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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人能理解陈胜吴广，却很难对黄巢产生同情？
这个是错觉吧，黄巢也很有市场，不比陈胜吴广差。陈胜吴广因为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做传，又曾被纳入过初中教材，所以知名度很高。但实际上黄巢的历史影响力一直很大，无论是文学层面还是时政层面。像黄巢亲自做的两首诗《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都曾纳入过教材，反正我读他的诗感觉气势澎湃。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这诗是黄巢年少时所作，这诗的志向可以说为黄巢起义埋下了伏笔。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这首诗是黄巢在科举落榜后所作，是黄巢流传最广、最霸气的一首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他造反的宣言了。很多人对黄巢起义竖起大拇指，晚唐诗人韦庄在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写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就是对长安被攻陷、门阀士族被诛灭感到畅快。到了明朝，施耐庵写作《水浒传》时，就借宋江之手，在浔阳楼上题写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施耐庵也想效仿黄巢搞一点大事业。黄巢和陈胜吴广一样，都是王朝末期敢于吃螃蟹的人，他们算是一个王朝的掘墓人，只不过暴秦在盛唐面前显得更不堪，很多人更认可陈胜吴广。再加上黄巢开启了一百多年的五代大乱世，陈胜吴广起义到刘邦平定天下只有八年乱世，秦末的乱世比唐末的乱世要短很多。因为这些原因，黄巢的历史地位才显得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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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居正多活10年，你觉得他会做哪些事？
第一件事肯定是按照清丈后的土地征税，清丈土地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已经基本完成，但没有最终上报统计，张居正若在世，这件事情肯定继续进行，所有清丈结果上报朝廷，登记造册，然后下一年度的税收就按照这个结果进行征收。这将大大增加朝廷的税收，也大大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社会矛盾会减小，朝廷收入能远超支出，朝廷对地方和边境的掌控力也会增强，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宁夏和四川播州叛乱。第二件事是增加白银储备和白银供应，因为一条鞭法实行后，赋税都改为收银两，白银必然会出现短缺。以张居正和他的智囊团的才智，肯定能想出应对办法，比如刺激工商业发展，扩大海外贸易，减少白银外流，或者寻找白银替代品，比如改良宝钞，在白银基础上发行纸币。只有充足的白银流通才能保证一条鞭法的长盛不衰。第三件事是培养接班人，必须寻找一个能力、手腕、魄力、理想都和张居正相似的人作为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必须毫不动摇的继续执行张居正一系列改革措施，确保政策一百年不改变。第四件事是考察万历的品行和是否胜任皇帝一职，以张居正的才能，早晚能看出万历能力欠佳，也能发觉万历对他这个老师早就不耐烦。一旦发现这些问题，张居正就行伊霍之事废黜万历，另立一个能力、人品都一流的帝王，保证新君能继续贯彻他的改革措施。等到完成这一切，张居正必能安然辞世、含笑九泉，那我大明朝仍能如日中天，再兴盛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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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马嵬驿李隆基真的说出一句“贵妃无罪，罪在朕躬”会怎样？
估计李隆基刚说完，就从暗地里射出一支箭，直中他的命门，然后人群中有人会大声呼喊：“陈玄礼弑君谋逆，杀了他为皇上报仇！” 话音刚落，十几个健卒就冲上前去把陈玄礼剁成了肉酱，顺便“检查”下刚中箭的李隆基是否还喘气，如果还喘气，就顺带手补上几刀，让李隆基彻底死透。解决完李隆基和陈玄礼后，杨贵妃会被就地斩杀，然后许久未露面的太子李亨这才“姗姗来迟”，他紧跑慢跑来到李隆基尸体旁边，伏尸痛哭，哭的异常悲痛，那感觉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哎，不对啊，死的就是他亲爹啊）。等到李亨哭的差不多的时候，他的儿子李俶（未来的唐代宗李豫）、李倓（建宁王），还有心腹宦官李辅国会上来扶起李亨，然后恳请道：“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父王以祖宗的江山社稷为重，尽快即位！” 李亨自然是“严词拒绝”的，然后李俶等人自然又下跪极力请求，众将士也下跪请求李亨以国事为重，稍收悲痛，尽快即位。如此搞三遍劝进和推辞后，李亨“无可奈何”的登基，然后收殓李隆基的尸体，扶灵去朔方，号召天下兵马到朔方勤王。真实的马嵬驿之变就是奔着唐玄宗去的，没想到陈玄礼临时变卦，只愿意杀死杨国忠和杨贵妃等人，要力保唐玄宗，李亨没辙，只能妥协，毕竟禁军他没完全渗透，陈玄礼对禁军还有一定掌控力，只能承认现状。如果李隆基不识好歹非要保杨玉环，那李亨安排的勇士会按照上面的剧本将李隆基、陈玄礼和杨贵妃一勺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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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中出现的官职头衔那么长，为啥会出现这种头衔堆砌现象？
官职头衔代表身份和地位，官职头衔越多代表身份越尊贵，社会地位越高，这是身份等级划分的标识。从没见哪个街头小贩有很多头衔，顶多是“那个卖饼的”，有时候还会加上个”臭“字，叫”那个臭卖饼的“。因为街头小贩处于社会底层，他没资格挂那么多头衔，假如一个汴梁城的街头小贩自命为“东京七十二正店特约饼品供应郎中、樊楼御宴面点研发总署首席供奉、大宋皇城根儿非物质文化遗产（胡饼制作技艺）传承大使、《东京梦华录》力荐·汴河沿岸必吃榜·胡饼大师、国家级非遗·汴梁胡饼制作技艺·守味人、大宋外卖先锋·急脚递式极速出餐总监、汴梁第一胡饼主理人”，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个神经病。当身份地位和头衔不匹配的时候，就是在闹笑话，但当身份地位和头衔匹配的时候，就是政治需要。《太平年》中钱弘俶自报家门的时候，念出了自己长长的官职头衔：“推诚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功臣号），左右金吾卫上将军（职事官），镇军大将军（散官），天下兵马都元帅（职事官），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实权），开府仪同三司（散官），尚书令（职事官），兼杭州、越州大都督（职事官），上柱国（勋官），太尉（荣誉性加衔），吴越国王（爵位）”。钱弘俶这一长串头衔，每一个都是有特殊含义，是五代十国“官、职、差遣”分离制度的体现，虚衔堆砌如山，实权仅在一隅‌，这些虚衔都是中原王朝为了安抚、笼络他而赐予的。这种头衔堆砌一下子就和其他人拉开了等级，说明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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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清时期一个皇帝基本上只有一个年号，不像之前那样频繁改元?
年号这东西是汉武帝创造的，在汉武帝之前，都没有年号。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巩固，需要一种更能体现“君权神授”和“与民更始”的纪年方式，所以汉武帝创建了年号。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就是汉武帝的“建元”，它的含义就是：“建立年号”，开其纪元。汉武帝在位54年，共使用了11个年号，汉武帝这个人神神叨叨的，热爱求仙求长生，为了和上天保持“沟通”，每当遇到祥瑞或重大政治事件汉武帝就会更换年号。自汉武帝创立年号后，后世历代王朝都建立年号，并且也频繁根据“天意”更改年号。当然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改年号，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就没改过年号，一直使用武德和贞观，但唐太宗没定为祖制，后世皇帝就没遵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不再改元，坚持只使用“洪武”这一个年号。朱元璋比较务实，从来不神神叨叨，觉得年号跟国运不挨着，改元没用。就像元顺帝一样，有多个年号，但也没啥用，反而被视为朝令夕改、国运动荡的象征。朱元璋认为，稳固的国势不需要靠改元来粉饰太平，一个年号用到头，反而能展现政权的稳定和长久。改年号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改元后公文、契约、钱币等都要跟着改，容易滋生混乱，很容易劳民伤财。自朱元璋之后，明清两代的皇帝也基本遵循了这一传统，特殊情况除外，比如明英宗因土木堡之变两次登基，用了两个年号，皇太极因为从后金大汉变为清朝皇帝，也进行了改元，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帝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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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平捻平到北京，为什么慈禧并没有和崇祯一样把他片了，反而继续用他？
说个冷知识，左宗棠平捻军的时候并没有立下“几年平捻”的军令状，他在1866年受命平捻军，慈禧也没有给他限定期限。左宗棠受命平捻的第二年，也就是1868年，西捻军打到了北京城郊，左宗棠赶紧救援京师，在当年把西捻军彻底消灭。左宗棠事前没有下军令状，慈禧也没有和他约定期限，慈禧没有理由杀他。至于“五年平陕”，那是左宗棠平定捻军后跟慈禧立下的军令状，要在五年内平定陕甘之乱，而左宗棠也兑现了自己的军令状，在五年内平定了陕甘之乱。袁崇焕就不一样了，他跟崇祯立下“五年平辽”的军令状，可第二年皇太极就绕道蒙古打到了北京城，同时还传出袁崇焕和皇太极勾结的谣言，再加上袁崇焕救援北京时行动迟缓，换你是崇祯皇帝，你是不是也怀疑袁崇焕有二心？再加上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擅自诛杀一品大员毛文龙，这事就更不对劲了。崇祯本就多疑，袁崇焕又多次踩中雷区，被杀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崇祯和慈禧的用人风格不大一样，崇祯猜忌多疑，慈禧用人不疑，这点还真得夸夸慈禧，手段确实很高，巾帼不让须眉。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别，除了个人性格外，明末和清末的国情也不一样，明清末期虽然都是内忧外患，但清朝的财政状况要好于明朝，明朝只靠土地税，在土地兼并、自然灾害频繁的时期，土地税完全不能应付支出，而清末则意外的开拓了海关税，关税虽然由外国人赫德管理，但在1868年平定捻军时，他能给清政府上交1000万两左右的关税，这笔钱大大缓解了清朝财政压力。崇祯没有慈禧时期的财政情况，他被逼的毫无办法，行为处事自然就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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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的阅卷标准是看重文章才华还是政治立场？
理论上，既不看文章才华，也不看政治立场，而是看时务策，也就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代殿试的考试内容仅为时务策一道，贡士们根据考题作答。既然是时务策，那肯定是考的当时的实际政务，贡士们能把问题说明白，并且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才能得高分，当然，如果你文采很高，自然是加分项。参加殿试的贡士们都是经过乡试、会试一路闯过来的精英，他们一点都不缺文采，其实都大差不差，关键还是对时务的理解能力。至于政治主张，但凡是到这个层面的，那都是人精，政治都绝对正确，这一点根本无需考察。哪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撩虎须，全家的脑袋够砍的吗？殿试考完由皇帝阅卷，阅卷的过程主观能动性就很大了，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好和个人能力。朱元璋虽然要饭出身，但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他登基后，其文化水平不低于一个进士的水平，按照他的作风，他只重视贡士们解决时务的能力，不会在意文章是否有文采。朱棣军旅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看中的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章才华也不是最主要的。朱厚照是个顽主，他对文章才华不感兴趣，对时务也不感兴趣，估计他会瞎选。朱厚熜喜欢修道，如果贡士们的考卷能写的像青词一样，那估计能得高分。朱由校是个文盲，他都看不懂试卷，只能听魏忠贤或者内阁的意见。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参加殿试的文章，不一定要文采飞扬，要看人下菜碟，要研究皇帝的喜好，皇帝喜欢啥你就着重讲啥，这样才能有机会进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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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也不过曹魏才发迹，到东晋也没多少年，怎么就成了顶级门阀？
东晋的王谢两家只不过享受到了贾南风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红利，当洛阳的世家大族被八王之乱、五胡之乱杀干净的时候，王谢两家部分人提前跑路逃到了南方。王导、王敦兄弟一手促成东晋建立，因为有拥立之功，王导任丞相，王敦掌兵权，并且王家和皇族司马氏联姻，这才形成了 “王与马，共天下” 的政治格局。老谢家因为打赢了淝水之战，凭军功一跃成为顶级门阀，与王氏并称 “王谢”。谢安、谢玄、谢石在淝水之战后掌控军政，家族声望达顶峰。到了梁末，侯景之乱时王谢两家受到重创，家族势力瓦解，之后逐渐衰落，到了隋唐，科举制确立，门阀政治终结，王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普通家族升级为顶级门阀其实很简单，和皇权绑定，或者成为皇权的附庸，一切顶级门阀的生成都是这个套路。皇族肯定是最顶级的门阀，受到皇权信任的家族，也就成了顶级门阀。但这个门阀可替代性很强，稍稍失去了圣心就可能破家灭族，从而出现新的替代者顶替他们的位置。还有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当新的王朝建立后，也会有新贵替代老贵。像王谢这两家算是很牛逼了，东晋亡国后他们在南朝宋、齐、梁、陈还能位居高位，居然在皇族被替代的情况下还能存在，确实有两把刷子。不得不佩服顶级门阀的自保能力，这家败了，立即倒向另一家，向新主子效忠。但没有永远屹立不倒的门阀，总会有新王朝不再接受他们的效忠，将他们扫向历史垃圾堆。几千年封建王朝史，从没有哪个家族能长盛不衰，不论是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皇族，还是王、谢、崔、卢、王、郑、钱这些门阀，到了一定时间，总会被替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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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刘邦、李渊统一天下只用了7年，而曹操只统一个北方却用了22年？差异在哪里？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能力不行。曹操统一北方都用了22年，还剩下东吴和蜀汉没有平定，距离刘邦和李渊的大一统还差了好大一截，无论从速度还是实际功绩，都被刘邦和李渊秒杀。关于这一点，李世民看的很透彻，他评价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意思就是曹操的能力也就配当个将军，想平定天下南面称孤则没有这个能力。看看曹操的对手，吕布、袁术、袁绍、张绣、刘表、韩遂、马腾，曹操消灭掉他们都费了好大的劲，就连袁绍两个不成器的儿子袁尚和袁谭，曹操都花了5年时间才把他们彻底平定，有这个时间，刘邦和李渊都已经快统一华夏了。曹操的对手们跟刘邦的对手项羽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跟李渊的对手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李密、刘黑闼等人应该是一个档次的。这就很好比较了，刘邦遇到了历史上最强的楚霸王，但只用了四年就平推了项羽，统一了天下，比曹操这个统一了一半的要厉害多了。李渊遇到的对手跟曹操差不多，但他用时短，只用七年就砍瓜切菜平定了天下，也比曹操强。当然李渊平定天下的功劳大半得放到李世民头上，有个好儿子也是本事，你曹操为啥就不能生个李世民这样的好儿子给你打天下。《三国演义》中张松曾揶揄过曹操，很贴切，道出了曹操的无能：“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所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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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和明太祖，哪一个功绩大？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是文治武功俱佳的典范，两人的能力都是历史顶尖，功绩也不相上下，如果非要选一个，还是倾向于选明太祖朱元璋。理由只有一个，朱元璋再造了华夏。如果没有朱元璋，辽金元清如果连起来，华夏文明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辽金元清都吸收汉文化，逐渐汉化，但还是保留了征服者王朝的特征。作为征服者王朝，他们的总人口并不占优，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只能实行迥异于中原王朝的政策，像辽朝实行“南北分治”；金朝将非女真人统称为"诸色人"，女真人拥有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特权；元朝直接区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人制"；清朝则实行“满汉有别”。只有朱元璋横空出世，在四个征服者王朝之间硬生生插入了一个大明，重塑了华夏文明的权威。在再造华夏这方面，李世民比不上朱元璋。隋唐之前也是南北朝大乱世，五胡和鲜卑统治了北方近三百年，隋文帝统一后实现了第一次再造华夏，这个工作没轮得着李世民就完成了。李世民是在隋文帝的基础上推行民族包容政策，被尊称为天可汗。李世民将一个本就具备优良制度的王朝迅速推向世界文明的巅峰，其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君臣共治的典范，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之一。而朱元璋则在于从零开始，再造中华，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其制度设计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近六百年。康熙皇帝评价朱元璋 “治隆唐宋” ，正是对他超越前代、奠定大明基业的最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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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只有开国皇帝才能称祖，为什么明朝有两祖，清朝有三祖？
这个话题之前说过好多次，还是忍不住再来唠叨几句。一个王朝之所以经常出现打破常规和共识的事情，都是出于利益斗争。比如废后、扶持宦官、扶持外戚、废黜太子、给前代皇帝上祖的庙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利益斗争的结果。明朝出现两个祖，完全是因为嘉靖为了个人掌权的需要。嘉靖是小宗入继大宗，按照祖宗之法，嘉靖是被过继给了明孝宗为子继承皇位，理论上他已经和原生家庭没有关系了。但嘉靖不想受到朝臣的掌控，偏偏要小宗凌驾大宗，把自己的父亲追封为皇帝，还要把他的父亲抬进太庙，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就把朱棣的太宗庙号改为了成祖。嘉靖为了给自己找法理依据，也为了清除反对者，才干出了这件“违背祖宗”的“荒唐事”。如果他不这么折腾，朝臣不会让他掌权。清朝有三个祖，太祖努尔哈赤是开创者，没问题，世祖福临是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称祖也没问题，问题是康熙的圣祖，他虽然有开创之功，但还没大到离谱的地步，称祖就不合适。而雍正执意要给康熙上圣祖庙号，完全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帝位。雍正是九子夺嫡后继位，很多人对他继位就不服，八爷九爷甚至公开跟他叫板，雍正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只能表现的非常仁孝，而给康熙上圣祖庙号，就能体现自己是个至孝之子，以此表明自己继位是合情合理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看似不合理的事情都有它发生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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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那么繁荣昌盛，为何却不堪一击？
按照正常逻辑，经济越强大的国家，军事实力越强，因为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军事上去，军饷充足，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能打持久战。北宋的经济水平，秒杀契丹、西夏、女真，但打仗却败多胜少，似乎有钱不能左右战场的胜负。北宋军事孱弱，大胆猜测下应该是兵制问题。宋朝一直实行募兵制，跟其他朝代不一样，其他像汉一开始是征兵制，唐是府兵制，明是卫所制，清是八旗兵制，后来汉唐明清都改为募兵制。汉朝的征兵制就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兵役保护自己的田产和一家老小。唐朝的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他们当兵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和一家老小。明朝的卫所制是世袭兵制，他们当兵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和一家老小。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是世袭兵制，只不过他们不用种地，八旗兵分到土地后雇人耕种，他们当兵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和一家老小。募兵制跟其他兵制的本质区别就是，这些招募来的士兵，都没有产业，靠粮饷生存。那问题就来了，打仗的时候，士兵们的后方没有需要他们保护的田产和妻儿老小，他们为什么要拼命？募兵制还一个弊端就是，谁给的钱多，这些士兵就为谁效命，很容易造成军阀割据。征兵制、府兵制、卫所制、八旗制因为时间的推移，逐渐败坏，只能求助于万能神药--募兵制，可募兵制只能暂时解决问题，长久下来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控——士兵由“公器”变为“私兵”，国家武力由“中央掌控”滑向“地方或个人支配”。北宋的募兵制应该是他孱弱的根子，其他像重文轻武、兵将分离、更戍法又加重了它军事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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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谁统一天下的过程更艰难？
从结果来看，肯定是赵匡胤，因为他连天下都没能统一，可不就是因为太难了。可从实际来看，肯定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难度更大。且不说朱元璋要饭起家，就算是他攀上了高门大户，成了郭子兴的女婿，郭子兴是个啥，濠州城里一个起义军领袖而已，而且还差点被其他几个起义军领袖搞死，这个高门大户也不咋地。朱元璋能从一个起义军大头兵，一步步干到中层，又自立门户做大做强，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朱元璋攻占应天作为根据地，然后先后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再挥军北伐，将元廷赶出中原，之后肃清残元，收服四方，平定四川、收服云南、迫降辽东，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距离隋文帝统一华夏过去了整整779年。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可不是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而是直接跑到柴荣家里，把人家孤儿寡母赶走，自己住了进去，相当于白捡的。篡位自立后，赵匡胤先后消灭了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这些割据政权中，荆南和武平是小割据政权，后蜀、南汉、南唐虽然地方很大，但都是立国几十年的政权，都已经走下坡路了。像南汉的刘鋹，南唐的李煜，他们有什么军事能力？跟陈友谅和张士诚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让赵匡胤碰上陈友谅和张士诚试试，保准被揍得满地找牙。赵匡胤亲征北汉，居然无功而返，都没有亲自和契丹硬碰硬，如果让他去会会北元或者王保保，估计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赵匡胤的起点比朱元璋高，对手比朱元璋的对手菜，就这他都没完成统一，他只有望着朱元璋的背影羡慕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