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撕裂民主党：哈里斯接触亲巴活动人士，是政治觉醒还是选举算计】
哈里斯接触亲巴活动人士，被指是政治自保而非道义转变。
她曾拒绝武器禁运，仍以“安全”话语为以色列进攻定调。
加沙战争推动民主党基层转向，亲巴候选人接连赢得选举。
民调显示美国对以色列好感下滑，年轻选民反感尤为明显。
若哈里斯当选总统，美以核心关系大概率延续。
哈里斯据称正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接触，但这不应被视为道义上的勇气。这不是她在加沙废墟前的迟来转变，也不是对拜登政府在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中同谋角色的忏悔。归根结底，这首先是一种政治自保。
哈里斯看到的是民主党基层立场的变化、进步派在选举中的推进、年轻选民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态度的瓦解，以及加沙问题在校园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引发的强烈愤怒。她所做的，是她一向擅长的事：判断政治风向。
据阿克西奥斯报道，哈里斯曾私下致电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会见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并接触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其中包括与“未承诺运动”有关的人士。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她会见了该运动联合创始人阿巴斯·阿拉维耶。阿拉维耶目前正竞选密歇根州参议员。她还与长期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倡导巴勒斯坦权利的詹姆斯·佐格比通话。
这一切并非凭空发生。“未承诺运动”的出现，不是因为活动人士想与副总统进行一场客气的闭门倾听会，而是因为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加沙遭到摧毁之际，持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资金、政治辩护和外交庇护。
在2024年竞选期间，哈里斯拒绝支持武器禁运。即便她偶尔在巴勒斯坦平民问题上的措辞比拜登更显同情，她仍持续用“安全”话语为以色列的军事进攻定调。
她的政治记录并不模糊。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哈里斯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亲以网络建立了密切关系。她支持美国两党长期以来的传统共识，即把以色列视为战略盟友，并维持其军事优势。她或许会批评以色列的做法，但并未脱离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整体架构。
就连她事后的自述也颇能说明问题。哈里斯在《107天》一书中写道，拜登谈及巴勒斯坦人苦难时的表态听起来“既不充分，也很勉强”，她还提到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与此同时，她也抱怨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扰乱了她的竞选活动，并把那场选举描述为一场非此即彼的选择，认为异议可能帮助唐纳德·特朗普。
但问题在于，对许多选民来说，加沙并不是一次传播失败，而是一场道义和政治上的断裂。哈里斯如今的新姿态，说明民主党脚下的地面正在移动。支持巴勒斯坦的进步派候选人，已不再只是象征性的抗议人物，他们正在赢得选举。
马姆达尼在纽约的崛起之后，更多与左翼立场一致、公开批评以色列的候选人也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达里亚丽萨·阿维拉·舍瓦利耶、克莱尔·巴尔德斯和布拉德·兰德在明确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下击败现任者，当选公职。
民调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盖洛普2026年的调查发现，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好感度已经高于对以色列的好感度，48%的人对巴勒斯坦人持正面看法，而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为34%。盖洛普还发现，美国民众整体对以色列人的同情度已降至一半以下，而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度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的调查显示，60%的美国成年人如今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高于前一年的53%；在两党内部，50岁以下成年人中都已有多数对以色列持负面评价。
代际变化是其中的关键。年轻美国人，尤其是年轻的民主党选民，已不再接受那套旧叙事：以色列被描述为脆弱的民主国家，而巴勒斯坦人只以人道主义受害者、安全威胁或人口负担的形象出现。加沙战争击穿了这种叙事框架。
学生们看到的是大规模死亡、饥饿、被迫流离失所、遭轰炸的大学、被毁的医院，以及美国官员不断重复以色列方面的说法。校园抗议并非边缘插曲，而是更广泛断裂在美国国内最显眼的表现。
这正是哈里斯如今开始倾听的原因。她是在回应这种变化，而不是引领这种变化。她的接触行动也从侧面说明，民主党建制派误判了加沙问题。党内领导层曾把围绕巴勒斯坦的愤怒视为一种可控的麻烦，认为可以通过程序纪律、党代会安排以及“特朗普会回来”的警告加以压制。
他们低估了加沙如何深刻改变了年轻选民、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黑人和棕色人种组织者，以及进步派犹太左翼部分群体的政治意识。他们也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政府支持一场在其自身许多选民看来属于种族灭绝的战争时，诉诸“民主”的说法会显得多么空洞。
但没有人应把哈里斯的重新定位误认为美国政策未来会出现真正断裂。如果她未来当选总统，最稳妥的判断仍是延续。她也许会改变语气，也许不会像拜登那样笨拙地在情感上认同犹太复国主义，也许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公开与以色列领导人上演亲密互动。
她或许会在定居点暴力、人道主义援助或吞并约旦河西岸等问题上发表更尖锐的表态。她也可能斥责内塔尼亚胡，尤其是在后者继续适合作为以色列极端主义象征的情况下。但两国关系的核心几乎肯定不会改变。
这种核心关系具有结构性。以色列问题不仅仅是游说集团问题，也不仅仅是选举问题。它已经嵌入美国在中东的力量投射之中。以色列国家及其军队，是美国更广泛安全秩序的一部分，这一秩序包括武器转移、情报共享、反叛乱合作、导弹防御、监控技术以及地区维稳。无论谁领导哈里斯政府，都不太可能拆解这一体系。她最多只是会以更圆滑的方式处理其中的矛盾。
这正是言辞与权力的区别。哈里斯可以一边批评定居点，一边维持武器输送；可以谈论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同时保留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可以与拜登的语气保持距离，却继续执行他的战略承诺；也可以把活动人士请进闭门会议室，却拒绝那项唯一足以构成真正决裂的要求：停止美国对以色列战争机器的军事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接触毫无意义。它意味着压力正在起作用，但还远远不够。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已经迫使民主党精英不得不重视这一议题。它让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初选中的核心议题，而不再只是一个外交政策议题。它推动了民调变化，惩罚了现任者，抬升了新候选人，也让有政治抱负的民主党人再也无法把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视为可以轻易牺牲的政治代价。
应当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哈里斯的动作。它带有算计，也带有机会主义色彩，出自一名在最关键时刻仍与既有政策同谋的政治人物之手。但它同样也是时代变化的证据。民主党内部旧有的亲以共识，正在从基层开始出现裂缝。推动这一变化的，是年轻选民、校园组织者、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区、社会主义者、反战犹太人，以及那些不再接受“美国支持以色列无需付出代价”这一虚构前提的进步派。
哈里斯想继承这种愤怒带来的政治收益，却不愿承担直面其根源的政治代价。这就是她的策略。对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者而言，任务就是确保她做不到这一点。
作者：霍萨姆·哈马拉维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Kamala Harris' Palestine shift is all for show, don't fall for it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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