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焦虑什么
对外投资，几十上百亿说没就没。水库溃坝，人祸多于天灾。晋江大火，一个人都救不出来。还有那些被大张旗鼓引进来、身份背景却含混不清的外籍人口，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身边的社会生态。 这些事，单看是新闻，串起来看，是一道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坐在关键位置上的那些人，到底行不行？ 答案，或许跟一套隐蔽的“托举机制”有关。 这套机制，我们都心知肚明。学区房、重点校、名牌大学，一路绿灯。部分家庭优渥的孩子，被资源稳稳当当地送上去。他们聪明，也努力，这不假。但那条轨道太光滑了，没沾过泥，没摔过跤。没见过暴雨里的堤坝，没闻过车间里刺鼻的胶水味，没尝过为一顿饭发愁的滋味。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报表和PPT上的曲线，不是泥地里的滚打。 问题就在这儿。当他们被托举到决策席上，毛病就藏不住了。搞国际化，便热衷于引进身份不明的外籍面孔，以为凑几张异域脸就是接轨世界。搞投资，人家几句漂亮话就哄得找不着北。管水库，满脑子经营账，忘了头顶还悬着一片水。管工厂，条例背得烂熟，消防通道堆满货箱，却视而不见。 你说他们坏吗？不是。他们对危险没概念，对底层缺一根共情的筋。这是感官的钝化，是“托举机制”的副产品——顺遂的履历，恰恰无法赋能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一个社会，不能光靠坐缆车登顶的人指路。也得听听那些徒手攀登过的人怎么说。他们知道哪块石头松，哪一步踩空了，会要命。这个道理不复杂，但有些人，一直没太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