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古代官员问责与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罪己诏|舆论监督|谏官|问责

注：近日，拉脱维亚一家超市大楼倒塌致54人死亡，该国总理一周内宣布引咎辞职。联想到青岛管道爆炸事件，我们忍不住提醒：政府不提“引咎辞职”这个说法很久了。

虽然引咎辞职这个词汇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这种官员问责传统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了，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政治伦理基础上，即便是发生了天灾，皇帝也得下“罪己诏”检讨施政过失。

文 | 毛剑杰吴臻

公元前7世纪的晋国，一位叫李离的司法官员，因为“过听”，也就是听取了下级的错误汇报，而导致了一起错误的死刑判决后，“自拘于廷，请死于君”。晋文公不想处罚他：“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

但李离坚称自己是长官，享受俸禄多。因此，把过听之罪转嫁给下级官吏，“非所闻也。”李离的坚持或让晋文公也感到无奈：“你如果自以为有罪，那我也有罪吗？”

李离回应道：“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法官错判，就应判自己的刑；错判人死罪，就应判自己死罪。

于是挥剑自杀。

宰相篇

灾害天谴

李离或是古代中国官员引咎自责或辞职的极端案例。误判冤案是如此，连天灾都会导致宰相请辞。这传统或始于汉代，《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因灾异导致三公（司徒、司空、司马）罢免之事，不绝于书。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灾害天谴说”，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与现实政治的过失是有关联的，乃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这成为后世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基本政治伦理。

唐玄宗时期，张九龄任宰相前后，水、旱、地震等灾害不断。还没等他主动辞职，一位名叫王冷然的小官吏已经忍不住愤然上书，要求宰相辞职：“今岁大旱，黎人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最后还声色俱厉地质问：“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

宋代的官员引咎辞职与问责制度更为严密完善。宋代房屋多竹木，因此对防火极为重视，但1029年六月，大火竟烧到了皇宫：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宰相王曾当即上表待罪，然后被罢免了宰相职务贬官青州。

又如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间，南宋各州府连续发生多起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也就是说，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

“灾害天谴说”虽然虚妄，但天灾应对无方，引发饥荒、流民、盗贼等人祸而不治，则应当追究人为责任。而且，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道德色彩、令官员产生敬畏感的政治伦理，其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谏官弹劾

即便宰相并无实质性过错，但如果遭到御史连番弹劾——有点类似于现代政治制度中的内阁不信任案，宰相也要停职或直接引咎辞职。因宋代惯例，皇帝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1038年，出现“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庸碌无能，迫使四名宰执同日被罢。

有意思的是，后来宋神宗朝时，韩琦任宰相，遭到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其专权跋扈。虽然神宗皇帝并不认可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辞。

1049年，河北发大水，河堤溃决，灾民流离失所、盗贼四起，而宰相陈执中没有采取任何应对之策，只是请些术士占卜祈祷。

为此，言官多次上书抨击陈执中，指责他用人不当、治理无方等等。迫于舆论压力，陈执中只得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宋仁宗很快批准，将其降职为兵部尚书、知陈州。

宰相陈执中

有耻且格

同当下一样，古代也有官员因私人生活不检点被曝光后，主动提出辞职的。

宋仁宗时，钱塘县令韩汝玉夜宿妓院，被属下衙役堵在门外，汇报公事。韩汝玉气定神闲的将公事办完后，先把衙役痛打了一百大板，然后书面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杭州知府范仲淹请辞：“韩某无状不检，为吏所侮，无以范民，请一解令归”。范仲淹却不以为意，大笔一挥在辞职信上批示“公杰士也，愿自爱”，没有批准他的辞职请求。

古代士大夫们在“居其位则谋其政”和“有耻且格”的政治道德约束之下，并不愿恋栈怀禄。恰恰相反，引咎辞职，挂冠而去，被他们视为一种担当，乃君子所为。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官员并非只上不下，也非下了再无出头之日，而是优胜劣汰、能上能下，其职位升降司空见惯。今天是当朝宰相，明天可能贬为地方官员，日后还能起用拜相。如前文提到的宰相陈执中，被降职5年后便再度拜相了。宋代另一位宰相蔡京，还曾四度拜相入阁。

皇帝篇：罪己诏

不仅是士大夫，遇到天灾人祸，连君临天下的皇帝也必须有所表示。“家天下”的时代，皇帝当然不能随便辞职不干，但他得下个“罪己诏”，表示“万方多难，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如1047年导致宰相贾朝昌被罢免的春秋大旱，便首先由宋仁宗连续发布两道罪己诏书。

1056年，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因此又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

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在现代人看来，套话、格式化的罪己诏，似乎更接近一种形式主义的作秀行为，未必是皇帝的真诚反思，并且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

但古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有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因在他们认为，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同时有着现实的政治意图考量：“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乾清宫大火时的罪己诏

大明崇祯帝，在位17年下了六道罪己诏，指望诚意能感动苍天大地，挽社稷于既倾。他的最后一道罪己诏写于煤山自缢前：“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崇祯帝名为罪己，实则罪人。不知他在以指沾血写下这平生最后一道诏书时，是否还能记起儒家经典的基本史观：“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大势已去及本身能力局限之外，崇祯帝并非没有值得同情之处：“君非亡国之君，臣实亡国之臣。”（李自成语）

而最真诚的忏悔，应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雄才大略，却又穷兵黩武、笃信方术，还在“巫蛊案”中逼死了卫皇后、皇太子、李夫人，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痛悔之余，追念往事种种，汉武帝决定对自己的人生来个彻底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