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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兰州的黄河边，三个光脚丫的西北娃，坐在羊皮筏子上笑成了花。没有游乐园，没有充气蹦床，但这艘用竹子和羊皮气囊扎成的“浑脱”，就是孩子们眼里的豪华游艇！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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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一位男子在田间劳作的瞬间。
男子身穿中式对襟粗布上衣，下身是卷起裤脚的宽松长裤，赤脚踩在松软、略显干旱的泥土中。他双手紧握一根长木柄，身体微微前倾、重心下沉，正在浇灌庄稼。在他身后，是一大片干枯的杂草。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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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两名头戴白色包头巾、身穿粗布棉衣棉裤的男子，坐在砖石砌成的台阶上。右侧男子正低头专注地用手中的刀具切割一块巨大的、形似石磨盘；左侧男子则盘腿而坐，手中似乎拿着工具，静静配合。
这是1943年左右晋绥分区群众制作地雷的场景。在那个艰苦的抗战年代，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老百姓们利用简陋的工具，就地取材，用石头或泥土制作外壳，填入火药，自制土地雷来反击日军的“大扫荡”。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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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里，上海爷叔们拎着一捆钞票、排着长长的队。别误会，这不是买菜，也不是赶集——他们在排队兑换人民币。
1949年，国民党留下的金圆券已经贬值得不像话了。买一斤米要扛一麻袋钱，烧饭用的火柴比钞票还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声令下：十万金圆券换一块人民币。于是，上海的银行门口出现了这样的奇观，有人把金圆券扎成一摞一摞，像搬砖一样抱在怀里。队伍很长，但大家的眼里有了盼头。因为这一次换到手的，是真正能花出去的钱。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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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街头，人们提着箩筐，里面装的不是米面，而是成捆的金圆券。
国民党统治末期，金圆券疯狂贬值，买一袋米要背一麻袋钱。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果断出手，以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全面回收旧币。于是，上海的大小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有人推着小车来，有人全家出动抬着箱子来。那些曾经让人一夜暴富又一夜赤贫的废纸，终于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了。队伍很长，但大家眼里有光。因为这一次，手里换来的不再是泡沫，是真正能买米的钱。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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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北京街头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照片中泥泞的街角里，几名奉军兵丁把一名年轻人按跪在街心，青年双臂反缚、颈项绷直，眼皮底下是扬起的尘土和看客退避的鞋印，持刀的刽子手抡圆了胳膊、刀锋正劈开空气奔着后颈去，血还没溅出来，可整条街已经先一步安静了。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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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二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部分成员的合影。右起前排：邓中夏、夏明翰、陆沉、阮啸仙、卜士奇；后排：2恽代英、3黄日葵、5刘仁静。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领导下于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青年团组织的正式诞生。到了1924年3月22日，青年团中央二届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听取了多项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青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工作态度等16个决议案，并决定取消“委员长”职务，改组中央机构，规定“秘书为本团对内对外的总代表”（由刘仁静担任）。会议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坚决接受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保证了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完全一致。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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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肖像照，是郭布罗·荣源，他戴着圆框眼镜，神情凝重而疲惫，他是溥仪的岳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国丈”。
荣源出身显赫的官宦世家，但并非迂腐的旧式官僚，在当时算是一位开明人士，主张男女平等，曾专门聘请外教为女儿郭布罗·婉容讲授英语，让婉容接受了良好的中西式教育。 1922年，婉容被选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荣源也随之受封“三等承恩公”，并担任紫禁城小朝廷的内务府大臣。然而，随着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荣源追随其先后辗转天津、长春。在伪满洲国时期，他曾在“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等机构任职。 1945年日本战败后，荣源与溥仪一同被苏军俘虏，在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等地被拘押了五年。1950年8月1日，他与溥仪等伪满战犯一同被引渡回国。这也是配文中“同回国”的历史背景。回国后，荣源于1951年因病去世。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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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国空降特务罪证展览会现场，一群穿着棉衣、戴着帽子的群众正驻足观看，墙面上并排展示着几幅大型图片：左侧是坠毁飞机的残骸与扭曲的机翼，中间似乎是被击落/迫降后的现场，右侧则是两名被捕人员——即美国间谍唐奈（John T. Downey）与费图（Richard G. Fecteau）的罪证照，旁边还附有文字说明。
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期间及前后，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通过空投等方式向中国境内派遣间谍、特务，企图进行侦察、破坏和情报活动。1952年，唐奈与费图在执行空降任务时被捕获，成为当时震动中外的“美国空降特务”案例之一。中方随后通过展览、报道等形式公开罪证，既是对外界的警示，也是向国内民众展示反间谍斗争的成果。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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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中，志愿军总部指挥员们在毛岸英烈士墓前致哀。
一排指挥员肃立在墓碑前，那方石碑沉默矗立，埋葬的不仅是毛泽东主席亲爱的儿子，更是千千万万把热血洒在异国他乡的优秀中华儿女。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仅一个月后，美军战机轰炸志愿军总部，年仅28岁的他牺牲在战火中。当中央提议将遗体运回国内时，彭德怀老总含泪写下：“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要再因为我建议而给主席增加痛苦……” 最终，他长眠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青山之中。主席后来得知，只淡淡说了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可谁都知道，这句话里压着怎样的痛。他没能像寻常父亲那样抱回爱子的遗骸，却用最沉默的方式，成全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与战士同命”的誓言。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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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将川东匪首黄云卿等人缉捕归案的瞬间，黄云卿等人穿着旧式的长袍、袄裤，甚至裹着厚重的旧棉被，神情颓败、垂头丧气地被押解前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大规模解放战争已取得胜利，但在西南、中南等广大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潜伏特务与地方封建帮会、土匪武装相互勾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从1950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在川东、湘西等历史上匪患猖獗的地区，解放军部队结合群众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清剿工作。到1953年，全国共剿灭土匪约240万人，基本肃清了大陆上的匪患。黄云卿等人的落网，正是这场席卷全国的清匪反霸斗争中的一个缩影。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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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中一群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清朝官员，正围着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老式照相机开小会。中间低头操作、为大家讲解的，正是清朝驻美使署通译官钟文耀。
钟文耀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海归牛人，1872年清政府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后来还考入了耶鲁大学，甚至曾是耶鲁大学赛艇队的舵手（还是击败哈佛队的功臣！）。见过世面的他，对照相机这种洋玩意儿自然驾轻就熟。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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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一群在冬天里瑟缩的流民与乞丐。
衣不蔽体，鞋露脚趾，破棉絮像花瓣一样挂在身上。最扎心的是左边那个孩子，裹着一块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围裙御寒，眼神里没有孩童该有的光，只剩下冻饿后的麻木。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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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军军官坐轿出行，几名身着军服、头戴大檐帽的士兵正抬着一顶简易的遮篷轿子，在野外的土路上跋涉，旁边还有持枪护卫随行。
清朝以“国语骑射”为立国之本，为了杜绝武官沾染汉人文官贪图安逸的习气、保持尚武精神，雍正、乾隆时期逐步完善并严格规定了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制度。按照规定，武官无论品级高低，在任上出行一律应当骑马。如果擅自违制坐轿，轻则被督抚指名参奏、交部议处，重则直接革职。即便是位高权重的总兵、提督，除非年老体衰无法乘马并奏请皇帝特批，否则绝无坐轿的资格。然而，到了晚清，随着八旗与绿营的彻底腐化，这项禁令早已名存实亡。许多武官嫌骑马辛苦，纷纷雇人抬轿，甚至动用本该操练的战兵来充当轿夫，朝廷往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按理说，新军本该有更严明的近代军纪，但军官们依然保留了旧官僚“前呼后拥、贪图安逸”的做派。在野外行军或检阅时本该骑马甚至步行的军官，却舒舒服服地坐在轿子里，由下属兵丁抬着走。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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