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军刚上任的新司令，遭俄罗斯通缉捉拿，手上有俄族人血债？
德拉帕蒂刚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军总司令，俄罗斯就宣布此人已被俄内务部通缉捉拿。 俄方资料显示，米哈伊洛-德拉帕蒂因涉嫌触犯俄罗斯刑法被列入通缉名单。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指控，他在2017年至2019年指挥乌军第58摩托化步兵旅参加顿巴斯作战期间，参与组织至少70次针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居民点的炮击，造成154名平民死亡或受伤。 实际上，德拉帕蒂并不是升任乌军总司令后才遭到俄方通缉。早在2024年5月，他被派往哈尔科夫方向稳定乌军防线时，俄罗斯《生意人报》便报道，德拉帕蒂和另一名乌军将领维克托-尼科柳克已经被俄内务部列入通缉名单，案由同样是顿巴斯居民点遭炮击，造成大批俄族平民死伤。 俄罗斯为什么认定德拉帕蒂“手上有血债”？ 2016年至2019年，德拉帕蒂担任乌军第58摩托化步兵旅旅长。该旅长期部署在阿夫杰耶夫卡、亚西努瓦塔以及巴赫穆特公路附近，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武装隔着接触线对峙。这里也是当时顿巴斯冲突最频繁使用迫击炮、榴弹炮、反坦克导弹的地区之一。 俄侦查委员会认为，第58旅在德拉帕蒂指挥下，多次炮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控制区的居民点，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相关行动并非基层部队自行开火，而是得到旅级指挥机构批准。按照这一逻辑，德拉帕蒂即使没有亲自操作火炮开火，也必须承担指挥责任。 俄罗斯法律追究的重点，正是“谁下达命令、谁制定火力计划、谁明知目标附近存在平民仍然批准攻击”。现代军队的炮兵行动通常要经过目标侦察、坐标确认、弹药分配和火力许可，旅长必须对本旅作战规则和整体火力使用负责。 对于俄方指控，德拉帕蒂及乌克兰方面则把当年的行动定义为在本国领土上打击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裂武装组织。按照基辅的立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当时仍是国际承认的乌克兰领土，第58旅是在执行反恐行动和保卫国家主权，不接受俄罗斯法院及侦查机关对乌军指挥官的管辖。 当年的顿巴斯平民伤亡却是真实存在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测团记录显示，2017年顿巴斯共有486名平民死亡或受伤，2018年为238人，2019年为148人。炮击、轻武器射击、地雷和未爆弹药都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但监测材料同时说明，政府军控制区和非政府控制区的平民都遭受过炮火打击，双方部队都曾在居民点附近部署重武器、违反停火安排。也就是说，顿巴斯确实存在严重的平民伤亡问题，德拉帕蒂并非“特例”。 俄方此时重提德拉帕蒂的旧案，首先是为了打击乌军新总司令的政治形象。乌克兰正在把他塑造成一名年轻、敢于改革、重视士兵生命的新一代将领，俄罗斯则要提醒外界，这位“80后名将”并不是没有历史包袱，他早就是指挥顿巴斯炮击平民的战争罪嫌疑人。 其次，这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审判提前准备法律材料。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从2014年起便持续调查顿巴斯平民伤亡，已经对多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旅长和炮兵指挥官提起刑事诉讼。俄方的思路是，不论战争何时结束，都要把相关案件、证据和人员名单保存下来。 如果德拉帕蒂未来被俄军俘获，或者进入俄罗斯能够实施司法控制的地区，这张通缉令就会立即转化为拘捕和起诉依据。考虑到他现在已是乌军总司令，被俄军活捉的可能性极低，但对普通乌军军官来说，俄方通缉确实会增加其在战场被俘后的法律风险。 不过，俄罗斯国内通缉并不等于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更不代表德拉帕蒂前往任何外国都会自动被捕。国际刑警组织原则上不得介入主要具有政治、军事性质的争端。即使俄方提出国际协查请求，其他国家是否执行，也要看本国法律、与俄罗斯的引渡条约以及对案件政治性质的判断。 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也不会承认俄方通缉，德拉帕蒂前往北约和欧盟国家不会因此被捕。但如果他前往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又存在司法合作的国家，理论上仍需评估风险。 这种“法律战”也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在使用。乌克兰同样对大量俄罗斯将领、官员和地方负责人提出刑事指控，国际刑事法院还曾以袭击民用基础设施、转移儿童等案由对俄罗斯高层签发逮捕令。俄方则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并使用本国司法体系反向追究乌克兰军政人员。 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战场阵地，还有谁有权定义罪行、谁是受害者、谁应当在战争结束后接受审判。 因此，德拉帕蒂被俄罗斯通缉，不会妨碍他继续指挥乌军，也不会立刻改变前线局势。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张通缉令是在明确释放信号：换掉瑟尔斯基，不代表乌军过去的账可以一笔勾销，一名将领无论升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俄方认定其参与伤害顿巴斯平民，就会被长期追责，虽然这在短期内无法伤了德拉帕蒂的一根毫毛，但在他踌躇满志上任之际，俄方重提对其的通缉令，显然是对他发出的警告。
德拉帕蒂刚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军总司令，俄罗斯就宣布此人已被俄内务部通缉捉拿。 俄方资料显示，米哈伊洛-德拉帕蒂因涉嫌触犯俄罗斯刑法被列入通缉名单。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指控，他在2017年至2019年指挥乌军第58摩托化步兵旅参加顿巴斯作战期间，参与组织至少70次针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居民点的炮击，造成154名平民死亡或受伤。 实际上，德拉帕蒂并不是升任乌军总司令后才遭到俄方通缉。早在2024年5月，他被派往哈尔科夫方向稳定乌军防线时，俄罗斯《生意人报》便报道，德拉帕蒂和另一名乌军将领维克托-尼科柳克已经被俄内务部列入通缉名单，案由同样是顿巴斯居民点遭炮击，造成大批俄族平民死伤。 俄罗斯为什么认定德拉帕蒂“手上有血债”？ 2016年至2019年，德拉帕蒂担任乌军第58摩托化步兵旅旅长。该旅长期部署在阿夫杰耶夫卡、亚西努瓦塔以及巴赫穆特公路附近，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武装隔着接触线对峙。这里也是当时顿巴斯冲突最频繁使用迫击炮、榴弹炮、反坦克导弹的地区之一。 俄侦查委员会认为，第58旅在德拉帕蒂指挥下，多次炮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控制区的居民点，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相关行动并非基层部队自行开火，而是得到旅级指挥机构批准。按照这一逻辑，德拉帕蒂即使没有亲自操作火炮开火，也必须承担指挥责任。 俄罗斯法律追究的重点，正是“谁下达命令、谁制定火力计划、谁明知目标附近存在平民仍然批准攻击”。现代军队的炮兵行动通常要经过目标侦察、坐标确认、弹药分配和火力许可，旅长必须对本旅作战规则和整体火力使用负责。 对于俄方指控，德拉帕蒂及乌克兰方面则把当年的行动定义为在本国领土上打击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裂武装组织。按照基辅的立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当时仍是国际承认的乌克兰领土，第58旅是在执行反恐行动和保卫国家主权，不接受俄罗斯法院及侦查机关对乌军指挥官的管辖。 当年的顿巴斯平民伤亡却是真实存在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监测团记录显示，2017年顿巴斯共有486名平民死亡或受伤，2018年为238人，2019年为148人。炮击、轻武器射击、地雷和未爆弹药都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但监测材料同时说明，政府军控制区和非政府控制区的平民都遭受过炮火打击，双方部队都曾在居民点附近部署重武器、违反停火安排。也就是说，顿巴斯确实存在严重的平民伤亡问题，德拉帕蒂并非“特例”。 俄方此时重提德拉帕蒂的旧案，首先是为了打击乌军新总司令的政治形象。乌克兰正在把他塑造成一名年轻、敢于改革、重视士兵生命的新一代将领，俄罗斯则要提醒外界，这位“80后名将”并不是没有历史包袱，他早就是指挥顿巴斯炮击平民的战争罪嫌疑人。 其次，这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审判提前准备法律材料。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从2014年起便持续调查顿巴斯平民伤亡，已经对多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旅长和炮兵指挥官提起刑事诉讼。俄方的思路是，不论战争何时结束，都要把相关案件、证据和人员名单保存下来。 如果德拉帕蒂未来被俄军俘获，或者进入俄罗斯能够实施司法控制的地区，这张通缉令就会立即转化为拘捕和起诉依据。考虑到他现在已是乌军总司令，被俄军活捉的可能性极低，但对普通乌军军官来说，俄方通缉确实会增加其在战场被俘后的法律风险。 不过，俄罗斯国内通缉并不等于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更不代表德拉帕蒂前往任何外国都会自动被捕。国际刑警组织原则上不得介入主要具有政治、军事性质的争端。即使俄方提出国际协查请求，其他国家是否执行，也要看本国法律、与俄罗斯的引渡条约以及对案件政治性质的判断。 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也不会承认俄方通缉，德拉帕蒂前往北约和欧盟国家不会因此被捕。但如果他前往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又存在司法合作的国家，理论上仍需评估风险。 这种“法律战”也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在使用。乌克兰同样对大量俄罗斯将领、官员和地方负责人提出刑事指控，国际刑事法院还曾以袭击民用基础设施、转移儿童等案由对俄罗斯高层签发逮捕令。俄方则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并使用本国司法体系反向追究乌克兰军政人员。 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战场阵地，还有谁有权定义罪行、谁是受害者、谁应当在战争结束后接受审判。 因此，德拉帕蒂被俄罗斯通缉，不会妨碍他继续指挥乌军，也不会立刻改变前线局势。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张通缉令是在明确释放信号：换掉瑟尔斯基，不代表乌军过去的账可以一笔勾销，一名将领无论升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俄方认定其参与伤害顿巴斯平民，就会被长期追责，虽然这在短期内无法伤了德拉帕蒂的一根毫毛，但在他踌躇满志上任之际，俄方重提对其的通缉令，显然是对他发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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