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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法治调查记者,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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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贵耕:800万“运作”费究竟运作了谁?—— 出资7000万者出局,“零出资”的退休民警却执掌2亿园区
    据澎湃新闻9月18日报道,长沙鑫创安智能物流园估值超2亿元,这处入驻200家企业、日吞吐量超8000吨的成熟园区,控制权最终落到退休民警黄某鑫手中。前合伙人阳冠军自称累计投入七千余万元,却被踢出项目;黄某鑫被指项目中“一毛未出”,依靠一份股权代持协议赢得股权诉讼。随着800万元“运作”账本曝光,一桩交织着公职人员违规经商、股权纠纷、资金疑云的复杂事件,摆在公众面前。 整件事件充满戏剧性的反转。阳冠军称,当初看中地块区位优势,计划打造物流园区,希望借助黄某鑫的人脉协调土地、审批等事项。项目土地租赁、基建建设、对外招商的全部资金,均由阳冠军以及三十多名民间投资人筹措。阳冠军表示,项目初期按对方要求支付合计约800万元的各类“运作开支”,用于宴请、转账疏通关系。为压低中小投资人股权收购价格,双方倒签一份虚假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杨冠军作为名义持股人。不曾想,原本用来对外演戏的协议,反过来成为黄某鑫索要全部股权的法律凭据,“假代持” 演变为真实的股权夺取。 两场民事诉讼、一次检察院抗诉之后,法院依据股权代持协议,将物流园主体公司 80% 股权判归黄某鑫。判决书同时留了一道口子,确认阳冠军享有对应的财产性投资权益,可另案起诉主张自身权利。也就是说,股权归属和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益,被切割成两个独立案件。认缴制下,即便没有实际出资凭证,内部代持约定就可以确认隐名股东身份。这一裁判逻辑,也让不少旁观者心生疑惑。 更值得警惕的是公职纪律红线。资料显示,黄某鑫早在退休六年之前,就已经通过他人代持涉足商业经营活动。按照公务员法,人民警察不得参与营利性经营活动。黄某鑫也曾因违规经商,先后受到行政降级、降低退休待遇、收缴违法所得的处分,但针对800万元“运作”账本反映的资金去向问题,相关部门并未给出明确调查结论。这本写满宴请、转账记录、带有签名的账本,资金究竟用于项目公关,还是被个人占有,是涉嫌行贿还是涉嫌诈骗,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谜团。法律专业人士指出,这笔巨额资金不同去向,对应完全不同的刑事定性,理当彻查清楚,给出资人和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退休不是违纪的“安全出口”,股权代持更不能成为公职人员“亦官亦商”的隐身马甲。现实当中,部分公职人员在职期间借用他人名义开办“影子公司”,手握公权力积累人脉资源,等到临近或者办理退休之后,再走到台前收割商业果实,试图实现“当官发财两头占”。倘若相关线索得不到深挖,就会挫伤民间投资者的信心,破坏营商环境的根基。 民事审判确认协议效力,不等于对事件背后违纪违法线索画上句号。股权纠纷可以交由民事诉讼厘清,但是公职人员在职时期是否利用身份影响项目推进、800万元巨额资金真实流向、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当事人单方面的举证陈述。民事归民事,纪检查纪检查,两条轨道不能互相替代。 七千多万真金白银的民间资本投入,不能败给一份倒签的协议。期待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账本线索完整核查,厘清资金迷雾,既维护商事契约的规则,也守住公职廉洁的底线,保护民间投资人合法权益,不让权力的余温,成为攫取商业资产的工具。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恶意拖欠岂止“经济纠纷” ——大企业长期赖账正危及产业链与金融安全
    近期,工信部、央行、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五部门联合部署,重拳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顽疾。截至 2026 年 6 月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高达 28.6 万亿元,巨额账款如同高悬的堰塞湖,压在千万中小企业肩头。岂止是普通的经济纠纷,大企业恶意拖欠已经严重危及产业链安全,消解金融调控效能,逐步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对其开展系统性治理已经刻不容缓。 部分手握资金优势的大型企业,明明账面现金充裕,却利用市场强势地位刻意拉长账期,把自身资金压力、融资成本转嫁给上游中小企业。合同约定 30‑60 天的付款周期,现实中回款周期被拉长至 90 至 180 天。这种变相的强制无息融资,让大企业坐享财务收益,中小企业却被迫背负高额贷款维持周转,落入 “被拖欠 — 高息借钱 — 继续被拖欠” 的恶性循环。有的企业还借助电子凭证两头套利,进一步压榨供应商利润空间,催生 “拖欠反而占便宜” 的逆向行业激励。 这种账期霸权带来的伤害,早已超出两家企业之间的商事往来。在产业链层面,中小企业承担国内七成以上技术创新,当大量资金被应收账款锁死,企业首要任务变成催款求生,研发投入、技术升级自然无从谈起。供应商为拿到订单,不惜接受超长账期参与竞标,行业内卷加剧,利润被持续压缩,直接动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基。 从金融安全维度看,大企业截留流动性,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梗阻。央行实施降准降息释放流动性,资金却被大型企业以应付账款的方式截留下来,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只能承担更高成本向银行借贷。宽货币难以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宽信用,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被严重消解。当大量中小企业因回款困难陷入经营危机,还会连锁带来就业、薪资等连锁社会影响,由此观之,大企业恶意拖欠应付款不是简单的经济纠纷,已经上升到严重危及产业链安全,并且会严重消解金融对经济的调控功能,最后危及经济与金融安全,俨然成为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 过往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企业钻流程、验收、结算的制度空子,以内部审批、待审计为由无限拖延付款,违法成本偏低,让清欠治理效果打折扣。此次五部门联合出手,细化账期起算、验收标准、付款流程,倡导龙头企业落实 60 日付现承诺,配套联合约谈、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金融奖惩等多重手段,直击顽疾要害。 制度的牙齿,还要靠公开惩戒彰显威力。建议必须对拖欠严重的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予以公开曝光,看他们要不要脸。把恶意拖欠主体及其关键责任人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将失信记录和企业评优、融资支持、项目审批直接挂钩,让滥用市场优势 “赖账获利” 的企业付出实实在在的名誉与经济代价。 市场经济依靠商业信用运行。真正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应当依靠技术、品牌、规模赢得市场,而不是靠挤占上下游企业资金牟利。整治拖欠账款,不只是帮中小企业拿回回款,更是修复产业链生态、守护金融循环、维护市场公平。唯有刚性约束落到实处,破除账期霸权,资金才能顺畅流转,万千市场主体才能安心经营,实体经济的根基才能行稳致远。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小偷或又立“反腐”大功 ——退休副省长失窃243万元茅台酒,暴露其家底几何?
    据财新网9月16日报道,山东威海人李鹏在给青岛某私募基金公司负责人陈璐当管家期间,利用手里的家门钥匙和车辆门禁卡,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偷走雇主家中茅台、五粮液等名酒销赃,累计非法获利243.5万元。而他偷酒的这一家,户主陈璐的父亲已年过八旬,二十多年前曾任山东省副省长。 一个管家,两年半时间偷走243万元名酒,主人竟浑然不觉——直到家中一箱飞天茅台失窃报案,才顺藤摸瓜牵出这桩大案。李鹏被抓时,车上还装着准备运回济南“填空箱”的假茅台。更富戏剧性的是,落网之后他开始持续举报陈家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指望靠“反腐立功”换减刑。 法院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青岛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至于立功,法院明确表示,举报线索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构成立功。李鹏辩称自己对酒水有保管、经手权限,应属侵占罪而非盗窃罪,也被法院驳回——家里人从没授权他保管,他是趁人不备秘密窃取,这就是盗窃。 法律层面的定性已经清楚,此案真正让公众无法释怀的,是那句“我卖了243万元的酒,陈父都未发现,可想而知他家中有多少酒”。 被偷走的,还只是副省长家中存酒的一部分。司法材料显示,陈父济南家中地下室酒库存有大量名贵酒水,李鹏自称三年间经手收礼收回的茅台就有100多箱,此外还有名人字画、两个仓库的奇石玉石。陈璐方面则出具了济南美诺酒店、北京平瑞祥便利店等单位的证明,称酒系个人自2006年起陆续购买,资金来源合法。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些证明多为案发后出具的销售证明,未见逐笔付款凭证、发票与银行流水相互印证。一个副省长家庭,合法年收入不过十几二十万元,被偷走的酒就相当于十几年工资,而这还只是家中存酒的“冰山一角”。普通百姓买瓶千元酒都要掂量,干部家中却成箱囤着天价收藏酒——群众心里那杆秤,自然会产生疑问。 有人说,官员也有隐私权,家里存多少酒是私事。这话对普通百姓成立,对公职人员却不能简单画等号。隐私权保护合法生活不受打扰,但不庇护需要接受公众问询的疑点。何况公众追问的并非家长里短,而是购买资金来源是否合规、渠道是否正常,监督的依据也只限于法院公开的判决书,不曝光住址、不牵连亲属,这本就是舆论监督应有的边界。 反过来,管家也别以为犯了重罪,递几份举报材料就能投机减刑。立功是法定情节,从来不是“写几封信”就能兑换的筹码;线索没查实,就不能认定。但举报所指向的财产疑云,也不该因为举报人有罪就被一并搁置。 岗位可以退休,履职期间对应的责任不会一起消失。这243万元茅台酒,既不该成为小偷“反腐立功”的功劳簿,也不该止于一句“隐私权受侵犯”就轻轻带过。纪检监察机关不妨顺线核查,把酒的来路、钱的出处查个清楚——查实了,依法处理;查清了是合法所得,也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给公众一个交代。手握公权力者,纵然财物来源说得过去,也该懂得收敛奢华、顾及社会影响,守住勤俭本分。这才是对干部真正的保护,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真正的回应。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全网最大笑话”不是豆包,而是这场问下葬吉凶闹剧里的无知与失格
    深蓝财经 9 月 18 日发表的《4 亿人都在用的豆包,今天成了全网最大的笑话》网文,一桩特殊诉讼事件在网络上掀起巨大讨论。浙江嘉兴史先生因采信 AI 豆包给出的下葬日期建议,家中亲戚后续遭遇交通事故,便将 AI 运营方告上法庭。部分自媒体将这件事戏谑为 4 亿用户产品的全网笑话,但细细梳理事件全貌便不难发现,真正的笑话并非 AI 工具豆包,而是事件当中暴露出来的认知误区,以及部分丧失基本是非立场的自媒体。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史先生的母亲离世之后,家中原本已经聘请风水先生选定 4 月 20 日作为安葬吉日。史先生嫌弃该日期为双数,不符合自己认知里的当地习俗,便向日常高频使用的豆包咨询下葬时间。AI 最初给出 4 月 19 日作为优选安葬时间,史先生据此通知全部亲友敲定丧事。可后续再次咨询时,AI 又改口表示该日期并非黄道吉日。碍于亲友已经通知到位,史先生只能按原定日期办完葬礼。之后家中亲戚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史先生将意外归罪于下葬日子风水犯冲,把全部责任归咎于 AI 给出的参考建议,一纸诉状将平台告至法院,就连起诉状,也由豆包代为撰写。 吉凶祸福本身属于玄学范畴,并非可以用科学证实的客观事实。车祸属于交通领域的偶然事件,和所谓下葬日期之间不存在一丝一毫科学、法律层面的因果关联。换个角度思考,就算当初遵从风水先生选定的日子安葬,倘若依旧发生交通事故,难道又要调转矛头起诉风水先生?拿下葬吉凶这种玄学问题咨询 AI,本就属于脱离常识的行为,把后续偶然发生的车祸归咎于 AI 给出的民俗参考,继而发起诉讼,这样的操作实在令人费解。 笔者为豆包打抱不平,拿下葬日吉凶问豆包的用户是不靠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发生车祸去起诉,受理案件的法官更是缺乏常识,违背常理。不是豆包的笑话,而是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才会去向 AI 询问这类玄学问题,并且把现实生活里的意外,强行绑定 AI 的输出内容提起诉讼,受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更是缺乏常识,违背常理。AI 说到底只是工具,豆包用户协议中早已写明输出内容仅供参考,重大事项应当咨询专业人士。工具可以提供民俗说法、黄历相关内容参考,但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为玄学层面的祸福吉凶承担法律责任。 更值得批判的还有部分博流量的自媒体。为博取阅读热度,直接打出 “4 亿人都在用的豆包,今天成了全网最大的笑话” 标题,把矛盾全部甩给 AI 产品,回避事件背后人的认知问题,刻意制造对立吸引流量,缺少客观中立的基本立场与是非判断。诚然,豆包平台确实应当存在值得反思,面对婚丧嫁娶这类高敏感民俗问题,风险提示是否足够醒目充分,不能一本正经输出确定性的玄学建议。但平台需要优化服务,绝不等于要为用户的封建迷信认知兜底买单。 这起案件带给全社会一堂现实的科普课。如今 AI 月活规模突破 3.8 亿,大量普通人把 AI 当作全能顾问,衍生出一种 “科技迷信”:把工具输出当成真理,决策全盘外包给 AI,一切顺遂便享受便利,一旦出事就将工具推出来充当背锅侠。工具可以辅助思考,但是最终抉择与后果,必须由使用者本人承担。 倘若这起荒唐诉讼的逻辑得以成立,会打开极其可怕的口子:出行问 AI 宜忌,遇车祸告 AI;求职问 AI 运势,事业不顺告 AI,无数偶然的生活意外,都能随意找到 AI 索要赔偿。司法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武器,不能沦为迷信失意者宣泄情绪的出口。自媒体也应当守住底线,不要一味追逐流量颠倒主次。比起嘲笑 AI,我们更该警惕,把玄学期待强加给科技工具的无知。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好意扶人反被索赔92万 ——驳回起诉,结不了讹诈的账 对讹诈者应移送公安立案侦查
    2026-09-17
  • 黄贵耕:五部委联合清欠风暴 ——既要治恶意赖账,更要查付款审批环节索贿
    据《时代周报》9月14日报道,国新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五部门联合解读中小企业回款难治理新政。伴随国办相关通知落地,一场针对大企业拖欠账款的清欠风暴全面开启。整治恶意拉长账期、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赖账行为,已经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呵护中小企业生存根基的重要抓手。但清欠不能只盯明面上的账期拖延,潜藏在付款流程背后的审批设卡、权力寻租,同样需要纳入监管视野。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层看是产业链利益分配失衡,本质上是部分大型企业的诚信缺失。不少手握市场话语权的大企业,对同行内卷价格;对下游供应商内卷账期,明明账面现金充裕,却刻意把应付账款当成无息负债,把自身财务成本转嫁给中小企业。有的借助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变相拖延付款,上演“两头吃”,一边拖欠货款,一边向融资的供应商收取高额服务费,压榨本就微薄的中小微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高成本贷款维持运转,进一步加重经营负担,也阻碍货币政策顺畅传导。 比明目张胆拖欠更隐蔽的,是付款审批环节的灰色乱象。个别企业负责付款审批的人员手握流程权限,故意设置障碍索贿。贿赂不到位,即便企业账户资金充足,也对外谎称没钱拒付货款。而处于弱势地位的要账企业,往往无权查阅对方账务,无法核实企业真实资金状况,只能被动等待审批流程推进。这种“流程寻租”,让契约规则沦为摆设。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形同虚设,能不能拿到钱,不看履约情况,反而要看是否 “打通关节”。此类行为游离于常规账期监管之外,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压在中小企业身上又一座无形大山。倘若只整治企业层面的账期,忽略内部审批环节的腐败漏洞,拖欠账款就容易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此次国家层面打出制度组合拳,一方面要求大型企业落实 60 日现金付款承诺,压减电子凭证付款期限至 6 个月,对滥用优势地位故意拉长账期的企业依法处罚;另一方面依靠年报公示、经营异常名录、双随机抽查等信用监管手段,倒逼企业如实披露逾期欠款信息,以社会监督约束付款行为。但企业端治理之外,政府主体更应当做好表率。地方各级政府要带头杜绝拖欠企业工程款、承诺补贴款项的行为,站在建设诚信政府、构筑诚信社会的高度,按时足额向中小企业兑付各类应付款项。政府采购项目全面落实现金支付要求,对政府投资项目强化资金监管,严防 “新官不理旧账”,不能一边出台政策要求大企业守信履约,一边自身成为拖欠账款的主体。 清欠治理需要软硬并举,既要用好信用公示、行政处罚的硬约束,也要打通线索举报、核查追责的全链条。监管部门在核查拖欠线索时,不能只停留在督促企业还款,对投诉中反映出来的付款审批人为设卡、索贿寻租线索,应当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深挖彻查,斩断流程背后的利益链条。市场监管、工信、央行、纪检监察等多部门应当建立协同机制,既要查企业瞒报漏报、恶意赖账,也要关注付款流程中的权力异化,让“有钱不付”无论来自企业制度层面,还是个人寻租行为,都能够被发现、被惩戒。 中小企业是就业的蓄水池、创新的生力军。清欠风暴,不只是追回一笔笔货款,更是守护公平的市场契约精神。打击恶意赖账,严查审批索贿,政府率先垂范守信履约,多方合力破除回款路上显性与隐性障碍,才能真正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让中小企业卸下账款包袱安心经营。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受贿判了三年,那幅画的账谁来算? ——评南博原院长徐湖平获刑
    黄贵耕 据新华社 9 月 16 日报道,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案件尘埃落定,原院长徐湖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同时被开除党籍、取消相关待遇,一批涉事责任人员也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法律的锤子已经落下,但围绕《江南春》图卷等流失捐赠古画的追问,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回望事件源头,1959 年收藏家庞增和将包含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 137 件藏品无偿捐给南京博物院,这份捐赠,是家族几代珍藏的托付,更是公众对国有文博机构的信任。可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却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制度失守。时任常务副院长的徐湖平绕过鉴定、复核审议的法定流程,违规签批,将这批珍贵书画调拨至原省文物总店对外销售,甚至一人兼任博物馆管理者与文物总店负责人,形成左手审批、右手处置的权力闭环,为文物流失撕开制度缺口。 此后的情节荒诞又令人唏嘘。总店内部人员篡改标价,以两千余元的极低价格将价值连城的《江南春》图卷转手,古画几经辗转流入艺术品市场,直到多年后登上拍卖预展,被捐赠人后人举报,这桩尘封近三十年的乱象才被揭开。调查组奔赴十二省份,查阅数万份档案,比对三万余件书画,耗费巨大行政成本才追回四幅画作,至今尚有一幅画作仍在追查之中。本该由博物馆库房守住的国宝,却要依靠举报、依靠大规模回溯调查才得以寻回,本身就是对文物保管制度的尖锐讽刺。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对徐湖平定罪量刑的案由是受贿罪,指向其在工程承接、商业合作上收受财物的行为。而在古画违规调拨、馆藏管理失序这桩核心事件上,更多是党纪政务层面认定其负主要领导责任。法律判决厘清了贪腐罪责,但公众心中仍存疑问:文物失守、国有文化资产险遭流失的这笔账,该如何完整清算?这并非质疑司法判决,而是公众对文博领域权力运行的正当叩问。 此案绝非一人之恶,而是多重监督层层失效的结果。岗位混岗、账物不符、审批流程虚置,上级主管部门监督缺位,内部警示举报长期石沉大海,诸多漏洞叠加,才酿成重大风险。案件警示我们,文博机构负责人兼具学术身份与行政权力,如果权力缺乏约束,专业光环不能替代制度监督,个人签批不能凌驾藏品管理规程之上。文物不是少数人可以处置的私物,捐赠也绝非 “一捐了之”,捐赠人的知情权、藏品流转全流程的可追溯,都应当被制度牢牢保障。 判决只是纠错的第一步。江苏已经启动全省国有博物馆文物安全专项治理,推动完善受赠文物管理制度,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补上 “一物一档” 等制度短板。但制度条文的完善,更需要落地执行。文物保护,既要追究贪腐犯罪,也要压实每一个环节的管理责任,把文物调拨、处置、出入库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三年刑期是对个人贪腐的惩戒,可修复被伤害的文博公信力,需要更长时间。唯有让每一件藏品来路清楚、流转留痕,每一次审批有据可查,每一项失职都能被追责,才对得起捐赠者的善意,对得起全社会托付给博物馆的文化遗产。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六起案例叫醒“不理旧账”的新官,别再装睡
    据央视新闻 9 月 11 日报道,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覆盖多省多地,既有 “新官不理旧账” 放任风险扩大,也有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化债数据弄虚作假等问题,一批领导干部被双开、移送司法或给予党纪政务处分,释放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动真碰硬的强烈信号。 在这六起案例当中,贵州毕节原市委书记吴胜华的问题极具警示意义。其任职期间多次抛出 “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 的错误论调,对化债工作消极躺平、不管不问,坐视当地隐性债务持续膨胀。2024 年毕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 20%,位列全省倒数第一,债务余额不降反升。最终,吴胜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一案例直接击碎了部分干部 “前任债务与我无关” 的错误幻想:地方债务是公共责任,不是前任留下的 “烫手山芋” 就可以一推了之,新官不能无视历史包袱当 “甩手掌柜”。 除了 “躺平式” 不作为,通报还揭露两类突出乱象。一类是不顾财力盲目扩张,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四川宜宾原副市长兰宏彬在项目招商过程中违规决策,通过平台公司预付扶持资金,新增隐性债务 37.7 亿余元,为地方埋下沉重财政隐患。另一类是玩起 “纸面化债” 数字游戏,陕西、安徽、江西、宁夏多地出现化债不实:有的挪用化债资金挪作经营开支,有的资金到账后仅小部分用于还债,却在统计系统虚报化解规模,最高一起化债不实金额达 18 亿元。看似账面数字好看,实际债务风险丝毫没有消解,属于典型的虚假落实。 这些问题背后,根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严重偏差。有的追求短期显绩,热衷于上新项目,漠视债务风险;有的抱着 “击鼓传花” 心态,把化解存量债务留给下一届;还有的搞变通打折扣,靠账务腾挪蒙混过关。债务化解不只是单纯的财政业务,更是必须落实到位的政治任务。债务风险一旦累积发酵,最终损害的是地方发展根基和群众切身利益。 此次由纪检监察机关与财政部门联合公开通报,意味着债务治理已经形成 “财经纪律 + 党纪问责” 双重约束。不论职务高低,不管债务形成于哪一任,消极不作为、违规举债、弄虚作假,都会被严肃追责。通报明确表态,坚持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不给侥幸者留空间。 治理地方隐性债务,既要查处个案,更要校正政绩观。为官一任,既要谋新发展,也要敢理旧包袱。不能只顾开拓 “新摊子”,回避历史遗留的 “老账本”。广大地方干部应当从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摒弃 “新官不理旧账” 的错误思维,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风险。唯有守住财政底线,不搞数字伪装,踏踏实实做实化债工作,才能守护地方经济行稳致远。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用工四年,还社会一个人才 ——评胖东来学员制招工新规
    据《经理人》杂志 9 月 13 日报道,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对外公布招工新规,今后新入职员工将以 “学员” 身份签约,四年合同到期后原则上不再续签,仅极少数表现优异者可以留下来担任培训师傅,企业致力于为社会输出具备技能与健全人格的从业者。这一反传统的用工模式一经公布,迅速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褒贬不一。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中,一份好工作就等于捧上 “铁饭碗”,入职就要谋求长期稳定、干到退休。胖东来跳出这一贯性思维,把企业打造成零售行业的黄埔军校。对于有志于创业的年轻人而言,四年时间,足够偷师学艺,吃透胖东来整套经营、服务与人文管理理念。笔者为于东来这一制度设计点赞。这份制度客观上给员工设置适度的危机感,破除躺平心态,让团队始终保有向前的活力。 放眼当下职场,多少年轻人苦于找不到标杆企业近距离学习先进经营思路。笔者感慨,如果自己刚走出校门时,能有胖东来这样的平台,哪怕管吃管住,自愿免费打工三年也愿意。可现实之中,不少求职者只盯着眼前工资待遇,一心追求铁饭碗,恰恰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成为网上批判于东来新规的主力。但职场现实是,天底下极少有单位可以提供如此难得的标杆式学习机会。能够签下四年合同进入胖东来,本身就是一份含金量极高的履历,足以证明个人能力。这份从业经历,甚至比曾经在美国硅谷头部企业的工作经历,在国内零售行业更值钱。四年期满之后,员工完全具备自主创业,或是被其他企业高薪挖角的底气。 当然,这套模式并不等于无条件的理想主义,它依然恪守劳动法律的底线。四年属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企业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老员工维持原有待遇不变,新规只约束未来新入职人员。高薪、完善福利、人性化休假制度全部落实在岗四年的周期之内,企业用实打实的待遇兑现培养承诺,并非画饼空谈。 不过我们也应当理性看待争议的另一面。不少网友担忧,四年的周期刚好避开签订二次固定期限合同的节点,会不会被其他企业简单模仿复制,沦为规避长期用工责任的模板。对普通打工人来说,四年正值职业成长黄金期,离开之后再就业的现实压力客观存在。 但制度的内核,是重新定义职场关系:企业不一定需要把员工供养一辈子,更重要的是在共事的数年时间里,赋能个体成长。胖东来的尝试告诉我们,真正的稳定,不是完全依附某一家企业的长期聘用,而是内化在自己身上的本领与认知。四年的时光,企业收获朝气蓬勃的团队,员工习得可迁移的本事,最终向社会归还一批成熟人才,这正是这套新规最珍贵的价值。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周文强天价财商课的欺诈与诈骗之辩
    2026-09-13
  • 黄贵耕:特朗普扯下美式“金钱选举”的遮羞布, 民主党则加倍下注
    据上观新闻 9 月 11 日报道,在美国中期选举选情承压的背景下,总统特朗普公开抛出竞选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 5000 美元 “特朗普红利”。该言论一经抛出,立刻引发政坛震荡,民主党随即开启 “加价模式”,一场以现金许诺博取选票的闹剧,将美式金钱选举的底色赤裸裸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场竞选博弈的起点,是特朗普在得州达拉斯的共和党筹款集会。此后他连续三天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重复这一承诺,声称资金来源于对外商品征收的关税收入。按照美国约 2.7 亿成年人口测算,兑现该承诺总开支将高达 1.35 万亿美元。可现实是,美国每年关税收入仅有数千亿美元,远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巨额开销,若强行落地,最终只能依靠政府举债,进一步推高本已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与通胀风险。 更加关键的是,按照美国制度,总统没有单方面拨款发钱的权力,大规模全民现金补贴,必须经过国会立法审议、拨款审批。即便共和党拿下参众两院,党内财政保守派也未必会支持这项巨额支出。多家媒体与分析机构均认为,这份 “红利” 本质上更偏向竞选口号,落地的现实阻力极大。债券市场也并未将其视作严肃政策,行情几乎没有波动,市场普遍将其看作选举造势的画大饼行为。 面对共和党抛出的现金诱饵,民主党迅速作出回应,部分民主党议员调侃式地提出,若己方掌控国会,就给每位成年人发放 1 万美元,甚至附带儿童福利的玩笑式承诺。尽管民主党更多是以此讽刺对手,但也被动卷入这场选票 “竞价内卷”。曾经两党竞选,尚且围绕政策方案、社会治理展开辩论,如今复杂的经济困局、社会撕裂议题被搁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比拼谁给出的现金许诺更诱人。民主党方面直接指责特朗普的行为属于变相贿选,讽刺对手拿全民福利当作选票交易的筹码。 闹剧背后,是普通美国人艰难的生存处境。高通胀持续肆虐,物价、房租节节攀升,民众生活压力陡增,大家迫切希望获得现实层面的经济纾困。特朗普正是抓住民众这份焦虑,用简单粗暴的现金许诺博取好感,试图挽救不断走低的支持率,避免民主党掌控国会后对其政府展开一系列调查。可许诺固然动听,却回避了美国深层次的经济顽疾,没有给出治理通胀、化解债务危机的可行路径。 选票不是商品,竞选不该变成漫天开价的拍卖场。两党争相开出空头支票,真正棘手的民生难题却依旧悬而未决。竞选的空头红利终会随选举落幕烟消云散,留给美国的只会是愈发沉重的债务负担、愈加撕裂的社会。当竞选比拼的不再是治理能力,而是许诺撒钱的胆量,这样的选举闹剧,恰恰映照出美式民主难以回避的制度病灶。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郭德纲的“现挂”,撞上了红歌的硬墙
    红色经典,是镌刻民族血泪与荣光的精神丰碑,是不容戏谑、不容篡改的历史答卷。在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的当下,不少从业者混淆了娱乐创新与底线边界,把肆意解构当作舞台创意。近日,郭德纲篡改经典抗战红歌事件尘埃落定,官方重磅处罚、权威官媒集体定调,彻底击碎了“舞台玩笑无关紧要”的侥幸心理。 据看看新闻报道,9月7日武汉市文旅局发布通报,针对郭德纲在武汉《济公活佛》专场演出中歪曲篡改抗战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事作出行政处罚,演出举办方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演出场所经营方同步受罚,两家罚没合计超64万元,并要求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一场舞台上信手拈来的曲艺 “现挂”,一头撞上红色经典不可逾越的硬墙,为整个文艺行业敲响警钟。 所谓 “现挂”,是曲艺行当里现场即兴抖包袱的表演技巧,考验演员临场反应,本是舞台魅力的一部分。但即兴不等于肆意妄为,幽默不能没有边界。7月24日武汉演出当晚,郭德纲饰演济公,借用《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旋律,改动原词,加入戏谑词句制造喜剧效果,这段临场发挥,并未纳入事先报备的演出内容,属于现场临时增加的表演片段。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不是普通小调,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承载着艰苦卓绝的抗战记忆,镌刻着民族救亡的集体情感,早已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符号。把记录先烈抗争的旋律,拿来充当喜剧笑料,改动的是几句歌词,消解的却是红色作品背后厚重的历史重量。现场或许博得了几声笑声,但视频流传到网络后,迅速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有人认为不过是舞台玩笑,不必过度解读。可文艺表演,尤其是商业演出,从来不是私人玩闹。营业性演出实行报批制度,所有公开表演内容都要接受监管,不能以“即兴发挥”为借口绕开规则审查。主办方报备一套、台上演另一套,本身就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钧正平工作室就此评论指出:抗战记忆不容戏谑,民族情感不容亵渎,历史尊严不容挑战;艺术可以创新,但创作自由从来不是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官方的处罚,既是对本次违规演出的惩戒,更是划出清晰的行业底线。 罚单只是事件看得见的代价,连锁影响早已向外扩散。风波之后,多场郭德纲参与的演出出现取消、延期,相关音频平台下架其作品,商业口碑遭受重创。流量与名气,从来不是突破底线的“免责金牌”。作为拥有庞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演员在享受舞台红利的同时,更要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对历史、对红色经典保持足够敬畏。 曲艺讲究嬉笑怒骂,追求引人发笑,但笑料的取材有禁区。娱乐可以解构生活,却不能解构民族苦难记忆;舞台允许即兴出彩,但不能拿崇高经典随意调侃。曲艺的生命力,根植于人心与时代,若是丢掉敬畏之心,把轻浮当幽默,把冒犯当才华,再高明的“现挂”,终会撞在底线的高墙之上。 这件事留给整个文艺界的启示十分明确:舞台可以活泼,历史不容轻薄;创作可以创新,底线不可突破。文艺的本质是传递温度与力量,而非消费情怀、戏谑历史。名气是大众赋予的光环,敬畏是艺人立身的根基,无底线的娱乐终会反噬自身,守得住初心与底线,方能行稳致远、久立长青。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删不掉的“魔法画报” ——是谁给了它赖在屏幕上的特权?
    2026-09-12
  • 黄贵耕:特朗普扯下美式“金钱选举”的遮羞布, 民主党则加倍下注
    2026-09-12
  • 黄贵耕:郭德纲的“现挂”,撞上了红歌的硬墙
    2026-09-12
  • 黄贵耕:星宇股份报案后无下文——公司自身质疑却持续发酵
    据界面新闻 9 月 10 日报道,因 “批量解约 107 名应届生” 深陷舆论漩涡的车灯龙头星宇股份,又被曝出财报披露接连出错,叠加劳动争议风波,多重问题交织之下,企业治理能力受到市场广泛质疑。上交所也于 9 月 9 日晚间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实控人等主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 一场应届生解约风波,已经把星宇股份推上舆论风口。事件经过当地人社部门定性,海外客户启动专项调查,港股 IPO 进程蒙上阴影。一边是企业高调向公安、网警报案,指控存在媒体不实报道,另一边,关于公司自身的重重疑点仍在持续发酵,报案至今未见下文,公众等待的调查结果迟迟没有落地。 8 月 27 日,星宇股份董事长周晓萍就 107 名硕士应届生遭遇变相劝退一事公开道歉,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沟通执行生硬,并出台补偿方案安抚涉事学生。可在致歉的同时,她话锋一转,对外宣称已经针对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向网警和公安机关报案。 时至今日,报案的声响犹在耳畔,但究竟哪些媒体发布了不实报道、掌握了哪些证据、案件进展如何,星宇股份始终没有对外披露,市场与公众都在静等这份报案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已经正式启动供应链专项调查,星宇股份同样欠大众一份来自自身报案的清晰结果,企业口中的 “不实报道”,与海外客户核查到的用工问题,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屋漏偏逢连夜雨,劳动纠纷尚未平息,财报低级错误接踵而来。2025 年年报曾闹出董事长母子仅相差 7 岁的离谱纰漏;回溯更早年报,2024 年年报劳务外包报酬总额单位多写 “万元”,算出约 2.44 万亿元的外包支出,远超当年 132.5 亿元全年营收。更令人费解的是,对比 2022、2023 两年年报,周宇恒、林树栋、高鹏三名副总经理出现 “一年增长两岁” 的反常年龄改动。面对多项披露乱象,公司仅将其解释为文字录入失误,并不涉及财务核心数据。 这场劳资纠纷早已不再局限于常州一地的劳动争议,风波越过国境线,扩散到国际供应链层面,星宇股份把脸面丢到国际舞台,受损的不只是企业自身的品牌信誉,在客观上也给中国制造业整体形象蒙上阴影,甚至有可能助推欧美国家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出台更为严苛的调查举措。 为什么欧洲车企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启动调查,并非单纯出于道德良知,背后是欧盟贸易工具在发挥作用。如今欧盟已经将供应链劳工标准当作贸易武器,面对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价格竞争优势,通过劳工权益、环保、ESG 等多重门槛抬高供应商合规成本,以此保护本土产业。星宇股份本希望在欧洲市场分一杯羹,却亲手递出了把柄。107 名应届生冷静完成取证,将材料递交欧盟合规窗口,维权事件恰好撞在欧盟合规监管的枪口之上,给了海外监管机构介入发难的现实理由。 回顾整件事件,企业校招放出大量研发岗位,学生手握 offer 入职之后,却遭遇二选一的困境:要么签署个人原因离职拿微薄补偿,要么调岗到流水线从事普工工作。当地人社部门通报已经认定企业协商处置方式简单生硬。尽管星宇股份调整补偿方案,推出求职补贴与失业兜底承诺,但外界仍存诸多疑问:这份补偿能否全部兑现?所谓停职的人力负责人,会不会过段时间换岗复出?港股二次 IPO 的 ESG 审查能不能顺利过关?海外客户的供应链调查最终会得出怎样结论?再叠加财报频出错误,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疑虑进一步放大。 道歉与报案不能掩盖事实层面的疑点。企业拥有维护自身名誉的合法权利,如果确实遭遇不实报道,理应公开涉案线索与查处结果。可当官方人社通报、当事人完整录音证据、海外客户的受理通知,再加上交易所监管函、财报多项差错摆在公众面前,星宇股份更需要直面自身管理的病灶。 对于想要出海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制造企业来说,ESG 与劳工合规、信息披露规范早已不是宣传口号,而是实打实的生存门槛。一味把舆论批评归为 “不实报道”,却不去正视用工管理、内部治理暴露出来的漏洞,终究难以化解危机。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纸道歉,更期待报案结果公开、整改落到实处,也期待这家龙头企业真正从风波中吸取教训,补齐内部治理短板,守住企业经营的底线。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 黄贵耕:星宇股份报案后无下文 ——公司自身质疑却持续发酵
    2026-09-11
  • 黄贵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拐卖儿童的“梅姨”谢家梅落网被公诉
    2026-09-11
  • 黄贵耕:总统山不够高,地图不够大 ——特朗普的自我膨胀地球装不下
    2026-09-09
  • 黄贵耕:寻衅滋事罪“口袋化”之痛 ——惠州女子一条45秒视频与608天无罪羁押
    据封面新闻9月7日报道,广东惠州女子罗姚环因一条45秒短视频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历经两年多司法拉锯,先后遭遇两次一审有罪判决、两次二审发回重审,累计被羁押608天。最终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撤回起诉,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罗姚环拿到43.7万余元国家赔偿,法院同时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个案尘埃落定,但此案暴露出的寻衅滋事罪“口袋化”问题,值得整个司法界深思。 罗姚环案的核心症结在于关键证据链条断裂。控方指控其制作发布不实视频扰乱公共秩序,却未能完整调取平台登录设备、IP轨迹等关键数据,无法排除视频系他人发布的合理怀疑。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案件却反复在一审、二审之间循环,当事人长时间身陷羁押。放眼现实,类似的情形并不鲜见:群众上访可以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逮捕,群众到政府投诉环保问题,也被“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并非法羁押,寻衅滋事罪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政府打击上访群众与反映政府问题的口袋罪。公民维权表达诉求,本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却动辄滑向刑事追诉的漩涡。 寻衅滋事罪设置的初衷,是打击随意殴打、起哄闹事等真正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但该罪名部分构成要件表述弹性较大,“情节恶劣”“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缺乏具象标尺,个别地方办案机关扩大适用边界,把群众维权、网络发声、利益诉求表达,简单归入寻衅滋事的打击范围。维权不等于寻衅,表达诉求也不等于破坏公共秩序。公权力应当区分民事纠纷、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不能将刑事手段当成化解矛盾、处置信访的工具。 纠错不能止步于赔偿放人。国家赔偿可以弥补人身自由与物质损失,赔礼道歉能够修复人格名誉,但个案暴露出来的程序漏洞,更需要深挖源头。要遏制此类冤假错案,必须严格源头问责,厘清全链条责任:是否有人涉嫌诬告?公安机关办案是否存在明显的违法立案与徇私枉法?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起诉审查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法院法官审理此案作出有罪判决是否存在枉法裁判?从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再到审判裁决,每一道程序都是防范错案的防火墙,任何一个关口失守,都可能酿成无罪之人被长期羁押的悲剧。 疑罪从无不是一句纸面口号,它要求侦查机关恪守证据标准,检察机关把好法律监督关口,法院坚持实质证据审查,拒绝在证据存疑之下作出有罪认定。罗姚环案的启示在于,错案纠正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筑牢前端防线,守住刑法谦抑性原则,防止寻衅滋事罪被滥用。既要依法惩治真正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也要保护公民合法的诉求表达权利,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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