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9日，人民大会堂。

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获得了中国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和另一位获奖者——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接过了由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签发的获奖证书。

时光倒流到上世纪60年代。

那时的袁隆平，天天泡在湖南安江林去阶老汉的稻田里琢磨。林老汉不懂得袁隆平的科学道理，只知道，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家的稻子亩产只有300多公斤，全家人的粮食一般到9、10月份就吃光了，而且，他家的稻子祖祖辈辈就打那么多。

饥饿，这问题困扰过数代人，甚至至今。作为人类的重要主食，水稻能不能通过杂交达到高产，这在今天答案显而易见——但在30年前，全世界没有人能回答。

当时流行的是用“系统选育法”进行水稻良种培育，也就是，从一个群体中选择优良的变异单株进行培育；农业科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水稻是自花受粉的作物，没有杂交优势。

1964盛夏，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吸引了湖南安江农校袁隆平的目光。他如获至宝，马上用布条加以标记，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研究。上小学时，一次对园艺场的参观，使袁隆平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他考取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的农学系，主修遗传育种学，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袁隆平告诉林老汉，这很可能就是天然杂交稻，如果种下去还能长这么好，“咱们可就不挨饿了”。第二年，他把收获的种子种下去，结果长出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饿，还要接着挨。

不过，失败的实验却带来了珍贵的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不会出现性状分离，那就说明，这颗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的水稻一定是个天然杂交种。

1964年，袁隆平在田间找了到雄性不育的水稻植株，并于1966年在中科院《科学通讯》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的理论基础。1969年，他又大胆提出设想：将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第二年秋天，他带着助手在海南寻找野生稻时，在三亚机场公路铁路桥边的一个水坑中找到一片正在开花的野生稻，经助手逐株观察，发现其中有3个呈雄性不育状的稻穗，袁隆平将之命名为“野败”（野生稻花粉败育株）。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发现，打开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又一个突破口。

关于杂交水稻，袁隆平打过一个轻松诙谐的比喻：先培养一个母水稻，嫁两个老公，和一个只生女儿，和另一个专生儿子——而这个儿子，便成了稻种。

但探索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曾在遭到破坏的试验田污泥中找回5根一息尚存的秧苗，也曾在春寒中为了保护种子将其用塑料薄膜缠在腰上保温，甚至不顾正在感冒发烧，去抢救遭到台风袭击的他寄予厚望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更别提试种过程中，还曾出现过减产的挫折。而此时，国际上的杂交水稻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但袁隆平没有放弃。很快，问题找到了：他没有把稻子的优势遗传到穗上，而是遗传到了杆上。

袁隆平花去了三个年头，做了个颠倒，优势重新遗传到了穗上。1975年，世界上第一代杂交稻正式诞生了。

当年在生产队的实验中，每亩稻子增产300多斤。第二年，国家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稻，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

1980年，杂交水稻做为我国第一项农业专业技术转让给了美国，为菲律宾等30多个国家培养了500多名杂交稻专家。上世纪90年代起，袁隆平开始协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广杂交稻，在中国的帮助下，印度、越南的杂交水稻发展得很快，越南种植了65万公顷，印度种植了56万公顷……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受惠于此，在告别饥饿的同时，也记住了袁隆平这三个字。

基于袁隆平推动杂交水稻研究并为世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2006年4月25日，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成为我农业科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这是对于多数科学家来说，是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的最高荣誉。

美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瑟罗纳说：“袁隆平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的当选也为美国科学院增添了光彩。”

袁隆平的生活秘书兼司机戴牛松曾回忆说，1990年的一天，他和袁隆平去湖北考察杂交稻的增长情况，在一个小镇，乡亲们认出了袁隆平，没有任何人组织，一下子就来了1万多人围着袁隆平问候、握手，他们都要看看这位给农民带来福音的“米菩萨”。

但“米菩萨”只是这么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梦见试验田的超级水稻长得比高粱高，稻穗比扫帚还长，谷粒有花生那么大。沉甸甸下垂的千万个穗子，好似气势磅礴的大瀑布，我就在它下面乘凉。但愿梦想成真，让天下人都有饱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