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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北京，徐悲鸿在中央美院画室为战斗英雄苟富荣画像。左侧身穿军装、端坐在高背木椅上的，是战斗英雄苟富荣，他身姿挺拔，目光坚毅地注视着前方。右侧前方正是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在徐悲鸿身旁，另一位著名画家王式廓也在同步进行写生创作。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召开。为了更好地贴近工农兵群体，向现实题材转型，徐悲鸿组织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英模速写”运动。他亲自邀请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来到美院，为他们现场画像、塑像。在这个过程中，徐悲鸿被英模们的事迹深深感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创作。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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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西藏，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在麦收田间为乡亲们倾情演唱。
空地上，刚结束劳作的藏族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休息，站在人群中央的正是时任西藏歌舞团演员的才旦卓玛，她正全情投入地为乡亲们演唱。周围的藏民们神情专注、面带微笑，完全沉浸在熟悉的旋律与乡音之中，疲惫的身心在歌声中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1965年，才旦卓玛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毅然回到西藏加入西藏歌舞团。她始终牢记艺术为人民的宗旨，经常深入城镇、农村、牧场、厂矿和高山哨所，为牧民群众、工人和子弟兵演唱。在劳动间歇或夜晚没有娱乐活动的年代，她常常主动热情地为藏民们演唱歌曲，从不摆大艺术家的架子，深受驻地群众的爱戴。 1972年，正是才旦卓玛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她结合藏族传统民歌与藏戏的演唱风格，用独特的高原唱法将翻身农奴的幸福豪迈与对党的感恩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经电台向全国播放后，才旦卓玛也凭借其高亢、辽阔的嗓音家喻户晓，这首歌也成为了西藏的经典之作。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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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抗美援朝前线。常香玉为志愿军战士激情献唱，常香玉身着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军帽，正站在户外简易的演出场地中央。她手持快板，神情激昂，歌声似乎正透过画面传来，唱着歌颂志愿军战士的小调。
在她身旁，一位志愿军战士正配合着她的节奏敲打手鼓，两人配合默契。背景中，其他战士们坐在铺着白布的桌子旁，脸上洋溢着轻松、欢乐的笑容，疲惫的身心在乡音与艺术中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赴朝鲜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这并非她第一次为国出征——早在1951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她就曾带领剧社在全国巡回义演，甚至捐出了自己的卡车（后被称为“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展现了极高的爱国热忱。到了朝鲜前线，条件异常艰苦，常常是在树林里、战壕旁搭起简易舞台。但常香玉不畏艰险，坚持为战士们演唱《花木兰》《拷红》等经典豫剧选段，以及编排好的新小调。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战士来说，在异国他乡的枪林弹雨中听到熟悉的河南乡音，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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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在家中赏玩三彩陶俑。在照片中，老舍先生身着夏装，戴着圆框眼镜，正双手捧着一尊陶俑细细端详。他神态专注而平和，指尖轻抚着器物，沉浸在与古物对话的宁静之中。他身后是一个古朴的木质多宝阁，上面错落有致地摆放着青花瓷瓶、小佛像等各式文玩；面前的圆桌上也铺着碎花桌布，散落着几件心爱的小摆件。
老舍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巨匠，也是一位极具生活情趣的收藏家。他常常在写作间隙，从书桌前起身，来到客厅摩挲这些小摆件以寻找灵感或放松身心。他的收藏全凭个人喜好，并不刻意追求严格的文物价值或历史考证，只求美的欣赏。他曾从古董摊上淘来许多说不清朝代的三彩陶俑、小瓷瓶，郑重其事地摆放在房间里，写作累了便不厌其烦地摩挲把玩。关于他的收藏，还曾有过一段文坛佳话，著名文学家、文物家郑振铎先生有一次仔细看了老舍陈列在客厅里的陶俑和瓷瓶，一边看一边摇头，最后直言：“全该扔。”老舍先生却不以为然，笑着回了一句：“我看着舒服。” 这种“以我为主、自得其乐”的豁达态度，正是老舍先生热爱生活、随性洒脱的真实写照。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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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北京老舍家中，三位大文豪围坐在铺着碎花桌布的圆桌旁，桌上摆放着茶具与点心。左侧头戴帽子的是人民艺术家、乡土文学巨匠赵树理；中间神情专注的是著名诗人、文艺组织实干家王亚平；右侧戴着眼镜、正手持纸张侃侃而谈的，正是京味文学大师、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老舍的寓所（今老舍纪念馆“丹柿小院”）。当时，老舍担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赵树理任副主席，王亚平任秘书长。在那个百废待兴、文化新生的年代，北京的文艺工作千头万绪，如何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文艺大众化是重中之重。彼时，许多重要的文联日常工作与决策，往往不是在正式的官方会场敲定，而是在老舍自家的客厅里，由这几位核心人物围坐闲谈、逐条商议、打磨方案。他们不仅讨论文联的行政工作，还时常深入探讨通俗文艺的写作方法。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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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北京，话剧《茶馆》排演现场的主创聚会，这是中国话剧史上最璀璨的“全明星阵容”之一。
大家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桌上摆放着茶壶、茶杯和暖水瓶，前排右起依次是：著名导演焦菊隐、文学大师老舍、导演夏淳、著名演员童超、翻译家兼演员英若诚，以及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后排还站着或坐着多位剧组演职人员，大家神态放松，似乎正在热烈地探讨剧本与表演细节。这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4月2日，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紧张复排经典话剧《茶馆》。这一天上午全院召开了《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便进行了试妆和连排，老舍先生亲自前来观看并与主创人员深入交流。《茶馆》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由焦菊隐、夏淳执导，通过一个茶馆的兴衰变迁，展现了旧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1958年该剧首演后即遭遇波折，1963年的这次复排，剧组在巨大的压力下对剧本进行了调整（如加入所谓的“红线”情节）。尽管面临时代的局限，以焦菊隐为首的导演组和于是之、英若诚等一代表演艺术家们，依然凭借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将这部作品打磨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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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叶笃正教授在课后与同学们交流，中央戴着眼镜、身着中山装的正是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先生。他坐在简陋的木桌前，手中拿着纸张或笔，正专注地与围拢在身边的学生们探讨学术问题。周围的青年学子们神情热切，有的俯身倾听，有的手持书本记录，还有的正用手势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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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北京。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四位大师在会议休息时相聚交谈，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著名作家老舍（舒舍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正用手势比划着，似乎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个话题，引得其他三位同仁专注聆听。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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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北京，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中国科学界两位泰斗在会议休息时的轻松交谈。
左侧，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吴有训正开怀大笑，神态轻松愉悦；右侧，刚刚回国不久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手持笔，身体微微前倾，正专注地与吴老交谈。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此时的新中国，正处于向科学进军的关键节点。对于钱学森而言，这也是他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后，首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不久后的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举行的招待宴会上，特意将原本安排在第37桌的钱学森请到第一桌，坐在自己右手边，亲切交谈并给予高度信任。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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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照片中，袁世凯身着军装，手拄拐杖，端立于台阶中央，周围簇拥着身穿戎装的北洋将领。
这张照片正是1912年3月10日下午，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后为外交部迎宾馆）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受任仪式。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风口浪尖。仅仅17天前，清帝退位；10天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在这一天，53岁的袁世凯在蔡元培代表的监誓下，宣读誓词，承诺“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这场看似庄重的共和典礼，实则埋下了动荡的伏笔。据当时在场记者记载，袁世凯的着装甚至显得有些随意，而在仪式结束后，他曾对亲信狂笑曰：“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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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京。梅兰芳与祖母陈太君的合影，这是为了庆祝梅兰芳的祖母陈太君八十大寿而特意留下的纪念。
照片中，祖母陈太君身着华丽的宽袖服饰，端坐在摄影棚的布景前，面容慈祥而端庄；身后的梅兰芳时年25岁，正值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他身身姿挺拔，目光清朗地侍立在侧。梅兰芳幼时丧父，14岁时生母又不幸离世，他是被祖母陈太君一手抚养长大的。1919年农历三月初三，正值祖母八十大寿，已在梨园界享有盛誉的梅兰芳为了答谢养育之恩，不仅大摆寿宴，还亲自粉墨登场，与程砚秋、尚小云等名伶一同演出《麻姑献寿》等剧目为祖母贺寿。事后，他还特意将社会各界名流赠送的诗词书画汇编成《梅母陈太君八十寿言》一书，这张合影便附于书前。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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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14日，天津汽车制配厂，新中国第一辆吉普车试制成功！几名工人师傅正围着一辆吉普车紧张地进行最后的组装与调试。
左侧的师傅半跪在地上仔细校准车头，右侧的师傅们正合力安装车身部件。他们的神情专注而认真，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背景里略显简陋的砖瓦厂房和简单的照明设备，诉说着当时一穷二白的工业底子。 1951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需求，天津汽车制配厂接下了试制吉普车的艰巨任务。没有现成的图纸和经验，他们就靠着拆解缴获的美制威利斯吉普车，一锤一铆、手工打磨，硬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试制！这辆车后来被命名为“五一式”吉普车，成为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开山之作”。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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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晚清影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考”前夕的众生相。
三位穿着长衫的考生倚靠在青砖墙边。左侧的考生手持折扇，中间的考生坐在木箱上，右侧的考生探出身子。他们的神态并不紧绷，反而透着几分松弛与淡然。地面上放着的竹编“考篮”，里面装着他们这九天六夜必需的干粮、铺盖和文房四宝。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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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江苏建湖县，军属张以清请人代笔给在朝鲜作战的儿子写信。
一位穿着厚实棉袄的老妇人正微微前倾着身子，嘴唇微启，神情专注而郑重。她对面的年轻战士正握着笔，一字一句地记录下她的心声。中间坐着的老人，或许是在朝鲜作战的儿子的父亲，正安静地旁听着这跨越千山万水的嘱托。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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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卖甘蔗汁的老汉与围观的孩子，这张老照片，出自新西兰摄影师汤姆·哈金森（Tom Hutchins）在1956年访华期间。
镜头里，一位戴着礼帽的老汉正专注地摇着手摇榨汁机。在那个物资匮乏、还没有五花八门零食的年代，一杯清甜的现榨甘蔗汁，绝对是孩子们眼中最顶级的“奢侈品”。右侧，一个穿着花布围裙的小女孩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满脸好奇与期待；就连后面坐着休息的路人，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看着这一幕会心微笑。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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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前，两位老人穿着朴素的土布棉衣，父亲胸前佩戴着几枚沉甸甸的纪念奖章，脸上带着温和而质朴的笑容。
但请看看他们身后那面墙—— “人民功臣”、“全家光荣”、“仰敬全家光荣”……一块块匾额、一张张奖状、一幅幅照片，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整间陋室。很多人可能认出来了，他们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的父母。 1948年，年仅19岁的董存瑞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暗堡，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壮烈牺牲。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距离儿子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老两口依旧守着村里的老房子过着普通的农耕日子，没有借着烈士家属的身份索要任何特殊待遇。那些挂满墙的荣誉，是国家与人民对英雄的铭记，也是烈属无上的荣光，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后来曾跟着慰问团去过朝鲜前线，也多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但他回家后依然是那个踏实种地的老实农民。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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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呼和浩特（旧城），三位男子相对而坐在一张古朴的木桌前。桌上摆放着笔筒、纸张等文房用具，似乎正在专注地书写、阅读或商议事务。木质雕花窗棂透进柔和的光线，门框上隐约可见挂着带有文字的竖幅牌匾或对联，整个场景透露出一种古朴、宁静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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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排弹大王”郭金升在朝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拆卸美军定时炸弹。
郭金升戴着口罩，身穿厚重的军装，蹲在坑洼的泥土上。面对着一枚庞大且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他手中拿着简易的工具，正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进行拆解作业。周围环境简陋且危机四伏，但他眼神坚定，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与胆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对志愿军阵地和运输线进行了狂轰滥炸，留下大量致命的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部队的安全和后勤补给。郭金升原本是铁路系统的工人，入朝后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识，主动承担起排弹的重任。他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拆弹方法，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成功排除了上千枚定时炸弹，为人民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畅通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排弹大王”，并光荣地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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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解放之初，上海工人在福佑路一带改装木炭汽车。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生产原料和燃料极度短缺。照片中的工人们汗流浃背，正围绕着一辆冒着蒸汽的卡车进行紧张的作业。他们通过试验，最终以木炭作为汽油的代用品，成功改装了木炭汽车。在当时，烧1公斤木炭大约可以行驶1到2公里，这一创举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和交通领域的燃眉之急，保障了城市的基本运转。 #我的赛博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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