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杨振宁回国探望病危的邓稼先,特意问道:两弹的奖金有多少?邓稼先笑了笑,颤动着举起两只手指头答道: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总共20元。
看着多年的好友笑得像个孩子,杨振宁不禁泪流满面。 邓稼先跟杨振宁是50多年的好朋友,俩人小时候是邻居,都热衷于物理学,先后考上西南联大的物理系,一起出国留学。 后来邓稼先回国,他们继续保持书信来往。 1958年,邓稼先工作调动,国家要造一个“大炮仗”,连妻子许鹿希都不知道他在哪上班,具体干什么。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戈壁滩上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标志着我们的国防自卫武器,成功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但流言也随之而来,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国能自己造出原子弹。 1971年杨振宁回国,邓稼先请示过组织后告诉他:我们的两弹,全都是自主研发的,没有任何“外援”。 杨振宁为之一振,他为祖国感到骄傲,更为好友感到骄傲,长年在外的他,深知当时我国的科研水平,跟外国的差距有多大,研发两弹有多难。 别人研发原子弹时,早已造出飞机军舰。而我们1958年的时候,才刚刚能生产出大卡车。 别人的设计团队,汇集了当时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其中还有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国家最先分配给邓稼先的,是28位应届大学生,其中大部分还是 非物理专业:学冶金的,学建筑的,甚至学英语的都有。 再加上原子弹跟其他飞机大炮不同,别人都藏着掖着,完全没得借鉴。 当年苏俄撤走所有专家时,就曾放下狠话:“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 幸好,邓稼先当时默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 为了让那些非专业的大学生们快速入门,邓稼先一边给他们补课,一边找来经典书籍给他们研读。 “老邓讲课生动形象,层层递进,一点都不枯燥。我们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有信心。” 可当时的教育资源实在匮乏,有本理论经典,找遍全国只有一本俄文版的,还是邓稼先从钱三强那里借来的。 “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超音速流和冲击波》,你们可得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它!” 之后,邓稼先动员学生们一边翻译一边把书抄下来,大家都没有怨言,只希望尽快把这些经典理论琢磨透。 他们还经常讨论到三更半夜,人人都说邓稼先这个拼命三郎,带出了个拼命三郎的团队。 人才问题解决后,又迎来了计算的难题。 要知道原子弹的设计,每一个重要参数都不能出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当时院里有一台104计算机,计算慢不说,还不能随便使用,大家得按分配到的时间,轮流使用。 因此,面对庞大的数据,邓稼先他们更多时候直接用算盘、计算尺和仅有的手摇计算器,甚至是纸和笔来计算。 有次为了算出一个重要参数,大伙反复验算了9遍,算了好几个月才敢拍板,草稿纸用麻包袋一袋袋装着,都塞满了一整间小屋。 幸好,进入实验阶段时,很多科研人才也主动回国了,但邓稼先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在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时,由于国内还没有精密机床,十分考验技工师傅的切割水平,为了稳住军心,邓稼先经常在现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的宿舍里,电话就装在床边,方便夜里工厂有什么情况,能第一时间找到他。 有次半夜遇到状况,恰逢外面又下着大雨,经过一座窄桥时,水已经漫过桥面了,司机不敢贸然开过去。 “您是大科学家,这个风险太大了!” 没想到邓稼先坚定地说:“冲过去吧,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 到了车间后,邓稼先埋头干了一天一夜,等故障清除后,他才松了口气。 每次做试验,邓稼先总是想尽办法降低成本,为国家省些钱,可他自己的身体成本,却早已置之度外。 因为经常出入车间,邓稼先免不了会接触到放射物质,行里人称之为“吃剂量”。 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时,因为原有的防护装备挡不住新材料的放射性强度,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吃”了超出常量的辐射。 这样对身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大家都心知肚明,但邓稼先从未退缩犹豫。 哪怕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容易疲倦,尿液早已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还时不时尿血,邓嫁先也没有理会,“只希望我们不要落后别人太多”。 后来在一次核试验失败后,邓稼先更是不顾众人阻扰,深入高危地区寻找丢失的弹头。也就在那次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出直肠癌,医生强制他留院治疗。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动了三次手术,止痛针从每天一打,到每小时一打,后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耳朵里都出血。 好友杨振宁知道后,曾多次帮他找来国内没有的特效药,然而,效果甚微。 俩人最后一次见面时,杨振宁握着邓稼先的手问了开头的问题,感动得说不上话来。 几个月后,“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逝。 致敬我们老一辈的科学家们,感恩他们的只求奉献,不问回报,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发动态直通萌芽计划#
看着多年的好友笑得像个孩子,杨振宁不禁泪流满面。 邓稼先跟杨振宁是50多年的好朋友,俩人小时候是邻居,都热衷于物理学,先后考上西南联大的物理系,一起出国留学。 后来邓稼先回国,他们继续保持书信来往。 1958年,邓稼先工作调动,国家要造一个“大炮仗”,连妻子许鹿希都不知道他在哪上班,具体干什么。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戈壁滩上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标志着我们的国防自卫武器,成功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但流言也随之而来,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国能自己造出原子弹。 1971年杨振宁回国,邓稼先请示过组织后告诉他:我们的两弹,全都是自主研发的,没有任何“外援”。 杨振宁为之一振,他为祖国感到骄傲,更为好友感到骄傲,长年在外的他,深知当时我国的科研水平,跟外国的差距有多大,研发两弹有多难。 别人研发原子弹时,早已造出飞机军舰。而我们1958年的时候,才刚刚能生产出大卡车。 别人的设计团队,汇集了当时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其中还有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国家最先分配给邓稼先的,是28位应届大学生,其中大部分还是 非物理专业:学冶金的,学建筑的,甚至学英语的都有。 再加上原子弹跟其他飞机大炮不同,别人都藏着掖着,完全没得借鉴。 当年苏俄撤走所有专家时,就曾放下狠话:“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 幸好,邓稼先当时默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 为了让那些非专业的大学生们快速入门,邓稼先一边给他们补课,一边找来经典书籍给他们研读。 “老邓讲课生动形象,层层递进,一点都不枯燥。我们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有信心。” 可当时的教育资源实在匮乏,有本理论经典,找遍全国只有一本俄文版的,还是邓稼先从钱三强那里借来的。 “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超音速流和冲击波》,你们可得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它!” 之后,邓稼先动员学生们一边翻译一边把书抄下来,大家都没有怨言,只希望尽快把这些经典理论琢磨透。 他们还经常讨论到三更半夜,人人都说邓稼先这个拼命三郎,带出了个拼命三郎的团队。 人才问题解决后,又迎来了计算的难题。 要知道原子弹的设计,每一个重要参数都不能出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当时院里有一台104计算机,计算慢不说,还不能随便使用,大家得按分配到的时间,轮流使用。 因此,面对庞大的数据,邓稼先他们更多时候直接用算盘、计算尺和仅有的手摇计算器,甚至是纸和笔来计算。 有次为了算出一个重要参数,大伙反复验算了9遍,算了好几个月才敢拍板,草稿纸用麻包袋一袋袋装着,都塞满了一整间小屋。 幸好,进入实验阶段时,很多科研人才也主动回国了,但邓稼先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在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时,由于国内还没有精密机床,十分考验技工师傅的切割水平,为了稳住军心,邓稼先经常在现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的宿舍里,电话就装在床边,方便夜里工厂有什么情况,能第一时间找到他。 有次半夜遇到状况,恰逢外面又下着大雨,经过一座窄桥时,水已经漫过桥面了,司机不敢贸然开过去。 “您是大科学家,这个风险太大了!” 没想到邓稼先坚定地说:“冲过去吧,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 到了车间后,邓稼先埋头干了一天一夜,等故障清除后,他才松了口气。 每次做试验,邓稼先总是想尽办法降低成本,为国家省些钱,可他自己的身体成本,却早已置之度外。 因为经常出入车间,邓稼先免不了会接触到放射物质,行里人称之为“吃剂量”。 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时,因为原有的防护装备挡不住新材料的放射性强度,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吃”了超出常量的辐射。 这样对身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大家都心知肚明,但邓稼先从未退缩犹豫。 哪怕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容易疲倦,尿液早已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还时不时尿血,邓嫁先也没有理会,“只希望我们不要落后别人太多”。 后来在一次核试验失败后,邓稼先更是不顾众人阻扰,深入高危地区寻找丢失的弹头。也就在那次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出直肠癌,医生强制他留院治疗。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动了三次手术,止痛针从每天一打,到每小时一打,后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耳朵里都出血。 好友杨振宁知道后,曾多次帮他找来国内没有的特效药,然而,效果甚微。 俩人最后一次见面时,杨振宁握着邓稼先的手问了开头的问题,感动得说不上话来。 几个月后,“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逝。 致敬我们老一辈的科学家们,感恩他们的只求奉献,不问回报,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发动态直通萌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