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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华盛顿会议快收尾时，中日就山东问题谈出了一个方案。日本交还胶州湾租借地，但保留了大量经济特权；中国收回主权，但要在很多具体条款上让步。
代表团内部吵翻了，国内舆论也骂声一片。顾维钧的判断却异常冷静：这个方案“虽然不完全公道，但中国可得的也不过如此了”，是可以接受的。他给出的理由不是“弱国无外交”这种泄气话，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逻辑：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保住“四大国”的地位，而不是在山东细节上把会议拖垮。一旦中国拒绝签字，会议可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收场，中国连在列强协调框架里占一个位子的机会都会丢掉。顾维钧在回忆录里没有把这件事写成胜利，他写的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在“不够好的结果”和“更坏的结果”之间做选择时的现实计算。国内骂他卖国的人不需要面对谈判桌对面的日本代表和英美调停人，他需要。这种选择的不讨喜，恰恰是他工作里最真实的部分：外交官很多时候不是在争取最好的，而是在阻止最坏的，而“阻止最坏”在舆论场上从来不长得像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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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来华调停期间，跟顾维钧有过不少交流。顾维钧回忆录里记了马歇尔一个非常不客气的判断：中国士兵是好的，但军官比较差，而“上层领导人之间无用之辈为数太多”。
马歇尔是一个带过几百万美军、组织过诺曼底登陆的人，他看军队和国家机器的眼光是工程式的：士兵是材料，军官是传动装置，上层是设计者。他说中国士兵好，不是客套，他在抗战中见过中国士兵的韧性和牺牲；他说上层“无用之辈太多”，指向的是决策层的知识结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更值得玩味的是马歇尔对国民党“不民主、一党专政”的批评，以及蒋介石用“安排了三个非党人士”来反驳的那一幕。顾维钧夹在中间，他既知道马歇尔的批评是对的，也知道蒋介石的反驳不是纯粹的狡辩——在蒋介石的理解框架里，“给非党人士三个职务”确实已经是“开放”了。这种认知框架的错位，比任何具体的政策分歧都更难弥合。顾维钧记录这些对话，等于在告诉后人：美国调停的失败，不只是利益冲突，更是两套政治操作系统之间根本对不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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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有所进展之后，顾维钧向蒋介石汇报，说他在英国努力推动修改英国中学教科书里的中国史部分。蒋介石听完，指示他告诉教育部长陈立夫：对中国教科书里的英国史部分也进行修改。
顾维钧记下这个细节时没有展开评论，但任何一个读到这里的人都会停一下。顾维钧花力气去交涉英国教科书，是因为英国教科书里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会影响英国公众和决策层对中国的认知，这是弱国外交在文化层面争取话语权的一种努力。蒋介石的反应却是“你改我的，我就改你的”，把一件需要精细辨析的文化认知问题，瞬间降格为一种对等的、面子层面的报复性操作。这种思维在国民党高层很有代表性：他们能理解“权力对权力”的逻辑，却很难理解“话语权需要靠知识生产和长期经营来争取”的逻辑。顾维钧作为一个真正在国际舆论场里工作过的人，知道修改英国教科书有多难，也知道中国教科书里怎么写英国史并不会对英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对等的影响。蒋介石的指示看起来是“以牙还牙”，实际上是用一个无效动作来回应一个有效努力，而这种“用权力动作替代专业判断”的习惯，正是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反复用细节呈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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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长期驻外，他跟孔祥熙的直接交道多是通过电报和借款交涉。从现有记录看，顾维钧对孔祥熙主持的财政系统没有公开的、集中的道德批判，但他身处的信息网络让他不可能对孔祥熙家族和孔系势力的作为一无所知。
当时在上海代表孔祥熙从事公债投机的吴启鼎和四明银行，“几乎控制了整个金融市场”；孔祥熙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其家族和派系利用权力在物资、黄金、外汇几个口子上做文章，孔令侃等人参与其中，回扣和利益有不少流向宋霭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记这些事的方式很“顾维钧”：他不写情绪化的控诉，他把这些现象放在财政运转和对外借款的背景里呈现。顾维钧作为在海外替这个政府借钱、争取援助的人，最难受的地方在于，他要在国际谈判桌上替一个内部财政纪律已经烂掉的政府做信用背书。他争取来的每一笔借款和援助，进入国内之后怎么用、经过谁的手、有多少变成了私人的投机资本，他控制不了，但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顾维钧对孔祥熙的不满，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个在前线维持信用的人，对后方拆台者的冷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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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前后，宋子文在伦敦跟丘吉尔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起因是缅甸战略和西藏问题上的承诺是否算数。宋子文认为承诺应当信守，在会上要求执行；丘吉尔直接否认那是承诺，宋子文提到2月9日的协议，丘吉尔说他“这才头一次见到”。
顾维钧回忆录里记下了宋子文当时的反应——“怎么可以这样！”而丘吉尔的回答是：“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顾维钧把这段对话原样记下来，没有加太多评论，但这段对话本身就是对战时盟国外交本质的暴露：英国人在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的时候可以给出承诺，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说“头一次见到”。宋子文的愤怒是真实的，但顾维钧比宋子文更清楚，愤怒改变不了丘吉尔那种典型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逻辑。顾维钧对宋子文的看法也藏在这段记录里：宋子文有谈判的冲劲，有在英美高层之间穿梭的能力，但他有时会把“个人面子上的承诺”当成“国家间的可靠保证”，而顾维钧知道，在国际政治里，没有实力背书的承诺，翻脸比翻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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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蒋介石派杨杰以“特使”身份去法国谈军事合作，杨杰到巴黎后直接告诉顾维钧：他的谈判“按照委员长的命令”进行，所有情况“直接地和秘密地向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而无须通知大使馆”。
顾维钧作为驻法大使，被自己的政府晾在一边，看着一个完全不懂外交的军人拿着“特使”头衔在巴黎秘密活动，结果杨杰差点在一桩借款上被骗，蒋介石只好再派人去调查，最后证明荷兰银行家有诈骗嫌疑，杨杰被召回，权力又交回给顾维钧。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评价此事：“这也是派一个完全外行的军人到国外去当外交代表所不免要付出的代价。” 这件事看起来是一个人事纠纷，实际上暴露了国民党高层一个结构性的毛病：蒋介石喜欢用“私人渠道”和“特使”来绕开正式的外交系统，因为他信不过官僚体系，只信得过“直接听命于我的人”。顾维钧的职业外交官身份在这种体制里永远处于一种尴尬位置——需要专业的时候把他推上去，需要控制的时候就在他旁边再开一条线。顾维钧的抱怨不是争权，他争的是“外交应该由懂外交的人按专业逻辑来办”这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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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对张学良的评价不是一句好或一句坏，而是一种带着惋惜的分裂判断。
他说“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但同时指出，张学良对苏俄在东北可能做出的反应“估计得相当不现实”。顾维钧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后跟张学良有过直接接触，他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长那里得到明确判断：苏俄在远东的实力足以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少帅“以保持小心谨慎比勇往直前为佳”。顾维钧把这话托人转告张学良，张学良还是急于行动。顾维钧回忆录里写张学良，笔调很克制，但那种“聪明人做糊涂事”的遗憾感是藏不住的。张学良有爱国冲动，有东北易帜的政治决断，但他在涉及列强实力对比的问题上，常常用意志代替计算。顾维钧作为一个把“实力评估”当职业本能的外交官，最怕的就是这种“好心办错事”的决策方式。后来西安事变，顾维钧跟张学良有私交，宋美龄召他去商量时，他身处的是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他理解张学良的抗日动机，但他更清楚扣押领袖在中国政治的逻辑里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顾维钧对张学良的复杂态度，本质上是一个制度主义者对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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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山东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面，但他在回忆录里记了另一面，读起来很不舒服：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学生组织和华侨代表，每天跑到代表团总部，要求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还威胁说如果代表团签字，“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
顾维钧在前线跟日本代表和列强周旋，后方的同胞却在用“不择手段”四个字给他施加压力。这不是说学生的爱国诉求不对，而是说顾维钧的处境被压缩到了一个极窄的缝隙里：签，是卖国；拒签，列强照样通过，山东照样拿不回来，而且中国连和会上的申诉渠道都会断掉。他最终促成了拒签，但那个决定不是在一张干净的谈判桌上做出来的，而是在内外夹击、信息不对称、民意高压和外交技术判断之间硬挤出来的。顾维钧回忆录里这一笔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没有把巴黎和会写成单纯的“英雄外交”，而是写出了一个职业外交官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列强逻辑之间的真实窒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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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在民国史上的标签几乎钉死了——“贿选总统”，五千元一张票，猪仔议员，臭名昭著。
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却给了一个让世人意外的判断：“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 他甚至说，曹锟身上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普通士兵爬到政权顶峰。顾维钧不是要给贿选洗白，他讲的是另一层东西。有一次内阁讨论外交总长人选，有人想把顾维钧换掉，曹锟没有答应，理由很简单：吴毓麟不懂外交，顾维钧才是外交总长，这事该由他决定。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记这些细节，不是在夸曹锟“英明”，而是在呈现一种反差：一个靠最肮脏手段上台的军阀，在具体行政判断上却可能比某些标榜革命的人更懂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顾维钧看人的方式一贯如此，他不从道德标签出发，而是从一个人在权力场上实际做了什么、守了什么底线来判断。曹锟的“领袖品格”和“贿选总统”并不矛盾，它们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而这恰恰是民国政治的真实质感——没有非黑即白的脸谱，只有一堆在泥里打滚却偶尔露出一点底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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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天，顾维钧向袁世凯汇报完西藏问题，正要告退，被叫住了。
袁世凯问了他一个听起来很天真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顾维钧从罗马共和讲起，一直讲到英美代议制，解释说“共和”就是“公众的国家、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听完，用打扫屋子作比：中国女仆把脏土扫到街上，她只关心屋里干净，街上脏不脏她不管；中国老百姓也一样，不懂什么共和。这段对话的历史价值，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愚昧”，而在于它暴露了北洋强人政治最深层的逻辑：在袁世凯眼里，政治是“谁扫地”的问题，不是“谁有权决定怎么扫”的问题。顾维钧作为受过哥大政治学训练的外交官，试图用制度演化的时间表说服他，袁世凯反问“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一个急于用强权压缩时间的人，和一个相信制度需要时间生长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后来袁世凯走向帝制，在这段对话里已经埋下了伏笔：他不是不知道“共和”，而是压根不信这套东西在中国行得通，也压根不愿意让它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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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1948年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动机，最有历史看点一条证词来自他的夫人韩权华。
据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所记，韩权华披露卫立煌接受任命“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另一则流传更广的转述则说，卫立煌曾亲口对夫人讲：“让蒋介石盲人瞎马，看他怎么走。” 这些出自至亲的口述，把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的“消极”从军事判断的范畴拽进了政治意图的范畴。卫立煌到沈阳后，确实始终按兵不动，蒋介石亲自飞抵沈阳召集师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东北将领消极避战，甚至抛开卫立煌亲自指挥，但卫仍然没有出动主力解锦州之围。问题在于，这些证词的可信度需要放在特定的人际语境中去掂量。韩权华是卫立煌最亲近的人，她的话既可能是对丈夫真实想法的忠实记录，也可能是在事后为卫立煌的“通共”嫌疑提供一种政治正确的解释。更扎实的旁证来自卫立煌秘书赵荣生的记述：卫立煌在东北“难以全权调动部队，连身边的警卫团都难以指挥”，重要举动随时有特务向蒋密报。这意味着即使卫立煌真有“促成失败”的意图，他的操作空间也极其有限。但“动机证词”的争议性恰恰在这里：一个被特务包围、无法全权调兵的剿总司令，如果连“按兵不动”都被解读为政治选择而非军事无能，那么辽沈战役的失败就不再是简单的战场失误，而是一场从最高层就开始分裂的战争中的必然结局。韩权华的话之所以被很多人重视，是因为它指向了一种比“卧底”更复杂的可能：卫立煌未必是某一方的间谍，但他确实不再相信蒋介石的战争值得他去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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