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在堪培拉举行的《南极条约》第12次协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气氛并不轻松。郭琨和宋大巧等代表积极参与会议，但却多次被拒绝在投票环节发表意见。这一情况让他们感到受辱，尤其是当被迫离开会场喝咖啡时，他们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懊恼。
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击垮中国代表团的意志。相反，他们将这种耻辱化为前进的动力。郭琨在会议结束后在与同事的讨论中发誓：中国将来会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拥有应有的地位，不再被动接受排挤，而是能够堂堂正正地参与决策和表决。
南极是地球上最神秘和极端的地区之一。它被冰雪覆盖，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被称为地球的冷库。这片大陆被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环绕，被认为是远离人类文明的孤独之地。
南极的气候极端恶劣，暴风频繁，风速极高，常年大风呼啸。据风测数据，南极风暴的最大风速可达每秒100米，相当于12级台风的三倍。在这样的恶劣气候下，人类难以生存，更不用说其他生物了。
然而，尽管南极的气候恶劣，却是许多生物的家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企鹅。企鹅是南极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它们适应了极端的气候，并以独特的方式生存。
南极也是世界上风极。风驰电掣的大风常年吹拂着这片大陆，成为了地球上风速最高的地方之一。这里的风速高达每秒20米，几乎每天都有风。
除了极端的气候，南极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挑战，如温室效应导致的气候变化。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南极的冰层融化，对全球气候和海平面都造成了影响。
南极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之一，它的极端气候和独特生物让人们无法忽视。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南极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认识到南极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各国才逐渐收敛了海盗式的争夺行为，开始坐下来商讨如何保护这片纯净的大陆。《南极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全球在气候保护领域的一次重大合作。而中国则在八十年代初成为了该条约的签约国之一。
然而，中国在保护南极事务上始终缺乏话语权，其根源在于当时国力薄弱，经济实力不足，难以承担保护南极的重任。《南极条约》体系下存在两个层次的成员国——协商国和签约国。协商国拥有表决权，是这个框架的原始参与者，而签约国则是后来加入的成员，缺乏技术装备和经济实力，难以在南极事务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1983年9月，中国批准加入南极条约体系，派出郭琨等三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中，他们发现自己的座位与其他国家代表明显不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表决环节，郭琨等人与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被请出了会议大厅，只能在走廊里喝咖啡，因为他们没有表决权。
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中国在《南极条约》中缺乏话语权，这种情形令人愤懑不已。然而，实力决定一切。那时的中国，既没有破冰船，也没有能够远航至南极大陆的轮船。面对这种局面，郭琨等人除了接受现实，别无他法。在这样的境遇下，郭琨当场发表誓言：“我们一定要在南极建立自己的科考站，达不到这个目标，就不再参加这样的会议！”
回国后，郭琨等人向有关部门强烈建议，必须早日建成中国的南极科考站。这不仅是为了争一口气，更是为了扬我国威。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1985年，中国第一艘南极科考船“向阳红十号”启航，最终在南极建成了中国的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
通过这一努力，中国在南极事务中逐渐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这不仅是一次科技和探险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见证。如今，南极科考站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实力与责任的重要象征，也为全球气候保护事业贡献了一份中国力量。
回顾中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历程，我们深刻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是克服困难的关键。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心怀信念，敢于担当，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到达不了的目标。华夏民族历经沧桑，终将实现新的崛起，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更多中国力量。这段历史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和启示，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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