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娶了农村姑娘留守在东北，退休后我带着岳母老婆回上海|上海市|刘队长|知青岁月|红娘

记得是来到东沟大队插队落户的第四年秋天，也就是1973年的9月份，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雨，因为地里积水、道路泥泞不能下地干农活，队长就让我们在家休息。

从春耕春播一直到秋天，近半年的时间，我们真的很少有休息时间，除非是这样的雨天才能在家歇一天，就算刮再大的风，我们也照样下地干农活。

图片来源网络

难得休息一天，我们知青集体户的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在各自的房间，往炕头上一坐，打打扑克下下棋或靠在被子上看看书，那就是我们最惬意的消遣。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扑克，甚至都忘记了时间。就在这时，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建平哥，建平哥，你出来一下！”

我的名字叫张建平，外面喊我的是刘队长家的女儿刘春红。我还没答应，同学们就开始起哄：“张建平，快点，你春红妹妹叫你呢……”我把手里的牌拢在一起，背面朝上放在炕桌上，趿拉着那双黄胶鞋来到院子里问刘春红：“啥事？”“我爸叫你去帮一下忙。”刘春红笑着说。

我回头告诉了同学们一声，提上鞋就跟着刘春红去了刘队长家。

刘队长的名字叫刘树生，当年四十多岁，他是我们东沟八队的队长。刘队长这个人淳朴善良又热情，我们上海知青来插队，他可没少为我们操心，从住到吃，就连我们知青有个头疼脑热，刘队长都要过问。他说他是队长，就是我们这些上海知青的家长，他就要尽到一个当家长的责任，他理应为我们操心受累。因为这，我们上海知青都发自内心地感激刘队长。

刘队长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刘春红，比我小一岁，小学文化。二女儿叫刘秋荣，在读初中一年级。我们刚来东沟大队插队落户时，刘春红还帮我们知青做了半个月的饭呢。刘春红性格开朗，人也勤快，因为我是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她和我很熟悉，我对她的印象也特别好。

经过了四年多的朝夕相处，我和刘春红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彼此之间渐生好感，同学们和乡亲们经常拿我俩开玩笑，说我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一位热心的大嫂还要为我俩牵线搭桥当媒人。因为我才二十一岁，就婉拒了那位热心大嫂的美意。

雨后的村子里空气清新，村子里和周边的林子里时而传来鸟儿清脆的鸣叫声，我和刘春红踩着泥泞的乡村小路，很快就来到了刘队长家。到了刘队长家才知道，刘队长让春红叫我来，是帮他家整修倒塌的猪圈。

刘队长家的猪圈还是三年前我和王长宁帮着搭建的简易猪圈，一场大雨过后，猪圈倒塌了一角。我帮着刘队长垒砌好倒塌的地方，又在墙外栽了两根木桩做了加固，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猪圈修好了。我在刘春红端来的水盆里洗了洗手，就要回知青集体户，我还惦记着回去打扑克呢。

就在这时，刘大婶（刘队长的媳妇）从屋里走出来，笑着说：“建平，我都做好饭了，你在我家吃午饭，陪你叔（刘队长）喝两盅。”刘大婶话音刚落，刘春红就拉着我往屋里走。

那顿午饭很丰盛，有小鸡炖蘑菇、煎鸡蛋、拌黄瓜，还有炖豆角。那天我喝了足有二两白酒，是刘队长命令我喝的，他说哪有男人不喝酒的。吃饭的时候，刘大婶笑着说：“建平，今儿个你受累了，要是你叔一个人干，黑天都干不完。你多吃点，你多吃我就高兴。可惜我家就生了两个丫头，要是有个儿子该多好啊……”“婶子，以后你就拿我当儿子，有啥活就吱声，反正我们集体户离这也不远。”我笑着说道。

刘大婶却笑着说：“建平，我可不想让你做儿子，我们还想让你……”刘大婶欲言又止，但她的意思我明白，她是想让我做她家的大姑爷（给刘春红做女婿）。只是那时我们上海知青还没有一个跟农村姑娘谈恋爱，我也没把这事当回事，就当是刘大婶和我开玩笑。但乡亲们都私下里议论，说刘队长很喜欢我，想让我做他家的姑爷，还说我和刘春红确实般配，我俩结婚只是早晚的事。

图片来源网络

之后的日子里，刘春红明显对我更加热情了，给我送好吃的，帮我洗衣服，还经常拉我去她家吃饭。同学们都很羡慕我，都说刘春红可是南沟八队最漂亮的姑娘，说我交上了桃花运。

说句实话，刘春红确实长得很漂亮，她最惹人喜爱的地方是她开朗的性格和勤劳善良的秉性，我最喜欢的就是她的勤劳善良和开朗，但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和她处对象，因为当时厂矿企业已开始在我们上海知青中招工招干，还有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当时谁都盼望着能进厂当工人，谁也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也是。

1974年秋天的一天雨后，我和几名知青跟着乡亲们到林子里去采蘑菇，那天的蘑菇很多，还不到中午，我就采了满满一水桶还有一书包榛蘑和小黄蘑。就在我们准备下山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脚脖子一阵剧烈疼痛，低头一看，我踩在了一条小蛇的尾巴上，那条蛇咬伤了我的脚脖子。

听到我的呼救声，刘春红慌忙跑了过来，她听说我被蛇咬了，赶忙蹲下来查看我的伤口。因为那条小蛇早已逃之夭夭，刘春红也不能断定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她慌忙解下我解放胶鞋上的鞋带，紧紧绑在了我的大腿上，一边用嘴对着我的伤口吮吸一边宽慰我说：“没事的，咱这的蛇一般都没有毒，毒蛇很少。”

刘春红帮我吮吸出了十多口血水，感觉没啥事了，才帮我拎着那桶蘑菇，又背上她的那个大筐，我们五六个人一起回到了屯子里。

过了不一会，刘春红叫来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看我的伤口有点红肿，他说有可能是土球子咬的，要不然不会红肿，也不会这么疼。当他得知刘春红已为我吮吸出了毒液，他才不那么紧张了，给我的伤口清洗消毒后，他就回家了。

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脚面子都肿了，伤口周边红肿得厉害，但其他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是伤口有点疼。刘春红又叫来了赤脚医生，他说观察一下看看，只要没有其他症状，比如恶心、发烧等，就应该没大事。

过了七八天，我的伤口才慢慢愈合，伤口周边也渐渐消肿了，疼痛也减轻了。岁数大的老乡说，幸亏刘春红及时用鞋带捆扎了我的大腿，给我吮吸出了毒液，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可能这么幸运了。就是从那时起，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刘春红。

可就在那年秋后，我们东沟大队又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是去开山屯化纤厂当工人。论资排辈，也该我去当工人了。听说我想去当工人，刘大婶就问我：“建平，你要是当工人走了，春红咋办啊？咱屯子里的人可都知道你和春红的事了……”“别管怎样，咱也不能耽误了建平的前程，我跟李书记说好了，这回就让建平去当工人。春红的事，以后再说吧。”没等我表态，刘队长先说话了。

就这样，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和审核，成了开纤厂的一名工人。

离开东沟大队的前一天，我很动情地对刘春红说：“春红，你等着我，等我安顿下来，咱俩就结婚！”“建平哥，你当上了工人，我是农民，咱俩还能在一起吗？”刘春红哽咽了，这也是她最纠结最担心的事情。

我离开东沟大队后，刘队长一家人也很纠结，刘队长甚至还想赶紧给刘春红找个对象，毕竟她当时早就该结婚了。刘春红却坚信我说话算数，不会欺骗她。她还说，就算我不要她了，她也不会嫁给别人。

1975年秋后，就在刘队长一家人万分纠结的时候，我总算做通了我父母的工作，我父母终于答应让我和刘春红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虽然是两地分居，但我俩都觉得很幸福，三两个月团聚一次，真是应了那句话：小别胜新婚，相逢格外亲。

第二年初冬，我们有了爱的结晶，刘春红生了一个男孩，我爸给孩子起名叫张来沪，应该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回上海生活的意思吧。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延边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一所中学当了语文老师。孩子上小学时，我把刘春红娘俩接到了延吉，住在了出租房里。

经过了五年漫长的等待，这期间刘春红卖过豆腐，卖国冰棍，也在西市场做过小买卖，最终总算得到了两个农转非的指标，刘春红娘俩的户口从东沟迁到了延吉，转成了非农户口。也是那年，刘春红被安置到环卫处做了一名环卫工人。

孩子十六岁那年，户口迁回了上海，他也回到了上海，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四年后，孩子考上了上海交大，替我圆了大学梦，这也成了我人生中最欣慰的事情。

刘春红退休那年，我的岳父病逝了，料理完老岳父的后事，我就把老岳母接到了延吉，和我们一起生活。等我退休后，我就带着老婆和岳母一起回到了上海，住在了老弄堂的那两间房子里。当时我父母的身体还挺硬朗，生活能自理，我隔一天去父母那边看看就行。

两年后，岳母去世了，我和刘春红把老人的骨灰送回东北安葬，回到上海后，我俩就搬到父母那里一起居住了。刘春红很孝顺，对我的父母很好，我很感动。我的父母也常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最大的收获就是讨了一个贤惠孝顺的好老婆。

其实啊，我觉得找对象不管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贤惠孝顺才是最重要的，不知大家是否认同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