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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费从320亿增至570亿欧元，马克龙十年任期翻一番，投入前所未有！】
马克龙7月13日将发表任内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军讲话，盘点两届任期。法国军费从2017年320亿欧元升至逾570亿，2030年或较2017年翻倍。法军2022至2025年撤出马里等六国，非洲战略空白引发军方持续担忧。法国转向欧洲东翼与多线部署，罗马尼亚、波罗的海、芬兰任务同步加重。马克龙重押核威慑与“前沿威慑”，但高强度战争所需预算仍待继任者接手。 7月13日星期一，在法国国防部布里安府，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发表他任内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向军队的传统讲话。讲话安排在7月14日国庆阅兵前夕。和往年一样，这场讲话势必会引发外界反复解读：总统的每一个动词、每一次省略、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眼神，都会被逐一拆解，伴随而来的，是彼此难以调和的期待和近乎预言式的阐释。不过，对这位共和国总统而言，这次讲话更像是一次任期盘点。两个任期内，战争重返欧洲，在他与法国军队之间，也留下了不信任、期待、压力和疑虑交织的复杂关系。在军方人士看来，马克龙执政10年的国防叙事，几乎总是从2017年皮埃尔·德维利耶将军辞职的震动讲起。德维利耶当时担任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他因强烈表达对军费预算的担忧而离职，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刚刚当选总统的马克龙把这一举动视为一种不服从。“不能低估这件事的影响，它花了好几年才逐渐淡去。”一名高级军官说。马克龙很快从这场风波中吸取了教训。此后，他与军队关系的叙事，往往被浓缩为一连串不断上升的预算曲线。2017年，法国军费预算为320亿欧元，如今已超过570亿欧元。如果今年6月通过的最新军事规划法修订案能被继任者延续，到2030年，法国年度国防支出将比2017年增加一倍以上。 “一旦有人当年预言会有这样的回升，我肯定不会相信，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名高级军官承认，马克龙在这件事上展现出某种政治“勇气”。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埃利·特南鲍姆也表示：“没人认为马克龙真能做到，但每一次，局势变化都让这条财政轨迹得以维持。” 佛罗伦斯·帕利和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分别在2017年至2022年、2022年至2025年担任法国军队部长，是这场前所未有投入的主要执行者。这一投入建立在无数艰难取舍之上。帕利在体制转向初期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并凭借对预算事务的娴熟掌控稳住了局面。勒科尔尼则因其手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方面对总统保持高度服从，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工业和政治层面推动各种高难度妥协。尽管马克龙是法国首位没有服过兵役的总统，但在一些最资深的观察者看来，经过两个任期，他比许多前任更懂得如何掌控与军队之间的力量关系。尤其是在检阅部队这一高度程式化、也极能体现关系微妙之处的场合，眼神往往比步伐节奏更重要。相比之下，尼古拉·萨科齐在这方面留下的印象并不理想。为做到这一点，马克龙和他在其他领域一样，也倚重了一批军中人物，他们成为其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这些人的履历有相似之处：往往出身纯粹的功绩晋升体系，家族并无军旅背景。最早的是海军上将贝尔纳·罗热尔。尽管弗朗索瓦·奥朗德离开爱丽舍宫，马克龙仍将他留任至2020年，继续担任总统军事参谋长。其后是两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蒂埃里·比尔卡尔将军在2021年至2025年任职，法比安·芒东将军则自2025年夏天起接任。只有弗朗索瓦·勒库安特尔将军是个例外，他在2017年至2021年担任总参谋长。不过，马克龙与军队打交道的这10年，并不只是几部军事规划法的展开版本，尽管7月14日阅兵很可能会大力展示这些政策的成效。马克龙代表着一个转折点：一边是“和平红利”时代，一边是危险世界的回归。一名高级将领分析说。非洲战略的空白在法国防务圈内部，有一个议题始终挥之不去，尽管表面上它似乎已经告一段落，那就是法军撤离非洲。2022年至2025年间，法国军队先后撤出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部分军方人士承认，这些撤军“不可避免，因为目标与手段之间存在落差”，一名前线行动出身的人士这样概括。但也有人仍然认为，这背后存在危险的战略空白。法国被迫把重心转向欧洲东翼，而总统选择在非洲更多依靠特种部队、合作人员、冒险型工业人士以及信息影响行动，这一做法引发了质疑。原因在于，萨赫勒地区和西非的安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从军事角度说，要么你在那里，要么你不在那里。我们失败，不只是因为俄罗斯搞了虚假信息宣传。”一名前陆军军官说，他对这些行动相当熟悉。事实上，非洲问题正处在马克龙与军队之间最主要分歧的核心：问题的重要性与可用资源之间并不匹配。“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一种远征型军队模式，它更多是为了维持法国的国际地位，而不是为了保卫法国本身。”上述人士说，“下一任总统将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选择。”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特南鲍姆则总结说：“马克龙两个五年任期，主要是让一种中等规模军队模式得以延续，但这种模式在适应高强度战争方面仍然吃力。” 尽管军费大幅上升，但这并没有解决法国军队“规模结构”的问题，也就是任务与战斗机数量、水面舰艇数量、受训部队规模等之间是否匹配。通胀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大约侵蚀了最初目标的30%。4月30日，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芒东将军在国民议会听证会上坦言：“我并不声称，我们今天的防务模式已经完善，或足以理想地应对所有危险。但我认为，所采取的方法在逻辑上是连贯的。” 事实上，法国军队越来越经常陷入多线牵制。欧洲东翼正在“固定”越来越多的兵力。法国在罗马尼亚担任北约框架国，在波罗的海国家执行空中警戒任务，如今又加入了芬兰的北约营级部署，该部署于6月6日正式宣布。法国海军也在北大西洋承担繁重任务，追踪俄罗斯潜艇，并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监视莫斯科的“影子船队”。至于“戴高乐”号航母，则在7月11日刚刚结束一次前所未有的近6个月部署，航程横跨北大西洋和中东。 “前沿威慑”概念此外，法国仍有约700名士兵部署在黎巴嫩，编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执行任务的条件十分艰苦。法国还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展反恐行动。自3月以来，法国又不得不履行与海湾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国家面临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风险。除此之外，法国在海外领地的任务也没有减少，那里的局势持续趋紧。与此同时，大量灰色地带行动和秘密行动也在悄然回归。军方一名获准发言的消息人士6月透露，仅以陆军特种部队为例，过去两年里，它们就曾14次根据马克龙命令进入戒备状态。法国如今之所以能够在不进一步扩大债务的情况下维持国防投资，部分原因在于一整套金融安排，其中包括欧洲基金。自2017年上任以来，马克龙在布鲁塞尔的积极活动，部分也应从这个角度理解。他不断为法国在欧洲框架内争取“主权”，这一点在军方内部获得认可。尽管如此，防务工业界中最保守的一些圈子仍认为，总统在这些问题上推进得还不够彻底。围绕合作项目，尤其是与德国的合作，可行性仍然受到强烈怀疑。“未来空战系统项目的闹剧，就是最苦涩的证明。”特南鲍姆说。这个第六代战斗机项目在经历10年反复后，于6月10日中止。同样，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法国被迫将重心转向欧洲，这在军队内部也持续引发疑问。疑问不在方向本身：俄罗斯威胁的严重性已基本形成共识。北约重新受到重视，也大体得到认同，尽管3年前，马克龙还曾宣称北约“脑死亡”。更何况，一名前高级官员指出，总统同时还推动了“欧洲战略自主”的理念，这一点也受到肯定。但由于预算空间有限，法国目前在面对像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时，选择在弹药库存规模上保持克制，转而押注于战时通过必要时的征用，迅速提升军工生产能力。“如果战争爆发，我们会赢，但也可能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毫无意义地死去。”一名军官忧虑地说。马克龙的总统任期还将因其对核威慑领域的重新大力投入而被铭记。尤其是在3月2日，他在布列塔尼大区菲尼斯泰尔省的隆格岛海军基地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前沿威慑”概念，并打破了有关法国核弹头库存可能增加的禁忌。他的名字将与这一时刻联系在一起。“他真正掌握了这项工具，也明白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力量杠杆。”另一名军官评价说。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承认，真正把这一势头转化为现实的，主要还将是马克龙的继任者。同样，在这一领域也必须找到新的预算空间。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军队与国家关系问题历史学家贝内迪克特·谢龙认为，马克龙的两个任期在这个问题上构成了“一个转折点”。她说：“冷战结束后，军方领导人长期习惯于一套固定说法，总是表示他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得更好。现在，这种说法已经结束了。” 作者：埃莉丝·樊尚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本文出处：Emmanuel Macron et les armées, dix ans de relations entre défiance, espoirs, et non-dits 作者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德国军费欧洲第一，汽车业危机下军工成救生索！大众或转产坦克】
德国问题1945年以来第三次浮现，核心是德国在欧洲应扮演何种角色默茨推动扩军，称要建成欧洲最强常规军队，军费到20年代末或增至3倍德国扩军引发法波不安，担心欧洲军力平衡变化及旧竞争回潮文章认为应把德国更深纳入欧洲结构，以化解其力量过强风险与1989年不同，如今美国引导缺席，欧洲必须靠自己完成这一进程 1945年以来，德国问题第三次摆在欧洲面前：德国究竟应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欧洲每逢历史性转折，“德国问题”就会重新浮现。如今又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中心、实力最强的国家，究竟应处于什么位置？回望历史与现实，这个问题并不陌生。 “可怜的德国，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来说又太小。”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常被归于亨利·基辛格。它究竟是在何时何地说出，甚至是否真说过，都已无从确证。也许是在1989年后德国统一的背景下？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每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德国问题”总会被重新提出。从欧洲的视角看，这个问题是：位于欧洲大陆中心、实力最强的国家，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是领导欧洲，还是作为“平等者中的第一人”在各国之间斡旋？是应当对其加以约束，还是应当努力把德国更深地纳入共同体？这个问题几乎与德国民族国家本身一样古老。德意志民族国家自1871年起便已存在。如今，这个问题再次出现。俄罗斯大举进攻乌克兰4年后，时任德国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曾准确地将这一事件称为“时代转折”。而欧洲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疏离，又进一步加深了这道裂痕。欧洲对俄罗斯的防御，以及它与美国的疏远，这两个进程相互强化。它们共同表明，欧洲只能更多依靠自己。而身处其中的德国，无论愿不愿意，都必须回应这一新的战略局势。德国正在扩军德国确实已经开始行动。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上任不久后表示：“我们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但事实上，仅就绝对金额而言，德国今年的国防开支已经超过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实行战时经济的俄罗斯除外。到本世纪20年代末，德国的军费支出预计将达到本世纪20年代初的3倍。德国政府希望借此回应一种新的战略文化。默茨将其称为“以价值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这种思路承认，大国竞争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从原材料到新技术，再到供应链，一切都可能成为权力工具。默茨说，在这样的世界里，德国不能成为任人摆布的对象，而必须参与塑造局势。这是一种新的表述。其他欧洲国家对此怎么看？2011年金融危机期间，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曾说，他害怕的不是德国的力量，而是德国的不作为。如今，这句话是否依然成立？ 1945年，苏黎世的欧洲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题为《德国问题》。这项研究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委托完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德国在战败之后，如何才能被塑造成一个与欧洲相容的国家。作者在文中写道，他们并没有最终答案，但讨论了德国人的民族心理、可能的国界以及国家形式。这份文本的许多内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它写于1943年5月，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前两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后，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始终困扰着德国的邻国：作者写道，德国的经济繁荣与欧洲的安全之间存在冲突。一个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经济实力过于突出的国家，很容易再次成为威胁。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德国重新武装。这是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历史中得出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先是秘密、后又公开扩军，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重新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1945年，战胜国以分裂德国来回答德国问题。柏林墙则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接缝。德国人是谁？德国人会不会重蹈覆辙？199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柏林墙倒塌5个月后，她在契克斯乡间官邸召集了一批知名历史学家，想知道：德国人变了吗？德国统一会给欧洲带来什么？在那场时代转折中，“德国问题”同样被摆上了议程。撒切尔相信各民族具有某种“民族性格”。她坚信，德国人倾向于恐惧、攻击性和感伤，而这会让他们对欧洲构成危险。受邀前来的历史学家对首相提出问题的方式多少有些惊讶。他们强调联邦德国已经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让撒切尔安心。这位“铁娘子”主张让苏联军队继续驻留德国，以防万一。在西方盟国中，在美国支持下，法国的立场最终占了上风：统一后、版图扩大的德国，应当更深地嵌入欧洲共同体。它将放弃德国马克，加入未来的货币联盟。同时，德国与波兰的边界不得触动。对美国而言，关键在于新的德国必须成为北约的完整成员，并重申其西方归属。至于德国中左翼提出的中立设想，则遭到否决。当时，对德国民族主义复兴的担忧，在德国国内同样存在。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是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经历早年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后，他自20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认同联邦德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并将其融入西方视为历史性的成功。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德国”，波恩共和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看到一种“后民族国家格局”正在形成，并寄望于欧洲大陆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祸患。民主应当超越民族国家，成长为欧洲层面的政治形式。但苏联帝国的崩溃、东欧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南斯拉夫的解体，打碎了这一梦想。民族主义强势回归，再次成为欧洲的重要推动力量。联邦德国那种既带有地方性色彩、又具有世界主义气质的实验性存在，也随着统一而结束。主导与依赖对“转折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而言，德国嵌入欧洲以及与法国保持平衡，是历史留下的核心教训。进入世纪之交后，这一点在安格拉·默克尔时期发生了变化。作为东德出身的政治人物，她对这类历史顾虑明显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感。不过，即便如此，她起初也避免把德国问题明确表述为权力问题。按照默克尔的说法，德国应通过克制、斡旋和责任来证明自身力量。但默克尔的务实主义一再显露出强硬的利益政治色彩。首先是在2008年后的欧元危机中，她向债务国强行推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后来在难民危机中，她又试图让邻国接受德国较为开放的移民政策，但最终未能成功。默克尔长期奏效的战略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美国的军事保护、中国的销售市场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尽管遭到东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强烈反对，她仍推动“北溪2号”建设。这个嵌入欧盟这一贸易巨体中的国家，将自己理解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强国，但并不把自己视作欧洲的领导国家。批评者偶尔会把这种状态称为“德国的瑞士化”，并指责德国缺乏将经济与安全统合起来的战略思维。但许多德国人反而把这看作一种特权：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也意味着可以远离许多冲突。而现在呢？正如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说，德国“远离世界历史的漫长假期”已经结束。1945年以来，德国问题第三次重新出现。当朔尔茨在2022年提出“时代转折”，并宣布要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时，欧洲邻国对此表示欢迎。一年后，默茨决定把口头表态变成实际行动，推动联邦国防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时，尽管一些人感到惊讶，但至少在官方层面，外界反应仍然积极：德国正在承担责任。不过，在巴黎和华沙，人们也在问：德国真能做到吗？因为德国社会普遍不愿重新接受义务兵役制度。而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倾向，以及对福利国家被削弱的担忧，也确实让默茨的扩军计划成为一场政治冒险。对德国实力的不安但自从6月德法联合战斗机项目“未来空战系统”失败后，邻国的不安开始呈现出另一种面向。如果德国扩军成功，欧洲内部的军事力量平衡将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原本就广为人知。但默茨以近乎粗暴的方式叫停陷入危机的“未来空战系统”项目，以及德国军工企业随即迅速宣布要单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都在法国，也在波兰，引发了不满。在这两个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反对派都在借机煽动这种情绪。法国“国民联盟”二号人物若尔当·巴尔代拉便在巴黎表示：“我们早就说过，德国正在羞辱法国。”他认为，回应之道应是法国自行研制一款新的战斗机。但法国在财政上无力承担这一计划。在欧洲，只有德国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推进大型军备项目，并对军队进行如此全面的现代化改造。与此同时，德国还出现了强烈的经济动机：工业，尤其是汽车工业的危机，使得投资德国军工产品成为一种产业政策上的“救生索”。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可能推动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到那时，大众汽车的生产线上滚下来的，也许将不再是乘用车，而是坦克。德国人是否还对欧洲共同军工项目感兴趣？法国政治分析人士格雷瓜尔·罗斯警告说，旧有竞争关系可能卷土重来：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进一步靠近，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则把中欧国家聚拢在自己周围。欧洲内部可能形成相互竞争的联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如果柏林由德国选择党执政，巴黎由“国民联盟”执政，情况又会怎样？对普京而言，那将是最理想的局面。这些情景之所以会被认真讨论，本身就说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究竟有多关键。在华盛顿提供的军事保护伞下，欧盟得以发展为一个经济强权和一个和平项目，所有成员都从中受益，尽管受益程度并不相同。至少，欧洲旧有的紧张关系一度似乎已经被彻底克服。对于当下重新出现的德国问题，答案其实很清楚：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