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印小天花了400万元娶的老婆哈琳娜。直到孩子出生后,才发现自己的老婆除名字以外的一切都是“假的”!印小天发现自己被骗了,但他已经后悔莫及。
婚礼办完,日子还得过。印小天心里还存着点指望,觉得孩子都有了,哈琳娜总该踏实下来。他提了几次房子过户的事,哈琳娜就说房产证在父母那儿办手续,复杂,得等。印小天嗯一声,没往下问。他那时接了个外地的小角色,收拾行李进组前,把一张卡放桌上,“家里要用钱就从这里取。”
哈琳娜拿起卡看了看,没说话。
戏拍了两个月,中间印小天往家里打电话,十次有八次没人接。接了也是匆匆几句,说带孩子累,想睡觉。印小天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在宾馆床上坐了一会儿。同屋的演员问他是不是家里有事,他摇摇头,“没事。”
从剧组回来那天,家里静得出奇。印小天推开卧室门,衣柜空了一半,哈琳娜的化妆品全不见了。他走到婴儿床边上,床是空的,只剩一个蓝色的小枕头。他站那儿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去翻抽屉。结婚证还在,存折没了,他妈留给他的一块老手表也没了。
他给哈琳娜打电话,关机。给她父母打,那个号称是国企高管的父亲接起来,口音很重,“俺不知道她去哪儿了。”电话背景音里有狗叫,还有集市上那种喇叭声。
印小天找了三天。去她说过的高档小区问,保安说那家人半年前就退租了。去她简历上写的单位打听,人事说从来没这个人。他最后去了她身份证上的地址,河北一个县城边上,一排自建房。开门的男人手上沾着皮毛的碎屑,屋里一股腥气。男人听他说完,把门关上了,“找错了。”
印小天站在那条土路上,手机响了。是哈琳娜发来的短信,就一句话:谈谈离婚条件。
法庭里暖气开得足,印小天觉得有点闷。哈琳娜坐在对面,穿着一件米色大衣,头发梳得整齐。她说话声音很平,一条一条列:婚后共同财产怎么分,孩子抚养费多少,精神损失费多少。法官问什么,她就答什么,眼睛没往印小天这边看。
印小天的律师在桌子底下碰了碰他的腿。意思是对方证据做得挺足。
休庭的时候,印小天在走廊追上哈琳娜。“孩子呢?”他问。哈琳娜从包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孩子胖了些,戴着顶小绒帽。印小天伸手想拿,哈琳娜把手缩回去,“判完了自然让你见。”
第二次开庭前,印小天把协议签了。律师劝他再拖拖,能少赔点。印小天说算了。他签完字,问律师:“你说她图什么呢?”律师整理着文件,没抬头,“图钱呗。还能图什么。”
那几年印小天接不到什么像样的戏。有时候去试镜,导演看他一眼,客客气气说下次合作。他知道人家想起什么。2012年那事儿之后,圈子里很多人见他就绕道走。有次在个商业活动上碰见杜淳,两人隔着一个展台,谁也没打招呼。
他租了个小房子,离原来的家很远。客厅里摆了个健身架,有时候半夜醒了,就起来练会儿。肌肉酸了容易睡着。
2019年,《烈火英雄》的剧本递过来,角色戏份不重。印小天去见了导演,说我能演。导演让他试试一段哭戏。他酝酿了一会儿,没哭出来。导演说没关系,再找感觉。他忽然说,等等。他转过身去站了半分钟,再转回来的时候,眼睛红了,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掉下来。导演看了半晌,说行,就你了。
电影上映后,那个镜头被剪进了预告片。有观众说,他演得真。
金鸡奖颁奖那天,印小天穿了身黑西装。宣布他名字的时候,旁边人推了他一下。他走上台,奖杯比想象的重。他往台下看,灯光刺眼,看不清谁是谁。他对着话筒说谢谢,谢谢导演。停顿了一下,又说,请多找我拍戏。说完自己先笑了。
后台采访,记者问他对未来有什么规划。他说好好演戏。记者等着他多说点,他没再开口。有个年轻记者挤过来问,印老师,经历那些事,您现在怎么看待婚姻?
印小天接过助理递来的水,拧开喝了一口。“下一个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