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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金融霸权中，最具威力的便是：全球金融监管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以对金融危机纠错、反思为名，动辄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尤其是美国金融业的老对手——欧洲银行业。在美国的金融大棒之下，欧洲的大银行，包括英国的巴克莱、汇丰、渣打，瑞士的瑞银、韦格林，乃至德意志银行、莱斯银行、苏格兰银行、意大利的裕信银行等等老牌金融机构，全部被迫缴纳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罚款，敢不配合的，便冻结其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和业务。一向以中立标榜的瑞士金融业，不得不向美国低头，递送关键客户资料，打破了百年中立的金身，一步步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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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祖先，是全世界拥抱人类文明最早的族群之一。而且因为历史的连贯，这种伟大的基因一直延续至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引以为傲的。
怎么区分原始人和文明人呢？标准是什么呢？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不同的观点包括：使用文字、王权的出现、青铜器的使用、制造和使用工具、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等等。在这些标准中，文字、王权、青铜器的标准太高了，哪怕是现代社会，在澳大利亚或者亚马逊森林中，依然存在一些原始人类，迄今还没有够到这些标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标准又太低，非洲黑猩猩也会使用工具。因此区分原始人和文明人的标志，应该是能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包括农业种植、畜牧业等。因为只有学会从事农业生产，人类才能产生足够的食物，满足生存所需，抵御自然灾害，和供养一些脱离劳动生产、从事发明创造的人，人类才有可能出现文字、知识、艺术等等。而中国境内的农业种植可以追溯至迄今1.2万年前，在今天中国湖南南部的玉蟾岩，考古学家就发现了1.2万年前，经过人工培育的水稻种植遗存。足见中国人的祖先，早已拥抱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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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基因有两个主要来源。
大概在500万年前，能够直立行走的古代人猿开始出现。此后，地球上的不同地区开始不断出现各种原始人类，智慧的种子好像撒遍了整个地球，多点开花。在中国境内，距今170万年前，云南有元谋人；距今70万年至115万年前，陕西有南田人；距今50多万年前，有著名的北京猿人；距今20万年前，陕西有大荔人。等等。但最后，这些古人类都被来自非洲、满世界迁徙的晚期智人所取代。智人起源于1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概在6万年前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现代人类的祖先都是智人。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至少16个古人类的分支，但后来都灭绝了，只有晚期智人的基因延续至今。虽然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最后也灭绝了，但也有一部分基因和文化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人既是晚期智人的后代，但基因中也保留了一些本土古人类的基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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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分野和脉络。
地球上的生命大概在35亿年前开始出现。人类的祖先——古代猿人，大概在500万年前出现。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大概在1.2万年以前出现。这三个大的历史分野，也是学术研究的分野。 35亿年以前没有生命的地球的原始模样，乃至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等等问题，这些都是物理学的研究范畴。 35亿年之后生命开始出现，那属于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 5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直立行走的古猿开始出现，智慧的种子在地球的生命土壤播种，研究这段历史的古人类学也应运而生。而当大约1.2万年前，人类逐步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之后，人类社会便开始迈向文明，由此进入了人文历史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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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是个很奇特的部落，他们是东方的游牧和贸易部族，而他们放牧的动物也很有意思——水牛。
在殷墟的考古中，有很多水牛甚至亚洲象的骨骸。水牛在甲骨卜辞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夏商时期，由于气候湿热，且东部处于大江大河的下游泛流区，多为草泽和湿地，不适合二里头夏朝这种农耕为主的部族生存，却恰恰适合于放牧水牛的商族人。商族人凭借着水牛之利，沟通东西方的贸易，过着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因而在商朝建立之前，没有发现商族人的考古遗址。商族人在不断迁徙的岁月中，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防范其他部族的抢夺与杀戮，因此商族人很有危机意识，谨慎且善战，这也是为什么甲骨文中充斥着大量的战争元素。商族人能够在华夏立稳脚跟，是因为河伯部族的收留，河伯部族允许商族人在其领地内放牧。因此，商族建国以后，将河伯列为祭祀的祖宗之一。那时候，河洛地区的二里头夏朝立国已经几百年，夏朝的冶铜技术逐渐成熟，但夏的王族严禁冶铜技术和铜制品外流，这影响了夏朝内部冶铜部族的利益。对于东方的部族来说，夏朝最有价值的商品便是铜制品和冶铜技术。夏朝末期，夏桀暴虐，几百年的王朝阶级分化严重，夏朝内部矛盾重重。商族人因为常年贸易的原因，敏锐的发现了夏朝的内部矛盾，于是联合垂涎铜制品和冶铜技术的东方部族，并与夏朝内部的冶铜部族里应外合，攻占了夏朝的二里头古城，屠杀了夏的王族，建立了商朝。夏朝二里头的遗址考古发现，夏王族的皇城破坏严重，而冶铜部族的场区建筑保存良好，能证明这一点。商族建立王朝之后，因常年迁徙和贸易，对外面的世界很了解，相对于夏朝的保守，商族人积极对外扩张，又有冶铜技术的加持，因此商族的控制范围比夏朝大十倍有余。而商族人也成功的将其他部族融合，从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的融合了多部族文化的陶器，即可证明此点。商朝是华夏第一次部族大融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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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下行的经济周期，最大的经验或者说教训，便是对债务与风险的重新认识。债务负担如果过重，便会产生各种难以应付的风险。
一是债务缺乏弹性，收入增长时债务也许不会跟着水涨船高，但收入下降时，债务一分不会少；二是收入的弹性很大，影响收入的因素太多了，宏观的、行业的、公司的、领导的等等，就算不会失业，收入增长缓慢或不增长，也对高负债家庭构成风险；三是家庭支出变动的风险，如果突然有急事要用钱怎么办？家里老人生病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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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李瓶儿跟潘金莲聊天时说：“莲妹妹，记住姐一包话，这世上的事儿，凡是禁止的，往往是有好处但不想分给你。凡是提倡的，大概率是有坑需要你去填。”瓶儿的一句话，让金莲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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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出海是坏事，还是好事？
我发现很多人对有钱人移民出海表现得很慌张，好像有钱人出去了，经济就不行了，消费就难以提升了。这是很错误的认识。反过来讲，有钱人不出去，留在国内，就能带动消费了？真正能提升消费的，只有广大老百姓的消费，有钱人再有钱，一天不可能吃八顿饭。有钱人的钱少部分用于奢侈品消费，大部分是用于资产投资或者投机。奢侈品消费和资产投机，对经济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说贫富差距大，对经济损害大？就是因为有钱人再有钱，也提升不了消费，而一旦老百姓也没钱，消费更加难以提升。举个简单的例子，房产价格这十几年来是怎么飙升的？不正是有钱人利用金融杠杆进行资产投机，造成房市虚荣的假象，继而带动了老百姓跟着炒作而起来的吗？！有钱人出海，只是把他剩余的钱带出了海罢了，过去三十年产生的有钱人，多少都有点原罪，心里慌啊，害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但他们把产业带走了吗？海底捞老板去了新加坡，海底捞被带走了？有钱人的钱留在国内，只能增加奢侈品消费和资产投机，只能拉大贫富差距和正常商品的物价，当国内的股市和房市不满足其投机需求了，他们选择出海投机，有什么问题？不仅没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好事。最近日本房价被炒起来，据说有很多中国有钱人的影子？你说这是好事坏事？日本老百姓怎么看？对国内能有多大影响？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有钱人的钱出海，实际上应该收一大笔税才对，但是国内现在没有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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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生产力问题。人口暴涨，社会总生产力跟不上，大部分人只能饿肚子。二是权贵利益集团的问题。上古时代是诸侯，中古时代是门阀，唐宋科举以后是官僚集团。这些权贵的膨胀，造成了土地兼并问题，于是在社会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的局面，以至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穷人活不下去，死且不怕，何况造反？三是权贵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问题。不同的权贵利益集团，不在乎国家人民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利益。明末后金陈兵关外，但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官僚利益集团只知道内斗，置军国大事不顾，外战外行、内斗内行，最后清军入关，投降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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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电视剧中，九头虫给小白龙戴绿帽子这段，实际上是改编的，原著中并没有。为什么改编呢？因为不改的话不能看。
原著中，碧波潭龙王和女婿九头虫偷了祭赛国金光寺的舍利子，那国王不明就里怪罪于金光寺和尚，拷杀了寺里和尚，唐僧师徒得知事情原委，孙悟空i便与猪八戒去碧波潭讨要舍利子，联合二郎神，打伤了九头虫，将老龙王一家杀得断子绝孙，只留下一个龙母，还用锁链穿了她琵琶骨，锁于塔心柱上镇塔，改金光寺名为伏龙寺。那些有背景的妖精，无论犯下多大错都没事，大鹏、白象、狮王在狮驼国杀得“骷髅若岭，骸骨如林。人头发翙成毡片，人皮肉烂作泥尘。人筋缠在树上，干焦晃亮如银。真个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难闻”，最后不了了之。而碧波潭龙王，偷了个舍利，龙子龙孙、虾兵蟹将，被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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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佛祖将齐天大圣压在了五指山下，《西游记》原文是这么说的：“汝等在此稳坐法堂，休得乱了禅位，待我炼魔救驾去来。”
这里的“炼魔”二字很有讲究。魔和妖是有区别的，《西游记》中称孙悟空为心猿，隐喻为真心、赤子之心，如同孩童。但“真心不等于清净心”，孩子一片烂漫，事事出于本心，但“也能善、也能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真心就会朝着邪魔外道而去。心若在，魔就在，而“炼魔”，则是将真心炼化为清净心。是以，炼魔炼的是自己、自己人，而降妖则是敌我斗争。天宫诸神，对孙悟空一口一个“妖猴”，欲除之而后快，而佛祖一句“炼魔”，立见高下。佛祖劝说悟空：“趁早皈依，切莫妄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清代黄周星评论说：一篇议论，无限慈悲，无限棒喝。非佛祖不能为此言。诚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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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并没有阎王和地狱这个概念。地狱和地府在上古时代是两个概念，没有佛教地狱文化之前，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地府，是泰山帝君在管理，对应着人间的官府。
伴随佛教文化的流入，和本土文化的融合，才慢慢衍生出前府后狱的概念，元代三教的融合，至明代《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流传而发扬光大。民间信仰为什么造出阎王、地狱地府的信仰呢？那是因为权贵阶级的堕落。在汉末至唐朝的门阀时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过往以皇帝为代表的权贵阶级还怕天，皇帝号称天子，起码还忌惮举头三尺有神明。后来权贵阶级发现，无论怎么鱼肉百姓，好像也没怎么受天意的惩罚，便愈加肆无忌惮。人间的帝皇逐渐与天界的帝皇平起平坐。此时，老百姓该怎么办？行吧，你不信天，可不论何种身份，你总会死吧。所谓“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何等的悲哀与辛酸之语。言下之意，也罢，活着被你们欺压，但大家都得死吧，死后总有个公道。恰逢此时，佛教进入中国，其所宣扬的十八重地狱受苦的观念于是才大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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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抵抗蒙古铁骑进攻的过程，也极为惨烈。
在开封被围困期间，城中粮食匮乏，一切能吃的都吃完以后，便开始人吃人的惨剧。金哀宗退守蔡州，金军在大将完颜阿斜虎率领下，誓死抵抗，在情况极端不利之下，数次击退蒙军，最后城破，经过激烈的巷战殉国。在忽必烈一统天下之前，自唐末五代十国直到南宋，实际上中国已经分裂了四百多年，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从今天往回追溯四百年，那会儿还是明朝。当时江淮以北的汉人看长江以南的汉人，就和今天我们看越南人的眼光差不多，所以元朝统一之后，长江以南的汉人被称为南人。两宋时期，江淮以北的中原地区，先是辽朝统治，再是金朝统治；陕西、宁夏、甘肃地区是西夏；西藏、青海等地是吐蕃；云南等地是大理国。在金朝统治华北平原时期，大量来自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徐达北伐之后，大明再次以汉人为主体统一中国，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大量蒙古人、女真人与汉族人生活在一起，逐渐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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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把刘邦的爱妾戚夫人做成人彘，手段确实狠毒，但戚夫人死得一点不冤。
吕后的一生如履薄冰。出生名门、大家闺秀，却在二十岁的美好年华，嫁给了中年流氓刘邦。刘邦成天在外鬼混，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女养育成人，带着孩子下地干活。刘邦在土埋脖子的年龄开始创业，落草芒砀山，对家里不管不顾，吕后被连累抓进监狱，受尽狱卒的凌辱。好不容易出狱，一边给土匪刘邦送吃、送穿、送用，一边帮刘邦做宣传，说他头上有王气。刘邦和项羽对峙三年，吕后被项羽关了整整三年。终于项羽败亡后，她回到了刘邦身边，而此时刘邦却已姬妾如云。可吕后却任劳任怨地当起了第一政委，稳萧何、诛韩信、杀彭越，帮刘邦坐稳江山。不仅如此，吕后的家族更是刘邦打天下的肱骨力量，刘邦出汉中、下三秦，吕后的二哥吕释之率兵客从；刘邦偷袭项羽的老巢彭城，被战神项羽打得满地找牙，兵败后投靠吕后的大哥吕泽，强如项羽愣是没拿下吕泽的下邑。之后又是吕泽起兵客从，帮刘邦再次东山再起。吕家是客从，率兵入股，是刘邦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不是上下级，没有吕后这层关系，吕家凭什么帮刘邦？汉初功臣，张良、陈平、周勃、樊哙等，都和吕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吕后和吕家出钱出力出人，受尽苦难，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然而戚夫人，一个老农民的女儿，没有功劳、没有势力，仗着几分姿色和刘邦宠爱，看准了刘邦忌惮吕家势力、想换太子，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想摘桃子，做什么春秋大梦呢？她也不想想，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即使登上皇帝位，有吕家在，这皇位能坐得安稳？刘邦死后，如果戚夫人认清现实、跟随千古，或许能免苦难，可惜戚夫人贪生怕死，最后落了个如此凄惨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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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清末满清军队面对西方的军事失败是源于武器的代差，实际上这种观念并不对。
如果说武器代差，当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面对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那代差更大，美军可是有海陆空的全方位优势。实际上，清军在同治中兴时期，通过洋务运动，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也发展了许多军事工业。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的淮军一溃千里，大量先进的军事武器和物资被日本缴获。在八国联军攻占京城时，西方联军缴获了大量的清军的先进武器，至今在美国军事博物馆仍有展示。清军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军人没有战争意志。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表现的明白无疑，很多清军炮台甚至事先和英军沟通好，互不攻击。然而同样的人种和民族，在朝鲜战场之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表现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素质，没有之一。那么区别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那就是主人翁意识。满清的军队，兵员大多是底层的汉人，受尽了满人和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他们当兵是为了吃碗饭，完全没有必要为满清朝廷和官僚地主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志愿军恰恰相反，当时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背后是自己的家人和国家民族，他们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是令人无比钦佩的。民意和战争意志，才是战争胜负最关键的因素，而武器代差仅仅只是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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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在清政府与西方国家谈判期间，沙俄趁机出兵占领东北，以军事威胁讹诈清政府签订一则十二款的条约，这项条约不仅使沙俄军队占领东北合法化，且无耻地要求清政府支付沙俄军费。
彷徨无助的清政府征求东南诸省的地方大员意见，此时谁是国贼，便一目了然。亲俄的李鸿章支持签约，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强烈反对，驻东京、伦敦和柏林的中国公使也纷纷反对。李鸿章害怕与沙俄的谈判破裂，支持接受沙俄条约。而刘坤一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接不接受该条约，沙俄都不会把东北还给清政府。张之洞更强调，如果清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威胁，则可能被列强进一步瓜分。最后清政府下决心拒绝了沙俄，结果也并没有产生什么可怕的结果。其实从始至终，沙俄都是在抓住时机讹诈清政府，而李鸿章则一再予以配合。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以及之后的马关条约谈判中，李鸿章也一直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清末乱世，又遇如此国贼，怎能不败？现在竟然有认为李鸿章很不容易的观点，哪点不容易？是他死后剩下的几千万两雪花银带不进棺材，所以不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