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篮球往事》是网易CBA一档篮坛历史回顾专栏，由中国资深篮球记者孙保生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倾心撰写。孙保生，资深篮球专家、《北京晚报》资深记者。报道中国篮球已逾30年，曾任中国篮球新闻委员会委员，首位中国篮球新闻奖特殊贡献奖得主。以下为该专栏的第十二期：
像现在许多喜欢篮球的青少年一样 ，我年轻时也非常崇拜球星。不过，那时不叫球星 ，叫名运动员或优秀运动员。我最早认识的国手是在1966年夏，当时恰逢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学校被迫停课了，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一起走向社会，搞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我在串联中主要是到各地打球，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张卫平、黄频捷等一批日后成为国手的篮球高手。
那年我已经在一所中专技校学习了一年，学的专业是古木建筑，这个专业不错，学成后从事古典建筑修缮工作，但我的心思不在那儿，一心想的是打篮球，憧憬的是将来能当一名篮球运动员，尽管那时我的身高仅1.74米，身板也很瘦 ，但自以为弹跳和速度不差 ，有点儿不自量力。上哪儿打球？除了学校就是东单体育场。那是我家住崇文区（现已合并为东城区），学生月票两块钱，每天做3路或8路公共汽车去东单打球。怎么发现东单体育场的？1965年暑期，北京市业余体校篮球赛在东单体育场进行的，那时我是崇文体校的，就是在这一年的比赛上，代表东城体校的张卫平后来入选了北京青年队。
东单体育场有6块篮球场地，星期天对外开放，凭学生证或工作证就可以免费使用。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东单体育场的常客。在这儿打球的什么人都有，学生、工人、干部、教师等等，很快我结识不少业余高手，其中以中学生居多，因为我们年龄相近，有共同语言。“文革”开始后，工厂也乱了，不少工人中的篮球高手也来这儿打球，他们当中打得最好的是北钢的马宝玉，是个左撇子，因为长得黑，人称“黑马”。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哥们就琢磨着组织个队，于是我和技校同学邓晓仲、北京钢校的纪金龙三人就成了核心，根据自愿和挑选的原则，12名队员产生了。其中有工人3名，当中就有“黑马，”其余全是学生。12人中高大队员居多，1.90米左右占一半，三个小个子有我、邓晓仲和北京钢校的徐月根，各个位置齐全。我们给球队起名为东单联队，因为我们球打得熟练，讲究配合，有很多人叫我们“东单痞子队”，身板壮如牛的邓晓仲挺着胸脯说：“痞子怎么啦？痞子运动好得很！”大伙儿哈哈大笑。
有队就得有队服，哥儿几个自掏布票和钱，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买了白玫瑰牌的天蓝色、玫瑰红色两套背心，号码自己制作，这个任务交给我来完成，因为我有画画基础。我先在报纸上写号，然后用白布剪贴，最后送到街道服务站请大妈们用缝纫机给砸上，一件5分钱。当我们穿着整齐鲜亮的队服来到东单体育场时，把所有打球的人都给震住了，我们好不得意。
在东单打球就是打接拨儿的，5个球一拨儿，赢的就成了擂主，输的下去。这其实就是我国最早的半场三对三街球，或称“斗牛”，论时间不见得比美国晚。渐渐的，我们不满足在东单打球了，我便每天在学校传达室打电话约球，约的球赛以工厂队居多，一能喝到冰汽水（盐汽水），二能洗个澡。我们或骑车或坐公共汽车在北京四城征战，西至门头沟，东至通州，南至南苑，北至昌平，几乎打遍了京城，胜多负少。我们的心气儿越来越高了，已经不满足打业余队了，想跟专业队过招了。这时大串联已接近尾声，哥儿几个也想去外地看看，便设法弄到了火车票，动身去串联的全是学生。为了打球方便，又不显眼，我把篮球放了汽装在大手提包里。第一站我们在武汉下了车，直奔武汉体院，恰巧武汉部队队在这儿集训，我便壮着胆跟人家约球，没想到人家一听是北京来的学生竟然就答应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专业队过招，虽然我们使尽了全身解数，但还是输了。输归输，但我们感到很过瘾，也看到了自身不足，身体素质差的太多。离开武汉我们奔了广州，我们也到大街上转了转，看了看所谓的革命大好形势，但心里想的还是要到广州打球。我们转到了越秀公园里的越秀体育场，跟一个叫刘志的说明来意，刘志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立即答应给安排一场，问我们队名是什么，我说“北京共产主义建设学校”。回到住地，队里一个叫谭阳的说：“我在街上碰见黄频捷、张卫平和张保平了，他们也来广州串联了，何不叫他们和我们一起打这场球？”我们相互一对眼神儿，说：“行！你去跟他们说”。谭阳跟张卫平原来都是东城体校的，关系不错，他办这事儿一准儿行。晚上谭阳说：“张卫平和张保平打，黄频捷不打。”
次日晚，我们凑齐了红色背心来到越秀公园体育场。好家伙，观众还真多，得有个四千人。对手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打得挺快挺灵，但身高不如我们，毕竟我们是临时凑的队，张卫平和张保平没跟我们一起打过，配合不默契，结果以几分惜败。那时张卫平进北京青年队时间不长，但他打球强悍，我当时就笃定他将来肯定能成为一名国手。离开广州我们又去了广西桂林，在桂林我们没打球。去漓江等景区转了转。那时我很喜欢电影《刘三姐.》，喜欢黄婉秋的演唱，影片中的很多歌我都能唱，站在漓江边，眼前仿佛出现刘三姐跟莫财主他们对歌的情景。在桂林我们弄到回北京的火车票，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到这麽远的地方，故很多事记忆犹新。
回到北京后便与张卫平有了联系，联系人还是谭阳。有时我们去先农坛体育场玩，张卫平在篮球馆门口等我们，那时我们极少有机会能在体育馆里打球，踩在地板上觉得弹跳长了，跑得快了。运球也觉得特遛。当年我有几个绰号：猴排骨、孙猴子、孙大圣，我当然爱听孙大圣了。后来因为老在东单打球，我的传球方式和空中动作多，有人给我起了绰号：“东单艺人。”
我们也曾和张卫平等几个北京青年队的打过球，跟专业队的人打球虽然受欺负，但长进快。记得在1967年我们曾经骑着自行车去红山口跟八一青年队比赛过，赛后一个叫汪武华的跟我们说，他很快就复员了，去电子管厂。之后，汪武华成了北京工人男篮的主力中锋。我们还骑车去过八大处，在北京军区体育馆跟山西军区队比赛，上半场我们赢了几分球，下半场北京军区的陈纪生和另外一个队员上场帮山西军区队打，才反败为胜。
那时全国体育界也展开了大串联，有一天我叫上邓晓仲、纪金龙说：“咱们也到北京体育馆看看去。”到了北京体育馆一看，里里外外全是大字报、大横幅，进了老训练馆，只见里面全是席地而卧的来串联的各地运动员，但中间的一块篮球场地空着，我们就玩了起来，玩着玩着，来了几个运动员，我一看：“那不是国家队员马家驿、姜忠俭、郄国光吗？”他们上来跟我们玩起了三对三，这都是当年我崇拜的运动员呀，能跟他们一起打球别提心里多高兴啦！
从这天开始，我们隔三差五就到北京体育馆玩，见过陈银宝、赖敬忠、何仁义等国家男篮队员和国家女篮的胡士琳，胡士琳在当时就是男子化动作，我很佩服。有一次见天色已晚，怕家里人惦记，我们就打算回家了，但球是我带来的，就说：“你们打吧，球先放在你们那儿，明天我们再来。”马家驿边打边告诉了他的宿舍楼层和号码。次日，我们又去了北京体育馆，先去运动员宿舍马家驿那儿拿球。打完球，我们来到场外的球场边歇着，姜忠俭还跟我们说起了体育战线的所谓派别斗争，言谈话语中透漏着正直，尽管对很多事我们当时不懂也不明白。我心里想，这些国手原来是这么平易近人！自此，我们算是认识了。
后来，有一次我们跟菜市口中学队约了一场球，快开球时马家驿骑着一辆永久13型黑色锰钢车来了，他笑着说：“我以为是跟谁比赛呢，他们说对手很厉害，原来是你们呀！我原来就是菜市口中学的。”这一来，我们跟马家驿的距离更近了一步。到80年代我改行当了体育记者去先农坛采访时，马家驿已经是北京男篮的主教练了，他立刻认出了我，握着我的手说：“好，你干这行儿好，你懂球呀！有什么事尽管说，甭客气，常来！”（未完待续……）
作者：孙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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