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在普罗大众眼中，艺术家许多时候与疯子距离很近，正所谓“不疯不魔不艺术”。而在所有那些以疯癫著称的艺术家中，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或许是最疯狂的一个。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龙须胡，到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方式，再到横跨绘画、摄影、电影、蚀刻、雕塑、戏剧、文学、时尚、美食、珠宝等极广泛领域的旺盛艺术创造力，达利堪称二十世纪的头号艺术疯子，正如他著名的自白：“我同人类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是疯子；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没疯。”达利在各个领域无所不能的惊世才华让他的朋友、传记作家罗伯特·德沙恩斯感慨，“他在遗传上是西班牙人，在智力上是法国人，在美学上是意大利人，而在商业上是美国人”。顺着德沙恩斯这一精彩的评价思路，我们还可以称这个极度自信乃至自负的艺术疯子是一个妥妥的“斜杠青年”，一个极具口才的“金句制造机”，一个让所有广告推销员汗颜的“网红鼻祖”，一个六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明星艺术家”。不过在所有这些浮华的标签背后，真正影响达利一生创作的乃是其对现代心理学、物理学乃至生命科学的高度痴迷，对时间、物质、能量等科学与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对科学与艺术之间相互交融的不懈探索，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脑洞大开的跨界实验。正是上述种种赋予了达利以高度鲜明而强烈的艺术风格，让他成为与毕加索、马蒂斯比肩的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三大艺术家之一。
梦境与潜意识
1923年，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代表作《梦的解析》西班牙语版发行。当时正在马德里求学的19岁青年达利在书中遇到了这位对他前半生影响至深的大师。在达利看来，这是一本足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巨著，他在私人藏本的页边空白处写满了笔记。后来，在著名的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他提到了这部作品对他的影响：“它让我印象深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我被一种真正的自我解析彻底征服了，它不仅能解析我的梦境，还可以解析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无论这些事情在第一眼看来何其偶然。”要知道，如今世人所熟悉的这个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达利原本竟是一个写实派，正是弗洛伊德让他意识到现实压抑了人的本能与欲望，只有梦境与潜意识才能揭示深层的心理现象。由此，达利开始将怪异梦境般的形象与卓越的绘图技术和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融合在一起，尽情挥洒心中的幻想、欲望和非理性。
《达利自传》
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他与巴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频繁交往，以及对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和梦境理论的参悟，达利高度鲜明而强烈的绘画风格逐渐形成。为了从潜意识中产生意象，达利自创了一种称之为“偏执批判法”的方式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幻觉境界。据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他画出两种本没有联系的事物间的无理性关系，同时还可以描述出他潜意识里的画面。很多时候，达利会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手持汤勺，将盘子放在桌上。当他行将睡着之际，勺子就会掉到盘子里，被声响唤醒的达利会立刻将自己刚刚梦到的超现实场景记录下来。其他时候，他会保持倒立的姿势，直到自己快晕厥过去，以此保持一种半清醒状态。于是，在他的笔触下所呈现的梦境，往往萦绕着荒诞诡谲、不合情理的奇异氛围。
1929年，25岁的达利在一次超现实主义的聚会上，对诗人艾吕雅的妻子加拉一见钟情，并展开了疯狂的求爱。这位达利心中的缪斯女神为她开启了开挂般的人生。是年，他与布努埃尔合作，拍摄了超现实主义电影开山之作《一条安达鲁狗》，据说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他们两人的梦境。作为人类电影史上最疯狂的尝试之一，影片摒弃了电影创作的一切原则与理论，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隐喻，那些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瞬间和事件，如男人、女人、盒子、蚂蚁、乳房、南瓜、钢琴、断手……因为背后所代表的隐喻，恰恰反映了人的潜意识。虽然这部电影的诡异不羁难以被观众接受，这股潮流也很快被时代遗忘，但它对后世艺术的影响却一直持续至今。在此，达利将他天马行空的梦境幻想与高超的构图技巧成功应用在影片中，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效果。
两年后，达利完成了一生中最著名的画作之一——《记忆的永恒》。画面展现的是一片空旷、死寂的海滩，远方的大海、山峰都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之中。海滩上躺着一只好像梦境中像鱼又像马的“四不像”怪物，它的前部又像是一个只有眼睫毛、鼻子和舌头荒诞地组合在一起的人头残部；怪物的一旁有一个平台，其上长着一棵枯死的树；一个爬满了蚂蚁的金属盘子，好像正在被它们啃噬掉。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画面中的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可随意弯曲的东西。它们如同面饼一样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的边缘，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不堪重负，疲惫不堪地松垮了下来。在这里，时间被强烈扭曲了，停止了，仿佛一切都被融化成了无意识的东西。在达利眼中，时间就像舞蹈家一样柔韧，可以迅疾如飞，也可以停滞不前，正如他喜爱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时间是个掷骰子的儿童”。
根据达利本人的描述，这幅画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自己梦中的每一个意念都是自己不能选择的，画家则尽可能精密地记下自己的下意识。当然，达利画作的最大魅力来自其背后巨大的阐释空间。达利的童年经历表明，他有着严重的性焦虑——这种关于性的困扰和幻想经由弗洛伊德的理论被投射到艺术创作之中。于是，对这幅作品的另一种令人惊叹的弗洛伊德式解读便是：软表是“性无能”的视觉隐喻，蚂蚁入药有提升欲望之效，挂着软表的树杈是Y染色体的变型，这些萎靡的意象是达利的欲望和力不从心的身体之间的两极化反应，他甚至会偷窥加拉与情人的相处来获得满足。就这样，相对论和精神分析两大理论竟在一幅画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尽管达利坚称“它不过是温柔的、放纵的、孤独的、偏执的卡姆贝尔特（一种奶酪）的时间和空间”。无论如何，“软表”这一意象一再地出现于达利中后期的各类创作中，以至于成了达利艺术的一个代名词。
1937年，旅居奥地利的达利多次尝试到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但都没有实现。在返回酒店的房间后，他在想象中同弗洛伊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次年，因维也纳被纳粹占领，弗洛伊德逃亡伦敦避难，达利终于在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引荐下见到了年迈的精神导师。然而，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并不成功，当时的弗洛伊德年老体衰，而且备受失聪的折磨。当达利慷慨陈词自己的创作思想时，他向身旁的茨威格评价道，他从未见过“如此纯粹的西班牙人，真是个疯子！”同时，他直言：“你的画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尽管两位旷世天才未能擦出火花，但达利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着弗洛伊德的学说来完成他一生的完美表演和对欲望的忠实再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DNA、量子与四维时空
尽管前半生痴迷于弗洛伊德，达利始终对物理学和生命科学怀抱着高度的热情。据说他长期订阅《科学美国人》杂志，临终时床头还放着霍金、薛定谔等人的科普著作。这份兴趣随着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的提出再度疯狂地燃烧起来。后来，达利在《反物质宣言》（1958）一文中写道：“当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时，我希望创造内心世界的肖像，奇妙世界的肖像，我的上帝弗洛伊德的肖像……现在，外部的物理世界超越了心理世界。我的上帝如今是海森堡博士（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在新导师海森堡量子力学观念的指引下，达利中后期的作品中出现了断裂、破碎、非连续、漂浮等形象。他认为，质子、反质子、光子、π介子、中子，这一切基本粒子之所以有其奇妙、超美感的能量，全来自于它们的非连续性。
《这就是达利》
在这一迷人观念的指引下，达利与著名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联手创作了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原子的达利》（1948），显然这是对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观照和呼应。在这幅脑洞大开的作品画面中，画架用细铁丝悬挂起来，椅子由其夫人举起，三个助手按口令抛出三只猫，另一助手负责泼水，达利同时跳起来，这个镜头前后反复拍摄了28次，持续了大约六个小时，终于获得了一次成功。在这幅来之不易的画面中，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漂浮在空中，如同在一颗原子之中。透过这幅作品，达利想要告诉世人，在一切看似稳定的表象之下，微观世界的纷乱和无序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
五十年代中期，醉心于科学前沿动态的达利又对蕴藏着物质遗传密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着了迷，他甚至经常出现在各类生物学会议上，并与DNA的发现者之一、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会过面。在他看来，DNA的发现为他提供了“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他的这个“上帝”乃是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上帝”——自然。这一时期，达利创作了一系列向DNA致敬的作品，其中尤以《记忆持久性的瓦解》（1954）最具代表性。23年后，达利亲手对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记忆的永恒》完成了解构。在那个由量子和DNA所主导的新时代，原作中的景观被水淹没了一半。新科学向世人表明，染色体所包含的遗传物质DNA的断裂可能是新记忆的一大源头，这正是这幅颠覆性画作的题中之义。
同时，达利在保留原作“软质”元素的基础上，添加了金属长方体、子弹等“硬质”元素，造成极具矛盾的冲突感。其中，浸在水中的树干发生断裂，时钟不再附着于物体上，水中的“子弹”似乎在攻击着一切。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水底的“长方体”和“子弹”是以粒子和波构成的量子世界。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在量子世界中生存的人类，究竟是像鱼一般悠然自得，还是像树干一般断裂死去，是达利留给世人的难解之谜。不得不说，这两幅尺寸极小的作品却蕴含着庞大而深刻的世界观，在达利虚实相生的画笔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至今依然为人惊叹。
对于将量子力学的思想融入艺术创作，达利的尝试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这在他晚年对四维时空的探索中达于高潮，同样创作于1954年的《受难》集中展现了这一点。在这幅诡异的作品中，耶稣怪异地盘旋在以达利的妻子加拉为原型塑造的人物的上空，摆出已经被艺术家们画了数百年的经典姿势。但是，在这幅以“受难”为主题的画中竟然没有钉子，十字架也不是木制的。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能看到的画面甚至不在一个维度中。在此，达利特意将十字架换成一个抽象的超立方体，以“增加一个新的维度”，这种具体与抽象的组合构成了一种超然空灵的神秘感。达利运用几何图形绘画的能力丝毫不逊于著名的荷兰版画大师埃舍尔。就这样，达利前无古人地将耶稣的经典形象与只存在于数学理论中的图形结合起来，从而将几何学带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
2012年，达利的生前好友、数学家托马斯·班科夫在达利博物馆举行讲座，解释了达利如何尝试使用“源于并超越三维空间的事物……就是同时使用两种透视——两个叠加的十字架”。艺术评论家、诗人凯莉·格罗威尔则指出了或许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幅画看上去打破了耶稣的拯救精神与几何学和物理力量的物质性的联系。它把科学与信仰这两个常常被认为是分开的概念连接了起来。”把看似割裂或毫无联系的事物融合在一起，这是达利的全部艺术创作中最有价值也最经久不衰的重要方面之一。颇为巧合的是，《受难》完稿的1954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日内瓦成立。达利对于原子结构的痴迷，或许起始于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摆弄这种神秘事物会将我们引向生存还是灭亡？
对于达利而言，几何学可能是通往永恒救赎的重要途径。“在达利的作品中，原子论与科学是由赎罪与拯救编织而成的织物，”格罗威尔说，“这个四次元的十字架似乎可以不断延展，超越这个世界的维度，进入未知的平面。”事实上，达利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达利维度》一文中写道：“思想家与文人无法给我任何东西，科学家却赋予了我一切，甚至是灵魂的不朽。”这不由让人想起他晚年的另一段夫子自道：“众人现在观赏我的画，以后也将如此，因为他们凭着模糊粗浅的直觉，知道我的作品中隐藏着显然的、真实的宝藏。迄今还未被人看出。非艺术的宝藏将逐渐变成艺术性的宝藏。”
毫无疑问，这宝藏无它，唯科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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