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墨林

纸灰纸灰
母亲坟前的草又长深了。我蹲下来，像从前那样，把纸钱一张张抚平，划亮火柴。火苗蹿起来的时候，我听见自己说：“妈，外婆又来找我了。昨晚她站在我床头，还是那件靛蓝布衫，让我下去陪她。” 纸灰飞起来，像一群黑蛾子。那还是外婆活着的时候。每年清明，母亲都要烧很多纸，一边烧一边数落：“您走就走吧，别老缠着孩子。她胆子小，经不住吓。”外婆的坟在村东头，母亲每次都跪很久，膝盖上沾满黄泥。外婆这辈子命硬。村里人都说，她八字太大，克人。外公和外公的爸爸只差一周走的，舅舅三十二岁没的，那个捡来的弟弟养到十四岁也走了。老大几岁就夭折了。最后就剩下母亲一个。外婆病重那次，怎么都治不好。母亲请了神婆来。神婆点了三炷香，在烟雾里闭着眼睛念叨半天，忽然睁开眼说：“是你弟弟要带她走。你弟在那边缺人伺候，想让娘过去。”母亲不信，说舅舅最孝顺，怎会害亲娘。神婆叹了口气，扎了个纸人烧了。“你要救，就救吧。但记住了，”她盯着母亲的眼睛，“她走那天，你别戴孝帕，别承认是她的子女。这八字太大了，戴了孝要反噬到你身上。” 母亲那时候点头应着。可外婆真的走了那天，母亲还是披了麻戴了孝。邻居们都看着，她抹着眼泪说：“哪有后人不戴孝的？要被人家笑话死。” 外婆走后的第七年，母亲开始整夜睡不着。她总说梦见外婆坐在老屋门槛上，招手让她过去。第八年开春，母亲也走了。还差两个月才满六十。母亲走的那天，我摸到她手腕上的孝布印子，紫青紫青的，像条蛇。母亲入土后，外婆来的更勤了。起初是梦里站在远处看，后来渐渐走近。最后一次，她站在我床边，月光透过窗帘照在她脸上，她说：“下来吧，我在下面等你好久了。” 我吓出一身冷汗，天不亮就跑到母亲坟前。我趴在那堆新土上哭：“妈，外婆又吓我。你管管她。” 那天烧的纸钱格外多。火大起来的时候，我好像看见纸灰旋成一个小小的漩涡，飘向天空。从那以后，外婆再没来过我梦里。

奇闻异事录

杜墨林

压床
一九九八年的事。那年我二十七，刚开大车两年，胆子正肥。走夜路从不借光，坟圈子也敢穿，心里头不搁那些神神鬼鬼的玩意儿。我觉得人死如灯灭，灭了就是灭了，哪来的什么魂。可偏偏就遇上了。那回跟了个新车老板，往永济一个小镇纸厂拉氯气。纸厂是刚搬过来的新厂，但让司机住的还是原来那排旧砖窑。窑洞空置好久了，门一推开，一股潮味儿混着土腥气扑上来。老板夫妇住一间，我一个人住隔壁。七月的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窑洞里没电扇，闷得像蒸笼，我把门敞着，光膀子躺那张窄铁床上。跑长途累，头一沾枕就睡过去了。大概后半夜，我忽然醒了。不是自己醒的——是感觉有什么东西从门外飘进来了。对，就是飘，没有脚步声，但空气变了。然后那个东西猛地压在我胸口上。我一下子动不了了。眼皮有千斤重，使劲睁，睁不开；想抬手，手像焊在床上；想喊，嗓子眼儿堵着棉花。胸口那个东西越来越沉，我喘不上气，肺像被抽空了的皮球，拼命往里吸气，却吸不进一丝。那滋味儿太真实了。不是梦，我心里清清楚楚。我在跟什么东西搏斗，只是看不见它。忽然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睡在单人床上，它压在我身上，那它不就在我和床之间吗？如果我滚下去，用脊背压住它，我不就能喘气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腰一挺，身子猛地往床外翻。咣当一声，我结结实实摔在砖地上，后脊梁磕得生疼。一下子清醒了。我趴在地上大口喘气，浑身上下汗透，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窑洞里黑漆漆的，门还敞着，月光一点点都没有。门外刮过一阵风，那风凉得古怪，从我脊背上掠过去，带起一层鸡皮疙瘩。我坐起来，摸黑点了根烟。火柴划着那一瞬，火光一晃，窑洞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床上的毛巾被皱成一团，枕头上一个深深的凹坑。刚才的搏斗那么清晰，我胳膊上的肌肉还在突突跳，可眼前什么都没有。天亮以后，我装作随口问纸厂老板：“那个窑洞以前住的什么人啊？”老板支吾了两句，岔开了话头。后来跟老板娘熟了，她才悄悄告诉我：“那个宿舍，以前有个电工，晚上干活儿不小心碰了高压线，触电没的。就死在那个窑洞里。” 我没再往下问。那个夏天之后，我还是走夜路，还是不信鬼神。但有时候半夜醒来，望着黑黢黢的天花板，会忽然想起那一夜。我摔下床的时候，脊背底下究竟压着了什么。风从门外吹进来，凉飕飕的。

杜墨林

晌午头那是收完麦子后的晌午头，地里光秃秃的，连根玉米苗都没冒出来。太阳白花花地挂在头顶，照得土路发烫，空气都在抖，像隔着一层水在瞅东西。
我背着书包走小路回家，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蝉叫得撕心裂肺，可听着听着，又觉得那声音越来越远，远得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我开始左顾右盼，觉得路边那几棵歪脖子树后面，好像藏着什么。然后就那么鬼使神差地，我回头看了一眼。五百米开外，田埂尽头，有个东西在跳。不是人跳高的那种跳——是直挺挺地蹦，一蹦好几米高，落地无声，土黄色的身子在热浪里一晃一晃。胳膊不摆，腿不弯，像根被抻直的麻绳在上下蹿动。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林正英电影里那些穿清朝官服的僵尸全涌了上来，可眼前这东西，身上光秃秃的，土黄土黄，倒像是刚从地里翻出来的老陶俑。它停住了。隔着五百米的热浪，我觉得它在看我。然后它转了个弯——不是走，是蹦着转了个弯，朝我这条小路跳过来了。那一瞬间，我头皮发炸，后背上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像有无数根细针从脊椎往外扎。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淌进脖领子里，冰凉地贴在后背上。手脚有点发麻，腿肚子转筋，可人却像被谁推了一把似的，猛地扭过头，撒腿就往家跑。我从没跑那么快过。土坷垃硌着脚底板，热风灌进嘴里，嗓子眼发干发腥。跑出去几十步，实在忍不住，又回头瞥了一眼—— 田埂上空荡荡的，热浪还在抖，可那个土黄色的东西，没了。连个影子都没留下。我一路跑回家，推开院门的时候手还在抖。我妈在堂屋里择菜，抬头看我一眼，说我脸白得跟纸一样。我没敢说看见了什么，只说是跑急了。后来很多年，我都想不明白那天到底看见了啥。是时光叠错了层，让我撞见了不该撞见的东西？还是海市蜃楼，把哪儿的热带袋鼠折射到了中原的麦田里？可袋鼠是跳，那是蹦，袋鼠有尾巴，那东西……没有。再后来读到点杂书，道家说“阳极生阴”，大晌午头阳气最盛的时候，阴气反而容易聚成形，让人撞见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易友生活杂谈

杜墨林

大概三年前，我姨刚走。她一辈子住在市里，只是办后事的时候，才回了老家。
她走之后大约一个月，市里那个家隔壁的老太太，突然哭着要找表弟——我姨的儿子。刚开始家里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问她为什么非要见孩子。老太太说，她想儿子了，想看看。这时候，旁边有懂行的人觉得不对劲，直接问了一句：“你是谁？” 那老太太开口，竟是我姨的声音。大家一惊，又问她：怎么不回家？她说，家门锁着，进不去，也不知道儿子去了哪儿。再问她是怎么从老家回到市里的——毕竟她的后事是在老家办的，坟也在那儿。隔壁老太太的儿媳妇跟我姨关系好，当时也去了老家吊唁，知道她埋在哪儿。她答，是搭她兄弟的车来的。我姨夫的兄弟，确实常开车去市里卖东西。弄清楚来龙去脉，家里人赶紧联系了我姨的婆家那边，来人把她接走。之后，隔壁那位老太太就恢复了正常，什么都不记得了。

杜墨林

小时候，我们村后头有座荒山，石头多，土薄，长不了什么好庄稼。那天日头毒，我爹让我去山上刨地，说是入秋前得把那块荒地整出来。
我扛着锄头上山，刨了没两下，就听见旁边的草丛里窸窸窣窣响。拨开一看——哟！一只老母鸡，浑身毛色发暗，像是黄褐色的，后头跟着一溜十来只小鸡崽，雪白，白得晃眼，跟冬天刚落下来的新雪似的。我心里就犯了嘀咕：这荒山野岭的，十里地内没人烟，哪来的鸡？可那些小白鸡太招人了，毛茸茸的，在地上滚来滚去，啄草籽吃。我鬼使神差就放下了锄头，悄悄摸过去，想逮一只。老母鸡精明得很，我刚一伸手，它“咯”地一声炸了毛，扑棱着翅膀就朝我脸上冲过来。我吓了一跳，顺手一捞，还真抓住了一只小鸡——软乎乎的，热乎乎的。老母鸡不依不饶，照着我手背上狠狠啄了一口。 “哎哟！” 我一松手，鸡群呼啦一下全钻进乱石堆里，眨眼没了影。我捂着被啄的地方，手背上一个青紫的小点，针扎似的疼。当时也没多想，揣着那只小白鸡就下山了。到家我把小鸡往桌上一放，跟我娘说：“娘，你看，我在山上逮的。” 我娘过来一看，皱着眉：“这山上有鸡？别是什么野物变的。” 我没当回事，可到了夜里，手背开始疼了。起初是那个啄伤的地方跳着疼，后来整条胳膊都酸胀，再后来半边身子发沉，第二天一早，脚也肿了，下不了地。我娘急了，去镇上请了郎中。郎中开了几服药，又扎了几针，说是“毒气入络”，得慢慢调。我躺在床上，疼得龇牙咧嘴，心里还惦记着那只小鸡——它安安静静蹲在桌角，不叫也不动。第三天，我娘收拾桌子，拿起那只小鸡，翻过来一看，愣住了。白的。但不是羽毛的白，是银子的白，冷冰冰，沉甸甸的，一个小孩拳头大的银疙瘩。 “这是……银子？”我娘掂了掂，足有好几两。可我的脚还肿着，郎中的药不能断，一天一副，价钱不便宜。到了第七天，脚总算消了肿，能下地了，可那只银疙瘩也换成了药渣子，一分不剩。我坐在门槛上，看着空荡荡的桌面，手背上那个啄痕还在，淡得像个月牙印。后来我再去那座荒山，翻遍了石头缝，再没见过一只白鸡。我娘后来跟我说：“有些东西看着是便宜，其实是祸。你逮了它，它就啄你一口；你用了它的银子，它就让你痛一回。到头来，银子没留住，罪也没少受。” 我点点头，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