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胖说他不胖

难道足球不能只是足球？
好像一切都必须被赋予某种宏大的意义，必须承担某种教育功能，必须服务某种价值表达。谁能让这些少年，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本质属性，有过一丝清醒的窥破？哎，好像他们宁可用这套八股把孩子锁在一个一致且虚幻的梦里，让其生出无比自豪的想象，也断不容他们在意识深处，与足球本来的样子、与孩子本来的样子、与文明本来的样子，有一丝真正的打通和关联。自以为是的形式主义，它从来不理睬孩子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也不关心足球应该成为怎样的足球。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或许吧，我们必须足够愚蠢，才能感到幸福，我们必须足够聪明，才能感到自己的愚蠢。

看见广西，看见具体的人！
其实很多题材是不能去碰的。包括这几日的湖北，包括我此刻想说而不能说的一些具体的名字。但凡还要依附着这支笔吃饭，还要想安安稳稳地写下去的同行，他会自觉地绕开某些角落。我能做的其实很少，我只能尽量去说内心想说的话，尽量去呼吁关注，尽量把还能说出来的一部分说出来。但这几日心情基本是凝重的，很难有一个平静的、舒适的、慢慢下笔的条件，能容我把这几日心里堆起的郁结，一点一点地铺开，也很难完全铺开。早上我看到一视频评论区里说：你们知道什么叫绝望吗？从昨天早上联系村里人到现在联系不了，现在已经在赶回广西的路上了。或许是代入的原因，看到类似的消息眼眶总逃避不了漫漶着泪痕，然后牵出万千余痛。那些还泡在水里的人、还在等救援的人、还在寻找亲人的人，这些内容是不可被某些媒体通过比烂转移所抹去的。如果一个社会如果对身边的苦难越来越擅长于遗忘，那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早晚也会成为那个被遗忘的对象。昨晚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对当下某些悲悯方向的表达，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和失望，我很想写出来，但苦于这种悲愤是无载体可以承载，我自认是平生胆大的人，但有些时候，我还是会感到有所恐惧，只能诉诸于朋友圈。像古人对灾异是有敬畏的，在他们观念里，如果一个年份灾异并起，是要问自己一句的，是不是哪里失了道？是不是天在示警？是不是这方水土上，有百姓在受苦而我不曾看见？把这份追问看成一种连带责任，而今呢？这是一种迷信，但它至少承认了一件事，一场灾难，不只是自然的事，也是人的事。天降暴雨谁都拦不住，但一场暴雨落下来之后，社会是怎么响应的、怎么部署的、媒体是怎么记录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有没有被看见，这些都是人做的事。这些事做得好不好，是要有人负责的。好像有句话，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你得先把自家的事做好，或者至少，做自家的事，要和做外家的事一样卖力、一样精细、一样值得被看见。一个人如果对屋里那个正在生病的老人视而不见，却热心地跑到街上去照顾别人，那不叫仁爱，那是混账逻辑。一个家如此，媒体等也是如此。像上午我说老百姓多数时候会窥视媒体的姿态，抑或是某些人的立场。尤其在这种时分，你报什么，不报什么，把镜头对准哪里，把镜头避开哪里，都不是中立的选择，这些是姿态，是会被普通人一笔一笔地记住。如果这个时候，连看他一眼的力气都没有，那当有一天自己成了那个在水里挣扎的人，也就不要奢望别人会看我们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