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值我党成立90周年之际，毛主席的嫡孙毛新宇携带妻子来到了上海一家医院看望一位老人，此人向毛新宇夫妇讲述了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
回忆起珍贵往事，老人家说到动情之处不免有些哽咽，几度落泪，而身边的毛新宇早已眼眶湿润，毫不夸张的说，这位老人对毛主席的后辈有救命之恩。
为什么会这么说，那这位老人是谁，她身上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
红色特工
这位老人家叫李云，原来是的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红色特工，拥有70多年的党龄，也是找回毛岸青兄弟的主要功臣，但这段珍贵的经历在她心里埋藏了六七十年年，从未吐说半个字。
为何这么久不将寻回毛岸英兄弟经过的真相向外界公开，这明明是珍贵的史料，按照她所说主要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但1988年，一位中央首长表示“中央特科”保密期限已过，可以向外界讲了，如果不是首长告知保密期限到期，她会带着这段经历去见马克思。
在未公开之前，她认为关于此事的说法有些模糊和不确切的地方，更关键的是，当初与她并肩作战的战友大部分都离逝了，她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央特科女特工。
既然组织允许，那还原历史真相很有必要，也可以借此缅怀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那寻找毛岸英兄弟的真相如何？
1935年，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一路上冲破了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但另一边上海情况却不容乐观，上海组织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大部分“特科”的同志已经撤离，但依旧有一小部分未暴露的同志留了下来，李云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李云收到丈夫徐强的通知，让她去寻找两个孩子，年龄在12左右，其中一个稍微大一点，但徐强并未告知孩子的真实身份，只说了是烈士的后代，正在流落街头。
徐强所说的两个孩子正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只不过当时李云并不知道，因为组织有纪律，既然组织上没有明说，她也不好过问，但她也能猜出来一二，解放后才知道真相。
杨开慧牺牲之后，毛岸英三兄弟来到了上海找叔叔毛泽民，他看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内心不免有些刺痛，出于安全考虑，他将三兄弟送往了大同幼稚园，除了他们之外，园中还有许多中央领导和烈士的子女。
园长是董健吾也是一名红色干部，所以毛岸英三兄弟在这里感受到了孩童应有的天真和活泼，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非常关心三兄弟，但由于革命事业繁忙，实在有心无力。
有一次，毛泽民要去苏区工作，临行之前毛毛岸英将自己写好的信交给叔叔，让他转交给父亲，毛主席看完信后别提多高兴了，直呼：岸英是一个好伢子。
但好景不长，毛岸龙有一天突然上吐下泻而且还高烧不退，经过诊断后才发现他患上了噤口痢，连忙进行急救，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挺过来。
之后，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董健吴就收养了毛岸青两兄弟，让前妻黄慧光照顾二人生活，刚开始生活还过得去，党组织每个月都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但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后，董健吾转入地下资金来源也断了，更糟糕的是，加上毛岸英两兄弟，她一个人要负责六个孩子的生活起居，面临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由于特殊的经历，毛岸英两兄弟特别早熟和敏感，更不想成为了别人的负担便跑了出去，流落到上海街头。
董健吾
为了活下去二人什么都干过，在一家烧饼铺当学徒，但实际上是无偿的劳工，二人也捡过破烂，拉过人力车，反正生活充满了艰辛，没少受过欺负。
就算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二人也没有放弃希望，毛岸英还是攒钱买了一本小字典，为了就是教弟弟读书，识字，后来这本小字典随着他去苏联再到北京，交给了妻子刘思齐珍藏。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毛岸英和刘思齐去影院看《三毛流浪记》，可其他人都走光了，毛岸英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只因为三毛的经历与他和弟弟在上海是非常相似，还比三毛更苦，不免有些触景生情。
当李云接到寻找两兄弟的任务之后，她先来到了流浪儿童较多的地方—老西门，中午时候常常有人将剩饭剩菜施舍给儿童，她便想着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
由于是秘密行动而且上海局势并不明朗，不可能大张旗鼓的进行找人，她只好站在旁边观察，与流浪儿童保持距离，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上午，但几个月下来依旧没找到二人。
于是，她转念一想可能毛岸英兄弟二人不会出现太热闹的地方，反而会在附近附近的城隍庙和道馆，就这样，她又花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寻找，但依旧一无所获。
说来也巧，有一次她去城隍庙的时候发现流浪儿童乞讨的队伍有两个形影不离的孩子，看着年龄与寻找的人差不多，李云便走过去试探性的询问一番，可二人保持很强的戒心。
李云只好问道：你们是不是姓毛，二人听到之后并没有回答，但李云能从他们震惊的表情中猜测出来，连忙解释道自己是他们父亲的同志，还请兄弟二人吃饭，渐渐打消他们的疑虑。
之后，李云将自己的发现上报了组织，经核实两兄弟确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后来组织将二人送到了苏联进行学习。
对于这件事李云也很淡然，她觉得自己只是完成了组织安排的任务，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做了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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