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说Copernicium

【美军沦为“以色列代理人”！议员怒斥新法案：连自己的军队控制权都搭进去了？】
美国众院以216票对212票通过国防法案，设第219条款深化美以防务合作。条款建立联合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合作机制，超出传统军事援助框架。马西称其背叛美国主权，卡纳也试图删除该条款，认为走得太远。文章称这种制度化整合或削弱美国对以色列施压空间，巴勒斯坦人更难获问责。法案若落实，美以军事边界将更模糊，加沙监控与精确打击模式或被固化。美国国会一项新的国防法案，可能让美国陆军变成“以色列国防军的代理人” 美国新的国防法案把美以更深层的军事合作写入制度框架，巴勒斯坦人可能因此承受严重后果。埃马德·穆萨提出了这一警告。最近一次交谈中，一位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朋友——自称自10月7日以来完成了“政治转变”——翻看新版《国防授权法案》后，冷笑了一声。他打趣说：“照这个速度下去，巴勒斯坦人将是在和美国军队的代理人作战。” 起初，这句话被当作政治愤世嫉俗之语，并未被太当真。但当法案文本被仔细看过后，这句话似乎已不完全只是比喻。 2026年7月23日，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这是一项年度立法，用于确定美国国防部的优先事项和资金框架。数十年来，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军事援助的最大受援方。但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远不只是再次批准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法案中隐藏着第219条款（最初作为第224条款提出），它为扩大防务技术合作建立了法定框架，范围超出传统军事援助。该条款设立了联合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合作以及共同研发能力整合的新机制。这项法案不只是授权向一个盟友提供援助，而是把更深层的美以防务技术与工业合作，嵌入美国国防部的法定框架之中。在那位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朋友——一名受过政治心理学训练的人——看来，第219条款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26年6月初提出的一种设想惊人相似：用军事融合取代美国直接财政援助。这已经足以让他“嗅到不对劲”。他说：“这次投票是在把美国的灵魂出卖给一个外国势力。” 持这种看法的不止他一人。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把这一条款称为“对美国主权的背叛”，认为它“把我们的军事技术和供应链与以色列合并了起来”。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也与马西一道试图删除该条款，认为这一规定在深化美以防务关系方面走得太远。总是例外当然，也有人会说，华盛顿过去也曾与其他国家建立过极为紧密的军事伙伴关系。例如，二战期间及战后，英国成为美国最亲密的战略盟友，双方共享核技术、情报和广泛的军事规划，后来又通过“五眼联盟”等安排将这种关系制度化。但这一比较很快就站不住脚。因为即便是所谓的“特殊关系”，也没有像这项法案试图对以色列所做的那样，把英国嵌入美国国防政策的法律架构之中。而且，这项法案并非凭空出现。今年1月，内塔尼亚胡曾主张，以色列应在10年内逐步摆脱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就实际含义而言，这一提议并不是要削弱与华盛顿的联系，而是要围绕更深层的技术、产业和防务整合，重新定义这种关系。到了6月，这一方向变得更加明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表示，下一份美以安全协议应当摆脱传统援助模式，转而“建立在贸易基础上”。这等于把一段长期围绕每年38亿美元军事援助构建的关系，重新表述为一种相互受益的战略关系。这种趋同不太可能只是巧合：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深化战略同盟；但它也可能是以色列发起的一次“程序性先发制人打击”。确保以色列的未来对于一个战略世界观深受生存焦虑塑造的国家来说，先发制人会成为一种认知视角，用来理解未来风险。无论是否明确说出口，其本能都是：在今天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先把明天的承诺锁定下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随着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日益受到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回应——把这种关系制度化，并将相关承诺深深嵌入美国政治体系，在特拉维夫看来，可能是一种防止未来政治逆转的办法。或许，这正是试图赶在美国国内不断上升的反以色列浪潮之前，先把局面固定下来。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项法案的讽刺意味更加明显：当一个同盟的未来被加以保障时，生活在其后果之下的人，反而可能变得更加不安全。也正因此，那位朋友关于巴勒斯坦人“将与美国军队的代理人作战”的说法，才显得格外有力，尽管这句话并不应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转变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是以色列不断扩大的战略地位；其二，是如果这种转变持续下去，巴勒斯坦人将面对怎样的现实。在第一个层面，第219条款可能会强化以色列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把自己塑造成中东不可或缺的安全行为体。过去10年里，以色列一直在稳步将力量投射到边界之外——从其在叙利亚针对伊朗的行动，到与真主党的对抗，再到《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安全伙伴关系。因此，与华盛顿更深层的整合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会增强以色列的军事能力，更因为它会进一步巩固以色列在地区新兴安全架构中的核心节点地位。而这正是技术维度变得关键的地方。人工智能、情报共享、导弹防御、联合研究、武器研发和数据融合，并不只是战争工具；它们还塑造着如何识别威胁、如何作出决策，以及如何开展军事行动。种族灭绝阴影下的加沙加沙已经表明，监控、情报和精确打击系统在当代以色列军事行动中居于核心地位。若把这些能力嵌入更深层的美以框架，这种模式就可能变得更加固定，也更难受到挑战。这直接引向第二个层面。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危险不仅在于以色列军队会变得愈发不受约束，还在于支撑这种力量的整套机制，未来可能进一步逃避问责。当军事整合被硬性写入美国立法，未来历届政府手中据以附加条件的筹码就会减少。以加沙种族灭绝期间为例，拜登总统有时曾推迟某些炸弹的交付，不论这是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在种族灭绝中同谋角色的批评，还是为了对以色列施加战术压力。这样的时刻虽然罕见，但它们依赖的毕竟是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也因此留下了一道狭窄的缝隙：公众压力仍可能迫使双方出现短暂摩擦。但如果走向全面的结构性融合，连这些有限的制约杠杆也可能被消除。事情还不止于此。届时，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不再只是被华盛顿选择性地、象征性地提及，而是可能被彻底排除在这套架构之外。任何残存的申诉空间，都可能被一套联合技术机器所取代，而这套机器在结构上对政治诉求天然免疫。正因为如此，那位朋友带着玩笑意味说巴勒斯坦人是在“与美国军队的代理人作战”，才显得有分量。并不是说美国军队会直接取代以色列军队，而是说，美国支持与以色列军事力量之间的边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归根结底，当那位朋友看待这项法案时，他看到的是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具有“寄生性”，并为自己国家的主权感到担忧。而这里所关心的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这些决定如何塑造争取未来时所处的现实条件。对他而言，这是深刻的政治问题；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只是生存问题。不过，双方都同意一点——也许这多少能给人一些安慰：历史往往会反抗那些试图把它固定下来的人。政治结构会制造自己的反作用力，同盟会孕育自身的张力，而试图锁定未来的努力，往往会产生其设计者未曾预料的后果。他把这种动力称为“历史的逻辑”；而许多巴勒斯坦人更愿意把它称作“韧性”。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些，今后也会继续适应。作者：埃马德·穆萨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本文出处：New Congress defence bill could turn US Army into 'IDF by proxy'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在美国声援巴勒斯坦代价有多大？特工凌晨搜家、老父亲被气进急诊，24岁青年遭FBI“反恐式”围剿】
哈马德称遭FBI两次突袭、无人机直升机监视，并被装追踪器 2024年10月他与卢比特被捕，卢比特认罪获5年联邦缓刑哈马德2025年4月再被捕，柯林斯仍居家监禁，指控未撤销 20多个倡议组织发起行动，要求撤销指控或恢复居家监禁哈马德称被称“哈马斯行动人员”，并遭长期羁押和单独关押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且一年多未受审的黎巴嫩裔美国活动人士穆罕默德·哈马德，首次公开讲述了他所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断升级的监视、恐吓和带有伊斯兰恐惧色彩的画像式执法。在接受《新阿拉伯人报》采访时，这名24岁的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生称，联邦探员曾两次突袭他家，动用无人机和直升机监视住宅，在他的汽车上安装追踪装置，并在法庭上将他称为“哈马斯行动人员”。当时，他被指涉嫌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涂鸦，并持有可用于制作自制烟花的材料。 2024年7月，匹兹堡“松鼠山”犹太会堂和大匹兹堡犹太联合会办公室外墙被喷上“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等字样，以及一个倒置的红色三角形。此后，哈马德和25岁的塔莉娅·卢比特于同年10月被捕，被控“损坏宗教财产”和“共谋实施危害美国的犯罪”，随后被置于居家监禁。卢比特认罪，被判5年联邦缓刑。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还调查哈马德和23岁的米凯亚·柯林斯，理由是两人被发现涉嫌持有用于制作和引爆烟花的材料。2025年4月，哈马德再次被捕，柯林斯目前仍处于居家监禁状态。《新阿拉伯人报》联系联邦调查局和匹兹堡警察局时，两家机构均拒绝置评。哈马德发声之际，20多个倡议组织近日发起行动，要求外界关注他持续被羁押的情况，并呼吁撤销对他的指控，或至少将他重新转回居家监禁。另一份请愿书也提出了同样要求。支持者称，这起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日益强硬打压支持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做法的关注。今年6月，在哈马德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公开后，大匹兹堡犹太联合会社区安全主管、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肖恩·布罗科斯曾向社区发布一份“安全更新”。一名不愿具名的“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和“撤销指控”组织成员说：“当穆罕默德的案件浮出水面时，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一个年轻的美国穆斯林男性已经被送进联邦司法系统。而这个系统在尚未判定他做了什么之前，似乎已经先判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甚至还没坐到法官面前，从一开始就注定处于不利地位。” 哈马德此前在前任公设辩护律师要求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如今，他首次讲述了过去两年里，自己遭遇地方和联邦执法部门监视、骚扰以及带有伊斯兰恐惧色彩刻板印象对待的经历。在去年4月被羁押前，联邦调查局曾两次突袭哈马德及其家人的住所。第一次突袭当天凌晨5时，哈马德发现有人翻找家中的废弃物，便上前质问，对方随后表明自己是联邦探员。哈马德拒绝回答问题后，这些探员于当天11时前往他父亲工作的地方，要求搜查住宅。哈马德说：“那些探员对我父亲说，‘可以，但你开车回去的路上，不要给穆罕默德和屋里任何人打电话。’我当时正在睡觉，我母亲把我叫醒，说有两个人来了，我一下就知道他们是谁。” 探员称他们掌握“合理根据”，随后在等待搜查令期间控制了房屋7个小时。哈马德和家人被迫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执法人员还叫来了另外8名警员支援。哈马德说，其中一名警员在搜查房屋时取下随身执法记录仪，放在桌上，对着他的家人。哈马德说：“我想做礼拜，他们连净礼都不让我做。我那时还是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一次突袭发生时正值上课期间，我还想登录课程，另外还有一门期末考试。他们说，‘不行，你不能。’” 搜查期间，哈马德的父亲因不断要求警员离开，情绪激动后摔倒，被紧急送医，险些因压力过大中风。哈马德的妹妹卢卢说，整个过程“极其羞辱人”，探员还称她“也是这件事的一部分”。卢卢说：“他们搜了我的车，把我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扔到床上、地上。他们还把我的学校实习服和鞋子也作为证物带走了。整件事让人非常沮丧。” 她还说，探员后来又多次回到家中，询问哈马德或其他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问母亲，哈马德是否在房子下面挖过地道。哈马德称，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并未随着搜查结束而停止。他说：“我和律师大致判断，联邦调查局的做法就是，他们做了这么多事之后，不会就这样放过你。他们用无人机、直升机、地面监视小组跟踪我……我在证据披露材料里看到了空中监视视频，镜头一直对着我家。这些都是联邦调查局反恐特别工作组干的。” 哈马德说，从2024年8月到被置于居家监禁前，他曾4次收到鲁莽驾驶或超速罚单，但执法方都没有雷达测速作为依据。在倒数第二次开罚单后，执法部门以此为由拖走了他的车，归还时车底已被装上全球定位系统装置。他说：“我的律师打电话给那名所谓的侦探，问他‘你们搜过车吗？’对方说没有。可等我终于去取车时，发动机盖锁扣坏了，车身被刮花，车内好几个地方也被弄坏了。很明显他们搜过车，所以那名警察对我律师撒了谎。” 几天后，哈马德外出取餐时，看到一辆监视车辆停在自家对面，便按了喇叭并朝对方比了一个和平手势。他说：“那名警员把头转开，装作没看见，然后把车窗摇上去。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他随后报警，说我鲁莽驾驶。我开车离开，从一个出口转回家时，就看到那里已经停着一辆警车。” 哈马德说，当他驶过警车时，对方立刻亮灯将他拦下。警方要求他等待一名警长到场，后者在没有雷达测速证据的情况下，以鲁莽驾驶和超速为由给他开出罚单，并要求他前往交通法庭应诉。哈马德还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传统预备役人员。他说，后来他被所在部队的一名将领叫到宾夕法尼亚州穆恩镇的美国空军基地签署工资单，而在第一次住宅突袭后，他就再未被要求返回基地，因此他称这一安排“很不寻常”。他说：“我立刻给朋友们打电话，说我不是要被开除，就是要被关进军方拘留所。那一天终于到了。我去了，把军人证交给岗哨警卫。通常他们会扫描一下，然后还给你。” 哈马德说，对方要求他把车停在外面，然后下车。停车场里3辆无标识车辆中至少走出10到15名联邦探员，当场将他逮捕，并把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州中心城区的联邦大楼。他说，自己随后等待了大约6个小时，才被戴着手臂、腿部和腹部镣铐带往法庭，参加第一次羁押听证。哈马德说：“我注意到一件很美好的事，就是我所有朋友都坐在后排公开支持我。这真的很棒。但我被带到法官面前时，他们几乎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 出席羁押听证的哈马德朋友亚伦·库恩说，哈马德在庭上反复被称作“恐怖分子”“哈马斯行动人员”，甚至被直接叫作“哈马斯先生”，而不是用他的姓氏，而哈马德的代理律师并未作出纠正。库恩说：“自制烟花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的一种传统，不是什么战争武器。很多白人囤枪，做各种疯狂的事。如果他不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年轻人，这件事根本不会被如此对待。他们想营造的氛围就是：‘看，这个可怕的哈马斯行动人员在制造自制爆炸物。’” 库恩还曾在听证前为哈马德写过品格证明信。他说，检方一度希望禁止哈马德进入其社区内所有犹太人经营的商家。他说：“这只会进一步说明本案检方有多无知。更荒诞的是，其中一封品格证明信就是我写的，而我本人就是一名犹太裔企业主，所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开始居家监禁后，哈马德的驾照被吊销8个月。2025年4月23日上午8时，10多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和执法人员突然包围其家并将他逮捕。哈马德说，在整个居家监禁期间，他从未违反相关规定。他说：“他们吊销我的驾照，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还会带着更多指控回来，想挽回颜面。这样一来，如果我在居家监禁期间没有工作，看起来就会对我不利。再过两天，我就能拿回驾照，也就真的能去工作了，而且我当时已经找好了工作。” 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并参与校内支持巴勒斯坦营地活动的亚历山德拉·韦纳，参加了哈马德羁押听证的全部3天程序。她说，现场出现的大量犹太复国主义煽动者让她感到震惊。韦纳说：“裁决出来时，大约25名到场支持穆罕默德的人面前，他父亲哭了。与此同时，《犹太纪事报》的一名记者、一名哈巴德代表以及一名当地犹太复国主义煽动者却在一旁窃笑、大笑，还试图听清穆罕默德父亲在说什么，好借此幸灾乐祸。” 哈马德的案件，被描述为多起针对支持巴勒斯坦发声者的学生案件和联邦打压案件之一。 “这起案件一开始竟然以联邦轻罪立案，本身就极为罕见。这与‘以斯帖计划’以及将围绕巴勒斯坦的言论妖魔化的整体方案完全一致。” “撤销指控”成员梅拉妮·里登说，“这在根子上就是种族主义，因为眼下正在发生种族灭绝，而如果对象换成别的国家，站出来反对通常会得到赞许。这是反阿拉伯、反穆斯林情绪的体现。” 过去两年，多家立场偏保守的媒体也曾报道哈马德案件，但标题将他称为“自称的哈马斯成员”或“哈马斯同情者”。哈马德一名不愿具名的朋友说：“一些针对他的报道还提到，这件事发生在‘生命之树’枪击案同一座城市。把有人遇害与可洗掉的喷漆相提并论，简直荒谬。正因为这种比较被反复使用，很多人都很害怕，担心如果替他说话，就会被视为反犹或是在鼓吹暴力。” 韦纳从小就在“生命之树”犹太会堂参加活动。她说，人们必须认识到，在匹兹堡支持巴勒斯坦的人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