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带着血腥记忆的“八五”到了，敬爱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8周年了，那一天，被学生打斗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刘志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八五”是女附中的“校耻”，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谨以此纪念已在天堂的校领导。

——您们的学生

文|胡志涛

提起北京师大女附中，在北京市来说，算是一所有名气的中学。它成立于1917年。解放前，这所学校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解放前夕，不少师生倾向革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贡献。已故国画家王友石同志，当时在女附中担任总务主任，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949年北平解放，我们华北育才中学随着解放大军进城。5月，女附中正式被接管，由解放区来的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与女附中合并。第一任校长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彭文同志。我当时是国文教员。

在新的起点上，女附中原来的教职工和解放区来的教职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上下一致，优势互补，亲密团结，经过师生共同努力，形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校风，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它是一所备受社会赞誉的北京市重点中学。截至1966年5月统计：解放后的初高中毕业生达7000余人。到了文革中期改为男女合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在我的一生中，工作单位曾多次变换，但要算在女附中待的时间最长，前后整整二十年。在这段不短的岁月里，有甜蜜和幸福，也有辛酸和苦辣。留在记忆中的人和事很多很多，最使我难忘的是1966年8月5日这一天。

尽管二十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但每到8月5日这一天，在我的眼前总要浮现出我的好友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同志的悲惨遭遇，特别是她在临终前的惨景。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卞仲耘和我是在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社一起工作时相识的。她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家庭虽然富有，但父亲重男轻女，又因母亲早死，继母虐待，小时靠一个独身的姑母养大，生活很苦。她上学全靠哥哥支持，高中毕业后，在西北大学、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经济系。1941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后，她来到女附中工作，起初担任政治教员。

1956年，我担任副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她担任党总支书记。尽管中间曾经几经曲折，1962年后，我俩又恢复原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直到文革开始。

她中等身材，白净的鹅蛋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一头自然卷曲的短发梳向耳后，显得格外文雅、朴素。她的性格善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从不厉声粗气。她能接近人，大家都愿意找她谈心。在她担任党总支书记期间，每次在市委或区委开会，她都能认真领会精神，一丝不苟地用她的一手秀丽工整的字又快又准地记下笔记。同志们听她的传达报告，感到详尽无误、清楚明白。对她的忠诚老实的工作作风，大家更是敬佩。她不愧是一名党的好干部。

1966年8月5日前，早在5月初，报纸上就有批判“三家村”的文章。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出笼。6月1日早上，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内容。6月2日上课时，学生已出现不安定的情绪。课间操时，有几个高级干部女儿在校内贴出了大字报，矛头指向还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佩云的。6月3日以后，上课已不大正规了，有的课上不下去了。教师每天照常到校，但都处在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学生要求上街游行。当时上级有指示，不让学生上街。我们和教师同样处在不理解的心态下，急得赶忙跑到学生队伍的最前头，带头喊口号，带领学生在校园里转了一大圈，总算把学生留在校园里，没有上街。

这时，上级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面，加强领导。可我们谁也不理解怎么领导，领向何处？结果是领导不力，运动失控，学校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6月3日傍晚，以胡启立为首的西城区工作组派了以张世栋为组长的五人工作组进入学校。住校生欢呼若狂，呼喊：“毛主席派人来了！”“工作组领导我们闹革命！”第二天，全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欢呼工作组进校。校领导除了管总务的副校长外，全部靠边站了。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参加。

这时，大字报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校领导，但内容尚不具体。如“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校领导是忠实执行旧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女附中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不久，学生就在党总支办公室门上贴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党团员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紧张不安。我很不理解，党总支是忠实为党工作的，它有什么可“坦白”的呢？又过了几天，在校党总支办公室后院的大墙上贴出了点名的大标语：“揪出卞、胡、刘、梅、汪示众！”（注：卞－卞仲耘，胡－胡志涛，刘－刘致平副校长，梅－梅树民副教导主任，汪－汪玉冰教导主任。）并开始称呼校领导为“黑帮”。

学生纷纷组织战斗组，十六、七岁的少女穿上土黄色的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有的学生把辫子藏在军帽里，有的干脆剪掉，个别同学把头发剃成男式小分头。那些小头头带头赤着脚，卷起裤腿，大摇大摆进出校门，好像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的。

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后，大字报矛头所指便辐射开来，有的指向校领导，有的指向了教师。最先揭发我的所谓的罪行是：“胡志涛树立的黑样板——周学敏语文教学经验（注：周学敏语文教学经验曾在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展览过，“人民教育”1964年曾介绍过她的经验。）必须彻底批判！”

这使我更不能理解了，周学敏改革语文教学的经验，是全市教师学习的好典型，怎么会是黑样板？我当时也兼着一个实验班的语文课，曾向学生介绍过上海育才中学段立佩校长教语文的经验。我说他用启发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学生对语文很感兴趣，作文内容丰富多彩。他让好、中、差同学各自从自己原有的基础出发，起步学习。他还打个生动的譬喻说：“这好比让学生飞的飞，走的走，爬的爬……。”学生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我，说我这样的教法是把学生引向修正主义。有的学生还批斗了自己的班主任。

大字报铺天盖地，表面轰轰烈烈，但揭不出什么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当时质问工作组，为什么只许师生揭发我们，却不许我们揭发旧市委？他们的回答是：“现在是你们接受群众揭发批判，好好检查自己的时候。”在是非不分，好坏颠倒的大字报海洋中，学校更加混乱。

六月中旬，有些学生战斗组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工作组压制群众！”“工作组不民主！”“踢开工作组独立闹革命！”等等。工作组处于非常尴尬的情况下，就设法组织批斗校领导大会。

6月21日的中午，天气很热，工作组把卞仲耘从新市委叫回来（注：工作组进校后，卞仲耘在北京饭店新市委组织的学习班里集中学习）。起先，新市委不同意，后来工作组再三要求，说工作有困难，这才让卞仲耘回来的。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批斗大会开始了。好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上台，我和刘、梅、汪被押在台下，面向群众。大会上，一个曾做过人事工作的干部说：“卞仲耘包庇原语文教研组长唐×。”并且胡说唐是中统特务。这简直是陷害！

在不容本人申辩的情况下，必然激起学生们的愤恨。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跑上台，就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你一枪，我一枪，几枪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天气很热，又刚吃过午饭，卞仲耘受不住毒打，吐了一地，全是未消化的饭莱。

就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也不管，还继续让卞仲耘站着，听一个从校外找来的女人的控诉，说卞仲耘破坏她家庭的幸福。这真是莫须有的诬陷！大会开了三个钟头，我们都九十度大弯腰，下来后手、脚、脸都发肿了。“这符合党的政策吗？”我心里非常气愤。

会后，工作组立刻把我叫去，问我：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你们让校外一个女人来控诉卞仲耘，这对吗？”工作组长没说话，我就走开了。

这场批斗会后，没几天，卞仲耘从市委回校了。她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学习”。她见没别人在屋，便悄悄地撩开后襟让我看。“哎哟！”我失口叫了一声。她后背的表皮捅掉了一大片，刚刚结上疤。我真不明白，难道这场运动的矛头是针对学校基层领导？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批斗人？

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教师、职员都编成小组。有的小组已有一、两个教师“下了楼”，他们都是成分比较好的或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的。校领导天天自己准备，等待“下楼”。彼此之间不许交谈，和教师也不能接近。经常有学生代表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大概过了一周，工作组忽然悄悄地撤了。学生代表也走了。教师中胆大点的也有先走的。校领导成员，不敢擅自离开。有一两个晚上，只听见对面外国语学校的高音喇叭声吼叫：“我们不要保姆！踢开保姆闹革命！”最后，没有人管了，我们也就回来了，仍天天到校“上班”。

听说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党中央正在开会。我想，以后该不会随便批斗人了。

8月4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一大串的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解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

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身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

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的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回到家，午饭吃不下，吃了几口便放下碗，心想找区委去。走到区委，接待我的一位同志，也同样劝说：“我们知道了。你还是回学校去吧！”这使我更加失望。现在，市委、区委都不管了，叫我们这些早已靠边站的基层领导干部，面对这种极其混乱的局面，又能做些什么呢？……

大约下午一点半钟，我怀着极端矛盾的心情走进校门。校园里异样地寂静。我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走进办公室，只见卞仲耘和几位教导主任还呆呆地坐在那里“学习”，头也不抬。我压低了嗓音对他们说：“你们还坐着哪？”“还”字加重了语气。可他们好像没听见似的，默默无语。

这时，我独自跑出办公室。到哪去呢？昨天被学生用皮带抽打的情景，使我警觉起来，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不幸？万一要再打我，我绝不能束手待毙……想到这里我一手拿起一把扫帚，一手拿起一只铁簸箕，朝着后院的女厕所走去。在这里，我可以观察一下动静，有人来，就装着打扫厕所。

半小时光景，意料中的风暴终于来临了！只听见外面有人群在走动，有人大声叫喊：“胡志涛！胡志涛！”我赶紧弯下腰扫地。跟着进来一大群学生：“好哇！你在这里。”不容分说，架起我的两只胳臂就往外走。

走到去操场的路口，有一个工农子女班的学生手捧一个从总务处拿来的大墨水瓶，正要往我的身上泼，嘴里还嚷嚷：“看你这黑帮！”我不愿受侮辱，反抗思想促使我忘记了险恶的后果，猛地举起扫帚向大墨水瓶挡去。霎时瓶子飞向天空，墨水四溅，连我带周围的学生全成了“黑帮”。这一下，可就闯了大祸！她们用拔河大粗绳把我的一双手腕紧紧地捆了起来。

“游斗”在校园里开始了。无数只拳头随着狂呼“打倒黑帮！”的口号声，落在我的身上。接着，推推搡搡，把我带到操场的中心，终于把我打倒在地，头上还扣着一只纸篓。我仰躺在地上，从纸篓的筐眼里看见湛蓝的天空。心想：“这回可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样，我的心情反倒平静起来，好像周围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多么想好好地睡一觉哟。

过了好一会儿，有一只手猛地把我拽起来，摘下我头上的纸篓，厉声地对我吼：“走！到后院去。”我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中走向刚才去过的女厕所。一个领头的学生叉着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这些黑帮，平时不劳动，今天，让你劳动，好好改造！”另一个高个子的学生命令我；“把毛坑上的木盖都拿出来，刷洗干净。”

我把一二十块木盖都从厕所里拿出来，在水池边准备刷洗。“我去找个刷子。”我向学生们请求。一个拿着木棍儿的学生大声喝道：“黑帮！老实点。不许用刷子，就用手抠！”我只得蹲下去抠。她们立刻把我拽起来：“不许蹲着抠，低头！”又把我的头摁下去：“弯着腰抠！”我不得不低着头大弯着腰成九十度，用双手抠洗那一块块又硬又脏又臭的毛坑盖。

一块两块三块……十几块抠洗净了。我的手指甲盖磨去了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钻心的刺痛使我实在抠不下去了。我直起腰来想歇一会儿。几个学生立刻又把我摁倒，不许抬头。到后来，只要我直一下腰，就打我一棍子，打得我头上、肩上、背上、臂部一阵阵剧痛。我实在支撑不住，没力量再抠了，她们又用带钉子的木棍往我的身上一阵乱打。血从我的大腿上和着汗水往下流，眼前发黑，我不由自主地晕倒在地……

“起来！别装死！”几个学生把我拉起来。我颤颤地站立着，已不成人样了，泥水、粪水、汗水、血水把我浑身都染污了，我真的成了“黑帮”了！

一辆平板车推过来，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车上盖满了大字报，上面还压着一把大竹扫帚。“你把它掀开！”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

“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已没有反映，嘴巴张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我用手摸摸，滚烫滚烫。我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已的处境，急忙向周围的学生呼求：“她的瞳孔已经扩散了，快！快！赶紧送医院抢救！”

平时，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老卞是和我共同战斗过二十年的老战友，我不能让她就这样地死去。我要管要管！可我自己还被关在屋里，门外学生监视着，我怎么管？我的心在燃烧，血在翻滚。我一次次站起来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监视我的学生制止：“黑帮！你老实点，不许你看！”

已是黄昏了，太阳的光照依然很强。我从屋里往外偷看，那辆平板车还停在那里，没人过问。那群对我施加拷打的学生都四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再次向站在门外监视我的两个学生恳求：“请你们赶快把她送往医院抢救吧！”其中一个回答：“不用你管！”是啊！自从工作组进校后，我早已失去了校长的职权，我已成了被人任意抽打的“专政对象”，我能管什么呢？……

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又过了好久，一位老工友好心地从我家里拿来一套衣服：“换换吧！您的衣服又脏又破，没法出门啦。”他看我换好衣服，又护送我回家。

家里人见到我都惊呆了。除了一双脚，我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我的爱人急忙设法找到一辆汽车，直驶北大医院。爱人和女儿搀扶着我走上医院的楼道。

一位五十年代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上医科大学的大夫迎面走来。她一眼认出是我来了，赶紧伸出双手握住我的胳膊说：“老师！怎么把您打成这样！这帮学生心真狠！”她急忙带我到急诊室，对值班医生说：“她是我的老师，女附中的校长。”为了消除医生的顾虑，她又补充地说出她的观点：“搞运动绝不能乱打人啊！再说党有政策，在没有分清两类矛盾之前，应该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嘛。”

经过拍片检查，证明是腰椎脊突骨折。在当时的情况下，住院的可能是绝对没有的，红卫兵天天到医院查看，有没有“黑帮”住院。

回到家以后，不幸的消息传来：老卞被送到邮电医院后，抢救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她确实死了！”我默默地坐着，泪水模糊了眼睛……

伤痛折磨着我，多少个夜晚都不能安静地睡去，偶而合上眼，老卞临死前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我苦苦地思索：她是一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好书记，学生爱戴的慈祥可亲的好老师，为什么偏偏会死于学生的手里？！

事后，据我所知，在北京市，卞仲耘同志是第一个死于自己所热爱的学校，死于她亲手培育的学生手里。事情虽然过去了二十年，可在我的印象里仍然是深刻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八月五日这一天。但愿我这篇祭文能使后来者引以为鉴，在书写新的历史篇章时，不会再出现像我写的这一页！

1986年于北京

（丁丁、胡志涛：《生活教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第13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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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