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军集结万余兵力，向冀鲁豫根据地大举袭来，冀鲁豫八路军当即做出反应，一边派兵阻击日军，迟滞其进军速度，一边火速疏散根据地机关单位和群众，并抢收粮食、拆毁房屋，执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一粒粮食、一间房屋都不留给敌人！
可敌人也非常狡猾，居然派出数支小股部队，绕过八路军的防守，直扑冀鲁豫党委机关驻地，妄图一举摧毁我方指挥中枢。好在我方民兵发现了敌人的行踪，及时向冀鲁豫党委机关发出了预警，冀鲁豫党委机关为躲避敌人的兵锋，当即收拾东西向安全地带转移。
在此危急时刻，时任冀鲁豫公安保卫部门负责人的万晓塘同志主动承担起了掩护党委机关转移的任务，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在党委机关驻地外围艰难阻击日军，尽可能争取时间。大概4个小时后，党委顺利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万晓塘这才带着侥幸生还的十几个战士撤退，而日军显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一直对他们紧追不舍。
好在有万晓塘对周围的地形比较熟悉，带着战士们左绕右绕，最终顺利摆脱了敌人，成功逃出生天。当天晚上，万晓塘等人在一个狭促的山洞中将就着过夜，期间万的胃病犯了，腹部剧痛难忍，他疼得直打滚。警卫员见状，连忙烧了一杯开水给他喝，这才稍稍缓解了他的病症。随后，警卫员又偷偷拿出一个白面饼给万晓塘，供他果腹、补偿体力。眼下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饿着肚子，自己怎么能独享白面饼，于是他便将饼平分给大家，每个人一口，虽然不多，但也勉强能垫巴肚子，鼓舞大家的士气。
1948年，天津解放之后，万参加了接管天津的行动，建国后，他被吸纳进天津市委任职，主管政法建设工作。1951年到1953年，党中央发起了“三反”和“五反”运动，旨在打击封建势力，同时遏制党内不良风气蔓延，尽量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在此期间，天津有两位同志被查出有严重的贪腐行为，随即被当众枪决。
此后，天津便成了党中央重点“关照”地区，中纪委和中组部不断到天津巡查，督导天津市委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作。天津政坛的局势一时变得敏感起来，甚至已经有了“捕风捉影”的倾向。万晓塘见状，当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稳定大家的情绪，让大家不要害怕，放开手去行政，有什么问题全都由自己一个人顶着！
50年代末，他出任天津市委负责人，主管津门一切行政工作。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跃进”，各个区县都在“放卫星”，虚报生产数据，万晓塘对于下级部门汇报上来的信息根本不信，所谓的“亩产万斤”完全是在吹牛！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他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深入农村做调研，和农民们面对面交流，倾听大家的诉求和意见。
情况果然如万晓塘所预料的那样，粮食产量数据根本是虚构的，实际上农民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生活异常艰难，大部分人都在饿肚子。为了改善这一情况，他立即召开市委工作会议，要求干部们将生产目标调低，不要给工人、农民们这么大的压力，至于责任嘛，还是由自己“一肩挑”，如果党中央问责，自己就引咎辞职！
60年代初，为了治理不断泛滥的海河，万晓塘组织了大量劳工利用农闲时间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由此一举解决洪灾问题，自此之后，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遭受自然灾害侵袭，可以安心生产、生活。1965年，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十分敏感了，“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军政体系也几近僵化。万晓塘敏锐的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尝试反击“教条主义”，但却遭遇失败，这让他很是着急，于是他便写信给党中央，请党中央及时纠正路线与风向错误，结果反倒遭到党中央批评。
1966年，万晓塘突然身患疾病，在天津去世，天津市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一时悲痛万分，于是大家纷纷自发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向他致哀，最巅峰的时候，参加纪念活动的群众竟然有50万人，场面之隆盛更古未有。然而，一些居心叵测者却将纪念活动歪曲成“阴谋活动”，大加批评、指责，而毛主席因为受到居心叵测者的蒙蔽，也点名批评了针对万晓塘的纪念活动，称这是在向党示威。不过在动荡结束后，万的名誉得到了恢复，1979年，天津市委为他重新举办了追悼会，并郑重的将他的骨灰安置在革命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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