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ckie MacMullan(ESPN)

2018年全明星周末,到场媒体可谓人山人海,在采访现场想找一个能站住脚的位置都很难。

就在这样嘈杂混乱的场面下,凯文-勒夫提到了一个本来应该属于敏感、隐私的话题——心理健康。在全明星之前的三周,勒夫就已经隐晦提到过,当时他在骑士更衣室里,听着钱宁-弗莱讲述自己父母双亡的故事,以及曾经的抑郁情绪。

勒夫插了一句嘴:“我们球员也都有各自要应对的难题。”

而在全明星周末的斯台普斯中心,他又谈到了弗莱曾经的心事,并说坦诚是面对心理问题“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你自己有没有看心理咨询师的经历呢?”资深记者杰基-麦克穆兰抓紧机会问他。

勒夫的沉默很突然,虽然他身边依然嘈杂,但他仿佛进入一个真空的环境,对他来说,一切都静止了。勒夫看着杰基,有点动摇,随后他舒展双肩,靠近麦克风说:“有过。”

那之后,勒夫差不多就成了NBA心理健康话题的非正式发言人。后来,德玛尔-德罗赞也站出来诉说了自己遇到的心理问题。球员工会很快也请来了威廉-帕尔罕博士,担任其史上第一位心理健康负责人。联盟总裁萧华也表示,关注球员心理健康,应该是头等大事。

但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联盟仍要驱除很多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患病者总倾向保持安静的问题。工会本来应该保护所有接受心理治疗的球员的隐私,但很多球队老板却认为,这些治疗内情不应该对他们保密,毕竟他们是给球员开工资的人。

至于联盟的立场,发言人迈克-巴斯就表示:“NBA会全力支持并保护球员心理健康信息的私密性,愿意配合球员工会的任何心理健康建设项目。”

勒夫也认为,球员绝不能在隐私面前让步,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他绝对不敢在全明星这样的场合公开透露自己正在接受心理治疗。而在他公开之后,联盟副总裁蒂姆-弗兰克和骑士通讯主管BJ-埃文斯也跟他私下会面,坦诚聊了25分钟。

勒夫所反馈的问题不仅仅是NBA广泛存在的,更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密切关注的。他本人的焦虑症状是大多在球场上出现:“我家族也有抑郁症病史,这真的很难面对,到最后我对自己说,这些事怎么都会影响到我,就看我如何应对了。”

心理疾病,算得上体育界公开的秘密。全明星之前三个月,勒夫在对老鹰的比赛中突发恐慌,必须终止比赛。今年1月,他也在对雷霆的比赛之后短暂离队,队友韦德和小托马斯一度很不理解他“神秘的疾病”,在球员会议中质问他。

勒夫的坦诚,得到了很多暖心的支持。但在那背后,怀疑和嘲讽仍然存在。就在骑士队中,有一小撮球员对勒夫的问题并不买账,觉得他突然退赛的做法很不负责。这一现实也说明,心理问题在NBA的更衣室仍然不能得到广泛理解。

勒夫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些禁忌,就算是家人之间,也很少讨论抑郁症的病史,按他的说法,大家都认为就算得了抑郁症,“忍一忍熬过去”就行了,不然就就被说成软弱。

“但这件事根本不应该成为禁忌。”他说,“我父亲(前NBA球员斯坦-勒夫)就是那样的,他什么都不说,都藏在心里。”

那勒夫这样公开,父亲又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耸耸肩,“我都还没告诉他(事实上,勒夫跟父亲的交流并不多)。”

即便勒夫愿意说病情,但当被问到对老鹰那次恐慌袭击的具体情况,他的态度还是躲躲闪闪的。显然,这件事对他来说依然难以回顾和承受,只能让他等到愿意的时候再谈。“嗯,我会很感激。”他说。

全明星过后三周,勒夫主动联系了麦克穆兰,他说自己打算把经历过的一切发表在球员论坛网上。他在短信中写道:“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话讲出来比较好。”

他不想假借媒体之手,于是亲自描述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所有人,他有家庭问题,有失眠症状,这赛季在骑士的压力也特别大。勒夫写道,当他焦虑症突发的时候,心跳加速、无法呼吸:“我挨个房间进出,跑来跑去却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

勒夫也写道,他觉得心理治疗师的帮助是很大的。

后来,ESPN对他进行了专访,勒夫又讲了一些恐慌发作的细节。他说自己不停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最终倒在了更衣室的地板上。“心脏简直像要跳出来一样。”他说,“吸不进任何空气,我双手掐着喉咙想要喘过气来。当时我真的很害怕,以为心脏病犯了,快要死了。”

骑士训练师史蒂夫-斯派罗走进房间发现他倒在地上,“他试图让我平静下来,但却不知道怎么做,还问要怎么帮我透气。”

勒夫被送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但他的心脏没有任何毛病。于是,他的队友很不理解,也很生气,“他们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勒夫说。

勒夫并没打算告诉他们,就像在全明星赛上他也没打算对媒体和盘托出。在自述文中他也写道:“我也很困惑自己为什么没说出口,回家之后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还在躲避?为什么不能说清楚?”

勒夫并不是一个人。曾在NBA效力过、目前在火箭做助教的约翰-卢卡斯也曾经有上瘾症状,他认为,40%的NBA球员都有心理疾病。而这些疾病,大抵跟滥用酒精和药物相关。

“ADHD( 注意力不集中症)、躁郁、焦虑、抑郁,这些都是我们联盟的流行病。”卢卡斯说。

在走访多位教练、老板和总经理之后,不难发现,每支NBA球队,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同时,大多受到影响的球员要么选择忽视问题,要么不懂接受治疗,仿佛这种疾病比起膝伤不值一提。

一位东部教练吐露称:“我们队里有三个人有问题,两个已经在吃药了。他们有时候很稳定,有时候不行。我已经尽量保持敏感了,但毕竟我不是专业心理医生,担任这个角色很勉强。”

但找出谁需要帮助还不是最棘手的,最难的是去说服这些球员接受帮助。凯尔特人总经理丹尼-安吉说:“我们可以提供任何服务,但球员不用,我们就帮不上忙。太多球员都没意识到自己需要治疗,等意识到了,往往就太迟了。”

勒夫、弗莱、德罗赞都主动揭示了自己的心理问题,算是给这个僵局开了一个口子。现在,已经有几十位球员在保密状态下接受咨询了。

但就算是勒夫,也说自己经常停止用药,而德罗赞则坚称他的“愤怒管理问题”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勒夫说:“每个人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都不同。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就是《黑道家族》,詹姆斯-甘多菲尼饰演的托尼在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先说自己根本不需要,但最后却停不下来。我现在有点这种感觉。”

勒夫是很有勇气的。NBA名宿查尔斯-巴克利就说:“如果你觉得公开不需要勇气,那你就完全不了解NBA的环境。”

诚然,公众接纳了勒夫的坦诚,但做一名职业球员,患病的巨大风险依然存在。这些球员都是年纪轻轻一夜暴富,身边无数亲朋好友都想带着心眼分一杯羹,再加上外界的高关注度和保持硬汉形象的高压力,确实容易引发心理疾病。

2016-17赛季,76人新秀马克尔-富尔茨就出了状况。他大学时是得分好手,但在肩膀受伤之后,他突然不会投篮了。这究竟是身体还是心理的毛病?今年7月,富尔茨在社交网络上发声,称抑郁、焦虑和恐慌症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他还说,“我们每三人中就有一人遭遇过以上症状,但大部分人不会承认。”

帕尔罕也表示,心理健康不仅仅是NBA的问题,更是全人类都应该关注的。

要根治心理问题,不仅仅是对症下药,而是应该挖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就好比烟雾报警器响了,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让它停止叫唤,而是找到烟雾源头。“报警器的尖叫,就好比焦虑抑郁的发作。”他说。

200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凯萨医疗机构抽样调查了超过1.7万份病例,研究负面童年经历(ACE)给人带来的影响,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性行为上的虐待;身体及情感忽视;家庭暴力;父母物质滥用;父母分居或离婚;家族精神病史、自杀和死亡行为;家人犯罪和入狱记录。

帕尔罕说:“一个人在童年遭遇的负面经历是多方面的,目睹父母吵架、街道上的枪击等等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结果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在10岁之前至少都有1到4次的ACE经历。”

这可谓生而为人的负担,你背负着它们走过青春期,进入成人世界,抑郁症状也不断累积。疾控中心做了一个压力金字塔图,勾勒出一个循环圈:负面童年经历会破坏人的神经发育,导致社交、情感和认知障碍,从而又导致人会出现危害健康的行为(酗酒嗑药等等)各种疾病的产生。层层递进,到了金字塔的最后一层,则是死亡。

勒夫也说:“我可以说的是,现在我遭遇的精神障碍,都有非常深刻的根源,是很久很久以前埋下的种子。”

在他自述文发布后不久,勒夫回到波特兰探望了哥哥科林。“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聊这些,但他告诉我,小时候我经常会有暴怒的情况,要么断联几周,要么他只能让我一个人独处。”

勒夫也说,这是他的“黑暗岁月”,他经常把自己反锁在房间,不跟任何人说话。

走访多位现役和退役NBA球员后发现,他们反复提到,因为他们收入很高,公众就总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德罗赞说:“我们摆脱了困苦的环境进入NBA,难道过去的经历也能一并抹去吗?况且,在NBA打球反而会带来新的压力。”

“人们总说,我们有什么可抑郁的呢?不是想买什么都能买吗?我真希望这些人也能发点横财,那样他们才会知道,钱不是万能的。”

帕尔罕也说,顶级运动员、特别是男性,总在警惕自己要严格遵守不成为的传统,那就是保持紧张,不要流露感情,什么都在内部消化。

“他们又是明星,压力更大。顶尖球员如果流露出不该流露的情绪,就会面临被交易、被放弃、失去赞助的风险。所以他们会觉得,保持安静比较好。”

2000年9月25日这一天,保罗-皮尔斯在波士顿一家夜店被袭击,全身都被刺伤,其中一处伤口深达7英寸,接近心脏。如果不是当天他穿了一件挺厚的皮外套,估计小命就这么没了。

但皮尔斯恢复很快,甚至打满了随后赛季的82场常规赛。人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但只有皮尔斯知道,这件事留给他的精神创伤,用了好几年时间才缓缓平复。

借着现在公众开始关注NBA球员精神健康的由头,皮尔斯才第一次公开吐露了内心的挣扎。在事件发生后,他一度没安全感到向当地警局申请了24小时保护。

“我被捅了11刀,那种感觉就好像被困在了一个小盒子里,无处可逃。”他说,“我抑郁了一整年,只有篮球能救我。”

在他出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皮尔斯都非常紧张敏感,并且严重失眠。球队管理层都劝他寻求治疗,但他不承认:“我觉得自己能克服,不需要别人插手。”

但随着时间推移,皮尔斯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不敢出门了。他几乎彻底丧失了自信,有一次去餐厅吃饭,餐厅经理说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到店里找他,结果他一接起电话,就听到一个邪恶的声音说:“我要宰了你。”

“我的妄想症当然更严重了,于是就哪里也不敢去,警察在我家门口都守了好几个月,我的状态糟透了。”他说,“这大概也是我迫切想要复出的原因,坐在家里回忆被捅的瞬间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要参加每一次训练,哪怕坐在场边几个小时,也能找到一丝安全感。我甚至不希望训练结束,因为我不想回到令我恐惧的世界。”

在他复出的赛季,皮尔斯场均还能得到25.3分6.4篮板简直就是奇迹。绿军战绩很差,主帅中途下课,但皮尔斯都不在乎,有球打他就满足了。

“我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不然内心会很动摇。”他说,“花了好几年时间我才渐渐好转,但现在如果走在街上有人撞到我,我都会吓一跳。”

2000年揭幕战,绿军本来打算让球员走一个仪式,让他们站在球馆门口欢迎球迷入场。本来皮尔斯答应参加,但临到活动开始,他心脏突然加速,手掌开始冒汗,呼吸都困难了——这是典型的恐慌发作。

“我告诉球队,自己不行了,不能参加。”皮尔斯说,“等到第二年,我是参加了,但也只站了两分钟就受不了。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有毛病了。”

现在回想起来,皮尔斯说很后悔没有早点听从球队建议就医,他自己熬着,反而加剧了抑郁症状,导致自己跟家人和队友都疏远了。

“我应该早点说出来的。”他说,“这个病简直把我生吞活剥,等到我真的对家人和盘托出,反而轻松很多。我的抑郁症真的很严重,我再也不想经历了。”

勒夫也是在好几年时间里都无视自己的病,小时候他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愤怒从何而来。

“我其实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一般都没有攻击性。但当好脾气突然消失,我就会爆发。这种倾向是很有毁灭性的。”他说,“小时候我就是这样,斗志很强。等大一些,我学会收敛态度。我女友凯特见过我毁灭性的一面,她就说,我真的应该找人谈谈了。”

“但我还一直自我催眠,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我的人生走了那么久,已经很成功了,我的朋友都是全世界最棒的。但真相却是,我真的在为很多事情不开心。”

在NBA,最好的球员往往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他们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不仅要拿出好的表现,也得带队取得成功。11届全明星克里斯-波什也深有同感。

2006-07赛季,波什成为猛龙主打球星,球队拿下了47胜,他感觉到自己相当欣快(euphoria)。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状态。

“球队终于取得了成功,拿下了分区冠军,东部第三。但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发现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一整天都很紧张,我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猛龙有心理专家,一般为球员提供放松疗法,比如冥想。但对波什来说,这些疗法一点用都没有。结果到了季后赛,他们首轮就被篮网淘汰了。

波什焦虑症的恶化,是在他签约热火之后。“我在多伦多的环境,其实是很温和的。”他说,“我以为,人们会理解我为什么去热火,也会喜欢我——这是我最在乎的,让大家喜欢我。结果,我到了迈阿密,所有人都在责骂,勒布朗的决定激怒了公众,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成了靶子。后来我们又输掉了2011年总决赛,我当时真的挺苦涩的。”

在当年总决赛G6的最后,波什在回到更衣室之前被媒体拍到痛哭的场景,很快这视频就在网上传开,波什也被骂为“软蛋”。

“我崩溃的场面被那么多人取笑,他们都不理解。我付出了那么多,还要背锅,还输了总决赛。我只是感情流露出来,还要被嘲笑。”

社交媒体往往会把球员的弱点放大出来,网络军团抓住一切细枝末节不放,没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度分析,往往就带来网络暴力。帕尔罕也说:“社交网络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平台掌握了话语权,但你却不知道躲在电脑后面的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动机。医生可以劝运动员远离,但很多人却也把这当作重要的社交渠道。”

很多运动员受不了网上的攻击,才彻底戒掉社交网络。巴克利就说:“勒夫真可怜,骑士每次输球,网友都给他发锅。打开电视,评论员也都在说,骑士可真烂,都是凯文-勒夫的错。”

确实,这些批评加剧了勒夫的自我怀疑,“我是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很严苛,我甚至连镜子测试都过不了。”

所谓镜子测试,就是一种自我认知能力的测试,判断动物能否辨别出镜中的影像。对勒夫和德罗赞来说,他们仍在接受治疗。对很多拒绝接受帮助的NBA球员来说,他们的挣扎在继续,那是一条孤独痛苦充满不确定的路。

帕尔罕认为,如果去面对,人们甚至可能解锁自己从未发现的潜能。“如果能照顾好球员的精神健康,说不定能让他们在赛场上打出更好的表现。”他说,“但首先,他们得愿意接受,不然,没人帮得了他们。”

作者:ke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