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德国《明镜》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英国的奥运筹备工作冷嘲热讽，称这届奥运会将以“浸水的烂摊子”之名载入奥运史册。
“英国调用了其阿富汗派遣部队两倍之多的士兵作为安保人员，还派出一艘航母，启用了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伦敦看起来像是一座围城。”
然而讽刺的是，德国人似乎忘了，40年前的慕尼黑奥运会，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如何被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黑色九月”绑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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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当然是罪魁祸首，但是作为东道主，德国当局如果能少犯一些错误，这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
【被恐怖分子血洗的“微笑奥运”】
对德国来说，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一次体育盛会，也是洗刷纳粹污名，展现国家新形象的良机，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微笑奥运，让比赛充满和平和欢乐。
然而矫枉过正的德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1971年在但丁体育场举行的奥运测试赛上，德国警方除了部署了一些德牧警犬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
很多外国记者猛烈抨击了主办方，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达豪集中营距离慕尼黑不过12英里。
对于这些意见，东道主选择视而不见，整个奥运会的安保预算不到200万美元。奥运村周围没有部署任何士兵和警察，只有2000名穿着浅蓝色制服的保安。就连挑选制服的颜色都煞费苦心，因为民调显示浅蓝色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这些保安没有任何武器，只装配了对讲机，他们的职责主要是驱赶黄牛党和醉汉。曾经有一些示威者聚集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的小山上，安保人员像对付孩子一样，掏出糖果把他们打发了。
没有任何武装警卫把守，这让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忧心忡忡，他认为以色列运动员入驻的公寓有些偏僻，很容易受到攻击。德国当局表态会加强以色列代表团的安保，而这个承诺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如东道主所愿，奥运会开始后成了一场盛大的派对，演员、乐队、吉祥物盘踞在奥运村里。竞走运动员沙乌勒-拉德尼回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五彩斑斓，到处都是鲜花，没有武装人员，没有枪支，很自由，营造出一种开放的氛围。”
在奥运村，一身运动服就是通行证。发动攻击之前，恐怖分子曾自称是巴西运动员，轻而易举地混进了奥运村，而保安根本没有检查他们的证件。
到了夜里，很多运动员懒得走正门，经常翻墙而入，对他们来说，翻过2米多高的栅栏轻而易举。保安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还减少了夜间巡逻，因为他们觉得，晚上运动员都在睡觉，根本不会出事。
电影《慕尼黑》中恐怖分子与加拿大运动员一起翻越奥运村栅栏
惨案发生当天，恐怖分子潜入奥运村，偶遇几个加拿大运动员，他们互相帮忙翻过栅栏。大卫-哈特是其中之一，他们当时以为对方也是运动员。“只要你穿着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看起来像个运动员，那就畅通无阻。”
除了奥运村，德国各个环节的安检也形同虚设。8月24日，几个恐怖分子从法兰克福入境，海关打开第一个行李箱，发现里面装着女性内衣，直接略过了后面四个行李箱，而里面装着冲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
恐怖分子在酒店会合后，乘坐火车将这些武器运到慕尼黑，存放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直到剩余的几个恐怖分子用假护照潜入慕尼黑，当地警方也丝毫没有察觉。
负责申办奥运的慕尼黑市长汉斯-约根-沃格尔感慨：“人们站在由废墟堆成的小山上，不用买票就能看到比赛。然而到了9月5日，惨案发生了，没有人能预见这样的恐怖袭击。”
然而，真的没人做出准确的预测吗？
【犯罪专家对于袭击曾做“神预言”】
奥运会开始前几个月，德国当局邀请犯罪心理学专家格奥尔格-西贝尔博士，对有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进行模拟，协助完善安保计划。
西贝尔研究了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恐怖组织，从爱尔兰共和军到巴解组织，再到巴斯克分裂组织埃塔，也包括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一共写了26份模拟恐怖袭击报告。
在编号为21的那份报告里，西贝尔这样写道：“凌晨5点，十几名带着武器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翻墙进入奥运村，入侵以色列代表团所在的大楼，杀掉一两名人质，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战犯，并索要一架开往阿拉伯国家首都的飞机。即使巴勒斯坦囚犯没有获释，恐怖分子也会把这次绑架当成一次政治示威，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不能指望他们缴械投降。”
对西贝尔来说，每个恐怖组织都有独特的作案手法，会形成一种规律，作为犯罪心理学家，不用揣摩他们的动机，只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如果发动恐怖袭击，他们到底会怎么做。
西贝尔辛苦撰写的26份反恐报告最终石沉大海，因为降低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提高安保预算，同时也会破坏奥运会的欢乐氛围，这是东道主无法接受的。
后来，西贝尔的“神预言”变成了现实，不同的是，恐怖分子提前50分钟行动，凌晨4点进入奥运村，也没有像报告写的那样，用爆破的方式进入以色列代表团的公寓，因为他们偷偷配了钥匙。其他细节与西贝尔的报告惊人得相似，就像按照剧本进行拍摄的电影一样。
黑色九月成员发动恐怖袭击几个小时后，奥运会安保主管、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曼弗雷德-施莱伯通知西贝尔，不再需要他的帮助。“梅厄夫人入局了，”西贝尔说，“这不再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变成了政治问题。”
德国人错过的机会不只这一个。8月14日，德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一名线人透露巴勒斯坦将在奥运期间发动恐怖袭击。四天后，外交部将这条消息转发给慕尼黑的特勤部门，建议当局尽可能加强安保措施。遗憾的是，慕尼黑当局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德国警察谜一样的解救行动】
如果说奥运会的情报和安保工作不及格，那么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慕尼黑当局几乎交了一张白卷。
与恐怖分子对峙时，德方几乎一穷二白，没有专业的反恐部队，没有心理学家和谈判专家。好不容易想出一个秘密潜入的战术，还因为媒体直播镜头穿帮，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在机场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时，本应该假扮机组人员的警察集体投票放弃了行动。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首脑兹维-扎米尔在营救计划敲定时飞到慕尼黑“我们到机场时，天色已晚。”扎米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机场的光线那么足，我以为他们有更多的狙击手和装甲车藏在暗处，然而并没有。德国人一点用没有，简直一无是处。”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和平时期不能在境内动用军队，营救行动只能由慕尼黑警方全权负责，尴尬的是警方没有专职狙击手，只能从巴伐利亚和慕尼黑的警局临时抽调了五名射击爱好者。
电影《慕尼黑》中警方狙击手仓促射击
警方第一个重大失误在于，恐怖分子和人质抵达机场前，他们已经得到消息，恐怖分子实际是八个人，而不是之前认为的五个人。尽管如此，行动负责人施莱伯还是决定执行原计划，因为狙击手已经就位，并且没有配备无线电，沟通成了大问题。
众所周知，狙击行动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一枪解决，每个目标配备两到三名狙击手，即使按照之前的情报，对付五名恐怖分子，至少应该安排十名狙击手。
德国警方不仅没有配备足够数量的狙击手，还一直为他们制造困难。五名狙击手甚至没有领到狙击枪，只能使用制式的H&K G3突击步枪。
因为机场内照明条件不足，警方竖起了三个移动照明塔，然而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照明设备制造的阴影盲区反而增加了射击难度。直到几天后，巴伐利亚警方在机场复盘营救计划时，才一拍脑门：当时为什么不用夜视仪？
另一个重大失误是直升机的降落位置，按照五个狙击手的射击方位，直升机应该侧身降落在塔台的西侧，这样一来，恐怖分子打开舱门时，可以直接进行狙杀。然而直升机降落时，正对着塔台和跑道的中心，不仅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掩体，也让埋伏在地面的1号和2号狙击手处于同伴的火力线上。
“直升机降落在我的正前方，”2号狙击手回忆，“我正好处在塔台的火力线上，如果提前知道他们降落在这，我会选择另外一个狙击位置。”
负责一线指挥的副局长乔治-沃尔夫和塔台上的三个狙击手在一起，而地面埋伏的1号和2号狙击手没有无线电，直到塔台上的三个同伴开火，才知道营救任务已经开始。
因为处于同伴的火力覆盖之下，他们根本无法开枪。2号狙击手后来抓住时机，击毙了恐怖分子哈立德-贾瓦德，却被同事一枪撂倒，那名开枪的警察根本没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队友。
国防军中校乌尔里希-魏格纳当天担任内政部长根舍的副手，他后来总结：“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足够的狙击手，另一个失误是没有使用特种部队向直升机发动攻击。”慕尼黑惨案发生两个月后，德国成立了GSG9反恐部队，魏格纳成为第一任指挥官。
多年以后，德国政府揭秘了一批秘密档案，《明镜》周刊这样写道：“应对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人质危机时，联邦政府和巴伐利亚州政府犯了很多错误，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到底有多么严重。”
慕尼黑惨案深刻地改变了奥运会的运行方式，自1972年之后，安保得到了空前的重视。1980年莫斯科冬奥会，前苏联对每一件入境的行李都要进行X光扫描，并部署了24万名民兵。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主办方使用了遥控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对可疑物品进行排查。2004年雅典奥运会，奥组委和希腊当局邀请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以色列、西班牙、美国等多国安全专家，制定安保计划。
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运动员身份参加1972年奥运会的雅克-罗格已经成为奥委会主席，他表示40年前的那场屠杀让建立和平美好的奥林匹克世界的信念更加坚定。
英国驻以色列大使向以色列运动员承诺，“我们竭尽所能保障你们的安全，慕尼黑的教训没有被遗忘。”这不是一句客套话，伦敦奥运会的安保预算达到10亿英镑，除了恐怖分子，没人希望重演慕尼黑的悲剧。
作者：蓝剑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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