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涛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粮是军队的生命线。抗战时期，日军士兵战斗力之所以强悍，除武器装备先进外，还得益于优良的伙食。当日本普通人家要靠吃红薯果腹时，普通日本兵一天三顿都可吃米饭，并能吃到鲜肉、鸡蛋。其伙食标准“基本相当日本国民中小康之家的水平”。

食品之外，每个日本士兵每天还会得到香烟和清酒。日军后勤部门，甚至为士兵开发出便携式日本传统调味料，并配发日式传统腌菜，以使士兵吃到家乡味。

而中国士兵的饮食水平，与日军相形逊色不少。国军士兵伙食水平极差，尚不如日本军犬。国军士兵连主食都不够吃，因此总结出了抢饭经验：首先，吃饭时先去抢半碗，飞快吃掉，然后再挤进人群中，把第二碗狠狠地打满，再慢慢吃。

中共军队的伙食状况，一度也十分糟糕。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干部每日口粮只剩7两，战士每日口粮也不足1斤。为不挨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干部每人每天要采摘1.5斤树叶、野菜，交给炊事班，掺入粮食中做饭。

但是，经过大生产运动后，中共根据地恢复了三餐制，副食也从过去每餐一碗菜改为二碗菜一个汤,，并能保证让每人每月吃到三四斤肉，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日本以举国力量保证军人伙食，士兵吃得比国民好

有观点认为，二战时，日军极不重视后勤。日本军队在吃饭问题上十分草率，靠“精神原子弹”在各地作战，即使没饭吃也要战斗到底。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在中国战场，除了个别战役，部分日军会因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士兵吃不上饭的情况外，一般而言，日军的伙食水平相当不错。

当时，日本实行军国主义体制，奉行“总体战”策略，即举国上下，不论男女老幼，一切工作以服务军队、服务战争为第一要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人成为举国上下最受尊敬和待遇最好的群体。

普通日本兵的伙食标准，“基本相当日本国民中小康之家的水平”，好于一般日本普通国民。当时日本人生活普遍很贫困，据侵华老兵河村太美雄回忆，在其参军前，家里依靠吃红薯果腹，大米如同银子一般金贵。

相较而言，普通日本士兵的待遇非常好：一天三顿都可吃米饭，并且能吃到鲜肉、鸡蛋。在当时的日本，这种待遇，即使身居中产阶层的教师家庭也无法办到。河村太美雄的二姐，当老师，月薪不过3袋粮食，绝不可能天天吃鲜肉。

为保证战争顺利进行，1938年4月15日，日本出台了《军人战时给予规则细则改正》，对在中国战场作战的陆军伙食标准做了重新的规划。此后，日军的伙食标准基本可分为两个大类：一是驻地伙食，二是战斗伙食。两者具体配置虽略有差异，但总体看来，日军伙食可谓丰富且营养。

图说：在战斗间隙吃饭的日军士兵。

具体而言，日军普通士兵每人每天会配发大约1.3斤大米和半斤白面，这样高定量的主食，有力地保证了士兵在高强度作战时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此外，每名日军士兵，每天还能获得相当丰富的副食品：其中包括220克肉类以及约500克蔬菜。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应吃250～400g主食，300 g～500 g蔬菜，200 g～400 g水果，125 g～175 g肉类。所以，从现代营养学角度看，日军的伙食搭配，堪称膳食营养均衡的典范，非常符合亚洲人需求。

除主食和副食外，每个日本士兵每天还会配发一定数量的香烟和清酒。在重大战役结束后，还会有额外的补给奖励：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裕仁天皇特批给前线日军将士发烟发酒，以示犒劳。此外，1945年日本的“大昭奉戴日”（日本传统节日），关东军也为驻扎在虎头要塞的日军送去大量的酒水食物，甚至“慰安妇”，以示慰劳。

尤有甚者，日军后勤部门，还为士兵开发出便携式日本传统调味料（如酱油粉、味噌粉等），并配发日式传统腌菜，以使士兵吃到家乡味。

日本“以战养战”，搜刮中国的米面鲜肉和红薯干

日本是个“无资源”的国家，虽然制定了完备军队伙食计划，不过，这样高标准的伙食，单靠其国内资源，不可能完成运输补给。

军事家A·H·若米尼曾指出：“军队的统帅，应善于利用其所入侵的国家的一切资源，以保障其军事行动。”日本在侵华期间，为保证军队伙食供应，一般采取“以战养战”，就地取材的方式。这样一来，日军的伙食也就变得五花八门。

日军士兵对大米情有独钟。在粮食紧缺的战争年代，为保证自家士兵吃上大米，日军常常不顾中国人死活。

1938年11月2日，伪满政府颁布《米谷管理法》。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的一种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配给制。大米、白面等细粮，作为军需物资受到日军严密管控，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玉米、高粱混合的杂粮；如果私藏或偷吃大米，就会被送去做苦工。在占领区，日军为获得足够多的大米和白面，还采取强征“实物税”的方式，公然掠夺米面。

图说：正在分享酒的日军军官。

前文曾提到，日军士兵每天都要摄入半斤鲜肉。鲜肉不易保存，所以日军一般以就地掠夺方式进行补给。作家周立波在《娘子关前》一文中对此有过细致描述：日军士兵喜食牛肉、猪肉和鸡肉，凡日军所到村落，猪、牛和鸡基本被一扫而空。日军士兵不喜欢吃羊肉，因为“山西羊肉不好吃，敌人不爱”。只有在“猪牛和鸡找不到时”，才会吃羊肉。他们也不喜欢吃小米，每每搜刮到小米，日本兵虽不吃，也会将其撒在沙子里。

在占领中国期间，日军也会适当根据各地物产变换口味。当时，河南信阳西北30公里处，是日军占领的游河城。游河城一带盛产柿饼，所以，当地日军就以柿饼充当水果。据河村太美雄回忆，游河城外河滩上有市场，日军以维护秩序为名，不给任何说明，就将农民挑着的柿饼抢为己有。

食不厌精的日军士兵，偶尔也会尝尝“劣质”食品。在一次对信阳附近山村扫荡战中，日军士兵河村太美雄，在吃好喝好后，搜刮了当地民众遗留的红薯干。 此外，驻扎在当地的日军，特别喜欢集市上“30公分宽的油饼子”，常以形同废纸的“军票”或“人民劵”向中国人“购买”。

日本军犬都比国军士兵吃得好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实际仍被各类大小军阀掌控。直到抗战爆发，这种情况并未完全改变。所以，抗战国军实际由多个军阀队伍构成，伙食水平也因此参差不齐。不过，总体言之，抗战时期，国军伙食水平相当低下，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

平心而论，在战前，国军伙食水平还算不错。中央军占据中国最富庶的江浙一带，粮饷充足；张学良的东北军，武器装备比中央军还好，拥有成建制的飞机、坦克部队，军官至少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文化教育，伙食水平当然也数一数二。

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也被迫西迁重庆。原本富庶的江南、广东等地，被日军占据，国府丧失了主要财政来源。自古便是中国粮仓的湖北、湖南，又成为中日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生产严重破坏，国府因此丧失了主要粮食来源。

根据《中华民国经济史》，“若将1938年(的粮食产量)与战前1936年比较，减产程度：稻谷为19%、小麦55%、大麦42%、小米80%、高粱77%、甘薯24%”。粮食不足，国军士兵伙食自然难以保证。

当时，中国没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除战区补充划拨之外，更多时候需要军队自己想办法解决，要么靠士兵自带，要么向当地的富户、政府“打白条”借粮。如果实在弄不到，也会出现纵兵抢粮的情形。

比如，川军出川抗战，粮食都要靠自筹自带，穿着草鞋的士兵们，必须推着装有粮草的独轮车，行军几千公里才能抵达前线。川军粮食用尽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还告诉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战区不予补充。

图说：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的国军士兵。

普通国军士兵总是吃不饱饭。因为，他们时常连最基本的主食也无法得到充足供应，基本是有什么吃什么。到了饭点，炊事员开始做饭，烧一大锅，大家围着一起吃。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肉菜，最多不过有难见油花的清水烧青菜，或是腌咸菜。即便如此，饭菜仍不够吃。

国军士兵吃饭，其实应叫抢饭：动作稍慢，整锅饭就见底了。当时国军士兵总结了如何能多吃一口饭的经验：首先，吃饭时先去抢半碗，飞快吃掉，然后再挤进人群中，把第二碗狠狠地打满，再慢慢吃。虽然还这方法还是让人吃不饱，但也聊胜于无，能多吃两口饭总是好的。

当时，国军一名上等兵的真实待遇如何呢？根据相关资料，当时宝鸡战俘营的日俘，享受国军上等兵待遇，平时伙食是苞谷面管饱。这还是后方俘虏们所享受的优待。

图说：获得充足营养的日本士兵，显得敦实魁梧。

当时，日本成年军犬每天的食物标准，包括：米150克，麦250克，白菜200克，牛肉350克。即使情况有变化，日本军犬每天也必须吃350克牛肉或400克沙丁鱼。由此可见，国军士兵的伙食水平，甚至不如日本军犬。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重庆政府连自己的文武官员都穷得吃不饱饭……每日二餐糙米稀粥，副食也只是咸汁木瓜”。国难当头，克己奉公、共赴时艰者有之；中饱私囊、贪渎误国者亦不乏其人。毋庸讳言，国军士兵吃不饱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在于军队内部有人热衷于发“国难财”。

正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当时国军统一配发的军粮质量也十分低下。贪污者弄虚作假，为了补充倒卖的军粮数量，常常掺进沙石、泥土或用水浸泡，让浴血奋战的士兵对这些米面难以下咽。可是，为了活命，士兵不得不吃下这种低劣的食物，以至于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戏称这是官方“八宝饭”。

共产党军队靠大生产运动实现丰衣足食

抗战期间，国军士兵虽然吃得不算好，但国府划拨粮饷总要优先照顾政府军，且一直有苏联和英美援助。日子虽过得紧点，但不至于毫无办法。可在陕北，共产党军队就不一样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自谋生路。

1938年1月，在彭德怀主持下，全八路军首次统一了供应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时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5斤、油3钱（按每斤16两计，合每人每月油、肉、盐各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为师旅级5元（法币）、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困难时期酌减。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加紧对根据地的封锁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坚壁清野”，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难以获得补给。

1943年春，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25万人之多，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此时，八路军人均口粮较1938年已大幅减少。彭德怀仍然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各单位，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煮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干部每日口粮只剩7两，战士每日口粮也不足1斤。

为使总部干部不至于挨饿，彭德怀决定，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干部每人每天要采摘1.5斤树叶、野菜，交给炊事班，掺入粮食中做饭。此外，彭德怀还要求八路军总部直属队不得在群众村庄附近挖野菜、剥树叶，要把附近平坦和便于采摘的地方留给群众。

当时，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出现了极端严重的困难：经费不足、缺衣少药、粮食匮乏、武器弹药极端短缺。这是八年抗战中，中共抗日根据地最为艰苦和危急的时刻。资料显示，当时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士兵，因为受不了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就向日军投了降。

剩下的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士兵，人均弹药不足五发，粮食吃光了就吃草根树皮。没有弹药，还可以白刃战；但若没饭吃，那敌后根据地崩溃只是迟早的问题。

图说：1943年冬，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生产情况。

鉴于时局艰难，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求自己解决面临的困难。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陕甘宁边区的南泥湾开荒。

南泥湾本是虎豹出没的荒野，但土地肥沃，可耕地多达万亩。驻屯当地的主要部队是359旅。在历时四年的开荒运动中，359旅第一年就做到了生产半自给；第二年做到了大部分自给；第三年做到了全部自给；第四年，甚至做到了一人生产，可以养活两个人的程度。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中共军队的伙食状况大为好转。

1942年，南泥湾垦荒耕种了2.5万亩土地，不但种植了粮食和蔬菜，还栽种了棉麻。秋收时，部队收获的细粮（即加工后的成品粮）有5.4千石（约合648000斤），还养了近2000头猪和大量家禽。部队驻地都堆满了山药蛋、萝卜和白菜。战士们吃得好也吃的饱了。刘少奇在《中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同题》中感叹道：“在伙食方面，每人每月吃二斤肉，每天每人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半菜”。单从副食来看，就有这么丰富，这在之前的困难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到1943年，大生产运动走向顶峰。中共抗日根据地，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自己生产细粮达1500万公斤。

由此，中共抗日根据地许多部队的粮食、经费全部可以自给。以往生活困难时，战士一天只能吃两餐，生活改善后，根据地恢复了三餐制，副食也从过去每餐一碗菜改为二碗菜一个汤,，并保证让每人每月能吃到三四斤肉，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吃饱了饭，军队自然战斗力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当国军1944年至1945年间出现豫湘桂千里溃败时，中共军队却能进行局部战略反攻的原因之一。

文学家吴伯萧曾在文章《菜园小记》中回忆起那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岁月，他说：“那年蔬菜丰收。韭菜割了三茬，最后吃了薹下韭（跟莲下藕一样，那是以老来嫩有名的），掐了韭花。春白菜以后种了秋白菜，细水萝卜以后种了白萝卜。园里连江两腊、波斯菊都要开败的时候，我们还收了最后一批西红柿。天凉了，西红柿吃起来甘脆爽口，有些秋梨的味道。我们还把通红通红的辣椒穿成串晒干了，挂在窑洞的窗户旁边，一直挂到过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