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体育7月30日报道：
兴奋剂，几乎每一届世界性的体育赛事上这个词都会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热点，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也不例外，不到24小时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体操运动员路易扎-加柳里娜因为尿检阳性被临时禁赛，但引起更多人关注的还是一位叫做陈章浩的老人在澳大利亚接受《悉尼先驱早报时》所说的话。这位老人曾经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席队医，而他当时和薛印贤领导的医疗小组就是专门研究禁药和生长激素的。
在那篇报道中，陈章浩老人坦诚自己当年曾在中国的50多名顶级运动员身上尝试过使用包括霍尔蒙、血液兴奋剂和类固醇在内的各种兴奋剂，甚至连姚明、刘翔都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关键节点上咨询过他，说到这里，我们才不禁想起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11名中国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以及马家军，王德显等中国田径届传奇人物曾经爆出过的兴奋剂丑闻。
虽然现在，关于兴奋剂的检测越来越严格，敢于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也越来越少，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上世纪40-70年代，反兴奋剂技术还不够发达的长达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兴奋剂在奥运史上是一个默认的存在，或者说潜规则。根据历史记载，最早一例的奥运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出现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当时是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因在比赛途中服食了大剂量的混合着鸡蛋清的士的宁，导致率先冲过终点后倒地不起，后经医务人员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
而后，兴奋剂的相关技术不断发展，运动员们开始频繁借用类似的“外力”来提升自己的成绩，苯丙胺、血液回输等种种能够提升运动员比赛成绩的药物和方式开始全方位侵袭奥运会，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甚至出现了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的可怕场景，其实早在1961年，志在反兴奋剂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于希腊雅典。但这并未能阻止那几十年里兴奋剂的飞速发展和泛滥使用，甚至药物的更新换代远超检测方式的进步，这一“盛况”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得到控制，但“兴奋剂”已经成为奥运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污点。
即便有反兴奋剂机构，兴奋剂也绝不会消亡
回顾奥运史上的兴奋剂使用案例，出现运动员过量使用兴奋剂导致生命危险甚至死亡的情况并非没有，即便是在近十几年时间内，也出现过女运动员过量使用兴奋剂导致内分泌紊乱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例子，可为什么在当时和现在还有如此多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且在反兴奋剂机构不断提升科技含量的同时，兴奋剂也没有任何消亡的痕迹呢？
NO1：兴奋剂诱惑力难以抵抗
顾名思义，“兴奋”剂能够让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身体、精神情况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这些药物可以为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成绩提供便利条件，这一点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运会上就已经被人发现。当时的运动员尝试饮用各种白兰地或葡萄酒混合饮料，食用蘑菇，以便获得附加的“力量”来战胜对手。甚至在那个年代，已经有运动员用士的宁一类的生物碱与酒精混合在一起服用，以寻求刺激效果的记载。而在近代，兴奋剂的种类和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其中绝大部分能够起到的都是临时刺激身体爆发出更大能量的作用。
以“兴奋剂”届目前最流行的合成类固醇药物为例，这一类药物包含很多种类和名称，但唯一不变的是它们都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服用类似的药物能够明显增强运动员的肌肉力量，众所周知的是，奥运会上几乎所有比赛项目都需要出色的肌肉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合成类固醇被禁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彻底绝迹的原因。前美国奥委会运动医学与科学部主任、医学博士罗伯特-沃伊就曾说过：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类固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所有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迄今还未听说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的，仅仅剩下乒乓球、男女花样滑冰和女子体操等几个少得可怜的项目。沃伊博士宣称：在所有需要爆发力、耐力和速度的项目中，都有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
综上所述，单从药物作用上分析，是否使用兴奋剂几乎能够决定一名球员能否夺得一项关键赛事的冠军，试想所有的竞逐运动员自身基础条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其中一人在比赛时使用了兴奋剂，当然是他获得冠军的几率更高。如此之大的诱惑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教练员甚至国家奥组委难以抵挡，而这也是兴奋剂始终没有消亡的最根本原因。
NO2：大家都用，不用就意味着落后
时间发展到今天，兴奋剂的使用已经是一些极少数的例子。但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长达30年时间内，各类兴奋剂的使用甚至已被摆到了明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显而易见，当时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在使用包括苯丙胺、麻黄素在内的一系列精神刺激类药物，以保证自己能在比赛中比对手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也是从这个场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兴奋剂能在奥运史上“风靡”那么长的时间，当类似的药物刺激能够明显改善运动员成绩，却又没有相关机构前来制止的时候，如果有人坚持不使用兴奋剂，他在奥运会上将会迎接的就是努力四年，最终败给那些使用兴奋剂的选手铩羽而归的悲惨命运，从陈章浩老人接受《悉尼先驱导报》的采访中我们也能读出这样的一层含义：当年美国、苏联，东德国都在大量的使用兴奋剂，为了赶超这些已经在奥运会上披金斩银，荣耀满身的国家，中国代表团才“跟上潮流”，开始研究，并将类似的禁药使用到运动员身上。
对于当时和现在媒体的过激反应，陈章浩老人显得极为不满，他说：“美国、苏联和法国当时都在使用，所以我们才使用的。但是你们怎门能够只谴责中国却不去谴责美国和苏联呢？”是啊，在他看来，使用兴奋剂只是为了不让当时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在起跑线上就输给对手，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错呢？
NO3：兴奋剂发展永远领先于反兴奋剂发展：使用案例下降不代表兴奋剂消失
监管不力，这是兴奋剂在奥运史上长期无法绝迹的又一个关键原因，1961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在希腊雅典成立，国际奥委会也开始在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然而类似的检查并没有吓住滥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倒是来势凶猛的“兴奋剂浪潮”一举冲毁了国际奥委会设置的“防波堤”。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现代五项的射击比赛结束后，前17名运动员中竟有13人兴奋剂检查结果为阳性，由于违禁服药的人数太多，以致有关方面未敢取消这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而且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容易被检查出的苯丙胺、麻黄素等兴奋剂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不容易被查出的各种能够增强运动员个人能力的各种方式。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血液回输（运动员先从自己身上抽出一部分血液保存起来，临近比赛前再注射回体内，以便增加血红细胞的数量，把更多的氧气输送到肌肉，从而提高运动能力。）就开始在奥运赛场上风行，而直到1994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才开始进行相关的检测。
又比如至今仍未绝迹的合成类固醇药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许多运动员大范围使用，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这种药物完全处于无法查出的状态中，因为一直未研究出准确而可靠的检测方法，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随后一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11名被检测出使用禁药的运动员中就有8人使用了合成类固醇药物。
的确，随着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力度的加强，每一届奥运会被检测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人数都在减少，但这是否意味着兴奋剂已经开始退出奥运会舞台了呢？也不尽然，兴奋剂和反兴奋剂斗争，这就好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欺骗者总能寻找到一些新的药物和方法战胜检查系统，从而保持领先地位。合成类固醇药物被查出，生长激素和红细胞生长素又被广泛运用，如今这两种激素再度被反兴奋剂斗士们揪了出来，可谁又知道暗处还有多少没被查出来的新型兴奋剂呢？
举国体制下，兴奋剂更加泛滥
兴奋剂的使用，这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很多时候，这样的个人行为都来自其背后的神秘力量，纵观整个奥运会的发展史，最泛滥的兴奋剂事件都出现在奥运举国体制的国家之中，曾有媒体戏言：兴奋剂就是举国体制的一剂“春药”。的确，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国和苏联是爆出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两个国家，80年代初期中国的多起兴奋期丑闻来源也都是以上两个国家带过来的“先进技术”，为什么会出现在好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在举国体制的国家中，不仅运动员需要奥运会上的好成绩，这些运动员的监管者们往往比运动员有着更多更大的利益追求。
NO1：奥运有史以最泛滥的兴奋剂事件都在举国体制下
从1968年到1988年，4届奥运会上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赢了多达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美国的13倍。如此出色的奥运会成绩无疑是东德奥运会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在这个奇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这个金牌工厂的秘密也逐渐浮出了水面。“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这是东德在当时进行的一个兴奋剂项目，简单说来，前东德国约1万名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国家每年投入超过500万马克用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发，对此，许多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甚至并不知情，随之而来的除了东德在奥运会上成绩的井喷，还有这些运动员们受到癌症、心脏肌肉疾病，以及肝脏和骨骼的损害的悲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当时的苏联，和随后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中，这些将奥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国家将兴奋剂大量使用到运动员身上，这换来了他们在奥运会斩金夺银的壮举和总体成绩的迅速提升，至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这似乎不在管理者的考虑之列，正如德国人制造的惨剧一样，在苏联和中国，也同样有太多太多运动员因为过量使用兴奋剂而变成“药渣子”的案例。
NO2：中国的兴奋剂源于东德，神奇训练师带来神药
1984年，中国重新加入夏季奥运会并取得金牌的零突破，那一年金牌成为全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字眼。当时刚刚走出混乱十年的中国急需要一些能够鼓舞社会信心的“激素”，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力求进取”的中国游泳队从东德引进了一名洋医生克劳斯-鲁道夫。当时中国的体育科学还不够发达，很多人认为一个运动员的成绩，除了天赋和努力之外，还离不开所谓的“科学”，而鲁道夫正是祭起“科学”的大旗，将所谓的“兴奋剂”这一法宝引入中国。也是在他加盟之后，此前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的中国游泳队，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斩获的金牌数由上一届的3金飙升至10金，成为黑马。
一时之间，鲁道夫成为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当时很多报道都对这位洋医生的“先进管理”和“先进训练”手段推崇倍至。也是在当时，另一位洋医生也加盟到“帮助中国队夺得金牌”的光辉视野中，而这位叫做海格尔-菲福的医生，正是此前参加过东德“国家计划14.25”，在莱比锡技术中心工作，在禁药问题事发后前往外国避难躲过一劫的技术人员，看到鲁道夫在中国书写的“神话”，菲福随后前往上海游泳训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中国的兴奋剂使用，源头正是东德国在10年前推广的那个“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
除了东德国之外，苏联、美国的“先进技术”陆续被引进到中国，而根据陈章浩老人透露，这些所谓的技术也都是各类兴奋剂的研发和使用手段，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无知才走上了“兴奋剂”这条贼船，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中国体育界传出如此多的兴奋剂丑闻，和如上这些同样将奥运视为举国体制的国家脱不了干系。
NO3：举国体制下，监管者比运动员有着更大的利益需求
为什么？我们不禁要问，兴奋剂事件为什么总是集中出现在这样的国家。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员对于成绩的渴望之外，兴奋剂的使用在举国体制的国家内，已经远非运动员一个人的事情。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类似国家中，国际赛事金牌数和运动员的成绩不仅关系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更关系到相关省市，甚至国家体育部门的各类考核标准，这些部门领导们需要运动员争金夺银为他积攒政绩去奋斗接下来的仕途，于是运动员是否应该服用兴奋剂，这就成了整个体育部分的事情。一切为了拿金牌，这是运动员的需要，教练的需要，也是相关管理者的需要，于是兴奋剂开始广泛流传在类似的国家奥运代表团中，这一点在20年前的中国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我们国家，关于管理部门在兴奋剂方面的问责制度几乎没用，高收益，低风险，这两个词足以形容兴奋剂在我国曾经出现过的使用狂潮。其实运动员自身，也许在一开始并没有多少服用药物的想法，可教练会说服你，领导会“暗示”你，最终你只能吞下那一剂“苦药”，在国际赛上场去争夺那一块甜蜜无比的金牌。而一旦事情败露，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立刻宣告终结，此时相关的教练和领导呢？他们只需要说出三个字：“不知情。”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9名亚运冠军停赛两年。其中绝大多数人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因为禁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侵害，这些运动员们只能自己承受。但相关管理部门却多以不知情，个人行为成功脱身，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也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之下，我们才会看到即便是近几年，国内国际赛场上也会偶尔查出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例子，而后这些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终结了，他们需要在几乎无法找到谋生手段的情况下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而相关的教练，领导却没有任何风险，继续提着灯笼寻找下一批“小白鼠”。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体育界的耻辱，至于有多少中国冠军曾经服用过兴奋剂？著名媒体人李承鹏曾经说过：“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
作者：刘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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