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当比尔·盖茨（Bill Gates）委婉地批评中国有钱人应该多做慈善，不要一味花钱购买奢侈品时，他暗指中国的慈善事业与美国存在差距。2013年，中国排名前100位的慈善家共计捐款仅8.9亿美元，不及马克·扎克伯格夫妇去年一年的捐赠额。2012年，中国的慈善捐款总额为132亿美元，只有美国同年捐款总额的4%。这种差距还体现在慈善基金会的数量上。2012年，中国仅有2,961个慈善基金会，比美国少3%。

这未必就意味着中国人不慷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当年的慈善捐款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380%。在中国，面对重大灾难的发生，讲究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相较于汶川地震时的反应，有意识、自发自愿的公益行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像赌博，中国人骨子里似乎没有乐善好施这一部分。去年，一位中国政府官员告诉我：他那里的一位亿万富豪连每年向当地的慈善基金捐5万元人民币都舍不得，但在赌桌上一晚上输掉这么多钱眼都不眨一下。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缓慢，这也表明了中国在文明社会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所经历的成长苦痛。据一份官方报告称，中国只有30%登记在案的慈善机构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方面达到了基本的国际标准。而社会对慈善工作的歧视令情况雪上加霜。2004年，当慈善人物姚莉创办中国首个慈善性质的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时，她被视为骗子。人们不仅质疑她的动机，还不理解为什么慈善工作还需要日常经费，更不理解为什么要给从事慈善工作的志愿者提供（哪怕绵薄的）津贴。中国公众整体上还不支持基金会将业务外包给非盈利组织。2013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只有1.5%的中国基金会资助过草根公益组织。从2011年开始，郭美美事件等一连串丑闻进一步损害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当年的慈善捐款数额骤减，仅为845亿元人民币，并且再也没有回归到2010年水平。毫不意外，中国的慈善事业将继续面对社会资本赤字（即信任赤字）。

由于不利的政治和政策环境，多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注册非盈利组织，一个非政府组织（或在中国所说的民间组织）必须有挂靠的专业机构，由后者对前者的活动范围进行管辖。但这绝非易事，事实上北京一家致力于向白血病患者提供帮助的民间组织一直没有找到愿意监督它的机构，直到政治局委员刘淇出面。那些没能找到挂靠单位的机构不得不走工商注册这条路，因此免不了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那些成功归口的机构将丧失在资金管理方面的自主权。例如，当李连杰的壹基金挂靠中国红十字会后，后者不仅管理壹基金所募集到的资金，还可以从后者的支出中提取日常管理费。

此外，创办一个地方性非公募基金要求具备20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全国性非公募基金需要2,000万元人民币），大量民间组织因不能满足此要求而丧失了资格。与公募基金不同，非公募基金不允许进行公开募集。同时，理论上，基金会接受捐款是免税的；但实际上，要由政府税务、财政以及民政部门一起决定一家合法非营利性机构是否可以免交所得税。跨部门协调的缺位意味着几乎没有哪家非公募基金会享有免税优惠，这只会抑制潜在捐赠者的热情。简言之，政府在注册和税收方面的政策，严重制约了中国慈善部门的发展。

全国人大认识到了需要进行政策转变，并且正在审议几个新慈善法草案。止步数年之后，新慈善法一旦通过将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并最终解决捐款的税务抵扣问题，从而为中国慈善事业的腾飞铺平道路。

译 徐笑音 校 李其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