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没有一些政治觉悟，你可能连球都看不明白，比如巴萨。
不妨先梳理一下剧情：先是主帅被炒，继而爆出某位在训练中使用“彩虹过人”的大牌球星在比赛中出工不出力；此时技术主管指桑骂槐欲上前补刀，险遭更衣室逼宫——这是第一集。
第二集的场景花了“剧组”不少成本。其大概剧情是：俱乐部管理层寻思换帅，但主管在前任主帅尚未下课时，就私下飞赴卡塔尔，邀请某俱乐部名宿回归执教。面对镜头，这位名宿大方承认了这一事实，但因时机不成熟为由，宛然拒绝。剧情到此有个反转，此主管竟然在随后的采访中对此矢口否认，名宿震惊且愤怒。
之后的剧集先扬后抑，大牌球星成为劳伦斯奖史上首位荣膺最佳男运动员的足球人士，俱乐部表面上笑脸相迎，私下却口蜜腹剑，雇佣水军大肆抹黑球星、领袖和传奇主帅等重要角色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使得现任主席巴托梅乌被推上风口浪尖。
按照《纸牌屋》这类政治题材影视作品的发展节奏，接下来幕后主手和政治阴谋将在未来几周内被层层剥开。
果不其然，上周五巴萨董事会就再次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巴萨董事们要求主席巴托梅乌对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乱象做出调查，并尽快找出责任人予以惩罚。从律师的角度来解读这段话的含义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先给我把坑填上。
光填坑也就罢了，巴尔托梅乌的左膀右臂——巴萨主席办公室主任加乌美-马斯费雷尔也会议过后被暂时停职。根据我们有限的政治知识，办公室主任的所作所为通常是一个团体的风向标。
巧合的是，此时巴萨副主席，同时也是下届主席大选主要候选人之一的艾米里-罗萨乌德（亲巴尔托梅乌一派）提出要在今年提前进行主席选举。这一系列宫斗戏码的真实目的，正逐渐浮出水面。
难怪《金融时报》作者西蒙-库柏在自己的专栏中评论道：这年头，报道政治越来越像报道足球，反之亦然。
如今看来，巴萨的确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
历史上，巴萨也从来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1899年成立之日起，她就被视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象征。加泰罗尼亚小说家曼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将巴萨称为“加泰罗尼亚的非武装部队”。政治意义上，巴萨填补了许多加泰罗尼亚人在精神层面从未真正拥有过的“国家”。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位掌门人。在加泰罗尼亚，巴萨主席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加泰政治领袖。一来足球的传播影响力远在政治之上，因为其不受地域限制；二来这些掌门人大多是加泰罗尼亚族有威望、有背景的资产阶级，担任巴萨主席的门槛比成为政治人物要高；再者，巴萨主席由俱乐部的15万名会员选举而出——这基数，甚至已经可匹及一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的得票数。
当然，主席之位并非终点。前主席若昂-拉波尔塔，就希望借巴萨主席之光，上位至加泰领袖。为此，他还一手创办了一个加泰独立组织，与马德里方面进行利益权衡。
继任者桑德罗-罗塞尔，曾是拉波尔塔竞选主席时的助手。后因政治意见存在分歧（不甘心只当二把手的委婉说辞），而分道扬镳。他的老本行是经营一家握有垄断型资源的体育营销公司。在之后的辞职演讲中，他提到：内马尔的加盟是正确的。事实上，巴西足球也正是导致他日后下台的导火索——
首先，内马尔的转会费以及其背后利益分配，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讽刺的是，“财政专业且透明”正是他当年的竞选口号之一；其次，罗塞尔当年在操作巴西国家队友谊赛时曾将800万欧元中饱私囊，为此差点面临11年牢狱之灾。巧合的是，这些丑闻都集中爆发于他在位时的后期。顺便提一句，其父亲老罗塞尔还曾担任过巴萨高管。
现任主席巴尔托梅乌也曾与拉波尔塔和罗塞尔共事，目前掌管着一家负责为交通枢纽（如机场、轮航、港口等）的内部设计和配套设施提供建筑方案的集团公司。巴塞罗那机场的E航站楼，就是巴尔托梅乌在担任巴萨主席后，于2018年拿下的一笔大订单。
和这3位主席一样，董事会里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但围坐在会议桌前，他们仍会维系一种不被打破的默契。比如会议上，他们会按照传统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并将此视为血统和身份的象征。他们也一直尝试让队内的外籍球员说加泰罗尼亚语，但效果并不乐观——巴萨俱乐部内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西班牙语，且队内最大牌球星的西班牙语还带有浓重罗萨里奥口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这座城市的宠儿。
或许正因巴萨从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才能打破足球作为体育行业的局限，成为全世界最受人关注的足球队。
意大利媒体Libero调查显示，巴萨在全球范围内共有5.87亿拥趸，力压第二名皇马和第三名曼联高居榜首。这其中欧洲球迷人数为5780万，约等于全巴塞罗那（包括城郊）人口的36倍，比西班牙全国人口还高出24%。据说光在中国，巴萨球迷人数就高达4300万——这着实不可思议。
论人口规模，巴塞罗那仅为欧洲第十大城市，还不及英格兰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论足球历史，巴萨在2006年时来运转前只拿过一次欧洲冠军；论海外影响力，他们显然无法比肩诸如曼联、利物浦、利物浦这样的传统英格兰俱乐部。毕竟大英帝国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如英语和BBC，都是帮助英超传播的重要工具。而与之相反，弗朗哥独裁时期的巴塞罗那城甚至还对外封锁。
目前，可容纳109815名观众的诺坎普（全欧洲最大球场）几乎场场座无虚席；社交媒体上，巴萨拥有约1.6亿粉丝，是全球粉丝数量最多的体育俱乐部，超过NFL和F1这两大全球体育商业比赛的总和；旅游手册中，巴塞罗那城有两座值得所有人前去参观的博物馆，一座是巴萨博物馆，另一座是毕加索美术馆。
可见，巴萨的影响力早已超过了一家体育俱乐部的范畴。其身上的加泰罗尼亚主义，连同与马德里中央政府的对抗史，让巴萨成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品位和反叛精神。
1899年曾睥睨天下的海上帝国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失去了最后几块殖民地，同年，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成立。在那个年代，成立足球队是一种表达，但马德里似乎并不欢迎这种表达。上世纪20年代，加泰罗尼亚的红黄区旗和语言被法令禁止后，当地居民将巴萨队徽直接印在旗帜上，抗议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里维拉将军——但收效甚微。
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年至1939年），加泰罗尼亚议员，前巴萨主席乔塞普-苏尼奥尔还曾遭弗朗哥军队枪决。1943年的西班牙杯半决赛，更是诡异至极：巴萨首回合主场3-0大胜皇马，次回合原班人马来到查马丁球场（皇马的老主场），巴萨输了个1-11。
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弗朗哥将军统治力日渐式微，长时间被禁用的加泰罗尼亚语和加泰罗尼亚区旗再次出现在诺坎普球场内。受弗朗哥将军庇护的皇马，被视作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此时高喊“弗朗哥，你这个杀人犯”仍属政治禁忌，皇马球员因此成为人们的谩骂对象。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克鲁伊夫加盟巴萨，加速了俱乐部具有“加泰罗尼亚主义”精神的反叛。在荷兰人的带领下（以及传播手段的发展），此时的巴萨成了西班牙第一支真正意义上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俱乐部。该年国家德比，他们在伯纳乌5-0大获全胜。
“伟大的荷兰人！”加泰罗尼亚《先锋报》如此评价27岁的克鲁伊夫。事后想来，他的伟大绝非偶然：和那个时代其他领域的伟人一样，克鲁伊夫也是一名叛逆英雄。他从不会妥协，发型、着装以及外露的个性都在宣扬着一种年轻但强大的思考。
1975年弗朗哥去世，加泰罗尼亚终于获得自治权，但巴萨也在民族主义的不归路上一去不返。加泰罗尼亚小说家，乔尔迪-庞蒂在书中写道：“诚然弗朗哥已成为过往，但巴塞罗那对阵皇马的比赛，逐渐演变成了加泰罗尼亚对抗西班牙的战斗。”自此之后，每当巴萨收获奖杯，球员和当地政客就会按照传统，在位于圣加乌美广场的加泰政府大楼阳台上，向群众高喊：“加泰罗尼亚赢了！”
但加泰罗尼亚没有赢，赢的只是足球队。拉波尔塔执政时期，他机敏地意识到：在这个消费主义当道的时代，巴萨身上的“加泰罗尼亚主义”色彩与其说一种政治诉求，更像是一种商业卖点。哪怕是那句宣扬着对抗精神的“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如今听来也有些过时。2006年起，它被赋予了全新含义：一种符合全球潮流的道德优越感。
当其他俱乐部球衣前印着广告商名字时，2006年至2011年这5年间，巴萨胸前印着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除此之外，巴萨也是全欧洲第一批在足球领域对抗种族歧视的俱乐部，其目的是赶上这股道德浪潮，让自己的俱乐部品牌持续拥有商业价值。如今的俱乐部技术主管阿比达尔是一名黑人，全欧洲范围内，由非白人担任如此要职的俱乐部，屈指可数。
拉波尔塔是对的，尽管“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作为一句政治口号有些过时，但作为一个商业卖点，却畅销世界。目前俱乐部拥有1462个官方认证的球迷俱乐部，足迹甚至遍布古巴、尼日尔和几内亚。
总有人会为巴萨的“加泰罗尼亚主义”买单。比如科索沃地区，其议员就大多是巴萨球迷。因为他们坚信，支持巴萨等于支持独立——这显然是对加泰精神的误读。
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以来，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协作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民调显示，即便是在3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加泰独立运动中，大部分当地居民仍投票反对从西班牙独立。所谓的“公投”，更像是一场事先有预谋的表演秀。
我认识的不少加泰罗尼亚朋友表示，自己坚持的加泰罗尼亚主义，无非就是憋到周末在诺坎普球场内和同伴大声喊叫一番。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们和英国球迷的赛前喝一杯啤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即便有一天加泰罗尼亚真的在政治层面成功从西班牙脱离，我们也不用担心巴萨有朝一日会脱离西甲。毕竟西班牙足球接近70%的商业收入，都与这两家俱乐部之间的爱恨情仇紧密相连。没有了巴萨，皇马也会黯然失色，反之亦然。
从这层意义上讲，谁又仅仅只是一家俱乐部呢？
作者：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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