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0日，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外蒙独立公投于当日举行，至10月22日结束。根据投票结果，外蒙人民一致赞成独立。次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并由内政部将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决议通知外蒙古政府。

从此，外蒙古脱离了中国版图，“秋海棠”也变成了“雄鸡”。

国民政府公告外蒙独立当日（1946年1月5日），时任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到：“投票者四十八万余人，一致赞成独立。实际上，此一投票未必为人民自由之表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中方主要谈判人是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最后的签字人是王世杰。后人亦有指责其奉了蒋介石之命，签下“卖国”条约。

中苏谈判刚开始时，王世杰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某种程度上，王世杰系因国民政府需要签这个条约，而匆忙接任外交部长之职。

中宣部长出谋划策

究其外蒙之独立根源，在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这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召开的第二次同盟国首脑会议。三大国对远东问题达成了密约。其中，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第一条谓：“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其余涉及旅顺、大连及中长铁路。

雅尔塔密约是背着中国达成的。由于苏联受益最大，因此苏方急于改善与中国之关系。中国也认为，抗战成功亦需要苏联之援助。

经过双方几个月的接触后，1945年6月27日，刚就职两天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带着蒋介石的指示，偕蒋经国、胡世泽等人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

在宋子文赴莫斯科之前，蒋介石已在1945年6月24日、26日定下对苏外交之要点，即准予“外蒙古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换取苏联归还东北、新疆之主权以及不支持中共之承诺。对苏协议，正是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这一决策也是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的理解，但苏联的理解是“独立”。

中苏正式谈判后，苏联正式提出外蒙独立，谈判顿时陷入僵局。蒋经国立刻去找斯大林密谈，宋子文也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此时“乃知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于是，“再三考虑”后，蒋介石在7月5日晚的日记写：“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绝非谋国之道。”

蒋决定“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蒋介石对外蒙此时的态度是：战后投票。

6日晨，蒋介石在凌晨四时起床，继续“考虑外蒙与对俄问题甚详”。五时，蒋介石手拟对宋子文的复电，“决照所定方针，决心约其待中国完全统一以后，即可由我政府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方案”。这里，蒋介石在原来“投票”方案基础上加了一条：中国政府自动提出。

定下草案后，蒋介石先召王世杰谈。当此之时，国民政府的几位外交专家皆衔命在身：胡适、顾维钧、蒋廷黻皆在处理联合国事宜。王世杰是湖北崇阳人，曾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抗战期间，曾两次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早年曾是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人，又颇有外交经验，亦曾赴延安与中共谈判，颇得蒋介石器重。

王世杰日记（7月6日）载：“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之，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然离中国二十余年。”王世杰此意正与蒋氏合。

随后，蒋介石又召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陈诚等商议，“众意见纷歧”。蒋氏以利害分析后，“众乃一致决定照予提议”。蒋氏乃正式电复宋子文，明白告知此决议。

但宋子文在7月7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违背了重庆的决议，仍坚持“维持外蒙现状”，只准予高度自治，并不允独立。遂谈判再次搁浅。宋子文随后会见了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探听美国态度。

重庆方面，蒋介石在7月8日会见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此会见，王世杰在座。蒋介石告诉赫尔利，“政府准备对外蒙问题让步，惟盼美国政府对东三省问题予以同情的支援”。

7月9日早上，王世杰又向蒋氏献策：“外蒙独立问题之宣告，应由中国单独宣告，苏联应回应中国永远尊重外蒙独立。”

蒋介石又得蒋经国8日与彼得罗夫的密谈电报，于是再度指示宋子文承认外蒙独立。由此，中国对外蒙独立问题不再异议。

在此决策过程中，蒋介石前方依靠其私人代表蒋经国的密报，后方则倚重智囊王世杰的辅佐。

宋子文“金蝉脱壳”

因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字之人难逃“卖国”之骂名。这个烫手山芋，是宋子文扔给王世杰的。

7月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了第六次谈判后，“大致商议就绪”，还有若干细节待商榷。斯大林因要去柏林参加“三巨头”会议（即波茨坦会议），宋子文电告蒋介石，希望“返渝请示”。

宋氏名为“返渝请示”，实乃相机辞去外交部长兼职。宋子文到达重庆后不到一周，即在7月24日约王世杰谈，表示其希望解除外交部部长兼职，“盼予能改任或兼任之，并谓，彼于月底或下月初赴莫斯科时，盼予以外交部长职务偕往，结束中苏谈判”。

王世杰马上表示：“予殊不愿任外交部长。”

王世杰拒绝，宋子文就找了蒋介石。第二天（25日），蒋介石约见王世杰，明白告诉他，“子文因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王世杰听后，确认了“子文之意在觅人与之共同负担此次对苏谈判之责任”。

蒋委员长希望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令其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我若拒绝，便为畏惧负责之表示”。两天后，王世杰表示愿意接任，但“须同时解除予之宣传部部长职”，并同时表示“不愿去莫斯科”。

王世杰不愿去莫斯科，言下之意是，不愿签字，但宋子文不肯。于是，王世杰于7月30日正式接任外交部长后，宋子文在8月1日再找他谈话，促其赴莫斯科，并明白提出要王来签字。王世杰日记载：“彼谓，将来中苏约文应由予签字。予谓，可否由彼我共同签字。彼谓不可，但云若苏方由史坦林签字，则彼可签字。实际上，苏方自将由外长莫洛托夫签字。”

宋子文摆了王世杰一道。其实，如果斯大林签了字，中方签字的也应该是蒋介石，而轮不到宋子文。

外交部长毕竟拗不过行政院长，况且宋子文还是委员长的小舅子。于是，王世杰背负着“万斤之重担”远赴莫斯科。赴莫斯科途中，王世杰感到，“予一生来从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价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

至于其个人荣辱，王世杰在7月25日的日记中已经考虑到了，认为“值此中苏情势紧张，本身之毁誉不宜在予考虑中也”。

王世杰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其次女写下“Don’t be afraid.”（不忧不惧）等字句，为父壮行。

“东三省之救星”

王世杰在赴苏途中分析了形势，认为协议若签订不成，一来，苏联对日作战并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来为防止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关系”，如此则“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

此时，中苏关于外蒙问题之谈判，几乎仅在疆界问题之争。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苏联决定马上对日宣战，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8月8日晚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送去战书。

半个月前，宋子文在参政会报告上说，“至迟明春日本将投降”。这一天提前半年多到来了，苏军进入东三省对日作战已迫在眉睫，形势也逼迫中国需尽快与苏联达成协议。

此时，中苏谈判在三个问题上陷入僵持：外蒙疆界、南满铁路局长以及旅顺军事委员会。8月12日，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一争，关于外蒙疆界，则必须“在承认独立以前勘定界线”，“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

此时，苏军已占领索伦、海拉尔等战略要地，正向哈尔滨、长春进攻，日本天皇也已经请降。委员长的谕示显然让谈判代表为难，王世杰认为：“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或生根本变化。”

宋子文、傅秉常（驻苏大使）则主张不顾蒋介石电令。随团出访之蒋经国也为父着急，于当晚两次电告蒋介石，请求授予宋子文、王世杰全权。8月13日晨，一夜未眠的蒋经国三电其父，谓“此次谈判万不可停止或破裂”。

在向蒋介石请示的电文中，宋子文、王世杰“默察苏方态度”后，均认为苏联“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蒋经国亦然。

于是，蒋介石乃授予代表团之全权。8月14日，中苏协议签字完成。

在外蒙疆界问题上，为保全面子，王世杰建议，“要求将外蒙疆界，以现时疆界为限字句，列入换文中；盖有此一语，则在约文上，我固显然不承认民国八年以前属于外蒙之旧疆土为外蒙疆土”，以此含糊了之。斯大林应允。

回到重庆后，该协议被迅速批准。王世杰称“此约之订立，可以保全东三省”，亦有人称王世杰为“东三省之救星”。

守口如瓶二十载

中苏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日皇广播，正式向盟军投降。

依照约定，外蒙公投于两个月后如期举行。国民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参观”投票。据雷氏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中记述说，外蒙公民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其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行，并不能主动干涉”，亦“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雷氏称此行乃“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任务”。

雷法章率领之代表团在库伦逗留了六天。对于外蒙之投票，雷法章指陈“人民实难有表示自由之意志”，因“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

外蒙投票之时，王世杰正忙于和苏联交涉东北接收、与中共谈判等问题，日记中无暇关心外蒙公投。实际上，这也不再属于他的“分内事”了，直到当年年底，王世杰在日记中未记载外蒙之事，仅在次年1月5日国民政府公告之时，聊聊数语载之。

时过境迁，当年的签字也成王世杰心中之痛。蒋介石赴台之后，亦曾公开检讨其外蒙政策。

1965年12月20日，王世杰写日记，认为有人对其“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王世杰自陈：“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1966年2月22日，他写信给友人，谈及“中苏谈判”事时说，“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

该日记及函电中，王世杰谈及其“避免牵涉他人之过失”、“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且“不能自由发表”等语，其心境不言自明。雷法章的外蒙投票观察文章发表于1981年3月，王世杰亦在当年4月去世。

晚年之王世杰致力于“中央研究院”工作，喜收藏字画。他到底是书生本色，对武大念念不忘，曾刻“东湖长”章，印在其所收名贵字画上，并立下遗嘱，拟将所遗之字画捐给武汉大学。

据其家人回忆，王世杰晚年常在花园中吟苏东坡之《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只是，当年中苏条约，王世杰究竟有何隐情，恐为谜耳。

作者：周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