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古巴

编者按：12月17日，古巴和美国领导人同时宣布，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启谈判，冷战期间遗留的最后死角之一的古美关系终于开始步入破冰。

“自由古巴”是一款非常著名的鸡尾酒。它的构成很简单——朗姆酒和可口可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和海明威、恰恰舞、曼波舞、棕榈树、热带气候、独立起义和革命一共构成了古巴浪漫主义的一面。然而，如今你会发现，可乐和百加得朗姆酒都不是古巴商业领导者的成功跳板。

我在2014年新年假期时曾去过哈瓦那。古巴人给我的印象是很热情好客。在那里，你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手卷雪茄。一月份的加勒比气候和北美其他地方相比很不一样。古巴在文化上的浪漫也许会吸引很多游客，但这种浪漫主义的印象很快会消退——你会意识到，古巴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一些高楼和基础设施已经变得破旧，街上会有人乞讨，政府主管一切，除了游客居住的旅馆和一些私营的paladares餐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乐观地谈论自由化的趋势，并且已经意识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言：“Within the Revolution, everything; outside the Revolution, nothing”.(革命之内一切皆可，革命之外皆为禁忌)——革命阵线之外的批评和社会评论都是禁止的。在全世界到处可见切·格瓦拉独具魅力的头像，而他已经去世46年。古巴似乎是一个既不让人兴奋也不繁荣的国家，一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人均GDP是体现国家财富和繁荣程度的典型数据。CIA Factbook的最新数据显示，古巴在228个国家中位列112位。即便在其所处的地区，古巴的排名也并不突出。

9900美元的人均GDP——古巴领先8个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古巴和另外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同构成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平均人均GDP 为8680美元，古巴也高于这一水平。和这些标准相比较，古巴似乎表现不错。另一方面，古巴远远落后于20个加勒比岛国的均值（18010美元，如果排除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这两个避税天堂，18个加勒比岛国的人均GDP为15439美元）。不管你用哪个标准作为参考，古巴都不是经济发展的范本。在一个高度重视人民福利的计划经济体中，古巴为什么不能创造比邻国更繁荣的经济？

针对这个问题，游客通常会听到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关于哈瓦那的公开现实，第二个则来自民间的低声碎语。

第一个原因指的的是美国从1962年对古巴执行的贸易禁运。人们认为这限制了古巴更新生产设备、购买新技术——简单地说，无法享受自由贸易遏制了古巴的经济发展。古巴无法从停靠在加勒比海的大型游船上获得任何收益。美国的贸易禁运被认为是古巴发展滞后的原因。很遗憾地说，美国对古巴的干涉确实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更准确地说，在那个历史环境下，除了受到美国的控制，古巴还受西班牙、英国和苏联支配——这段历史很容易造就受害者心理。

美国的贸易禁运让古巴经济在60年代遭受严重打击——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是古巴主要的贸易伙伴。商品贸易的停滞，尤其是停滞进口古巴的糖，触发了古巴的经济危机，直到苏联同意购买古巴出产的糖才有所缓减。

然而，很难说贸易禁运对今天的古巴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贸易禁运是很残酷的政府政策。现在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是为了消除核武的威胁。但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古巴就不再是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古巴不再支持他国的武装革命，古巴也不再是美国安全的间接威胁。很显然，全球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以色列）公开支持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古巴可以和其余200多个国家开展贸易。在哈瓦那的街头，你肯定可以见到一些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老爷车，但我看到了大量新出产的菲亚特、丰田和雷诺。到目前为止，在古巴的美国人还很少，但酒店里有大量德国游客、法国游客和西班牙游客。游客可以充分使用新技术（手机和WiFi）——政府官方上有相关说明。荷兰和加拿大是古巴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美国的贸易禁运是否限制了古巴的经济发展（今天似乎它并不是真正原因），而是古巴能否生成坚挺有力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购买它需要的东西。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解释：社会主义在古巴运行地并不算太好。菲德尔·卡斯特罗说革命并不关乎财富创造和消费主义，而是为了社会公正。相应地，他奉行土地重新分配计划，重视健康医疗、降低文盲率、征用商业、对最低工资立法、由工会建立企业规范、取消知识产权、强制执行中央政策。这一切很快就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大量普通民众有了高质量的生活，实现了零文盲率以及全民医保。

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同时也意味着遏制言论自由、敌视资本主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一党执政。另外，还需要关注卡斯特罗对一种意识形态的固执坚持。当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混合经济模式下开始呈现繁荣，卡斯特罗继续压着市场、私有经济和知识产权。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句名言：“我觉得资本主义很让人讨厌。它污秽、粗俗，让人疏离……因为它挑起了战争、虚伪和竞争。”好吧，有了这样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巴没什么企业家、投资者和风险投资。

古巴革命后不久，企业经营者们便纷纷离开古巴，未接受过培训的革命领导者进入了这些企业。古巴中央银行的主管是切·格瓦拉——经济学方面的新手。结果便是效率低下、过低的投资、任用亲信、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定量供应食品、依赖苏联的补给和阶段性的腐败潮。在古巴寻求商机的外国投资者抱怨这里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契约精神，在古巴做生意需要经过大量政府批文，经常造成延误、缺乏决断力，充满了不确定性。

上世纪50年代末，古巴的GDP大约与意大利相当，高于日本。在这个时期，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古巴和意大利、日本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异。Acemoglu 和Robinson在那本畅销著作《Why Nations Fail》（《国家缘何失败》）中提出了一个和古巴相关的观点： 一个国家福利的增长与这个国家的司法、经济机构息息相关，其中包括民主代表、知识产权、司法独立等等。另外两本关于古巴的书——Tom Gjelten 的Bacardi and the Long Fight for Cuba, 和Julia E Sweig 的Cub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提出过相同的证据，都说明了这些机构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古巴今天的发展。

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我们很同情那些古巴的流放者——他们在革命中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和亲人——他们寻求迟缓到来的正义。但我们也需要对贸易禁运政策进行谨慎的重新思考。它没有改变古巴的政权，但它却激发了古巴人民的愤怒，并成为古巴经济表现不佳的首要借口。有人预计，美国生产者每年放弃和古巴的潜在贸易价值20亿美元。很显然，在1959年的革命中，卡斯特罗在对待古巴人民和财产时犯了很多罪，但在国际法庭解决这些问题似乎比贸易禁运更合适。

这里的领导问题还牵涉到如何向人民证明某种经济、政治体系比另一种更有效。哈佛大学教授Joseph Nye用“软实力”来代表道义上的说服力，比如一贯坚持的价值观。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很推崇软实力。与它对立的，“硬实力”则指军事力量，金融支付制裁和贸易禁运。硬实力是胁迫性的，软实力则具有吸引力，并且是不断递增的。为了尊重古巴，美国是否也可以放弃硬实力转而使用软实力？

当然，有人肯定会向卡斯特罗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 “硬实力”是不是提高生产力和实现经济繁荣的最佳途径？强制和监禁威胁，或者流放是不是提升创造力和业绩的有效方式？相较于征求员工的意见、让员工肯定团队的价值、让工作变得有更多意义（软实力方式），简单地发工资，让员工完成指定的任务（硬实力方式）并不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卡斯特罗说：“他们谈论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资本主义在非洲、亚洲和拉美成功吗？”人均GDP的统计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应——很多实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排在古巴的前面。古巴的经济模式并没有带来很多其他新兴市场那般的繁荣。

新崛起的商业领导者如何应对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任务？在你慢慢品味“自由古巴”时不妨考虑下这个问题。

作者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Bob Bru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