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此后八年时间里,他手上经手的包裹数量达到几十万件量级,是他自己反复提到过的数据。
外界最初的疑惑很直接,一个在读博士,为什么会长年送快递?谭超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的解释并不复杂。他家里条件普通,本科毕业后不愿再向父母伸手,考研考博期间既要挣生活费,也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看书时间。快递这一行入行门槛低、时间安排相对灵活,只要肯出力,就有稳定收入。他把学校当成主要客户群,配送范围集中在几栋楼之间,效率能压到最高。
在2010年前后,网购正处在快速扩张的阶段,校园快递需求水涨船高。谭超摸索出一套自编代号的取件方法,把每一件快递用简单的字母加数字重新编号,方便学生自取,也方便自己找件。这套办法后来被媒体拿出来反复讲,一定程度上让他显得更像一个"研究型"的从业者,而不是被动打工的学生。
一句"脑子有问题"引来风波
争议真正被放大,是在2016年底到2017年间。有媒体在校园里采访他所在学院的老师,其中一位受访者的表态很直白,大意是这个学生"脑子有问题",认为一个已经读到博士阶段的年轻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送快递这种重复性劳动上,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了整件事最刺眼的一个注脚。
围绕这句评价,网络上的立场分成了两派。一派站在传统观念一边,认为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把自己"熬"成博士,本该走进研究所或者高校讲台,端起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人担心这样的样本一旦被放大,会给正在读书的年轻人传递一种消极信号,让"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
另一派则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们的观点也很朴素,学历不代表必须绑定某一种职业,只要合法、劳动所得,就没有高低之分。谭超在读书期间靠自己挣出学费和生活费,把学业推进到博士阶段,同时还完成了成家、买房这些人生节点,从任何一个维度看,都很难和"荒废"两个字挂上钩。中国邮政快递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在此后几年的评论中,也多次以他为案例讨论过职业选择的多元化。
这里有一点需要澄清。所谓"老师认为他脑子有问题",更接近于个别老师的私下评价,而不是学校层面的正式判断。烟台大学在此后并未对谭超作出任何负面处理,反倒是校园里的师生对他这位"熟脸"的接受度普遍不低。快递代收点开在校园周边,他和不少老师、学生都打过多年交道,口碑并没有因为一句评价被推翻。
这场风波背后,其实是一个更深的社会命题。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博士群体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稀缺的"精英标签"。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学博士生规模已经突破61万人,博士毕业生年招生量、授予学位量也在持续增长。当博士从一个身份符号回归到一段学习经历,社会对他们的职业期待自然也需要重新校准。谭超只是把这道题提前放在了公众面前。
站点关停后转身寻找新出路
事情在2018年出现了一个转折。当年11月,《北京晨报》等媒体再次跟进报道,提到烟台大学开始由校方统一管理校内快递,谭超经营多年的代收点面临关停。他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回避这一变动,坦言原有的营生模式确实要调整,同时透露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是希望利用博士阶段积累的专业背景,走上讲台,去中学或者高校做一名历史学科的老师。
这个方向选择并不突兀。他攻读的是历史学博士,本身就有从事教学科研的学科基础;八年送快递的经历让他攒下了积蓄、锻炼了体力,也让他对基层劳动、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更直接的观察。这些经历放在人文学科的课堂里,本身就是可以调动起来的素材。
关于2018年之后谭超的详细公开动向,权威媒体的持续跟踪并不算多。可以确认的是,他在此后没有再以"送快递"这一身份大规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也没有出现负面消息。从公开信息看,他此前多次表示会继续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把重心转向教学和研究方向。这条路径与他2018年对媒体的表态是一致的。
回头再看当年那句"脑子有问题"的评价,放在八年多的时间尺度里去审视,答案已经比较清楚。谭超既没有荒废学业,也没有把自己困在快递三轮车上。他把打工挣钱、读书深造、组建家庭这三件对普通人来说都不轻松的事,在同一段时间里咬牙推进完成。这种做法算不上人人都能复制的模板,但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人生的节奏不必完全按照别人预设的时间表来走。
在中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下,高学历人才的职业分布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几年多次强调,要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鼓励到基层、到新业态就业创业。谭超的经历放在这个语境里,并不显得刺眼,反而多了一份现实注脚。一个愿意脚踏实地挣钱、又不肯放下书本的年轻人,无论他最终站上的是讲台还是继续在其他岗位深耕,都算得上是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另一种诠释。
至于当年那位说他"脑子有问题"的老师,如今大概也会重新思考这句评语。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把学生送进某一种既定的职业,而是让他们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谭超用八年时间和八十万件左右的快递,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