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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铁帽子王”肃亲王善耆（左一）与外国教官在府中训练子女使用洋枪。
为了实现复辟梦想，善耆制定了一个冷血的“种子计划”。他一生共育有38个子女（21子17女），除了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和军事训练外，他还将大部分子女分批送往日本、欧美等地留学，特别是送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军事院校深造。 1912年溥仪退位后，他流亡旅顺，继续勾结日本势力策划“满蒙独立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于1922年病逝。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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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一个热闹的集市，一位满族妇人，她正低头专注地挑选农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她嘴里还叼着一支烟，略带“豪爽”的气质。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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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北京街头，一个流动粥摊，照片出自俄国摄影师鲍耶尔斯基之手
一个带顶棚的简陋木车停在石板路上，摊主（右二）正低头忙碌。周围围着几位衣着破旧的食客，手里端着大碗，蹲在台阶上捧碗狂吸、。他们大多是底层的苦力、车夫或小工，靠这碗廉价的街头吃食来“活命”。在清末，这样的流动摊贩被称为“浮户”，没有固定商铺，全靠一副挑子走街串巷。摊位上售卖的通常是大锅熬制的粥、茶汤、面条或廉价面食。在缺乏现代卫生监管的年代，这些露天制作的食物虽然粗糙，但对于当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民众来说，一碗热乎的吃食就是一天劳作的最大慰藉。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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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四川江油窦圌山云岩寺，一位身穿粗布僧袍的僧人，正手扶铁链、脚踏铁链，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行走于百米高空的深渊之上，僧人眼神低垂，步履从容，仿佛脚下的万丈深渊与他无关。
这不是武侠电影的特效，而是真实存在的“华夏一绝”——窦圌山铁索飞渡。窦圌山由飞仙、神斧、问月三座拔地而起的孤峰组成，峰顶分别建有窦真殿、鲁班殿、东岳殿。除了问月峰有险路可通外，其余两峰如刀劈斧削，绝无可能攀登。因此，这两根铁索（上细下粗，各长约20米）是古代僧、道在三峰间往来祭拜、运送香火物资、采药的唯一通道，古称“圌岭飞渡”。没有护栏，没有木板，全凭双手双脚和内心的定力。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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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一群中国平民拥挤在“大日本軍施療所”（即日军诊疗所）门口，他们衣着破旧，神情带着对免费医疗的渴望。然而，这并非出于人道，而是日本军政当局“医疗宣抚”政策的一部分，旨在麻痹沦陷区民心、稳定统治秩序。旁边的“同仁愛濟院”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同仁会”。
同仁会名义上是普及医学的公益组织，实则受日本外务省和军方严密控制。抗战爆发后，同仁会频繁派遣诊疗班，打着“施疗”“救济”的旗号，紧随日军侵略步伐，成为其统治的帮凶。表面上，这是日军为“安抚”沦陷区民心设立的“慈善诊所”；实际上，它是日本军政当局“医疗宣抚”的工具。同仁会诊疗班在日军特务机关指挥下，以“施疗”为名，行控制、掠夺之实，甚至为日军慰安妇提供医疗服务，并为细菌战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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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后，“广州治安维持会”两名臭名昭著的汉奸女干部梁馨兰（左）与石应莲（右）站在台上，面对密密麻麻的市民进行“宣传”。
两人站在简陋的台子上，面对台下密密麻麻戴着礼帽的市民。右侧的石应莲，正对着人群讲话；左侧的梁馨兰则在一旁配合。她们身后的竖幅上写着醒目的“街头宣传”等字样。这两女汉奸经常深入学校与街头，以“维护东亚秩序”“建设王道乐土”为幌子，欺骗广州市民。她们的核心目的之一是逼迫市民交出所有金属品（包括金银首饰、铜铁器具等）。这些被搜刮的物资会被运往日本，直接用于制造武器弹药，以支持其进一步的侵略战争。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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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中，头戴宽檐帽、身穿军装的英俊青年，是民国第一“狂少”卢筱嘉（原名卢耀）。
他出身显赫，父亲是皖系军阀卢永祥。年轻时的他，绝对是个“狠角色”。上个世纪20年代初，卢筱嘉常去上海共舞台看戏，看中了名伶露兰春。因露兰春是青帮大亨黄金荣的妾室，卢筱嘉多次捧角并言语轻薄。一次因露兰春唱得不佳，卢筱嘉在台下大肆喝倒彩，结果被黄金荣的手下当场痛打。卢筱嘉岂是吃亏之人？他立刻动用父亲的嫡系部队（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兵力），将黄金荣绑架至龙华军营地牢关押，逼迫其道歉并赔偿巨款。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上海滩，最终由青帮另一巨头杜月笙出面斡旋，黄金荣才得以狼狈获释，而杜月笙也借此机会上位。然而，盛极必衰。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被直系军阀击败下野，流亡日本。失去靠山的卢筱嘉瞬间从云端跌落，被迫逃往天津租界，此后在上海滩的嚣张气焰大减。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军阀公子，晚年竟沦落到靠欺骗富婆（如溥仪弟媳唐怡莹）维持奢靡生活，甚至被称为“拆白党”。 1946年，他为了躲避黄金荣的报复，灰溜溜地移居台湾，最终在贫困与潦倒中于60年代末病逝，连葬礼都极其寒酸。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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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中，手牵手走下台阶的两位少女，是孙中山先生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长女孙娫（右）和次女孙婉（左）。
镜头定格了她们青春的面庞，却掩不住背后的沧桑。自出生起，她们就随母亲四处流亡，从香山到檀香山，从香港到槟榔屿，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 1912年，姐妹俩终于与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父亲团聚，并远赴美国留学。然而命运弄人，姐姐孙娫次年便因肾病在澳门病逝，年仅19岁，这张照片成了她为数不多的存世青春影像。妹妹孙婉虽长寿，却经历了两段坎坷的婚姻。她与美国留学生王伯秋相爱，却因对方原配问题遭父亲反对而被迫分手；后与戴恩赛博士再婚，才终获安宁。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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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6岁的林徽因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喂鸽子，她穿着精致的洋装，与白人并肩而立，从容地喂食广场上的鸽子。身后是宏伟的拜占庭建筑，脚边是成群的飞鸟，画面宁静而美好。
1920年，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代表的身份赴欧考察，他特意带上了16岁的长女林徽因，这被视为父亲送给她最顶级的“成人礼”。在长达一年半的欧洲游历中，他们从伦敦到巴黎，再到威尼斯等地。那时的她，尚未成为名满天下的建筑学家或诗人，却已展露出超越年龄的优雅与自信。正是这次跨越山海的远行，让她第一次近距离触摸到西方古典建筑的灵魂，也萌生了攻读建筑学的梦想。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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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一位科举考生在“号舍”中应试的真实瞬间。照片中这个狭小、简陋、由砖墙隔开的单间，正是清代贡院里的标准“号舍”。根据史料记载，这些号舍通常宽约三尺（约90厘米），深约四尺（约120厘米），面积仅有1平方米左右，比今天的公共厕所隔间大不了多少。
考生面前的木板是“移动书案”。白天，考生将其作为桌面书写；夜晚，则需将上下两块木板抽出来拼接成床铺，在里面蜷缩着度过长夜。号舍没有门，考生入内后会放下前面的挡板，形成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状态，目的是为了防止夹带、抄袭和作弊。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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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里，日军的刺刀旁，是一群瑟缩的妇女、孩子，甚至襁褓里的婴儿——他们眼神里的恐惧、麻木，像一把钝刀，狠狠剜着每个看到者的心。
这是抗战时期日军“扫荡”后，青壮年男性被屠杀、掳走，只剩妇孺在侵略者的枪口下苟活。日军用这种方式制造恐怖，摧毁村庄，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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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一个极度消瘦的男孩。他站在青砖庭院里，身上仅用一块破布遮体，赤着双脚，体型已严重偏离正常人体状态，肋骨根根分明，眼神空洞麻木，长期的饥饿导致肌肉萎缩，脂肪耗尽，只剩下一层干枯的皮肤包裹着骨骼。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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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858年至1859年间，照片中的人是晚清重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此时的他，已被英军俘虏并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不久后便绝食而亡。
叶名琛早年是抗击外敌的名臣，因坚决抵制英国人进广州城而受封男爵。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他迷信占卜（“扶乩”预言广州十五日无事），错失战机，最终广州城破被俘。被押往印度后，叶名琛坚持只吃从中国带来的粮食。粮尽后，他拒绝食用异国食物，效仿伯夷叔齐绝食明志，最终于1859年在加尔各答殉国，年仅52岁。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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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六位身着华服的女性合影。从她们的装束、发型和神态来看，这很可能是当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户人家的女眷或妾室。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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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四川自贡，几位头扎布巾、身强力壮的铁匠正围在铁砧旁，挥舞着大锤，全神贯注地锻打着一种特殊的工具。这正是自贡盐业生产中至关重要的“锉”（俗称钻头），是古人向地下千米深处“讨盐”的利器。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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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底，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正手持指挥棒，神情专注地俯身指着沙盘模型，向身旁的毛泽东主席讲解设计方案，周围还站立着其他中央领导和军事将领。
1958年8月，中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北京兴建“国庆十大工程”。其中，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万人大礼堂（后由毛主席定名“人民大会堂”）是重中之重，要求必须在1959年国庆前完工。当时专家们拿出了好几套方案。周总理亲自连夜审查，最终选中了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17万平方米的宏大方案。周总理不仅定了基调，还亲自把关细节：他把圆形的大礼堂改成了马蹄形（寓意人民坐江山），还要求顶部灯光要像“繁星满天拱月”一样璀璨。 1958年10月28日动工，建设者们仅用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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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照片中的两位年轻女性，脸上洋溢着灿烂、自信的笑容，她们是农村大队卫生员，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赤脚医生。她们身穿条纹衬衫和卷起裤腿的裤子，赤着脚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肩上背着医药箱，是她们走村串户、救死扶伤的标配。
1965年，中国农村面临着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当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明确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这一指示的推动下，全国各地迅速开展“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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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举行的“彰德秋操”，右侧身着军装的正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此次秋操是晚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阵容最豪华的一次新军军事演习。
为了检验晚清新政中编练新式陆军的成果，清政府继1905年河间秋操后，决定在河南彰德府举行第二次大规模实兵对抗演习。北军是段祺瑞带的北洋第五镇，南军是黎元洪、张彪带的湖北第八镇。3.3万精锐、5000匹战马，还有英美德日等国的武官和媒体现场观摩，堪称晚清陆军的“期末大考”。演习时间为1906年10月22日至25日，由袁世凯与满洲贵族铁良共同担任阅操大臣（总指挥）。演习首次实现了通过近代京汉铁路跨省调集兵力，并检验了步、骑、炮等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演习大获成功，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但清廷满族权贵（尤其是铁良）感到了恐惧。秋操一结束，袁世凯就被削去军权，赶回安阳“养病”。但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在洹上村“垂钓”，静静等待时机。五年后，他借着辛亥革命的风浪，再次出山，最终成了民国大总统。颇具戏剧性的是，几年后，正是这支“以学问胜”的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直接埋葬了大清王朝；而“以勇气胜”的北洋军，则在袁世凯的统领下，成为了逼迫清帝退位和掌控民国政局的核心力量。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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