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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开国帝君，在军事天赋上，唯二的便是李世民和朱元璋。
毛主席认为李世民第一，朱元璋第二，但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从小耳濡目染，且有雄厚的家族资本，起点超过绝大多数人。再加上天生的军事天赋，能赢得天下，不足为奇。而朱元璋出生贫贱，是从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最巅峰的，而且是古往今来能同时完成以长江下游讨平实力强大的上游、率南方之军横扫北方两项战争奇迹的千古独一人。从这个角度上讲，没有任何帝王能与之相比。当然还有一位毛主席，不过毛主席身处近代，其学识、眼界、修养、胸襟气度，都不是古代家天下的帝王能够相提并论的。在军事上，毛主席更带出了一支有主义、有信仰的军队，其精神延续至今，更非古代为了子女玉帛、荣华富贵而打天下的军人将领可比的。因此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不在讨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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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贸易战并不是特别了解，以为贸易战是特朗普当总统时发起的，其实并非如此。
奥巴马时期，对华贸易战就已如火如荼，小布什时期，也经常祭出贸易大棒。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便是全世界被贸易制裁最多的国家，不仅美国这么干，欧洲也这么干，甚至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都曾挥舞贸易大棒。为什么呢？因为有恃无恐，这些国家知道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于外贸。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虽然很强，但国内的消费能力跟不上，根本消费不掉这么多工业品，只能外销。贸易制裁实际上就是掐住了你的三寸。过往每次贸易制裁，中国都不得不去欧美大采购。这种情况，反而是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发生改变，当时中国没有选择退让，而是强硬的和美国打贸易战。工业能力如今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底气，你禁芯片出口，我就禁稀有金属出口。但是贸易战不会有赢家，只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段，大家感觉越来越难，便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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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四大太监：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
以刘瑾为例，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必须得死？以清丈土地为例。清丈土地，在明朝有三次大规模行动。第一次是朱元璋主持的，第三次是张居正主持的，第二次便是刘瑾主持的。正德二年十月，勘察徐保投献皇庄的土地四千三百余顷，退还原来的田主，正常纳税。地主们把土地投献皇庄的目的，就是为了避税，这么一查，得罪了京官权贵。正德二年十二月，清丈大同、宣府军屯土地，大同查出五十九万多亩军屯土地被军官侵占，宣府则查出二十多万亩。此举得罪军官。正德二年十二月，查泾王府土地；正德四年二月，查徽王府土地，查出非法隐藏纳税土地几十万亩。此举得罪皇亲国戚。正德三年二月，前往山东清查土地；四月，前往陕西宁夏清查土地；五月，前往甘肃四川清查土地。此举得罪地方官。此外，刘瑾还改革官员考核制度，随时抽查，规定长期休假不在岗及生病满一年的，全部强制退休。此举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所以刘瑾必须得死。最终他也死了，被污蔑谋反，判处凌迟，剐了三天、三千多刀。刘瑾的惨死昭告世人：只忠于皇帝而得罪官僚集团是不行的，触动权贵利益的改革者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刘瑾死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出头做这种事，于是乎，明武宗朱厚照试图推动的变革，刚刚开始便因刘瑾之死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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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到一个历史人物，挺让人动容。他是明末的一名文人，名叫张大同，颍州人士（今安徽阜阳），父亲张鹤鸣，一度曾做到明朝天启年间的兵部尚书，崇祯初年辞职归乡。
崇祯八年，当时外有满清，内有起义，天下大乱。颍州也发生农民起义，张大同和父亲散家财，组织义兵守颍州城，城破，其父张鹤鸣被起义军执获，凌辱而死。张大同将几个弟弟和家人送出城后，回城救父，见父亲被杀，匍匐于地，嚎啕大哭，对起义军痛骂不止。起义军盛怒之下，用火烧其四肢，燎其胡须脸庞，将其折辱至死。读完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农民起义乃是因被压迫活不下去，一旦有人揭竿而起，便会一呼百应。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惨绝人寰的暴虐、抢夺、屠杀，人性的扭曲，被动乱的社会环境无限放大。元末，张明鉴的长枪军荼毒扬州，没粮食，便以人为军粮，张明鉴被朱元璋击败投降后，扬州城仅余18户人家。明末，张献忠之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四川曾经有600万户，被张献忠、清军等几乎屠杀殆尽，至清顺治年间，仅余千户。清末，一个太平天国起义，死在清军、太平军、土匪刀下的人口高达一亿，江南人口急剧下降。刚又看了一个叙利亚境内叛军屠杀政府军的视频，庆幸活在这个太平的中国，希望现世安稳，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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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到现在还有人被开发商的言论忽悠。
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认为房价高是因为政府收的钱多、地价高。这种言论的典型代表就是王健林和许家印。怎么还有人会相信这两个人的话呢？两个靠着房地产，在短短十来年成为全国首富的人，他们的话竟然还有人信？哪行哪业能够赚钱像他们赚的那么快？其实这种言论的背后，有一个逻辑陷阱，大家想想，如果政府把地价和税收降低，那请问开发商会不会把房价降低？怎么可能呢？你当这帮人都是慈善家呢？开发商的这种言论就是把锅甩给政府，在中国当下的高房价格局中，不是政府地价高、税收高的问题，而是政府在房地产税收等相关政策上不合理，在地价和税收上收的太少，以至于一帮开发商靠着房地产迅速发家，短短二十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我不否认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政府多收钱，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有钱投入，你吃不了肉还能喝口汤，然而让开发商多赚钱，除了高房价，你啥也得不到。我不是在为政府行为辩解，它有它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对于开发商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失位，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和开发商们说的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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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看对外军事战绩，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内政情况，因为军队战斗力和政治腐败直接相关。由此出发，就会发现，真实的情况和文人写的历史有时是相反的。
比如明朝的仁宣之治和三杨内阁。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对蒙古尚能取胜，因为在明太宗朱棣的打击之下，蒙古一蹶不振。然而朱瞻基却丢了越南，朱棣耗费二十年时间和巨大国力、将士浴血奋战而打下的越南，在朱瞻基和杨士奇等人手中，轻易就丢了。为什么？因为越南境内有独立势力反抗，明军打不过。为什么越南人民反抗？因为明朝派去的官员贪污腐败、暴虐无道。官员是谁选的？那个被吹上天的三杨内阁。为什么朱棣能打下越南，而朱瞻基却不行？因为仅仅二十年，明军就因为腐败问题而丧失战斗力。腐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仁宣之治开始，明仁宗、明宣宗一味相信三杨内阁，不像朱元璋、朱棣那样，通过锦衣卫和东厂来监督官僚集团。三杨内阁是什么人？杨士奇的儿子横行乡里，为抢夺田地打死了几十人。杨荣的儿子也是家乡一霸，横行霸道，杀人夺利。杨荣本人还收受边疆将领贿赂。杨溥是个和稀泥的老官僚。三杨内阁是文官之首，带头贪污腐败，拉帮结派，提拔亲信，官官相护，忽悠皇帝，如此上行下效，内政腐化，军队丧失战斗力，越南怎能不丢？明宣宗朱瞻基死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杨士奇继续执掌内阁，长达40年，其死后第五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这一切难道不是因果关系嘛。然而，历史上，三杨内阁和仁宣之治却被吹上了天，可悲可笑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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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我只写出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读者自有评价。
其一，在社会环境极端不利、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其二，中国人均寿命由民国时期的35岁增长至65岁，人口数量增长一倍。其三，文盲率从90%以上降至10%以下。其四，从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七大工业国（美、苏、日、德、英、法、中）。其五，使中国成为三大热核武器国家之一（美、苏、中）。其六，消灭国内土匪恶霸。其七，历史上第一次军事进驻西藏，并建立文官政府进行管理，使西藏摆脱了残酷无情的宗教统治。其八，抗美援朝，在武器存在代差的情况下，击败以美军为代表的联合国军。其九，珍宝岛之战击败苏联。其十，1963年大败印度。其十一，70年代支援越南，再度击败美军。其十二，在重工业基础打牢，并拥有核武器卫国，且强力整顿官僚集团的基础之上，毛主席过世之后，中国以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人速度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二大经济强国，短短几十年，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等，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遥想百年之前，中国仍是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凌辱的国家。如此功绩，读者自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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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见不得吹嘘宋朝的人。很多人说什么宋朝是最富有的朝代，当真如此吗？
宋朝税收来源，主要包括白银（两）、丝绢（匹）、铁钱和铜钱（贯）、草料（束）、粮食（石）。在计算税收时，不区分单位，统称为“贯石匹两束”。宋仁宗时期，财政收入是一亿“贯石匹两束”左右。有人不顾常识，直接说成一亿贯，然后又直接说一贯钱等于一两白银，所以宋仁宗时期的财政收入高达一亿两白银。这种推理是错的。“贯石匹两束”的价值远低于“贯”，而宋代的“一贯钱”又远不值“一两银”。综合来说，所谓一亿“贯石匹两束”折合下来也就3000～5000万两银子而已，远非什么财政实力很强的王朝。细数宋朝的积贫积弱，方方面面，简直一言难尽。宋朝财政的70%养了兵员和文官。宋仁宗时期，兵员高达120万，而唐朝和明朝中期只有50万。也就是宋以一半的国土面积，养了两倍于唐、明的兵员。然而，这么多军队，在对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大量赔付。欧阳修说：“中国大货利止茶盐，今西夏一岁三十万斤，辽国更要二三十万，我朝岂能不困？” 司马光说：“自西夏叛，以至纳款，才五岁尔，天下困敝，民不聊生。” 又要对外养大爷，又要对内养兵员和文官系统，钱从哪里来？只能搜刮百姓，因此宋朝老百姓承担着古代历史上最高的税负，类似于水浒梁山的起义多如牛毛。有些文人之所以吹宋朝，主要因为宋朝对官僚集团太好。包拯一年的年薪，相当于现在1000多万，还不含税，其他朝代根本没得比。又不杀官员，那些文臣武将无论怎么贪污腐败，对外打仗无论输得多惨，最多不过是丢官回家享福，他们能不吹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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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哪个国家，何种体制，大部分社会资源，掌握在少数群体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几乎是一种难以违背的自然世界的规律，哪怕是猴群、狮群，也是如此。人类社会，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肉食者吃肉，没办法阻止，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矛盾和斗争是什么？就是，让吃肉的人，带着剩下的底层人民喝口汤。肉食者不能太过于贪婪，让底层人民活不下去。但是，如果人人都想做肉食者，那也是不可能的。且不谈社会资源之类的事，个人禀赋的差距，也是真实存在的事。过分的强调所谓的公平正义，和过分的贪婪，是两个极端。但话说回来，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是肉食者过分贪婪导致的，因此在今天而言，再怎么强调公平正义，也不为过。但如果太绝对，成为计划经济，人为的抹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那也适得其反，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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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和秦汉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这一点其实从武器上便能看出来，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沙钢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铁技术。由于技术限制，当时欧洲最长的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仅为60厘米，罗马士兵用的剑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超过一米，不仅能刺，而且能砍。西欧出土的罗马时期的铁剑，硬度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更不要提汉代士兵普遍配置的环首铁刀。因而，被汉朝军队屠杀驱赶的匈奴骑兵，最终不得不向西迁徙，结果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了西罗马的灭亡，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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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货币那么多，物价却没有失控？因为影响物价的，是流通中的货币，如果大量货币只是在银行账户上趴着，不仅不会影响物价，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市场缺乏流动性，而引发萧条。
为什么货币会在银行账户上趴着？因为贫富差距，少数人占有大量货币。富人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吃不了八顿饭。而普通人的钱，只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没有太多钱消费，货币虽多，并未进入流通市场，再加上中国的商品生产能力强，自然物价起不来。现在的问题是，货币趴在银行账户上，银行压力山大，而市场缺乏流动性，进而到处缺钱，到处是债务。缺乏流动性，导致了一片萧索的景象，普通人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以前富人吃肉，普通人喝汤，大家也还都满意，现在连口汤都喝不着，所有人都不满意。富人少吃口肉没事，但普通人没汤喝，影响就很大。这便是这次政策出台的背景。但光靠政策补充流动性，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怎么让富人把钱拿出来，去投资、去流通，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他们吃肉，带着普通人喝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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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价格的上涨，一定是与货币的流向息息相关的，现在所有的国家，货币都太多了。但是货币多，并非意味着物价会失控，这是两个概念。
以房市为例，为什么这次会跌？因为没有资金进入房市。为什么没有资金？两个原因，其一是国家在2021年以后对于金融机构和房企的严格控制；其二是购房者减少，减少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由于银行严控资金导致投机炒房者减少，比如刚需越来越少，比如年轻人的观念转变，再比如生育率下降等。今天的政策，则是向房地产注入流动性，以防止房市雪崩。金融机构基本已经放开了，那么难就难在，需要人去买房，没有足够的需求，房市依然起不来。也就是说，未来房市如何，现在政策已经给到位了，关键在于需求端有多大，有多少人去买房，应该说在这个节点去买房的，都是刚需。问题是，这个刚需有多少？这是决定未来房市的关键因素。所以像三四线城市，已经需求很少了，房价不可能起得来。如果有人认为房价会再次大涨，请问他自己会不会投资一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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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桃花源不可能存在于世间？
用电影《笑傲江湖》里的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性有好有坏，有人的地方，便有坏人、好人，就一定会有坏人欺负老实人，强取豪夺、不劳而获。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发展出政府机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政府，并不意味着世外桃源，与之相反，往往是弱肉强食、黑恶横行。政府，是把必要的暴力集合起来加以理性的管理和使用的机构。没有政府，就意味着暴力的泛滥和非理性使用。无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强盗的自由。当然，政府的治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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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的重大影响，一是武将勋贵集团损失惨重，宦官集团彻底失势，文官集团从此一家独大，明朝前期的权力结构被打破，由此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官统兵，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明亡，便与这个制度有很大关系。
二是朝局动荡，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变故，导致全国局势失控：南边的广西起义已演变成两广起义，且义军进入湖南；帝国腹地的荆襄，流民起义，号称百万，攻打襄阳；西边，四川、宁夏也有几万人的大起义；北边，蒙古和建州女真不断寇边，明军作战连连失利；甚至连东边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出现了小股暴动。东西南北中，无不烽烟四起。这局势，甚至比崇祯年间的局面更加严峻，俨然有亡国之势。在如此局面下，明宪宗朱见深登基，开始收拾父亲明英宗留下的烂摊子，他当时才十八岁。然而就是这样，在朱见深长袖善舞之下，明帝国危机被一步步化解，最终化险为夷。这当然与朱见深的政治手腕有很大关系，而另一个关键是，当时的文官集团刚刚崛起不久，还不能完全左右朝政，掣肘皇帝。而到了崇祯年间，皇帝的命令在臣僚眼中，已成了一纸具文，难以得到执行，崇祯再有能力、再有本事，也发挥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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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是战术上的绝顶高手，但朱元璋却是战略上的大师，这两者的配合，是明军无往而不利的关键因素。
徐达唯一一次战败，便是由于不遵循朱元璋的战略安排，轻敌冒进，深入大漠，以致被手下败将王保保抓准时机，斩杀精锐明军数万人。此事多年之后，朱元璋仍旧耿耿在怀。洪武五年，明军分三路大军北上清沙漠。在此之前，朱元璋已感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主张战略防守。但一众将领，一则为往日的胜利冲昏头脑，觉得元军不堪一击；二则常年征战，想安享富贵，但元军却屡屡寇边，不胜其烦，故而均主张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元军。在这次军事决定上，徐达的意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看众将意见统一，朱元璋也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确定出征的战略方向上，朱元璋一再强调稳扎稳打、徐徐图之，然而众将急躁的心理影响了战略执行。王保保不断以小败，诱敌深入，而一向持重、用军如神的徐达，竟然上了当，以致被元军围困，损失惨重。幸而徐达毕竟身经百战，临敌不乱，敛兵自守，才不至于老马失足。此战之后，明军进入守势，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再次清沙漠，获得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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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友谅与朱元璋的龙湾之战和鄱阳湖大战两场战役中，张士诚都没有趁机进攻朱元璋，是以很多人点评张士诚没有战略眼光，目光如豆。
其实这都是后世文人的狭隘观点，他们站在上帝视角去分析，就觉得张士诚应该出击，一鼓作气击败朱元璋，但站在当时的情境下，张士诚选择坐山观虎斗，才是最正确的抉择。试想，如果张士诚配合陈友谅击败朱元璋，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很明显，只能得到一个比朱元璋更强的对手——陈友谅，去了豺狼，来了猛虎。当时，对于张士诚最理想的结果是：坐看朱元璋与陈友谅鹬蚌相争，争个你死我活，然后坐收渔翁之利。而张士诚也是做这样的战略部署的，在朱、陈争锋之时，迅速出兵，渡江北上，拿下淮东、淮西，包括朱元璋的老家濠州，已对朱元璋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陈友谅竟然会在短时间内败得那么快，败得那么彻底。朱元璋不仅没有元气大伤，反而在吞并陈友谅之后，实力大涨。其实张士诚的处境，就像三国时期的东吴，无论魏蜀哪个赢，最终都只有被吞并的命运。其人行政素质不如朱元璋，军事才能不如朱元璋，麾下将领不如朱元璋，文臣谋士不如朱元璋，最后败给朱元璋，顺理成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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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毛泽东23岁，初出茅庐，却干了一件奇事。
当时军阀奋战，桂系军阀入湖南作战，两千残兵在败退过程中涌向长沙。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兵油子，打算到长沙干一票。长沙城面临浩劫。大家惊慌失措之际，一介书生毛泽东经过一番观察思考之后挺身而出。他说服大家战斗，组织两百学生和五十警察，在学校和附近的山上布置疑兵，不仅成功挽救了长沙，而且缴了两千散兵的械。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天赋与素质是有很大差别的，有些人就是天生具备一些常人没有的素质。朱元璋带着二十几个人走出濠州，便能用计擒贼先擒王，缴了三千人的驴牌寨，随后击败缪大亨两万人的队伍，并将之收归麾下，形成三万人的班底，打下滁州。那一年他27岁，参加起义军两年，25岁前的主要身份是农民、乞丐、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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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一朝完成的大事：
五征漠北，彻底摧毁了北元反攻中原的能力；南征越南，自汉朝之后，又一次把越南北部地区正式纳入版图；远航西洋，发展出繁荣的朝贡贸易。明朝官员的俸禄一度从米变成贸易所得的香料；编成《永乐大典》，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过去历朝历代，想要同时做这么多事，几乎一定会耗尽国力。然而永乐一朝，不仅把这些事全部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强盛势头，也没有爆发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由此可见，经过了朱元璋的洪武朝以及朱棣的永乐朝之后，明朝的国力发展到了何等程度——已完全可以比肩唐朝鼎盛时期。而朱棣之所以能完成这么多事，很大程度是因为朱元璋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过元朝残酷的统治和元末乱世，仅洪武一朝，人口便恢复到六千多万，超过宋元鼎盛时期。洪武后期，国家税收每年超过3000万石，是元朝时候的两倍，国库充盈的同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承平。

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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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也好，自由贸易也罢，都是好东西，这个得承认。但是不能幻想，只要通过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就能发展起来。
西方国家在建立所谓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之前，满世界殖民掠夺，发了大财，技术也得到进步，然后才搞了自由贸易、市场经济。亚当斯密主张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而英国的全球霸权早已形成。工业革命前的100多年，英国就已经侵略印度，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发达国家中，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全部都是殖民掠夺的帝国。所以关键在于，不能将自由贸易建立在西方霸权的基础之上。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平等和安全，不是你有核武器我有纺织品、你有航空母舰我有粮食土豆这种“自由贸易”。只有被殖民侵略的国家也有了航母和核武器，然后才能去跟殖民列强们谈自由贸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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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一向被称为特务机构，其实并不准确。
在明朝，特务能侦查什么情报？东厂设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那时候，内部既没有反动势力搞和平演变，外部蒙古、女真势力的敌情侦查属于文官机关负责，农民起义越来越少，谋反之事更加没有。那么东厂所谓的“特务”职能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其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对文官集团不利的相关情报：腐败、特权营私、冤假错案、政策执行不力等等。这种职能，更接近于监察机构，而非特务机构。也正因此，东厂遭到文官集团的痛恨和鄙视。在文人笔下写就的历史中，也就成了无恶不作、坏事做尽的邪恶团体。

煮酒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