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一年开始，黄怒波开始不可避免地被贴上各种标签。

作为登山家的黄怒波，较为人们所熟知；他另有一个身份是诗人骆英，这一点让他得到了毁誉不一的评价；至于数年前，收购冰岛土地的企图，只是在传播上最大可能地将他推到了公众面前。这个身高足有190公分以上的西北男子，已经行进到人生的第57个年头，他似乎并不打算，仅仅停留在过去这些刻板的印象中。

但是，他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形象是什么？是一个沉浸于文化洪流的漫游者，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儒商？令人惊异的是，在接近耳顺之年的时候，他还可以拥有被塑造面容的可能性，而他的同龄人，也许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将自己的生活固化。

一个文化漫游者的画像

几只猫在黄怒波的办公室跑来跑去，有一只在门口的雕塑前打了个滚，黄怒波抱起它，顺便介绍了一下门口这件雕塑，极具现代感的雕塑以其诗作为主题。一个地产商拥有怎样奢华的办公大厦都不足为奇。但是在自己的办公区域，陈列由自己的诗作外化的雕塑，绝不多见。黄怒波走上天台，天台的一侧，是瓜果棚架，在北京暗沉的天空下，瓜果藤蔓居然有了一丝骄傲的意味。而天台另一侧，又是另一座乍看未名其意的雕塑，黄怒波攀爬上去拍照，作为一个登山者，他显得极其矫健。

没有人问他登山的事情，他自己似乎也不再多谈。年初他第三次从珠峰回来，曾经登山给他带来的快感似乎在消失。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作为“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的创始人和执行者——他在德国进行的文化漫游。

这是一个大家还不熟悉的黄怒波，人们并不清楚，他怎么想到要去做一个文化漫游者，也不大清楚，为什么第一站选择了德国。

这是一个将长达十年的计划，他完全以个人身份，遍访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第一站德国也并不奇怪，这契合黄怒波本人的气质。他喜欢诗歌，沉郁而富有内省，同时饱读德国社会哲学家舍勒等人的著作。他正在思考的几大问题，正好在德国能得到一定的求解，假如用时间序列整合它们，那分别会是：一，对于过去，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历史感；二，对于现存，我们应当如何解决当下的精神困境；至于第三个问题抛给未来，就是对未来的路向询问和承担。假如用空间序列去整合，那就只是一个问题：“天下”。

黄怒波绝不讳言他的“天下”情结，尽管他自谦地表示，作为一个商人，他绝无成为大师或者文化承当者的企图，但是他绝不会从俗回避这个问题，就像曾经说自己是个诗人，他并不介意满场的哄笑和嘲弄。在一个以谈论高远和宏大为耻的时代里，他倒是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于文化和艺术的尊重。

实际上，在土豪遍地的时代里，有一个企业家愿意来谈论这些问题，并且带有切实的思考，可以视为他能够贡献给时代的个人财富，这一点远较他个人创造的物质财务为重。

尽管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远比他的思想来的更为切实可感，但是对于一个经历足够丰盛的人来说，将目光聚焦在他内在的思考，远胜于去了解和追踪他的生活方式。尽管在德国的经历像登山故事一样吸引人，但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口水体”做了详细的记录，因此我们不如将焦点放在他试图引发大家思考的问题上。

一个儒商倾慕者的观点

2013年10月21日，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组织了一场论坛，主题是“儒·商对话——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与商业伦理”。作为当天最知名的企业家，黄怒波做了题为“儒商的来路与归路——从此岸到彼岸”的演讲。

他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困境出发，追溯熊彼特以新教伦理建构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儒商找到在21世纪的独特价值，摆脱“半人半兽”的角色。演讲的最后，他引述了尼采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的话：“您在 现代性 观念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乐于接受的恩惠。因为，说来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盘旋于这一最主要的价值问题之上。我像鸟一样飞翔于高高的天际，盼望着能以尽可能非现代性的眼睛考察现代世界的一切。”

这个“非现代性的眼睛”是什么？是回溯文化源头，试图接续仁义礼智信的传统。而10月的这次论坛，是黄怒波倡导接续儒商传统的起点。他认为要走出现代企业伦理的诸多困境，接续儒商传统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而第一点就是要厘清“儒商”的概念。在他看来，儒雅只是儒商在个浅表层次的精神气质，真正的儒商，应该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基因的、有“天下”意识的人。非但可以令自己与企业富足起来，还要自发地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才可以当得上“儒商”的称号。而以这个标准而论，所有的“红顶商人”都被排除于黄怒波的视野之外。

熟谙资本市场的黄怒波，对于当下经济环境中暴露的道德困境看得相当清醒。显然新教伦理已经不能拯救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抑制人的贪婪，就产生了总体性的危机。生态危机和恐怖主义无从避免。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困境，理应回到东方智慧中重新汲取营养。

黄怒波认为儒商绝非一个轻易的名词，在过往的时代里，只有孔门七十二贤人的子贡，才够得上这一称号。至于像胡雪岩、盛宣怀等人，都是官商勾结，恰是要回避的陷阱，儒商不可能出现在体制里。

之所以要提倡儒商，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能够回到商业伦理上来，探讨当下中国企业家下一步的责任，而不光是挣钱。黄怒波说，“我们是从旧体制出来的，又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股东利益第一，照我说，应该是社会利益第一。我们这么过来的企业家群体，都应该变成儒商，儒商应该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代表。虽然绝大部分企业家成为不了儒商，但是企业家们真的都在往儒商的方向努力，都在思考研究儒商，就算是一种升华。”

从一个登山者，转变为一个文化漫游者，可以视为黄怒波在自然界涤荡了自己的心灵以后，再度投身到世界文化的洪流中去，他说：我没有做大师的欲望。但是他显然希望将一个商人，甚至中国整个商人阶层的境界，重新接续上儒商的传统，而以这样一个儒商阶层，形成新的社会精神文化核心，释放出当下鲜见的道德承当力量。

一个历史审视者的批判

2013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大同城企业的恶性竞争，同样使黄怒波颇为震动。他直言不讳，这已经不是商业性的竞争，而是文革做法。中国的企业家有“文革情结”和“文革基因”，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年轻人看到这种痞子文化能够致胜，就会一代代遗传下去。

黄怒波用“后文革时代”来指称当下这个时代。他提到了当下社会弥散着一股戾气，究其源头，都是来自文革。特点就是没有法治，人人都是敌人。文革把我们所有的价值体系全部摧毁了，留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丛林法则盛行谁横、谁不要命，谁就是胜者。所以整个社会没有秩序。当然这其中也有现代性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文革把中华民族固有的东西全部消灭掉了。

因而像德国人一样，始终不忘历史，始终深度反省历史，成为黄怒波强调学习的典范，清算文革，成为他屡次提及的重点。这一点和他提倡儒家文化的复兴应是一体两面。黄怒波认为，从清末开始，“五四运动”彻底打倒儒家，所以现在儒教的复兴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不清算文革，这个槛就迈不过去。只有整个社会从心灵上、从民族的罪恶史上清算，我们才能意识到过去真的有罪，对历史、对民族的文化有罪，才能重新出发。

中国企业家正在经历“由富到贵”的成长过程。然而困境在于，一方面对于过去的积瘤式的文革意识没有彻底清算，导致痞子文化和丛林法则继续在一个煎迫的时代里面发酵，而另一方面，要期待一个像子贡一样，在自由经济体系上生成，并具备天下意识的儒商阶层，显然路还漫长。但是黄怒波对于这个阶层寄予希望，在他看来，至少这个阶层目前所获得的经济力量，在文化传承和精神内核的追求，有较为独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