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
“放弃吧，给你们12年时间，也造不出电子显微镜。”面对外国顾问的轻视，光学专家王大珩拍案而起道：“给我3月时间，一定造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电子显微镜！”
1936年，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icon。后留学英国，专攻光学。1948年学成回国，参加创建大连大学。 1950年，老朋友钱三强给王大珩捎信：速来京，有要事相商。 王大珩知道钱三强正在筹建中国科学院，马上赶到北京。 钱三强开门见山道：“大珩，还想搞光学玻璃吗？” 王大珩两眼放光：“想，做梦都想。” 钱三强道：“中科院要建仪器馆，我推荐你去。” 王大珩不敢相信：“为什么叫仪器馆？” 钱三强笑道：“既搞研究，也搞制造，叫所、叫厂都不合适。” 王大珩一拍桌子道：“这样最好！必须有工厂，不然仪器做不出来。” 说干就干，王大珩走马上任。 不料，起步就遇上了麻烦。 筹建仪器馆需要大量经费，国家拨了1400万斤小米，按行情一斤小米7分钱，折合现金只有98万元。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没办法，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 钱不够，选址也成问题。既要安全，便于开展研究，还要有熟练工人、配套的工业条件。 思来想去，王大珩把目光放在了东北。东北解放早，社会稳定，重工业最集中，各方面有一定基础。 一天，王大珩来到长春考察，老远就见一个大烟囱巍然耸立。他一把扯下头上的棉帽子，兴奋大喊：“就要这个大烟囱！” 没烟囱建不成熔炼光学玻璃的炉子。这个现成的烟囱，能省6万元。 就这样，选址定在长春。为节约经费，王大珩带着28名建设者，住破房子，吃高粱米饭，就大葱蘸酱，苦干一年，仪器馆如期建成。 仪器馆虽然成立了，可要想有所作为，没人才不行。 王大珩想尽一切办法广纳良才，请来清华学长、光学家龚祖同，留住德国回国的光学博士黄兰友，带出了王之江、姚骏恩等一批年轻专家。 仪器馆成立第二年，原定研究项目全部圆满完成，5项科研成果获中科院奖。紧接着，光学设计、制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自此，新中国光学事业告别空白，正式揭开序幕。 1957年，中科院仪器馆更名为“中科院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王大珩任所长。 新中国科学事业蒸蒸日上，国家开始放眼长远，制订《科技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王大珩负责光学、精密仪器领域。他深知电子显微镜的重要性，力主自行研制。 不料，外国顾问摇头：“就目前来看，你们12年也造不出电子显微镜。” 外国顾问说造不出来是有原因的。电子显微镜技术复杂，子系统众多，加工难度大，当时世界上能够研制的国家屈指可数。这项提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有人建议，造不如买。 王大珩一听就火了：“仪器能买，做仪器的技术能买来吗？给我3个月时间，我们一定能做出来！”他当即成立攻关组，以日本产中型电子显微镜为参考样机，全力研制。 经过72天昼夜攻关，1958年，新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研制成功，并于国庆节前夕在北京中关村展出。 第一台造出来了。有人说，仿制的有什么了不起？ 王大珩拍着胸脯说：“我们自己也能设计。” 攻关团队对标当时世界最先进产品，连续攻克子系统难关，顺利完成设计。 十个月后，新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研制成功，分辨本领优于2.5纳米，放大倍数达10万倍以上。一举打破“中国人造不了”的论断。 1959年，这台精密仪器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展览。 全国各地观众来到北京，早早排起长队，等待用电子显微镜观看蚊子翅膀上的“汗毛”。 六十年代初，王大珩临危受命，任“150工程”总工程师。 1964年，第一次试验需要记录核爆火球直径与时间的关系，由此推断出威力。 做这项测试，普通高速摄影机不行，必须适应核爆实验场的苛刻环境。眼看日期临近， 王大珩亲自上阵，从国内征调10台每秒3000次的高速摄影机，成功改装出符合要求的设备。 试验开始，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高速摄影设备周密运转，完整准确记录了爆炸过程。任务圆满完成，王大珩和同事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此后，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计，创办中国光学学会，作为主要倡导人，提出影响深远的“863计划”，1999年荣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老常说：“我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做些事情。” 作为新中国光学奠基人，王老一生创造了学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带出了一代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专家。他用“光”改变了中国，造福了民族；他用赤子丹心，造就了国之利器，探索星辰大海。 王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1个年头，我们永远怀念他！ 对于王老，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 关注我@三只眼看书 一起记录人生，亲历历史。
1936年，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icon。后留学英国，专攻光学。1948年学成回国，参加创建大连大学。 1950年，老朋友钱三强给王大珩捎信：速来京，有要事相商。 王大珩知道钱三强正在筹建中国科学院，马上赶到北京。 钱三强开门见山道：“大珩，还想搞光学玻璃吗？” 王大珩两眼放光：“想，做梦都想。” 钱三强道：“中科院要建仪器馆，我推荐你去。” 王大珩不敢相信：“为什么叫仪器馆？” 钱三强笑道：“既搞研究，也搞制造，叫所、叫厂都不合适。” 王大珩一拍桌子道：“这样最好！必须有工厂，不然仪器做不出来。” 说干就干，王大珩走马上任。 不料，起步就遇上了麻烦。 筹建仪器馆需要大量经费，国家拨了1400万斤小米，按行情一斤小米7分钱，折合现金只有98万元。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没办法，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 钱不够，选址也成问题。既要安全，便于开展研究，还要有熟练工人、配套的工业条件。 思来想去，王大珩把目光放在了东北。东北解放早，社会稳定，重工业最集中，各方面有一定基础。 一天，王大珩来到长春考察，老远就见一个大烟囱巍然耸立。他一把扯下头上的棉帽子，兴奋大喊：“就要这个大烟囱！” 没烟囱建不成熔炼光学玻璃的炉子。这个现成的烟囱，能省6万元。 就这样，选址定在长春。为节约经费，王大珩带着28名建设者，住破房子，吃高粱米饭，就大葱蘸酱，苦干一年，仪器馆如期建成。 仪器馆虽然成立了，可要想有所作为，没人才不行。 王大珩想尽一切办法广纳良才，请来清华学长、光学家龚祖同，留住德国回国的光学博士黄兰友，带出了王之江、姚骏恩等一批年轻专家。 仪器馆成立第二年，原定研究项目全部圆满完成，5项科研成果获中科院奖。紧接着，光学设计、制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自此，新中国光学事业告别空白，正式揭开序幕。 1957年，中科院仪器馆更名为“中科院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王大珩任所长。 新中国科学事业蒸蒸日上，国家开始放眼长远，制订《科技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王大珩负责光学、精密仪器领域。他深知电子显微镜的重要性，力主自行研制。 不料，外国顾问摇头：“就目前来看，你们12年也造不出电子显微镜。” 外国顾问说造不出来是有原因的。电子显微镜技术复杂，子系统众多，加工难度大，当时世界上能够研制的国家屈指可数。这项提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有人建议，造不如买。 王大珩一听就火了：“仪器能买，做仪器的技术能买来吗？给我3个月时间，我们一定能做出来！”他当即成立攻关组，以日本产中型电子显微镜为参考样机，全力研制。 经过72天昼夜攻关，1958年，新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研制成功，并于国庆节前夕在北京中关村展出。 第一台造出来了。有人说，仿制的有什么了不起？ 王大珩拍着胸脯说：“我们自己也能设计。” 攻关团队对标当时世界最先进产品，连续攻克子系统难关，顺利完成设计。 十个月后，新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研制成功，分辨本领优于2.5纳米，放大倍数达10万倍以上。一举打破“中国人造不了”的论断。 1959年，这台精密仪器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展览。 全国各地观众来到北京，早早排起长队，等待用电子显微镜观看蚊子翅膀上的“汗毛”。 六十年代初，王大珩临危受命，任“150工程”总工程师。 1964年，第一次试验需要记录核爆火球直径与时间的关系，由此推断出威力。 做这项测试，普通高速摄影机不行，必须适应核爆实验场的苛刻环境。眼看日期临近， 王大珩亲自上阵，从国内征调10台每秒3000次的高速摄影机，成功改装出符合要求的设备。 试验开始，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高速摄影设备周密运转，完整准确记录了爆炸过程。任务圆满完成，王大珩和同事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此后，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计，创办中国光学学会，作为主要倡导人，提出影响深远的“863计划”，1999年荣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老常说：“我要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做些事情。” 作为新中国光学奠基人，王老一生创造了学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带出了一代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专家。他用“光”改变了中国，造福了民族；他用赤子丹心，造就了国之利器，探索星辰大海。 王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1个年头，我们永远怀念他！ 对于王老，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 关注我@三只眼看书 一起记录人生，亲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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