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重聘财,宋人重嫁资
让我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历史变迁时,我们会想到哪些改变? 显然,历史是由一系列社会变迁串起来的,不过人们关注的总是那些重大的变动,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领主贵族的没落、王权国家的崛起,秦王朝的废封建而立郡县,东汉—两晋士族的形成,隋唐时科举制的创立,晚唐时两税法取代租庸调、门阀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宋代的“文艺复兴”与“城市革命”,晚明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晚清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等等。 我们很少会去注意那些很不起眼的、似乎无关宏旨的社会变化,但这些许多人视若无睹的变化中,可能隐藏着重要的历史演变信息。 第二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唐朝社会与宋朝社会有什么不同时,我们又会想到哪些“唐宋之变”? 相信朋友们可以马上列举出很多不同点:唐人以诗胜,宋人以词胜;唐诗尚情,宋诗尚理;唐朝藩镇坐大,宋朝中央集权;唐朝有和亲,宋朝有岁币;唐朝有均田制,宋朝却“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唐朝定都于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唐朝疆域辽阔、一统海内,宋朝则先后与辽国、金国、元朝并峙;唐人开放,宋人保守(这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却符合今人对历史的印象);唐朝的对外贸易重心是陆上丝绸之路,宋朝的对外贸易重心是海上丝绸之路;唐朝的盛况是“万国衣冠拜冕旒”,宋朝的盛况是“涨海声中万国商”…… 但我今天要说是的一项许多可以没有留意的“唐宋之变”——即唐宋之际的聘礼与嫁妆的变迁。虽然这一变迁似乎无关宏旨,其实却隐藏着重要的历史演变信息。 如果婚姻是一道选择题:花费一大笔聘财,聘娶门阀士族之女为妻;抑或是迎娶没什么门望的富户之女,从而获得一大笔嫁妆?那么对宋朝士子来说,他们会更乐意于选择后者。而对唐朝士子来说,他们恐怕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所以才会有“陪门财”现象的产生。 这并不是我们的胡乱猜测,且听宋朝人说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 “今人”即宋人;第二段话:“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然而来,安以就之。” “近年”即北宋中叶。 唐宋婚姻观念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重门第与重资财之别。按司马光的概括,宋人婚姻重资财表现在两个方面:1)问嫁资厚薄;2)问聘财多少。也就是说,宋人议婚所贪图的资财包括嫁资与聘财。不过,相对于聘财问题,嫁资的问题无疑更受宋人关注,我们去看宋朝的史书、宋人的文章,谈聘财问题的寥寥无几,谈嫁妆问题的俯拾皆是。 包括司马光,他批判的重心同样放在聘财问题上,我们看他怎么说:“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 对聘财问题一笔带过,对嫁资问题则重点批判。 这倒不是因为司马光偏心,而是在宋代,厚嫁之风确确实实远甚于厚娶之风。但在唐代,情况正好相反。所以我们不妨删繁就简概括一句:唐人重聘财,而宋人重嫁资。
让我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历史变迁时,我们会想到哪些改变? 显然,历史是由一系列社会变迁串起来的,不过人们关注的总是那些重大的变动,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领主贵族的没落、王权国家的崛起,秦王朝的废封建而立郡县,东汉—两晋士族的形成,隋唐时科举制的创立,晚唐时两税法取代租庸调、门阀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宋代的“文艺复兴”与“城市革命”,晚明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晚清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等等。 我们很少会去注意那些很不起眼的、似乎无关宏旨的社会变化,但这些许多人视若无睹的变化中,可能隐藏着重要的历史演变信息。 第二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唐朝社会与宋朝社会有什么不同时,我们又会想到哪些“唐宋之变”? 相信朋友们可以马上列举出很多不同点:唐人以诗胜,宋人以词胜;唐诗尚情,宋诗尚理;唐朝藩镇坐大,宋朝中央集权;唐朝有和亲,宋朝有岁币;唐朝有均田制,宋朝却“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唐朝定都于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唐朝疆域辽阔、一统海内,宋朝则先后与辽国、金国、元朝并峙;唐人开放,宋人保守(这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却符合今人对历史的印象);唐朝的对外贸易重心是陆上丝绸之路,宋朝的对外贸易重心是海上丝绸之路;唐朝的盛况是“万国衣冠拜冕旒”,宋朝的盛况是“涨海声中万国商”…… 但我今天要说是的一项许多可以没有留意的“唐宋之变”——即唐宋之际的聘礼与嫁妆的变迁。虽然这一变迁似乎无关宏旨,其实却隐藏着重要的历史演变信息。 如果婚姻是一道选择题:花费一大笔聘财,聘娶门阀士族之女为妻;抑或是迎娶没什么门望的富户之女,从而获得一大笔嫁妆?那么对宋朝士子来说,他们会更乐意于选择后者。而对唐朝士子来说,他们恐怕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所以才会有“陪门财”现象的产生。 这并不是我们的胡乱猜测,且听宋朝人说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 “今人”即宋人;第二段话:“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然而来,安以就之。” “近年”即北宋中叶。 唐宋婚姻观念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重门第与重资财之别。按司马光的概括,宋人婚姻重资财表现在两个方面:1)问嫁资厚薄;2)问聘财多少。也就是说,宋人议婚所贪图的资财包括嫁资与聘财。不过,相对于聘财问题,嫁资的问题无疑更受宋人关注,我们去看宋朝的史书、宋人的文章,谈聘财问题的寥寥无几,谈嫁妆问题的俯拾皆是。 包括司马光,他批判的重心同样放在聘财问题上,我们看他怎么说:“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 对聘财问题一笔带过,对嫁资问题则重点批判。 这倒不是因为司马光偏心,而是在宋代,厚嫁之风确确实实远甚于厚娶之风。但在唐代,情况正好相反。所以我们不妨删繁就简概括一句:唐人重聘财,而宋人重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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