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过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君王的继承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
过去任人唯贤，部落的首领或者国家的君王，会选择更加贤能的人才来继任自己的首领之位。
但是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制度逐渐形成，国家的最高权力往往会在父子之间流动，保证血统的纯粹。
到了唐朝，继承制度却又发生了变化。
过去历朝历代推崇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唐朝时受到了极大冲击，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就是这一体系最直接的冲击者。
他也为后来的唐朝政治乱象埋下隐患，导致种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出现。
中国古代社会中，首领的继承制度发生过怎样的改变？唐朝的政治乱象又为何会出现于历史长河之中？
兄终弟及，父死子继
在中国传统的父权社会中，一个国家或者部落最高的权力，往往会在男性之间流动，而且，这种流动也往往会局限在一个家族当中。
庞大的家族因为血脉的关系而产生共同的信仰，对于基因的认同，让他们拥有了对最高权力的触手可及的机会。
在进入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古代社会之前，最原始的部落制形态当中，兄终弟及是相对常见的继承制度。
兄终弟及，顾名思义，当作为一个部落首领的兄长因为种种意外而死亡后，他的首领之位则会被他的兄弟继承。
他所掌握的一切资源，他打下来的领土，接下来都会归他的兄弟所管控。
有朋友可能会十分疑惑，首领不是没有儿子，为什么不把最高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反而要把机会让给兄弟呢？
这是因为在很大概率上，他的儿子还没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更不具有带领整个部落走向强大的能力。
相比之下，他的兄弟反而能够给整个部落带来更多的底气，而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生产力有着很大关系。
在原始部落社会中，人们创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能力相对较低，所以生产劳动的效率也较低。
在整个部落中，全体群众能够创造的生产价值十分有限。
所以作为部落首领，他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占据的利益同样十分有限。
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部落首领反而需要比部落的其他民众付出更多的努力。
众所周知，部落与部落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生存领地，以及种种生存资源而大打出手，战争的爆发无可避免，战争往往也会带来流血和牺牲。
部落首领必须冲锋陷阵，必须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所以他所承担的风险最大，牺牲的可能性也最大。
从利益和投入的比例来看，部落首领实在不是一个黄金职位，这也难怪，首领们并不希望让自己的儿子承担同样的责任。
战争爆发的频率过高，部落首领牺牲的频率也会随之而增高，如果要从无到有培养一个接班人，这点时间远远不够。
与其选择稚嫩的儿子，不如选择和自己一起奋斗，一起拼杀的兄弟。
这就是最传统的继承制度兄终弟及的合理性，而这一制度的发展，根本上源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
但是进入到一定秩序的社会当中，民众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继承制度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
一个部落的首领，或者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会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垄断更多的利益。
他手中的资源，会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无法轻易舍弃这些资源和价值，所以往往会选择将之传递到自己的亲生儿子手中。
在这一时期，人们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战争爆发的频率急速下降，首领们生存的时间也会不断延长。
他们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只需要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权利，享受最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这就是与生俱来的优势。
相对来说，每一位首领也有更多的时间亲自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他可以从儿子中挑选一个最符合心意的孩子，手把手带着他学习，对他进行种种技能的培训，最终把他培养成自己理想的状态。
而这样的转变，就是一种新的继承制度，父死子继的开始。
每一个人都会有私心，尤其是作为国家首领或者最高掌权者，当事人的私心一定会更重，在亲生儿子和亲生兄弟之间，他的私心也一定会偏向前者。
如果说过去首领的选拔是任人唯贤，那么到后来，这一选拔方式就变成了任人唯亲。
禅让制到继承制的转变，正好体现了这一道理。
在我国，第一个开启继承制度的原始王朝是夏朝，大禹把自己的位置传给了儿子夏启，这一制度便不断延续下去。
相比于过去的继承制度来说，父死子继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代表了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完善。
这一制度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家天下的制度能够保证王朝血统的纯粹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当所有人对此形成共识时，国家便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对于首领之位的权力争夺。
所以当它形成约定俗成的制度时，也是一种对风险的规避。
在后来的若干年间，儿子对父亲权力的继承制度，又逐渐演变为了更新的模式，那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嫡出，一个是长子，这与中国古代的嫡庶尊卑制度有密切联系，更与兄弟人伦有着极大的关系。
总的来说，当所有人刚刚出生时，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只有原配的夫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权力继承一个部落，一个王朝，一个国家。
制度更新，确保正义
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对传统的父死子继承制度的一种更新，而这样的更新方式，往往能够确保王朝以更加合理和更加正义的方式延续。
与其他的兄弟相比，嫡长子拥有更为明确的血脉，这就是可以服众的标准。
嫡长子的血脉相比于其他儿子来说，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更为尊贵，对于这一标准的判断，大家也能够轻易达成共识。
所以这样的继承方式，往往比所谓的选贤选能更让人信服。
毕竟每个人对于贤能这一标准的主观判断都有所不同，当大家的意见产生分歧时，一个简单的继承制度也会引发较大的社会矛盾。
从长远考虑，这样的继承方式不利于国内的稳定和和谐，也不利于政权的长久维系。
清朝时期的九子夺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康熙皇帝的所有儿子当中，老四和老八拥有最多的支持者。
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领域有所建树，前者勤奋刻苦，做事踏实认真，很多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脚踏实地的希望。
而后者长袖善舞，能够较好处理官僚体系的关系，因此获得了十分忠实的拥趸。
在两派人的心中，他们两个人分别属于贤能之人。
如果康熙皇帝需要选择更贤能的人作为自己的继承者，那么两种立场的人都有理由可说，这件事便会争执不下。
因此，康熙皇帝前阶段所坚持的嫡长子继承制，往往能够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同。
这就是一个普适的标准，它也代表了统治阶级对于政治秩序稳定的诉求。
除此之外，嫡长子继承制还代表了中国封建价值体系中的正义原则。
在封建的世俗伦理中，嫡出和庶出本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尊贵无比，后者低人一等。从出生之日起，他们的角色也就已经注定了。
前者一定会是国家政权中的主导者角色，而后者则只能充当辅助者角色，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究竟是谁，当然不言而喻。
这就是所谓的伦理正义和程序正义，这种正义是整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只有维护正义，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同样地，当嫡系血脉中有几个儿子同时存在时，封建伦理价值观也会起作用。
兄友弟恭，兄长会照顾弟弟，弟弟也需要服从于兄长，他们是一母同胞，但兄长的地位天生高于弟弟。
从奴隶主贵族社会，到封建社会末期，嫡长子继承制一直都在发挥作用，至于其中行差踏错的某些阶段，或许就是唐朝了。
埋下祸根，制造乱象
唐朝时期出现的那个变数，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他所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对嫡长子继承制背后代表的程序正义的破坏。
公元626年，李世民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那就是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再软禁自己的君父，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把皇权抢到了自己手中。
这一时期的继承制度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李世民和李建成两个人的身上。
他们二人同样有着才华，前者的贡献主要在军中，并且在帮助李渊打天下的过程中，笼络了不少能人。
他们忠心耿耿跟随李世民，并且竭尽全力想要将他推到皇帝之位上。
但是李建成并不像史书所书写的那样草包，如果他真是如此，李渊也绝不会放心将他培养为自己的继任者。
李建成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朝廷当中，他是一位长袖善舞的太子，能够平衡三省六部之间的关系，也拥有许多能干的心腹。
李渊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李建成为太子，秦王李世民心有不忿，发动玄武门之变，最终狠狠冲击了嫡长子继承制。
他顺顺利利登上了皇位，踩着制度的鲜血，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但他却为后来的唐朝政治乱象埋下隐患，也让他的儿子们极不安稳。
他立下的太子是他的嫡长子，但他最宠爱的儿子却是庶出之子。
这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有争夺天下的资本，所以双方一直在暗暗较劲，到最后，太子甚至想复制玄武门之变，逼宫李世民。
这一制度正义在唐朝完全乱套，所有人都在明争暗斗，皇位高悬，谁也不敢保证最终会鹿死谁手。
结语：
嫡长子继承制代表着一种稳定的秩序，它是家天下制度的根基。
但李世民对于皇权的争夺和对继位者的选择，彻底冲击和破坏了这一制度，这才导致唐朝后来事故频出，宦官乱政，乱象重重。
参考资料：
《旧唐书》
《继承制度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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