上直达上海青龙镇港口，再销往东北亚地区，说明当时上海已是内外贸易的重要中转港。
这批青釉瓷器多为宋代日用器，光素无纹，简朴单纯。‌‌与北宋浙南、闽北窑口的青瓷风格相似，属于典型的青瓷体系，推测由闽浙地区经海路运来‌。‌‌参照同期的福建窑口青瓷（如珠光青瓷），釉色通常呈青中带绿、绿中泛黄的“枇杷黄”色泽，釉面光亮透明、玻璃质感强，多开细冰裂纹。 ‌器型‌多为敞口、深腹、圈足的碗类造型，整体风格朴实。装饰以篦划纹为主，碗内常见卷草纹、篦点纹，外壁多为直条纹，纹饰清晰流畅，布局活泼。‌‌出土时留有稻草捆扎痕迹，堆放地点距现在海岸线约10公里，宋代时为海滩。 ‌专家推测这批瓷器很可能从福建装船，经海路北上抵达上海青龙镇港，再销往东北亚地区，说明当时上海已是内外贸易的重要中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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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牡丹‌，品种为“粉妆楼”，‌株高约1.5米，花丛覆盖直径可达3米，花朵饱满硕大，最大花朵直径超过20厘米，能完全盖住成人手掌；花色以紫色、粉色为主，花开时香气清雅。每年4月左右开花，花期只有10天左右，花开最多时能有百余朵，现为崇明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花紫似霞、粉似桃，姹紫嫣红，进门就能闻到清雅花香。相传为清末城桥镇人王清穆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后带回栽种；另有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南转河沿顾家宅移植而来。 ‌有个流传多年的说法——每年冬春两季，几任馆长会买猪大肠等内脏埋在花坛里“吃荤”滋养，还请专人照料，这个习惯延续了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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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龙形器‌，也被称为“华夏第一龙”或“中华第一龙”，200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代，龙身长64.5厘米，整体超过70厘米，现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文物属于夏代晚期，是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制作最精美、体量最大的一件，被视为华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龙身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尾部圆弧隆起、尾尖内蜷，呈游动状；巨头蜷尾，头部朝西北、尾部向东南。龙首隆起于托座上，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梁由三节青、白玉柱组成，蒜头状绿松石鼻端硕大醒目；梭形眼眶轮廓对称，以圆饼形白玉为睛。 ‌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脊中线处饰片经过倒角处理，形成棱角分明的脊线。 ‌龙身中段嵌有一枚饰凸弦纹的铜铃，铃内有玉质铃舌；距龙尾约4厘米处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身垂直，两者间残留红色漆痕。‌‌ 全身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长0.2—0.9厘米、厚约0.1厘米（约1毫米），拼接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 ‌绿松石片原以植物胶和动物胶粘嵌在木质或皮革类有机物托座上，托座已腐朽；2004年在北京实验室完成整体清理后确认了这一工艺。 ‌绿松石原料多来自湖北云盖寺矿区及陕西洛南等地，经水路运至二里头王都加工，体现了当时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 关于其用途，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它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龙牌），二是认为它可能是早期的旌旗（龙旗）。《诗经》中“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祭祀场景描写，与这件器物和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 这件器物的确切功能尚无定论，但它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夏代先民已把龙作为图腾崇拜，其蛇形身躯、菱形鳞纹等特征直接影响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与龙纹，被视为华夏龙形象的早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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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夏代晚期青铜礼器，长16.5厘米，宽11厘米，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誉为“中华第一牌”，代表了中国早期青铜镶嵌工艺的巅峰，现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整体呈亚腰形（圆角凹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环钮，器表微凸。表面镶嵌500余片绿松石，单片仅数毫米见方、厚1—2毫米，历经三千多年无一松动脱落，靠物理应力精密拼合，将中国成熟青铜镶嵌工艺出现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 ‌先铸造青铜框架（或镂空兽面底衬），再将绿松石片打磨镶嵌；打磨一片绿松石至少需一小时，用工量极大。 ‌双目以浑圆绿松石珠点睛，图案抽象神秘，被形容为“似龙似蛇，似牛似鹿”，学界多认为其是早期龙形象、尤其是龙首的简化表现，是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先驱。 ‌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胸部，两侧环钮推测用于穿缀系于胸前，学界多倾向认为它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礼仪用器，兼具宗教祭祀与身份标识功能。 ‌它是全世界考古发现的首件青铜镶嵌绿松石文物，开创了青铜器装饰兽面纹的先河，反映出夏代二里头文化广泛辐射及多地早期文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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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辛铜方鼎，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通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重128千克，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现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是目前已知商代青铜方鼎中体量较大的一件。长方形口，短沿方唇，口部两侧各有一立耳，直腹平底，下接四个圆柱形空心足，足高31厘米。鼎身四面及四角饰兽面纹，以雷纹衬地，腹部左右及下侧饰乳钉纹三排，足上部饰兽面纹，整体纹饰繁复，体现商代青铜器的“狞厉之美”。鼎体四角各有一条扉棱，四足上端外侧也有扉棱，与四角扉棱呈直线排列，增强立体感。鼎内壁铸有“司母辛”三字铭文，“司”意为祭祀，“母辛”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庙号，表明此鼎是妇好的子女为祭祀她而铸造。作为武丁时期的断代标准器物，其铭文与甲骨文记载相互印证，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重要依据。采用泥范块范法浑铸成形，没有分铸痕迹。 ‌合金成分‌：青铜合金含锡约14%，铅4%—10%，适合铸造大型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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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绿松石象牙杯，是商代晚期牙雕精品，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杯高30.5厘米，口径11.2厘米，口壁厚仅0.1厘米，已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现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杯象牙质呈米黄色。杯身似觚形，圆口薄唇，中腰微束，底部稍小并安有圆形底；一侧有夔龙形鋬（把手），通过上下对称的小圆榫插入杯身，结构精巧。‌‌‌整体线条流畅，效仿商代青铜酒器“觚”的制式。‌杯体用象牙根部一整段雕成，腹腰中空；鋬用另一块象牙板制成后镶嵌上去。鋬与杯身用榫卯结构衔接，上下各有一对小圆榫插入杯身对应小孔，严丝合缝。‌‌杯身以细密云雷纹为地纹，口、颈、腹、足各饰三组兽面纹（饕餮纹），上下边口为素地宽边；绿松石条带将杯身分为四段，各段分别刻有饕餮纹、夔纹等，其中一段兽口下有大三角纹，两侧有对称夔纹。 ‌绿松石片镶嵌在兽面纹的眼、眉、鼻、尾等关键部位，形成米黄与蓝绿的鲜明对比，历经三千年仍光泽不减。夔龙形鋬的龙头向上、宽尾垂至杯底，龙背中部雕凸起兽头，双角竖立；鋬两面还雕有鸟形纹样，钩喙短冠，眼嵌绿松石。‌‌ ‌综合了浮雕、线刻、立体圆雕、镶嵌等多种手法，代表商代牙雕与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准，是王室祭祀、宴飨专用的高端礼器。‌‌ 百度百科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共有3件：一件高40多厘米、无镶嵌；另两件高30多厘米、带绿松石镶嵌，造型基本一致。目前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是其中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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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距今约4300—3900年），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通高约8.8—9厘米，口径约40.5—40.9厘米，底径约15厘米，腹深约7.8厘米，‌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现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是陶寺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礼器，也是四件同类型龙盘中保存最完好、色彩最鲜亮的一件。‌‌ 该器敞口、折腹、平底，褐色或灰褐色陶胎，胎体轻薄细腻，器表磨光。属于烧后彩绘陶，即在陶胎烧成后直接彩绘，不再入窑烧彩，因此色彩附着性较弱，容易脱落。‌‌盘内壁以黑色陶衣磨光为地，用朱红彩及白彩绘制蟠龙纹，龙身盘曲如蛇，稳居盘心。 ‌龙的形态‌融合了蛇身、鳄鱼头、熊或虎耳、锯齿状牙齿等多种动物特征，龙口大张并衔有枝状物。红黑（或红白）配色鲜明，唇沿及内壁上缘涂朱红色，整体线条流畅。‌‌ ‌仅出土于陶寺文化早期四座王级大墓，每墓仅一件，摆放位置固定，被视为代表王权、等级与身份的重要礼器。 ‌它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龙形象实物，完成了中华龙图腾在造型上的初步统一，与后世夏商周龙纹一脉相承。陶寺遗址共出土四件彩绘龙纹陶盘，分别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临汾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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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牺尊‌，也叫邓仲牺尊，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通高38.8厘米，通长41.4厘米，1984年秋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家族墓地M163号墓，现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文物兽首前瞻，头生双角、双耳高竖，曲颈短尾，四肢较短，腹部铸有象征翼翅的扉棱，体似马非马、似羊非羊、似鹿非鹿。身上共附4只动物——背盖纽上立一只凤鸟，项背上附一只行走状的卷尾虎，胸前和臀部各有一条回首卷尾龙。底层是细密的云雷纹作底，中层为半浮雕的饕餮纹、夔龙纹和虎纹，上层是立体的卷尾龙、凤鸟与卷尾虎。 ‌盖周缘饰双身龙纹，两腹饰回顾式虎耳龙纹，胸饰龙、虎纹，左右臀饰回顾式花冠龙纹，通体再填细雷纹。 ‌采用分铸法，器身各部位分别铸造后衔接，工艺复杂，代表了西周青铜铸造的尖端技艺。‌‌ ‌器腹及盖内各有相同铭文2行6字“‌邓仲作宝尊彝‌”，译为“邓仲制作了这件宝贵的宗庙之器”。 ‌这是一件来自邓国的媵器（嫁妆），很可能是邓国贵族邓仲为嫁往丰镐井叔家族的女儿制作的陪嫁物，后来随葬入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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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补花作品《清明上河图》‌，由北京补花传承人崔洁制作，以补代绣，用丝绫堆绣工艺还原古画神韵。现为东城非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以补代绣‌，这是北京补花最核心的特点，不是用笔“画”出来的，也不是单纯用针“绣”出来的，而是用染好颜色的绫绢、丝线、棉线等材料，剪裁成图案后补贴缝缀在底布上。 ‌这件作品由挑花、补花、刺绣三种工艺组成，细节非常丰富，连人物的面容都能做得生动传神。补花用了一种叫“凤尾纱”的特制材料，颜色由浅入深，所以画面有明暗深浅的立体感，色调和谐自然。‌‌ ‌原画《清明上河图》是水墨设色，而补花作品把原本的色彩改成有色彩的工艺装饰画面，整个画面更显华丽。人物、风景、舟船、楼阁都制作得精准细腻，还原了原画宏大的场景和丰富的内容。虽然是用布料做的，但整体保留了国画的特征，用色明快大气，层次分明，有“布上浮雕”的感觉。‌‌ 这件作品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补花传承人‌崔洁‌之手。作品一共制作了两幅，一幅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另一幅就是东城区非遗博物馆展出的这件。‌‌ 北京补花已于2007年列入北京市级非遗名录，其扩展项目“京绣（北京补绣）”在2021年列入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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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凤首扁壶，国家一级文物，高18.7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4.5厘米，1970年10月出土于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的元代窖藏，现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壶体扁圆，直口圆唇、短颈、浅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青花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发色浓重艳丽，常有晕散现象，浓重处会形成黑色结晶斑（铁锈斑），摸上去有凹凸感。壶身上部绘展翅飞翔的凤身，双翅垂至两侧；下部绘一丛缠枝牡丹，疏密有致。壶流（凤首）模制成型，壶柄（凤尾）手工捏塑，壶体雕镶成型，最后琢成整体。‌‌它的造型融合了晋唐时期天鸡壶与北方游牧民族马镫壶的特征，体现了中原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出土时碎成48块瓷片，最大约13×6厘米，最小的约2厘米。出土后先做过一次抢救性修复，效果不太理想；2004年由修复专家蒋道银历时13个月完成二次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修复处宽度不超过0.2—0.4厘米。修复时保留了器物向前倾斜3—5度、壶柄上方小环施釉不全等出窑时的原始制作缺陷。‌‌ 这件扁壶存世仅两件，另一件藏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两件合称“姊妹壶”。首博这件凤尾为卷草纹，新疆那件为锯齿纹，学者称它们为“一鸾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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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簋，是西周中期周穆王时期由贵族“毛班”铸造的青铜礼器，高约22.5厘米、口径约25.7厘米，清宫旧藏，现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该文物侈口、圆腹、低圈足，最特别的是腹部有‌四个兽首环耳‌，耳下垂出‌内卷的象鼻状长珥‌，直接弯曲垂地成为器物的四足，将簋身悬托而起，既优美又不失厚重。口沿下饰弦纹和圆涡纹，腹部饰四组‌兽面纹‌，整体风格凝重威严，是现存青铜簋中器形、纹饰较为精美的一件。 ‌腹内底部铸有‌198字铭文‌，记述了周穆王命令毛伯（毛公）继承虢成公官位、监管三方国，并率军讨伐东国狷戎，历时三年平定叛乱的史实。这段铭文可补史籍之不足，对研究西周官制、毛伯家族事迹以及西周与周边民族关系有重要价值，郭沫若等学者都对其有专门研究。班簋本为清宫旧藏，收录于《西清古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流失民间。1972年在北京废品回收站被发现时已碎成多片，后经故宫文物修复专家赵振茂精心修复，才恢复原貌入藏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