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同龄人还在高三奋战，我却已经习惯了早上自然醒后再慢悠悠地出门，上班无非就是露个面、闲聊，下班遛狗，游玩喝酒。
1
2000年，我赤身来到新纪元。家中的柜子里压着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小学时的我从班长做起，初中也曾是个被寄予厚望的学生；但初中毕业后，出于对应试教育的厌恶和惨不忍睹的成绩，我选择进入中专深造技术。
2017年过完年，距离中专毕业还有一年时间，根据学校的学制要求，我和同学们开始了校外实习。
我所学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虽和“口腔医学”只有两字之差，但人家培养的是临床医生，在业内叫做“前台”；我们则是培养制作各种义齿修复体的技工，在业内称为“后台”。实习单位是深圳一家公司，是个大型义齿加工厂，由合作医院的医生将患者的口内模型邮寄过来，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后再发回。公司内采用流水线作业模式，将繁多的制作步骤打碎成一个个部门。
我们经过公司培训考核后便自行选择实习部门。我受不了枯燥的流水线加工工作，提出要进入业务部门。或许是我的动手能力只能算差强人意，公司在与学校沟通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业务培训和生产培训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模式，除了背下必要的产品特点和价格表，更多是组织我们“模拟”与客户沟通，其中最重要的训练是要客户结清加工费。比起以往每天用粉笔雕刻各颗牙的形态，这种培训模式令我乐在其中，周末特意转了3次公交，跑到书城买了2本讲销售的书籍——虽然到现在它们连塑封膜都没有撕开。
销售总监偶尔会亲自来培训我们，除了“分享一些业务经验”，更多时候是在大谈他如何带领团队一步步打开全国市场。一次培训中，他要求我们总结刚才提到的知识点，叫我回答问题：“那个东北小伙，站起来打个样儿——你是东北的吧，我听你说话像。”我对此深感疑惑：“你怎么听出我是东北的，我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他哈哈笑了起来：“因为就咱东北人普通话说得溜。”
于是，在选择销售区域时，他把我和另一个他中意的学生叫到办公室里，问到我们想去哪个分销区。那个学生一早就决定了去杭州，我心里惦记着西安同学对我讲过的三秦大地上的美食还有好猫（香烟），但我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地名。
销售总监见我没吭声，便替我做了决定——去北京，这样离家也近一些。我向来不懂得如何拒绝，便没提出异议。既然去北京工作，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变成了：被早高峰的人群裹挟着向前走着，上午等上许久才和忙碌的医生客户说上两句话，中午在路边随便吃一份快餐后紧接着前往下一个客户的地点，下午继续给发火的客户赔笑，直到一天结束在晚高峰人流里再游回逼仄昏暗的小屋。
我在深圳还在咒骂着湿漉漉的回南天时，北京的区域经理就已经定好了我的到岗时间。他简单地发来一个定位，不咸不淡地留下一句“到楼下告诉我就可以了”，让我对北京的不安又多了几分。
4月5日，临行前一天，我四处找快递邮寄行李到北京，打包好的衣物电脑没问题，唯独吉他，好话说尽，快递小哥也不肯给我寄。我只好背着吉他往回走，路上遇见了一个关系较好的培训导师，看到我这副样子，说我“还真有北漂寻梦青年的样子”，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从北方到南方，现在折腾一趟又回了北方，不过也好，北京的大夫，不打人。”
公司只给报销硬卧车票，我在车厢的晃动中，百般无聊地撕扯着胳膊上被太阳晒蜕的皮，想着到达北京的场景。
4月7日下午2点左右，我到达了北京西站。业务部实习群里的同学估摸着我下车的时间，纷纷发来问候——当时我年纪最小，大家都生怕我迷路或是被人拐走。我站在扶梯上对着人群拍了一张照片，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又飞快地收回了手机，看到四周没人注意我，才在手机上敲下字发了条朋友圈报了平安。
跟着指示牌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出站口，踏出去的一刹那，我又收脚站在原地片刻，突然意识到：我脚下所踩着的地面，就是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在课文中说的“北京”。尽管我没想象过这里的样子，不曾期待来到这里，但这一刻，脚下的实感，真切地向我传递着“我在北京”。
眼前像是蒙上一层薄薄的灰纱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汹涌的人流在我面前翻腾着，不时有人急匆匆地划过，扎入翻腾的队伍中。他们脸上没有旅途的疲惫或是归家的喜悦，全都在焦急地低着头走来走去，举着电话不停地说着什么，“嗡嗡”的回声与远处车轮的喧嚣混在一起挤向我，将我按在那里。临行前母亲在电话那端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荡：“在北京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虽然遍布全国，但刚好没有一个人在北京。”
那一刻，独自一人初次来到异地的不安涌了上来。
春末的北京已经很闷热，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即便掠过一阵风，也好像在死死地捂住我的口鼻不让我呼吸一样。公交车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感混合着闷热，让我几近窒息。万幸的是，我没有遇到新闻上的北京堵车。车很快行驶到复兴门，人就少了许多。
我在白纸坊桥南下车时，那层灰纱已被斜阳刺破，闷热感也消失了。风柔和地划过耳畔，行李箱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偶有的鸣笛与街角棋摊的落子声飘进耳朵。我拖着行李箱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心里那份惶恐不安减轻了几分。
站在宿舍楼下等经理下来的时候，一只白色的小狗围着我嗅来嗅去。我突然想到，会不会这里的业务部门也养了一只狗？一进屋，竟真听到了犬吠。经理问我怕不怕狗，我说没关系的，我家里也养了，也是只泰迪。
公司给我们这些业务员租了一间三居室——房子原本是两居室，房东自行在客厅中间打了一堵墙，改成了三居室。两张桌子就占去了客厅一半的空间，成箱的资料凌乱地堆在墙边，头顶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逼仄出租屋”的感觉扑面而来。卧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沙发，因为我的加入，床边又加了一个上下铺——即使这样，还是十分宽敞。
在经理和我讲业务情况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同事看到我和经理坐在电脑前，愣了一下，忙说“回来取资料”，打过招呼，拿了几个册子就又出门了——后来跟他混熟了，才知道那天他是提前给自己下了班，只是没想着经理会在。
在经理讲完时，所有同事都回来了，经理走后，一个与我学长相识、提前打过招呼的业务员，张罗着大家晚上一起去吃了烤鱼。
我之前对北京美食的想象仅限于烤鸭。可在这段北漂之后，每次说到北京美食，我却总想起不属于京味特色的烤鱼——夹起一块鱼肉，浸满汤汁，齿间溜过滑嫩的感觉，焦香和鲜辣跃上舌尖。我们没有人能受得住辣味，每次却偏要点上一份辣口，仿佛没有烤鱼身上那层鲜红的辣椒，这菜便失去了灵魂。后来，我们常去吃的那家烤鱼店，穿围裙的服务员一路换装成了穿西装的经理，不知是我们常光顾的缘故，还是小店里的晋升太容易。
2
刚到北京工作的几天，我跟着同事去熟悉市场。
最早带我的业务员，负责朝阳一片的客户。早上我们先乘公交到方庄，再骑共享单车到达第一家门诊，如果大夫在忙，就简单地与前台沟通几句，取几个义齿模型后离开。等从第二家门诊出来后，他带着我四处转了转，吃了些小吃后，就到一个小区的凉亭坐下休息：“其实每天都不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耗在路上的。等你摸清你的区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时间就充实起来了。”
一连几天下来，我便摸清了“拜访客户”的规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餐厅，真正见到客户的次数寥寥无几。
合作的客户都是口腔门诊与口腔医院，平日我们去的时候，医师都在接诊，顶多能见到护士或者前台。我们与护士攀谈几句，留下新产品或者活动政策，麻烦她们转告医生；而医生们则会把需要取走的义齿模型提前放在固定的位置，每次取走模型后，“拜访”就算告一段落。其中三成的客户甚至不需要我们拜访，就会自己将义齿模型邮寄至公司，对他们，只需要我们定期去露个脸，留下一些资料即可。
处理加急患者是我们与大夫们最常进行的业务往来，大夫会嘱咐我们盯紧点。但只要我们在设计单上注明“加急”，客服部门就会催促生产和出货部门，不会让业务员过多操心。如果是产品的模型技术出现问题，大部分大夫会直接与生产部门对接，基本不会通过我们这些业务员。
由于公司的规模和名气较大，一些大型门诊和医院也都有独立报价，所以客户基本上都是合作多年的稳定状态。北京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我们的业绩又长期霸据着公司业务部的榜首，“每月开展新客户”的要求基本上可有可无，就算在结款日，我们也只需要送达账单，等医生核对、付完加工费后直接转给公司，不需要过多参与。
在我熟悉市场、分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后，经理便只有每周二例会才出现。他住在昌平，除了开会，很少会特意来南城，就算需要什么资料，也会在自己要拜访客户的时候让其他业务员捎过去。在深圳的公司总部“天高皇帝远”，早上又不需要打卡，我彻底进入了悠闲的慢生活节奏。
每天早上9点钟我和业务的同事才会出发上班，美其名曰“避开早高峰，节省时间”。
我首站从南菜园坐83路到自新路，这里有一家大型医院，是每天固定要去的地方，出来后便开始计划这一天要如何打发时间：能坐公交尽量坐公交，不仅消磨时间，还能听歌看风景；哪个客户附近的小区有地方能坐着，可以去那儿，没准还能碰上个老大爷聊一会儿；好久没去哪家餐馆了，想吃那里的盖饭了……虽然偶尔会有些“突发情况”打乱计划，但是实习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这样悠哉悠哉地度过一整天。
因为没有太大的业绩压力，时间又充裕，平日的生活娱乐更是丰富，牙科大夫们都不算严肃刻板，经常在一起聊天吹牛。有时候碰上大夫不忙，我们就会在一起聊上一会儿，除了业务，啥都聊。培训时听说过某区域的医生将模型砸在业务员身上撒气，业务员也因为账目问题对医生心生不满，俩人在办公室里撕扯了起来，但在北京，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按照当时身份证上的年纪，我周岁还不足17岁，大夫们最感兴趣我的年龄，经常会问我算不算童工。在拜访一家门诊时，一个大夫明明手里还有患者，听旁边的护士说了一嘴我来了，就忙叫我进诊室去，非要看看我长啥样。护士带我走到诊室门前，他打量我一眼说：“一看就是个小孩嘛，不忙的话就来我这里，有空调能凉快一会儿。”当时我有一颗乳牙滞留，正好请大夫帮我拔除，他一看还是乳牙，更加坚信了我属于“童工”。
一次，两名大夫就我究竟属不属于违法雇佣的童工产生了争论，一位大夫坚持“未满18岁”就属于童工，而另一名大夫却说现行规定是“未满16岁”，把我夹在中间十分尴尬。好在其中一人的患者来了，争论不了了之。
在没和我熟悉起来之前，这些大夫看我年纪小，又和公司里一些高层籍贯一样，都以为我是某高层亲戚家的孩子，纯是来体验生活的。后来知道我就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都颇为惊奇。很多年轻大夫或者助理医师都喜欢问我一些后台技术方面的问题，一番接触下来，我才发现这些距离我们“后台”最近的“前台”，对于我们这个冷门专业的认知，也仅仅局限于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也觉得“假牙”不过是往一个模子里灌注点什么东西就成型了，其实“假牙”根据适应症会细分出很多不同类型——比如常说的“烤瓷牙”属于“固定义齿”（是修复牙列中一个或几个缺失牙的修复体，不能取戴）的一种，老年患者缺失牙齿过多的话，就得采用“活动义齿”，随着患者的审美需求，又衍生出了牙齿“美学修复”。传统的金属烤瓷牙真的是“烤”出来的，内部金属冠或是铸造或是激光打印铸成，外部的仿生瓷是通过高温凝结附着于金属冠的表面上。我刚实习那年，数字化加工技术已经逐渐成型，很多有实力的医院门诊都会招聘专业的技工、购买相应的数字化设备，更快捷准确地解决患者的问题。
因为有我这个“专业人员”在，一些大夫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省了不少口舌。一次一个患者看到修复体质保卡上印有“二矽酸锂”的字样，怀疑是某种有害物质，医生向我询问，我告诉他那只是“玻璃陶瓷”的学名，去网上一搜就能查到。
但年纪小并不总是为我带来周围人的照顾，在和公司同事的相处中，我的年轻气盛导致过业务部和公司两个出货部之间的一场争论。
当时出货部发到北京的货箱内，误将A门诊和B门诊的两份产品用订书钉钉在了一起。A门诊由我负责，B门诊由另一个同事负责，那天我早上出门时，看到一份产品贴着A门诊的标签，也没多检查，就把两份产品都放进包里，一同送到了A门诊。大夫忙于应对出诊，对拿到手中的产品也没有第一时间打开验收。
B门诊的产品因为我的失误凭空“消失”了，明明按照记录出货，可到处都找不到东西，最后同事只得对大夫如实告知。大夫发了一通脾气后，只得又和患者沟通，重新取了模型加急制作。第二次制作期间，A门诊的大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B门诊的产品在他们这里，我一听，就意识到这正是前一阵子让全公司一顿苦寻的东西，赶紧将情况上报。
在业务与出货对接的工作群内，高层询问事情原委，出货部咬定是我拿错了。我直接在群里回复：“我晚上就把那两个订书钉的大窟窿眼儿给你拍过去，我看你能不能看着。”这下可是把出货部的人气疯了，不停怼我，我就在群里一直阴阳怪气地回他。几个早就对出货部不满的同事也趁机在群里反映了一些出货部平时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域经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发了一堆“呲牙”的表情。
出货部只有两个对接人员在群里，无法招架我们这一堆业务员，最终总监发声让这事情就此打住，谁的责任也不追究。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经理还乐呵呵地点评了一番昨天群里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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