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德甲正式开门营业。
作为欧洲首个“伤愈归来”的职业联赛，德甲首战就上演了鲁尔区德比。虽然没有观众的看台让整场比赛看起来毫无德比气质，甚至就像一场热身赛。
但扪心自问：你有多久没看一场直播的球赛了。我可太TM怀念这种感觉了。
“德国的最大成就，就是政府享有的民众信任”
作为欧洲足坛的“第一枪”，德甲率先开赛似乎是水到渠成。相较意大利和西班牙严格的隔离政策，德国似乎从未实行过真正的居家隔离——没有强制关闭学校和工厂，虽然德甲是五大联赛中第一个宣布停赛的联盟，但德甲俱乐部的停训时间很短，球员们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训练。
当隔壁英格兰还在号召全民拯救NHS的时候，同样实行全民医保的德国早就摆脱了床位危机。英国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在接受BBC专访时羡慕的表示：危机爆发的时候德国同行能一夜之间招呼出100家实验室待命。
数据也能准确表达德国在抗疫上的成功，截止昨天德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是183775人，感染人数高居全球第9，但低死亡率仍旧令德国成为欧洲抗疫最成功的国家。
德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是8618人，在感染人数差不多的法国（189220人），死亡人数则高达28833，是的你没看错，比德国多了整整2万人。
据世界知名第三方数据网站worldometer估算的数据，德国目前的死亡率在5%左右，西班牙是12%，法国高达31%，美国也有14%（注：此处死亡率并非简单计算死亡人数占感染总人数的百分比，而是已结束案例，即如果该病人没有康复，则不算在已结束案例中）。
除此之外，高效和大范围的检测也让对岸的英格兰好不羡慕，3月底德国核酸检测就开始惠及轻症患者。《金融时报》公开嘲讽过英国政府：“当德国将检测范围扩大到覆盖所有轻症患者时，英国还在努力挣扎着‘扩大患者规模’呢。”
到了4月底，基本摸清国内感染状况的德国又改变了检测的策略，为了展开抗体研究，德国卫生部门决定每周随机检测10万人，以确定哪些地区已经建立起免疫力。
诸多外文媒体都在探究德国成功的秘密，海德堡大学的医学专家Kräusslich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能德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理智的高层决策，和当今政府所享有的民众信任。”
Kräusslich并非刻意恭维，5月初德国媒体曾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有72%的民众认可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成就。
而无论是理智决策，还是官民互信，这幕后站着的最大功臣都当属德国总理默克尔。
从博士到政客
1954年，默克尔出生在汉堡的一个牧师家庭，她出生后不久，为了响应教会号召，默克尔一家人搬去了东柏林北部的一个小镇。
西德来的默克尔一家在东德很不受待见，致力于传教的默克尔父亲一直是东德国家安全局监视的对象。默克尔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谨言慎行的道理，她童年时就告诉自己“不要卷入是非，以免给家人惹上麻烦。”就这样，她极端谨慎的渡过了人生的前36年。
那时候或许所有人都无法料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未来会投身政治；更不会料到她会成为改变德国历史的那个人。
1973年，默克尔顺利考上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学院，她严谨冷静的性格，天生就适合做学术研究。在莱比锡大学毕业后，默克尔继续攻读量子化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进入东德科学院，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研究科学家。
但是默克尔的学术生涯并没有一直延续，因为柏林墙倒了。
1989年11月6日，柏林墙被迫开放，月底默克尔就从科学院离开，加入了当地民主觉醒党，悄悄开启了她的政治生涯。
没人知道那段时间默克尔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乔治-帕克称默克尔这一决定是她人生的“未解之谜”。当现如今人们探究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科学家为何毅然决然踏上政治之路时，除了人性深处对权力的野望，还绕不开层层务实的计算。
《默克尔传》的作者史蒂芬-科内留斯写过，在柏林墙即将倒塌之时，默克尔感到深深的危机，身为东德的科研人员，她明确知道两德合并后自己即将落后于西德的同行。
因此，不甘居于人下的默克尔决定为自己的人生放手一搏。
初入政坛的默克尔并非一帆风顺，她在民主觉醒党中不受重视，35岁的她接到的工作经常是在街上发传单这样的杂活。
然而机会很快降临到她头上，默克尔被任命为民主觉醒党临时发言人后，她冷静睿智的问答就征服了一批常年跑政经新闻的精英记者。
柏林墙倒塌前的6个月，默克尔成功爬到了东德国家新闻发言人的位置，那时距离她投身政治不过才几个月。
“科尔的小女孩”？
两德合并后，默克尔得到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的赏识，进入总理内阁并担任妇女和儿童部部长，这让她一举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和部长。那年她才36岁。
但这位德国统一之父并没有将默克尔当做真正能参与政坛角力的狠角色。
科尔数次在公开场合称呼默克尔为“我的小女孩”，这让默克尔在德国权力上层圈有了一个并不算太好的标签和名声——多数人都认为她只是科尔的花瓶，一个在庇荫下生存的东德女人。
默克尔从来没有袒露过自己对这个称呼的厌倦，但当科尔陷入政治丑闻时，正是默克尔站在科尔身后给了他致命一击。
1998年，科尔和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民主联盟党输掉了大选，科尔结束了8年的总理生涯，默克尔也跟着科尔一同成为了在野党的一员。但是基民盟的政治风暴并没有随着败选而告一段落。
欧洲媒体曝光了科尔在两德合并前收受东德政治献金的丑闻，这让“统一之父”的名声一落千丈，连累着基民盟也成为民众唾骂的对象。在提携自己的恩师身陷囹圄的关键时刻，默克尔，这个“科尔的小女孩”却率先在党内演说中提出要基民盟与科尔划清界限。
几天后，默克尔本人署名的评论专栏在《法兰克福汇报》刊载，默克尔在文中写到：“科尔创造过一个辉煌时代，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他，我们需要一条自己的道路。”这篇文章的标题更加赤裸裸的表达出默克尔和基民盟抛弃科尔的决心：《科尔是党的害群之马》。
回天乏术的科尔辞掉了主席职位，默克尔成为了基民盟新一任党魁。后来当科尔回忆起当时的一切，他说：“我把一个杀手带到了身边，是我亲自将毒蛇放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没过多久，科尔的夫人患上了抑郁症，很快离开了人世，她的大儿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指默克尔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并导致了母亲的死亡：“此前她与我的母亲每周都会见面，亲如姐妹，后来我们才看清，我们都不过是她权力斗争的附加品。”
那时起，默克尔在欧洲政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克什米德就曾说过：“默克尔被称作‘黑寡妇’，每个党派都害怕她。”
2005年，默克尔率领基民盟在大选中战胜社民党，她终于成为德国最高权力的掌控者，成为了一千年前神圣罗马帝国女皇狄奥凡诺之后，第二位领导德意志的女人。
“不像领导人，像首席科学家”
《亚特兰大》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默克尔的文章，11年的学术生涯给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带来了什么。标准的理工思维？冷静务实的判断？恐怕还有真正基于科学的决策。
新冠疫情降临欧洲后，当英国还沉浸在群体免疫的幻想中时，默克尔发表了她执政生涯的首次突发事件的电视演讲。
演讲中默克尔毫不隐讳，甚至有些夸大其词的对全国观众说到这是二战以来“德国最大的挑战”，然后罕见的，默克尔亲自说出了“德国团结统一对当前形势来说至关重要。”
《亚特兰大》认为，默克尔对于疫情事实的分析仍带有科学家的理性。因为默克尔发布电视讲话时，多数欧洲国家并没有意识到新冠肺炎将会为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甚至德国内部对此也不甚重视。
“她不是开放和创造那一型的人，她是典型的‘避免事情更糟’的类型。”科内留斯如此评价默克尔。确实，怀着“避免事情更糟”的想法，默克尔敏锐，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意识到，再不实行严格的防疫政策，德国很有可能会步意大利的后尘。
她用最严肃的态度告知全体国民：不要把防疫当儿戏。同时也坦诚告知德国国内的医疗力量，避免陷入对疫情的恐慌。
在防疫手段上，默克尔对有充足科研经费的医疗机构极端信任，并且很快的要求这些大的医疗机构和实验室组织成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系统”；同时，德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的医学院也被召集到一个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中。
该小组的主席Axel Radlach Pries就曾谈到，默克尔与医疗机构间保持着密切且深入的交流，她每一次的信息发布都足够专业。在德国病毒学家德罗斯縢看来：“民众相信总理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了专业讨论，是真实的事实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民众相信政府，这在阻止谣言散布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严格的信息收集、诚实的陈述未知事物和镇定的解决现实情况。难怪英媒要吹捧一番：不像政治领导人，而像首席科学家。截至2019年，默克尔已获得17个名誉博士学位。
疫情还为她带来了政治红利。
虽然默克尔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寻求连任，但不能否认的是她的支持率确实已经在连年下降了。“民粹主义当道，人们开始喜欢上极左或者极右的政治领袖，默克尔这种中庸的领导人不再是选民的宠儿。”科内留斯说。
但基于她在抗疫上的成功，仍然为基民盟在下一次大选中留下了一笔财富。
再一次的，默克尔将危机变成了转机。
2019年，默克尔在德国东北部的海滨城市施特拉尔松与当地民众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对话。
这场对话中，一个孩子问道：“你希望50年后的历史书里如何评价你？”
默克尔一反常态的正面回应：“她已尽其所能。”
作者：小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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