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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声援巴勒斯坦代价有多大？特工凌晨搜家、老父亲被气进急诊，24岁青年遭FBI“反恐式”围剿】
哈马德称遭FBI两次突袭、无人机直升机监视，并被装追踪器 2024年10月他与卢比特被捕，卢比特认罪获5年联邦缓刑哈马德2025年4月再被捕，柯林斯仍居家监禁，指控未撤销 20多个倡议组织发起行动，要求撤销指控或恢复居家监禁哈马德称被称“哈马斯行动人员”，并遭长期羁押和单独关押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且一年多未受审的黎巴嫩裔美国活动人士穆罕默德·哈马德，首次公开讲述了他所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断升级的监视、恐吓和带有伊斯兰恐惧色彩的画像式执法。在接受《新阿拉伯人报》采访时，这名24岁的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生称，联邦探员曾两次突袭他家，动用无人机和直升机监视住宅，在他的汽车上安装追踪装置，并在法庭上将他称为“哈马斯行动人员”。当时，他被指涉嫌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涂鸦，并持有可用于制作自制烟花的材料。 2024年7月，匹兹堡“松鼠山”犹太会堂和大匹兹堡犹太联合会办公室外墙被喷上“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等字样，以及一个倒置的红色三角形。此后，哈马德和25岁的塔莉娅·卢比特于同年10月被捕，被控“损坏宗教财产”和“共谋实施危害美国的犯罪”，随后被置于居家监禁。卢比特认罪，被判5年联邦缓刑。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还调查哈马德和23岁的米凯亚·柯林斯，理由是两人被发现涉嫌持有用于制作和引爆烟花的材料。2025年4月，哈马德再次被捕，柯林斯目前仍处于居家监禁状态。《新阿拉伯人报》联系联邦调查局和匹兹堡警察局时，两家机构均拒绝置评。哈马德发声之际，20多个倡议组织近日发起行动，要求外界关注他持续被羁押的情况，并呼吁撤销对他的指控，或至少将他重新转回居家监禁。另一份请愿书也提出了同样要求。支持者称，这起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日益强硬打压支持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做法的关注。今年6月，在哈马德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公开后，大匹兹堡犹太联合会社区安全主管、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肖恩·布罗科斯曾向社区发布一份“安全更新”。一名不愿具名的“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和“撤销指控”组织成员说：“当穆罕默德的案件浮出水面时，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一个年轻的美国穆斯林男性已经被送进联邦司法系统。而这个系统在尚未判定他做了什么之前，似乎已经先判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甚至还没坐到法官面前，从一开始就注定处于不利地位。” 哈马德此前在前任公设辩护律师要求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如今，他首次讲述了过去两年里，自己遭遇地方和联邦执法部门监视、骚扰以及带有伊斯兰恐惧色彩刻板印象对待的经历。在去年4月被羁押前，联邦调查局曾两次突袭哈马德及其家人的住所。第一次突袭当天凌晨5时，哈马德发现有人翻找家中的废弃物，便上前质问，对方随后表明自己是联邦探员。哈马德拒绝回答问题后，这些探员于当天11时前往他父亲工作的地方，要求搜查住宅。哈马德说：“那些探员对我父亲说，‘可以，但你开车回去的路上，不要给穆罕默德和屋里任何人打电话。’我当时正在睡觉，我母亲把我叫醒，说有两个人来了，我一下就知道他们是谁。” 探员称他们掌握“合理根据”，随后在等待搜查令期间控制了房屋7个小时。哈马德和家人被迫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执法人员还叫来了另外8名警员支援。哈马德说，其中一名警员在搜查房屋时取下随身执法记录仪，放在桌上，对着他的家人。哈马德说：“我想做礼拜，他们连净礼都不让我做。我那时还是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一次突袭发生时正值上课期间，我还想登录课程，另外还有一门期末考试。他们说，‘不行，你不能。’” 搜查期间，哈马德的父亲因不断要求警员离开，情绪激动后摔倒，被紧急送医，险些因压力过大中风。哈马德的妹妹卢卢说，整个过程“极其羞辱人”，探员还称她“也是这件事的一部分”。卢卢说：“他们搜了我的车，把我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扔到床上、地上。他们还把我的学校实习服和鞋子也作为证物带走了。整件事让人非常沮丧。” 她还说，探员后来又多次回到家中，询问哈马德或其他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问母亲，哈马德是否在房子下面挖过地道。哈马德称，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并未随着搜查结束而停止。他说：“我和律师大致判断，联邦调查局的做法就是，他们做了这么多事之后，不会就这样放过你。他们用无人机、直升机、地面监视小组跟踪我……我在证据披露材料里看到了空中监视视频，镜头一直对着我家。这些都是联邦调查局反恐特别工作组干的。” 哈马德说，从2024年8月到被置于居家监禁前，他曾4次收到鲁莽驾驶或超速罚单，但执法方都没有雷达测速作为依据。在倒数第二次开罚单后，执法部门以此为由拖走了他的车，归还时车底已被装上全球定位系统装置。他说：“我的律师打电话给那名所谓的侦探，问他‘你们搜过车吗？’对方说没有。可等我终于去取车时，发动机盖锁扣坏了，车身被刮花，车内好几个地方也被弄坏了。很明显他们搜过车，所以那名警察对我律师撒了谎。” 几天后，哈马德外出取餐时，看到一辆监视车辆停在自家对面，便按了喇叭并朝对方比了一个和平手势。他说：“那名警员把头转开，装作没看见，然后把车窗摇上去。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他随后报警，说我鲁莽驾驶。我开车离开，从一个出口转回家时，就看到那里已经停着一辆警车。” 哈马德说，当他驶过警车时，对方立刻亮灯将他拦下。警方要求他等待一名警长到场，后者在没有雷达测速证据的情况下，以鲁莽驾驶和超速为由给他开出罚单，并要求他前往交通法庭应诉。哈马德还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传统预备役人员。他说，后来他被所在部队的一名将领叫到宾夕法尼亚州穆恩镇的美国空军基地签署工资单，而在第一次住宅突袭后，他就再未被要求返回基地，因此他称这一安排“很不寻常”。他说：“我立刻给朋友们打电话，说我不是要被开除，就是要被关进军方拘留所。那一天终于到了。我去了，把军人证交给岗哨警卫。通常他们会扫描一下，然后还给你。” 哈马德说，对方要求他把车停在外面，然后下车。停车场里3辆无标识车辆中至少走出10到15名联邦探员，当场将他逮捕，并把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州中心城区的联邦大楼。他说，自己随后等待了大约6个小时，才被戴着手臂、腿部和腹部镣铐带往法庭，参加第一次羁押听证。哈马德说：“我注意到一件很美好的事，就是我所有朋友都坐在后排公开支持我。这真的很棒。但我被带到法官面前时，他们几乎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 出席羁押听证的哈马德朋友亚伦·库恩说，哈马德在庭上反复被称作“恐怖分子”“哈马斯行动人员”，甚至被直接叫作“哈马斯先生”，而不是用他的姓氏，而哈马德的代理律师并未作出纠正。库恩说：“自制烟花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的一种传统，不是什么战争武器。很多白人囤枪，做各种疯狂的事。如果他不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年轻人，这件事根本不会被如此对待。他们想营造的氛围就是：‘看，这个可怕的哈马斯行动人员在制造自制爆炸物。’” 库恩还曾在听证前为哈马德写过品格证明信。他说，检方一度希望禁止哈马德进入其社区内所有犹太人经营的商家。他说：“这只会进一步说明本案检方有多无知。更荒诞的是，其中一封品格证明信就是我写的，而我本人就是一名犹太裔企业主，所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开始居家监禁后，哈马德的驾照被吊销8个月。2025年4月23日上午8时，10多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和执法人员突然包围其家并将他逮捕。哈马德说，在整个居家监禁期间，他从未违反相关规定。他说：“他们吊销我的驾照，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还会带着更多指控回来，想挽回颜面。这样一来，如果我在居家监禁期间没有工作，看起来就会对我不利。再过两天，我就能拿回驾照，也就真的能去工作了，而且我当时已经找好了工作。” 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并参与校内支持巴勒斯坦营地活动的亚历山德拉·韦纳，参加了哈马德羁押听证的全部3天程序。她说，现场出现的大量犹太复国主义煽动者让她感到震惊。韦纳说：“裁决出来时，大约25名到场支持穆罕默德的人面前，他父亲哭了。与此同时，《犹太纪事报》的一名记者、一名哈巴德代表以及一名当地犹太复国主义煽动者却在一旁窃笑、大笑，还试图听清穆罕默德父亲在说什么，好借此幸灾乐祸。” 哈马德的案件，被描述为多起针对支持巴勒斯坦发声者的学生案件和联邦打压案件之一。 “这起案件一开始竟然以联邦轻罪立案，本身就极为罕见。这与‘以斯帖计划’以及将围绕巴勒斯坦的言论妖魔化的整体方案完全一致。” “撤销指控”成员梅拉妮·里登说，“这在根子上就是种族主义，因为眼下正在发生种族灭绝，而如果对象换成别的国家，站出来反对通常会得到赞许。这是反阿拉伯、反穆斯林情绪的体现。” 过去两年，多家立场偏保守的媒体也曾报道哈马德案件，但标题将他称为“自称的哈马斯成员”或“哈马斯同情者”。哈马德一名不愿具名的朋友说：“一些针对他的报道还提到，这件事发生在‘生命之树’枪击案同一座城市。把有人遇害与可洗掉的喷漆相提并论，简直荒谬。正因为这种比较被反复使用，很多人都很害怕，担心如果替他说话，就会被视为反犹或是在鼓吹暴力。” 韦纳从小就在“生命之树”犹太会堂参加活动。她说，人们必须认识到，在匹兹堡支持巴勒斯坦的人遭到...

【男人干苦力交税养女官员？冰岛女性国家困局：公共部门女性七成，质疑成禁忌】
冰岛推进半个多世纪女性主义实验，已成“世界最平等国家” 公共机构高度女性化，中央政府雇员女性占62%，市政占70% 男性多在私营部门和出口产业，约85%就业男性在私企工作冰岛形成新的制度正统，男性因担心后果而趋于沉默冰岛消除男性主导后又制造失衡，成了世界警示冰岛国家的女性化 2021年2月28日，在冰岛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格林达维克港，一名渔民正在整理渔获，准备出口到欧洲和美国。这里位于首都雷克雅未克以西约50公里处。半个多世纪以来，冰岛一直在推进民主世界中最具雄心的社会实验之一。它的目标很明确：打破男性主导。按照几乎所有常见指标来看，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冰岛以“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著称，长期位居国际性别平等排名前列。女性担任总统、总理、内阁部长，也在冰岛国教会、大学、学校、市政机构、警察系统、社会服务机构、新闻编辑部以及不断扩张的公共官僚体系中占据大量职位。国际代表团纷纷前来，希望了解冰岛成功的秘诀。外国政界人士称赞“冰岛模式”，国际组织也对此加以肯定。冰岛已经成为西方世界许多国家被鼓励效仿的对象。但几乎没有人提出一个任何成功社会实验最终都值得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花了几十年纠正一种失衡，却又制造出另一种失衡，而这种新失衡在政治上敏感到几乎无人敢于承认或质疑，会发生什么？本文并不是反对女性担任权力和领导职位，也不是主张回到某种男性主导公共生活的想象中的过去。它讨论的是一件更简单、也更令人不安的事。应该考察的是，冰岛的公共机构是否已经在人员构成上高度女性化，并越来越受某种特定女性主义世界观塑造，以至于也出现了自身可预见的盲点。它也追问，冰岛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用另一种不容置疑的正统，取代了原先那一种。确实如此。新精英几十年来，冰岛的女性主义者和进步派政治人物一直猛烈批评男性特权。但很少被讨论的特权，其实是制度性特权：在越来越趋于意识形态一致、且成员大多为女性的组织内部，塑造公共政策、教育重点、公共支出、可接受的语言以及社会规范的能力。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更为寻常的机制。人们会雇用与自己想法相近的人。大学录用学生，而这些学生日后又会雇用同一学科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政府机构与接受公共资金支持的组织合作，而这些组织中的人员往往持有相似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一种制度文化便形成了。这未必是任何人事先设计好的，但机构本来就会这样运作。制度文化不会一直局限在部委、大学或政府机构内部。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塑造日常期待、人际关系，甚至普通人的日常对话。男性的沉默这种文化转变带来的一个后果，很少有人讨论，那就是它对冰岛男性造成了什么影响。本文并不能代表所有冰岛男性。冰岛男性和其他任何群体一样，内部差异很大。但多年来，一种难以忽视的情绪：一种安静的、混合着恐惧、挫败感，以及只能称为无力愤怒的状态。这不是通过自信或对抗表达出来的愤怒，而是一种挫败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坦率说话本身就带有风险。他们担心说错话、问错问题，或者表达了不合时宜的看法。大多数人只是选择适应，最后变得沉默。我自己的一个小经历就能说明这一点。我24岁女儿的一位美国男性朋友，当着她的面评价她的母亲：“你妈妈真是个厉害的狠角色。”这显然是赞美，她也确实把它理解为赞美。但后来，当她把这段对话讲给一位与自己同龄的冰岛男性朋友听时，对方的反应让她感到意外。“天哪，”他说，“我绝不敢对一个冰岛女人说出那样的话。”接着他又带着几分苦涩补了一句：“不过，我就是个被女人压得死死的冰岛男人。” 这种反差颇能说明问题。一个年轻人说话自然，默认彼此之间存在善意和共同的幽默感。另一个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个小故事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冰岛文化氛围。许多人，尤其是男性，在普通社交互动中显得格外谨慎，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话会被按照最不宽容的方式解读。健康的民主不仅需要法律上的言论自由，也依赖一种社会信心：公民相信，彼此可以争论、开玩笑、提问，偶尔说错话，而不必立刻把对方往最坏处想。当这种信心开始削弱时，公共生活就会变得更贫乏。不是因为人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愿意开口的人变少了。女性化的国家来到冰岛的游客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但他们很少看到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而这或许才是冰岛最值得注意的产物之一。几十年来，冰岛为一个人口不足400000的国家建立起了规模极大的公共部门。庞大的公共部门必然会吸引某些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监管、“平等”办公室、儿童保护、非政府组织部门、公共倡导等。在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冰岛，这些职业大多由女性主导。在这些机构中，女性不只是占多数，而是占据压倒性多数。几代人以来，冰岛一直担心男性权力过于集中。如今，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却几乎无人提起：当国家本身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那些女性权力高度集中的职业、机构和专业领域的特征时，会发生什么？问题不在于女性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当然有。问题在于，当一个民主国家如此多的公共机构都从高度同质化的职业和文化背景中选拔领导者时，这种安排是否有利于民主。统计数据表明，公共部门不仅由女性主导，而且女性进入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也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冰岛中央政府雇员的62%，约占市政机构雇员的70%。冰岛所有就业女性中，43%在公共部门工作；相比之下，就业男性中只有15%在公共部门工作。在冰岛最大的市政机构雷克雅未克，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72.4%。在冰岛许多公共机构中，女性比例已接近全面主导。在雷克雅未克的公立学校中，42名校长里有36名是女性、6名是男性；39名副校长中，35名是女性、4名是男性。在冰岛一个又一个部委中，女性在专业岗位员工中都占据压倒性多数。司法部共有52名女性员工和23名男性员工，其公民权利办公室有7名女性、1名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等事务办公室的人数构成也完全相同。儿童与教育部共有68名员工，其中50名是女性、18名是男性。卫生部78名员工中，56名是女性、22名是男性。该部卫生服务办公室以及该部主任办公室中，没有一名男性员工。谁在为冰岛“女性国家”买单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男性不在公共部门，那他们都在哪里？他们在为这个女性化的国家体系买单。冰岛约85%的就业男性在私营部门工作，而就业女性中这一比例为57%。冰岛对较大企业的董事会设有性别平衡要求；在一些家族企业中，董事会的正式成员构成未必反映日常管理或实际运营责任。冰岛多数最大的出口产业——渔业、海产品加工、建筑、能源、铝生产、重型运输、航运、工程——都依赖以男性为主的劳动力。在海产品加工领域，船只和管理层也主要由男性主导。这并不意味着公共部门员工在经济上没有贡献。他们提供教育、医疗、治安、行政、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撑经济运行的服务。但这的确意味着，更多男性在那些需要在竞争性市场中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企业里工作。冰岛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明显的性别分隔。男性继续主导体力要求较高、面向出口的行业；女性则高度集中在依靠税收供养的公共机构和照护类职业中——这些岗位往往稳定、舒适，福利也优厚。质疑冰岛“女性国家”的禁忌政府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中立机器，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每个机构、每个官僚体系都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和本能，每种职业也都会发展出自己的道德语言。社会工作者开始看到“脆弱性”，教师开始看到教育“解决方案”，人力资源管理者则看到“偏见”。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不知为何，当同样的推理被用于制度本身时，许多人却会感到不适。在现代民主国家，我们乐于讨论种族、族裔、性取向、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却奇怪地不愿讨论制度心理的多样性。如果主要公共机构内部的绝大多数人，不仅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相似的职业经历和意识形态预设，而且还是同一性别，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这些机构还能保持思想上的多样性。但在冰岛，谈论这一点是一种禁忌。这很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几乎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机构，可能存在文化盲点。可如果把性别对调，情况就变了。突然之间，连提出这个问题本身都会变得有争议，甚至会被视为厌女和充满敌意。然而，很难否认的是，自由民主最初追求的从来不是女性主导，也不是男性主导，而是平衡——制衡、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相互纠正，以及承认每个群体、每种职业和每个机构都既有长处，也有弱点。多元主义的目的，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防止某一种视角变得过于强势，以至于把自己误认为常识。这也是为什么思想多样性远比多样性口号更重要。没有思想多样性，任何机构最终都会变成回音室。结语冰岛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消除公共生活中的男性主导。它成功了，但它没有创造出平衡，而是制造了另一种失衡——即便还谈不上不公，也是一种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的失衡。或许，冰岛如今能为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范本，而是一种警示：任何成功的运动，最终都有可能变成自己当初反对的东西。每一场革命，迟早都会变成建制；而每一种建制，最终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