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讲堂

难得一见！毛主席在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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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邓小平同志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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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谈内耗：键时刻戳一戳，搞不倒也要搁一搁】
分享一篇文章节选。作者是南通原市委书记吴镕，写于很多年前。文章描述的机关弊病，当下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世界沧海桑田，似乎人性从未改变。节选如下: 1．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我不干，叫你也干不了。别人干出成绩，不是高兴，而是嫉妒，找岔子，说风凉话，不服气。 2．本意不是要把事情搞坏，但是以老大居，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墨守成规，稍不如意就闹，不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最后贻误时机，造成损失。 3．争当主角，不愿意当配角，不愿当副手。当了配角、当了副手，不是出主意，而是出难题，不是补台，而是拆台。 4．只顾本位利益。在全局是好事，但对局部有些影响，宁愿事办不成，也不愿牺牲局部利益，一拖二顶，使全局的好，办不成。 5．不是以事论人，而是以人论事。分你的人，我的人，搞小圈圈，讲哥们儿义气，把对人的情感上的亲疏或好恶，转移到对其人所办事情的支持或否定上。 6．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两眼不是朝前看，而是朝后看，只是看着身后的阴影，而看不到前面的太阳，斤斤计较于过去一时一事的得失，纠缠不休，不能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7．小道消息流行，以讹传讹。有的自由主义严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甚至造谣中伤。还有个别的人挟嫌报复，“关键时刻戳一戳，搞不倒也要搁一搁”，“花个八分钱，查它两三年”。 8．你谋事，他谋人。成天琢磨别人，把智慧聪明用在谋人上。 9．有的同志片面、僵化地看问题，有的疑心病很重。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别人，往往横挑鼻子竖挑眼，对人对事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动辄苛刻要求，无限上纲，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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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副书记总结的为政举要】
在得失面前，坦然是一种风范; 在名利面前，淡然是一种风范; 在竞争面前，霸气是一种风范; 在责任面前，担当是一种风范; 在诱惑面前，定力是一种风范; 在抉择面前，果断是一种风范; 在冒险面前，魄力是一种风范; 在压力面前，从容是一种风范; 在原则面前，坚守是一种风范; 在过错面前，包容是一种风范; 在危机面前，淡定是一种风范; 在败者面前，尊敬是一种风范; 在赢者面前，鼓掌是一种风范; 在欺凌面前，血性是一种风范; 在长者面前，谦恭是一种风范; 在幼者面前，慈爱是一种风范; 在同级面前，真诚是一种风范; 在荣誉面前，谦让是一种风范; 在争执面前，大度是一种风范; 在强者面前，自信是一种风范; 在弱者面前，谦卑是一种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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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干部的要求很严，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是比较少的】
这十年（1956至1966）,在党的建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的各级领导人保持普通劳动者面貌,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 1962年5月11日,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当时的形势时说:“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说不是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但是,“政治形势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60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的年轻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是,那时社会却比较安定，比较团结,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好。尽管我们党的工作发生了那么大的失误,给群众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但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党要求群众配合的事,号令一出,仍然同过去一样,齐心协力,尽力完成。1961、1962年内精减1000多万职工、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顺利实现,就是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人民多么好啊! 1981年小平同志在回顾这十年的情况时指出:“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党和群众心连心，社会比较安定团结，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最主要的区别，这里，在党的建设方面，肯定有些好的东西值得我们挖掘和总结。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党的各级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1957年的整风,因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的消极影响联在一起，其积极方面就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了。我认为,它的积极方面主要是，比较有效地反了一下当时已经出现的那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做官当老爷的态度,那种官、暮、骄、娇之气。在整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种试验田的制度；将军当兵的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制度；领导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抽出几个月轮流离开办公室,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制度；以及后来的蹲点制度等。这些制度虽然并不都适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执行中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确实密切了党群关系,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把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权利当作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加以批判,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当时毛主席提倡发扬战争年代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对人等，却很受群众欢迎。那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各级领导人确实经常同群众在一起。许多同志也对自己能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引以为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的。1959年初发现部分干部有多吃多占等特殊化作风，就把特殊化作风列为“五风”之一加以批判和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现商品走后门严重，就严厉地提出禁止用国家商品谋取个人私利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颁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反映对工作人员的思想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个时期涌现的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先进典型,更为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树立了学习的样板。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党风虽然存在着带有那个时期特征的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离开实事求是原则,我将在下文阐明)，但是，共产党不谋私利,广大党员和干部同群众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这是群众看得见的。现在群众最痛恨的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的。大批党员和干部,能发扬党的好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同甘共苦,犯了错误，又能切实改正，这是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经验我认为是很宝贵的，值得史学家们系统地加以总结,把它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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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惜人才、仗义执言，这是原副总理曾培炎对江泽民的评价】
江泽民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江泽民同志能如此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仗义执言，确实难能可贵。江泽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江泽民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江泽民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江泽民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江泽民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江泽民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琇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江泽民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回首往事，在所里的时候同事们就普遍认为，江泽民同志政治上很强、思想上敏锐、业务上全面。年轻同志从心底里尊重他、敬佩他，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大家都感觉到他能干大事，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之后经过“文革”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江泽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江泽民同志的高尚品格、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和卓越才能令世人折服，无愧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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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周恩来是怎么搞调查研究，听取下属意见建议、批示工作报告的】
1965年，周恩来总理对外交部指出: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再从反面考虑。周总理不仅这样要求各级干部，而且以身作则，多方面听取意见。他召集会议，为了集思广益,了解情况,常常把有关部门的干部多找一些去。总理尊重人才,不以级别为重，有的会议一竿子插到底，把副部长、司长、专员、处长、科长以至主管科员、翻译等有关人员都找到一起去开会。会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既可以全面了解情况,便于解决问题;同时又可以借机了解干部，培养干部,鼓励独立思考。周总理要驻外的重点国家大使们每月至少要写一篇情况汇报，或是专题的或是综合的,报给部里。到时不报的,总理就要主管地区司拍电去催，问大使或使馆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情况报来。周总理对大使馆和地区司的报告批语，总是写得明确具体,指出其优缺点。总理还教育干部,写文章不要使人看了味同嚼蜡，至少要使人感到看了有所收获。写调研文章，最好使人看了开头,就想一直看下去，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这样对中央才有参考价值。对使馆报的情况报告,看到写得较好的,周总理往往在报告上写上简单批语，例如:“所报情况值得注意。”“分析得不错。”“使馆看法与国内看法一致。”“内容重要，xx司注意研究”。也有的批上:“告使馆再作深入了解。”总理要求使馆对所报情况要加以分析,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说明,不要求使馆对形势情况判断准确。因为情况报告要求及时，使馆在国外，地处一隅,不可能对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因而也就不可能要求做出准确判断。你们把情况及时报到中央,中央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比较容易全面看问题,也就容易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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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毛泽东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微观决策上又比毛泽东更为在行，是真的吗】
人们常常将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比较。有人说，毛泽东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微观决策上又比毛泽东更为在行。这种说法看似不无道理，实则并不尽然。宏观决策固然是毛泽东的长处，而微观决策也并非其短处。红军时期，毛泽东直接带兵打仗，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都表现了卓越的才智。抗战初期，他对于八路军的出兵时机、出兵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战方式，都直接指挥，周详备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不仅制订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总原则，还提出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四个可操作的策略原则，这就把独立自主的总原则具体化了。对于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既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阐述其战略地位，也从实践中归纳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方针，甚至对游击战的基本战术—袭击，也作了专门的论述。凡是读过毛泽东《论袭击》一文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位战略家如此深入细致地探讨游击战术，大概都会感到惊奇。再如朝鲜停战谈判，毛泽东实为我方幕后总导演，对谈判的每一个细节都高度重视，甚至对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法，提出什么条件，在对方作出反应后，以何种处置予以答复，都发出了详细而正确的指令。可见，毛泽东也是极长于微观决策的，只不过领导全局的责任和个人精力的有限，使他不可能将注意力过多地用之于微观决策罢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堪称杰出的谋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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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清末时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其中的英领馆大门至今还在】
图一，英国使馆门口，现在的位置位于正义路。在路旁，你还可以见到这个门。图二，大运河旁边的民居和远处的英国领馆。图三，义和团运动时，从美国防御工事远看英国使馆图四，某国使馆里面的接待厅。图五，老使馆区图六，德国使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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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优良作风在党内是出了名的，看看毛主席、邓小平如何评价他】
在延安整风时期，在1943年9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恩来同志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拚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陈毅在三年困难时期对文艺界人士说过：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邓小平在说：恩来同志从不打自己的旗帜，不搞圈圈、摊摊，全党高级干部要学习他的这一作风。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周恩来的忘我工作精神。“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二是周恩来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