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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干苦力交税养女官员？冰岛女性国家困局：公共部门女性七成，质疑成禁忌】
冰岛推进半个多世纪女性主义实验，已成“世界最平等国家” 公共机构高度女性化，中央政府雇员女性占62%，市政占70% 男性多在私营部门和出口产业，约85%就业男性在私企工作冰岛形成新的制度正统，男性因担心后果而趋于沉默冰岛消除男性主导后又制造失衡，成了世界警示冰岛国家的女性化 2021年2月28日，在冰岛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格林达维克港，一名渔民正在整理渔获，准备出口到欧洲和美国。这里位于首都雷克雅未克以西约50公里处。半个多世纪以来，冰岛一直在推进民主世界中最具雄心的社会实验之一。它的目标很明确：打破男性主导。按照几乎所有常见指标来看，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冰岛以“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著称，长期位居国际性别平等排名前列。女性担任总统、总理、内阁部长，也在冰岛国教会、大学、学校、市政机构、警察系统、社会服务机构、新闻编辑部以及不断扩张的公共官僚体系中占据大量职位。国际代表团纷纷前来，希望了解冰岛成功的秘诀。外国政界人士称赞“冰岛模式”，国际组织也对此加以肯定。冰岛已经成为西方世界许多国家被鼓励效仿的对象。但几乎没有人提出一个任何成功社会实验最终都值得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花了几十年纠正一种失衡，却又制造出另一种失衡，而这种新失衡在政治上敏感到几乎无人敢于承认或质疑，会发生什么？本文并不是反对女性担任权力和领导职位，也不是主张回到某种男性主导公共生活的想象中的过去。它讨论的是一件更简单、也更令人不安的事。应该考察的是，冰岛的公共机构是否已经在人员构成上高度女性化，并越来越受某种特定女性主义世界观塑造，以至于也出现了自身可预见的盲点。它也追问，冰岛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用另一种不容置疑的正统，取代了原先那一种。确实如此。新精英几十年来，冰岛的女性主义者和进步派政治人物一直猛烈批评男性特权。但很少被讨论的特权，其实是制度性特权：在越来越趋于意识形态一致、且成员大多为女性的组织内部，塑造公共政策、教育重点、公共支出、可接受的语言以及社会规范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更为寻常的机制。人们会雇用与自己想法相近的人。大学录用学生，而这些学生日后又会雇用同一学科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政府机构与接受公共资金支持的组织合作，而这些组织中的人员往往持有相似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一种制度文化便形成了。这未必是任何人事先设计好的，但机构本来就会这样运作。制度文化不会一直局限在部委、大学或政府机构内部。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塑造日常期待、人际关系，甚至普通人的日常对话。男性的沉默这种文化转变带来的一个后果，很少有人讨论，那就是它对冰岛男性造成了什么影响。本文并不能代表所有冰岛男性。冰岛男性和其他任何群体一样，内部差异很大。但多年来，一种难以忽视的情绪：一种安静的、混合着恐惧、挫败感，以及只能称为无力愤怒的状态。这不是通过自信或对抗表达出来的愤怒，而是一种挫败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坦率说话本身就带有风险。他们担心说错话、问错问题，或者表达了不合时宜的看法。大多数人只是选择适应，最后变得沉默。我自己的一个小经历就能说明这一点。我24岁女儿的一位美国男性朋友，当着她的面评价她的母亲：“你妈妈真是个厉害的狠角色。”这显然是赞美，她也确实把它理解为赞美。但后来，当她把这段对话讲给一位与自己同龄的冰岛男性朋友听时，对方的反应让她感到意外。“天哪，”他说，“我绝不敢对一个冰岛女人说出那样的话。”接着他又带着几分苦涩补了一句：“不过，我就是个被女人压得死死的冰岛男人。” 这种反差颇能说明问题。一个年轻人说话自然，默认彼此之间存在善意和共同的幽默感。另一个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个小故事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冰岛文化氛围。许多人，尤其是男性，在普通社交互动中显得格外谨慎，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话会被按照最不宽容的方式解读。健康的民主不仅需要法律上的言论自由，也依赖一种社会信心：公民相信，彼此可以争论、开玩笑、提问，偶尔说错话，而不必立刻把对方往最坏处想。当这种信心开始削弱时，公共生活就会变得更贫乏。不是因为人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愿意开口的人变少了。女性化的国家来到冰岛的游客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但他们很少看到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而这或许才是冰岛最值得注意的产物之一。几十年来，冰岛为一个人口不足400000的国家建立起了规模极大的公共部门。庞大的公共部门必然会吸引某些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监管、“平等”办公室、儿童保护、非政府组织部门、公共倡导等。在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冰岛，这些职业大多由女性主导。在这些机构中，女性不只是占多数，而是占据压倒性多数。几代人以来，冰岛一直担心男性权力过于集中。如今，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却几乎无人提起：当国家本身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那些女性权力高度集中的职业、机构和专业领域的特征时，会发生什么？问题不在于女性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当然有。问题在于，当一个民主国家如此多的公共机构都从高度同质化的职业和文化背景中选拔领导者时，这种安排是否有利于民主。统计数据表明，公共部门不仅由女性主导，而且女性进入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也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冰岛中央政府雇员的62%，约占市政机构雇员的70%。冰岛所有就业女性中，43%在公共部门工作；相比之下，就业男性中只有15%在公共部门工作。在冰岛最大的市政机构雷克雅未克，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72.4%。在冰岛许多公共机构中，女性比例已接近全面主导。在雷克雅未克的公立学校中，42名校长里有36名是女性、6名是男性；39名副校长中，35名是女性、4名是男性。在冰岛一个又一个部委中，女性在专业岗位员工中都占据压倒性多数。司法部共有52名女性员工和23名男性员工，其公民权利办公室有7名女性、1名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等事务办公室的人数构成也完全相同。儿童与教育部共有68名员工，其中50名是女性、18名是男性。卫生部78名员工中，56名是女性、22名是男性。该部卫生服务办公室以及该部主任办公室中，没有一名男性员工。谁在为冰岛“女性国家”买单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男性不在公共部门，那他们都在哪里？他们在为这个女性化的国家体系买单。冰岛约85%的就业男性在私营部门工作，而就业女性中这一比例为57%。冰岛对较大企业的董事会设有性别平衡要求；在一些家族企业中，董事会的正式成员构成未必反映日常管理或实际运营责任。冰岛多数最大的出口产业——渔业、海产品加工、建筑、能源、铝生产、重型运输、航运、工程——都依赖以男性为主的劳动力。在海产品加工领域，船只和管理层也主要由男性主导。这并不意味着公共部门员工在经济上没有贡献。他们提供教育、医疗、治安、行政、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撑经济运行的服务。但这的确意味着，更多男性在那些需要在竞争性市场中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企业里工作。冰岛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明显的性别分隔。男性继续主导体力要求较高、面向出口的行业；女性则高度集中在依靠税收供养的公共机构和照护类职业中——这些岗位往往稳定、舒适，福利也优厚。质疑冰岛“女性国家”的禁忌政府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中立机器，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每个机构、每个官僚体系都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和本能，每种职业也都会发展出自己的道德语言。社会工作者开始看到“脆弱性”，教师开始看到教育“解决方案”，人力资源管理者则看到“偏见”。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不知为何，当同样的推理被用于制度本身时，许多人却会感到不适。在现代民主国家，我们乐于讨论种族、族裔、性取向、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却奇怪地不愿讨论制度心理的多样性。如果主要公共机构内部的绝大多数人，不仅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相似的职业经历和意识形态预设，而且还是同一性别，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这些机构还能保持思想上的多样性。但在冰岛，谈论这一点是一种禁忌。这很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几乎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机构，可能存在文化盲点。可如果把性别对调，情况就变了。突然之间，连提出这个问题本身都会变得有争议，甚至会被视为厌女和充满敌意。然而，很难否认的是，自由民主最初追求的从来不是女性主导，也不是男性主导，而是平衡——制衡、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相互纠正，以及承认每个群体、每种职业和每个机构都既有长处，也有弱点。多元主义的目的，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防止某一种视角变得过于强势，以至于把自己误认为常识。这也是为什么思想多样性远比多样性口号更重要。没有思想多样性，任何机构最终都会变成回音室。结语冰岛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消除公共生活中的男性主导。它成功了，但它没有创造出平衡，而是制造了另一种失衡——即便还谈不上不公，也是一种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的失衡。或许，冰岛如今能为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范本，而是一种警示：任何成功的运动，最终都有可能变成自己当初反对的东西。每一场革命，迟早都会变成建制；而每一种建制，最终都会...

【葡萄牙总理亮出印度血统：解散边防局，4年百万移民涌入，“大开国门”酿苦果】
胡梅纽克在里斯本机场死亡，政府先赔70万欧元再拆边境机构科斯塔执政后约4年引入100万移民，人口压力推高房价和医疗紧张统计局修订后葡萄牙人口1140万，GDP增长被指主要来自移民流入够了党借移民争议崛起，其多次遭主流媒体和核查机构批评称葡萄牙重演欧洲失误，所谓进步主义并非经验主义 2020年春初，一场媒体风暴在葡萄牙爆发。震动舆论的消息是：乌克兰公民伊戈尔·胡梅纽克在里斯本机场死亡，当时他正被葡萄牙国家边境管理机构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拘押。更严重的是，外界认为，这起死亡事件曾被隐瞒数小时，原因是有人担心受害者遭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人员虐待的证据曝光。在警方羁押人员的待遇问题上，葡萄牙的名声并不清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个机构曾报告多起警方虐待事件，其中一些案件后来进入欧洲人权法院。当时葡萄牙警方的培训远不如今天专业，许多新招募人员出身贫寒。事实上，执法人员薪资从来不是中央政府的优先事项。直到今天，许多警务设施依然破败，警察常常需要自掏腰包购买制服，风险保险和工会权利保障也十分有限。对葡萄牙而言，不幸的是，2020年恰逢西方“觉醒”文化革命的高峰期，而里斯本执政的是由安东尼奥·科斯塔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多数政客都带有机会主义色彩，将科斯塔视为这方面尤为典型的人物，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科斯塔2015年出任总理后，不得不在紧缩危机的后果中执政，这场危机正是他所属政党一手造成的。在2011年次贷金融危机期间，该党以“对抗衰退”为名选择让国家公共债务翻倍，最终导致国家破产。面对沉重的债务偿付压力，社会主义政府没有足够财力用来转移公众注意力或收买民意。其二是意识形态原因。随着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三条道路”和布莱尔主义声誉受损，科斯塔本人又并非善于鼓动人心、富有魅力的政治人物，而更像是社会主义党的灰色党务官僚，无法掩饰国家处境的严峻。在伊戈尔·胡梅纽克死亡事件发生后，科斯塔政府在案件尚无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向其在乌克兰的家属支付了70万欧元赔偿。这等于在案件开审前就公开承认有罪，也因此污染了后续司法程序。社会主义政府随即暂停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的工作，并花费数月时间拆解其机构和职能。他们用移民融合与庇护局取代了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这一变化不仅是机构重组，更是政策方向的调整：原本“边境”和“外国人”这样的表述，被“移民”“融合”和“庇护”所取代；目标不再是控制或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而是协助他们进入。此为以制度化方式取代边境管控。社会主义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在安东尼奥·科斯塔执政期间，大约100万移民在约4年时间内进入葡萄牙，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边境管控事实上已被取消。 =新机构移民融合与庇护局有意维持低效和混乱，其工作人员往往把尽可能让更多申请者合法化视为自身使命。这100万人，接续的是此前10年进入葡萄牙的近50万移民。这些人或是逃离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巴西卢拉执政，或是为了躲避北欧的紧缩、通胀和穆斯林移民。区别在于，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仍负责时，至少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标准和管控；而到了移民融合与庇护局时期，人口流入几乎失去约束。大量新来者带来的直接压力，推动了右翼政党“够了党”的崛起。该党多年来一直表示，房地产价格飙升以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医生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持续恶化，原因在于科斯塔政府激进的移民政策。由于这一立场，“够了党”曾被主流媒体斥为民粹主义，并被企业建制支持的“事实核查”机构指责传播虚假信息。 2025年，一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曾在电视直播中向该党领导人安德烈·文图拉道歉，因为此前指责他夸大移民数据。就在过去一个月，现任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卫生部长也承认，家庭医生长期短缺与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有关。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家统计局也陷入争议。该机构被迫修订人口数据，显示葡萄牙实际人口为1140万。这一修订意味着，葡萄牙跻身欧盟人口最多国家前10名，位列第9。这也暴露出科斯塔政府此前向葡萄牙民众和国际机构讲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存在误导。按其说法，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增长，只是因为有更多人迁入葡萄牙，而非生产率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正提高。大规模引入移民带来的其他副作用，包括欧洲各地被报道的“葡萄牙”罪犯。这些人之所以被算作葡萄牙人，仅仅是因为移民融合与庇护局快速完成了其合法化程序，这与北欧国家持有当地护照的罪犯现象如出一辙。葡萄牙公立学校里，越来越多教室中带葡萄牙名字的孩子反而成了少数。“够了党”曾披露这一现象，并因此遭到主流媒体猛烈批评，理由是该党提供案例“侵犯了儿童隐私”。作者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安东尼奥·科斯塔为何会成为“觉醒”式强硬治理和背叛的推动者？毕竟，他原本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人，而更像社会主义党的灰色党务官僚。科斯塔很早就在社会主义党青年组织中起步，并在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总理时期逐渐为人所知。古特雷斯如今是联合国秘书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是葡萄牙“新工党”式布莱尔主义治理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过，到了2010年代初，科斯塔遇到了问题。当时他担任里斯本市长，正准备竞逐社会主义党领导权，继而角逐总理职位，但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今年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安东尼奥·若泽·塞古罗手中。塞古罗之所以构成障碍，是因为他同样来自社会主义党中间派。因此，科斯塔不得不与党内“觉醒”极端派结盟，以推翻塞古罗，随后自己竞逐总理。科斯塔出任总理后，别无选择，只能向党内新马克思主义者让出若干部委和议席；而这些人又帮助他获得了极左翼共产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议会支持。这与美国出现的趋势相似。以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为代表的1990年代“蓝狗派”新自由主义者，后来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白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交叉性政治和第三世界主义政策打开了大门。对职业政治阶层而言，这类带有种族色彩的迎合更多是一种表演；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便利，即无须在劳动法问题上作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工会人士曾推动这类让步，至少除了带有种族色彩的多元、平等与包容招聘做法之外，没有更多实质性让步。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巨型企业彩虹旗”模式，即以社会正义加盟的方式，把文化革命输出到全世界。在其看来，经过“彩虹祝福”的美元，归根结底仍然是美元。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曾戴着口罩为乔治·弗洛伊德下跪；而在葡萄牙，安东尼奥·科斯塔则突然动用自己的印度血统，指责反对派存在种族主义。这不仅让大多数葡萄牙人感到错愕，甚至连科斯塔所属政党的成员也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此前都不知道科斯塔有印度血统。这一事实在他数十年极为成功的政治生涯中从未成为问题——例如葡萄牙南部地区居民本就可能肤色很深。如今纽约市围绕佐赫兰·马姆达尼出现的问题，以及美国民主党整体面临的问题，在于那些新自由主义“觉醒派”正在失去对他们过去几十年放进体系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控制。悲剧在于，城市建制派多年来一直为第三世界主义辩护，如今在修辞层面已经无力击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欧洲也在发生类似情况：连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都参加“去增长”会议，欧盟官僚如今则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并忙于推行受“觉醒”理念启发的审查。葡萄牙本不是什么率先发出警报的“矿井金丝雀”，却愚蠢地选择重演其他欧洲国家早已痛苦悔恨的灾难性错误。“进步主义不是经验主义。” 作者：米格尔·努内斯·席尔瓦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本文出处：When Portugal Abolished ‘ICE’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