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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发现，武装冲突与非洲大型动物减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1977年，也就是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两年后，莫桑比克爆发了内战。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暴力冲突导致至少100万人失去生命，而这还仅仅是人类的损失。

政府军和抵抗军在穿过该国著名的戈龙戈萨（Gorongosa）国家公园丛林过程中，曾大肆屠杀野生动物，尽管这里曾被认为是自然的天堂。成千上万的大象被猎杀，它们的象牙被出售用来购买武器和物资。斑马、角马和水牛则成了士兵们的美餐。这座国家公园里大约90%的大型哺乳动物或被枪杀或被饿死。

2013年，耶鲁大学生态学家约书亚·达斯金(Joshua Daskin)开始在戈龙戈萨工作，他说:“物种冲突几乎导致那里的野生动物彻底崩溃。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某种更大趋势的预兆。”

显然这是后者。与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布·普林格尔（Rob Pringle）一起，达斯金等人收集了关于非洲所有大型哺乳动物数量的65年数据。他们发现，这些动物数量在和平时期是稳定的，但在战争期间总会下降。在解释野生动物减少的原因时，没有什么比战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了，尽管人口密度、城镇扩张以及干旱也有所影响。

达斯金说：“这表明暴力冲突的普遍性质：它会影响政府履行保护职责的能力、责任和动机。它通过增加贫困来扰乱当地社会的结构，并迫使人们转移到那些可猎杀到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中。它导致非政府组织的退出。它增加了执法方面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偷猎行为的增加。”

更糟糕的是，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战争经常发生在野生动物繁荣的地方。在1950年到2000年之间，80%的主要武装冲突发生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那里的动物种类最为丰富和多样化。达斯金说，这是因为，气候变化、自然资源获取以及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不仅会加剧人类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也会对野生动物带来影响。因此，当人们互相宣战时，他们无意中也在向自然界宣战。

这似乎很好理解，但有些案例研究表明，战争对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恩赐。罗得西亚（现在被称为津巴布韦）丛林战争创造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以至于盗猎者无法行动，大象数量也开始反弹到当时的高峰值。在朝鲜和韩国之间的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公园，因为没有人就意味着那里成为丹白鹤、远东豹和其他濒危物种的避难所。

但对于每个充满希望的故事来说，也同时蕴含着厄运。动物可能受到间接伤害，比如未获得金钱或肉类，甚至是政治杠杆。在越南，美国军方曾经用化学武器来破坏植被，给这个国家的“丛林居民”留下了有毒的遗产。在埃塞俄比亚，在该国内战期间出售的黑市武器最终落入偷猎者手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反政府武装最近威胁说，如果政府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将杀害受保护的大猩猩。

达斯金说，很难在暴力冲突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中找到平衡，因为“正如你所预料的，生态学家倾向于在和平地区工作，所以在冲突地区的大多数野生动物数量都没有确切数据。”但他和普林格尔找到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数据，显示了126个保护区36种物种数量的变化。然后，他们将这些数据与有组织的冲突中人类死亡的信息进行匹配。

各个保护区的情况差异很大，但平均来说，达斯金和普林格尔发现和平的地区动物数量趋于稳定，动物族群可以自我维持。战争改变了一切，冲突的暴力程度并不重要。事实上，尽管冲突的频率是两人研究的最重要因素，但冲突强度是最不重要的。达斯金表示：“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还是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无关紧要，而冲突的爆发都会破坏保护野生动物的能力。”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凯特琳·加伊诺（Kaitlyn Gaynor）研究了这个问题，她说：“因为在战乱地区的人们经常需要依赖野生动物生存，将它们直接作为食物，或者是健康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野生动物的减少反过来可能会延长战争持续的时间。”

乍一看，这些似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发现。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已经不堪重负，而且资金不足，无法获得继续维持和平的费用。但达斯金和普林格尔也提供了一些好消息：即使是在那些人们狂热地战斗的地方，很少有大型动物真的灭绝了。它们遭受到重创，但很少彻底消失。因此，当冲突停止时，拯救被伤害的生物依然存在希望。

以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为例，达斯金说:“大多数受影响的野生动物数量已经恢复到惊人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了战前的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和美国非营利组织戈龙戈萨恢复工程(Gorongosa Restoration Project)之间的合作。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合作已经招募并训练了大量护林员来对抗偷猎者。他们通过接种疫苗、产前检查、计划生育建议以及蚊帐来阻止携带疟疾的蚊子传播，以促进居住在公园附近的人们的健康。他们建造了四所学校，每年招收2500多名儿童，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不再将野生动物仅仅视为肉类的来源。达斯金说:“这是为了灌输一种所有权意识，并使保护型社会经济成为可能。”

加伊诺也称：“武装冲突的性质及其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有着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没有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但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受战争蹂躏的保护区不一定是保护失败的原因，我们忽视了这些地区对野生动物以及那些依赖健康生态系统的脆弱人群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