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Genital Transplants: Is Science Going Too Far, Too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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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显著进步，现在医生已经可以移植受伤的生殖器了。外科医生移植卵巢组织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现在他们也可以成功地移植阴茎和子宫。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在阿富汗被炸弹炸伤生殖器的美国士兵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接受了世界首例阴茎和阴囊移植手术。然而，法律规范却没有跟上生殖器移植的发展速度，对于社会应该如何处理一长串棘手而又微妙的问题，人们也没有达成共识。

图1：医务人员急忙地将器官送往外科进行移植

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的生物伦理学家克雷格·克卢格曼说:“我们需要记住，人体不是具有可更换部件的机器。这些手术很复杂，操作非常困难，而且有潜在危险。人们需要在生理、心理、精神和经济层面上进行深入考虑。”

现代生殖器移植的目的有两个，分别是治疗(女性)不育症和恢复(男性)生殖器的外观与功能。外科医生曾成功地将卵巢组织从一名女性移植到另一名女性身上。去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一名女子接受双胞胎姐妹的活体子宫移植手术后，诞下一名男婴。

美国和南非的外科医生已经成功地将死去男性的阴茎移植到四名生殖器受损的男子身上。据报道，一名男子在手术后还有了孩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第一例包括阴囊一起移植的手术。但由于伦理问题，睾丸没有被移植。

外科医生已经可以成功地将睾丸在人体之间进行移植，但这一过程并没有更多实践，因为测试显示，睾丸会利用捐赠者的DNA产生精子。因此，受赠人可能生养一个与捐赠者有基因关系的后代。

生殖器移植是否值得冒险？

生殖器移植并不简单。这种手术非常昂贵，子宫移植的费用估计高达25万美元。此外，手术同样充满危险，因为病人通常必须服用强力药物来阻止免疫系统对新器官的排斥。而且，这种手术在医学上是没有必要的。所有这些手术都有风险更小、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泌尿科医生希登·帕特尔博士认为，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阴茎移植变得不必要。

关于女性生殖器移植也有类似的问题，它可以帮助不孕妇女怀孕，而不必求助于领养或代孕。麦吉尔大学研究子宫移植的雅克·巴拉伊拉博士说：“这不是救命的移植，即使没有子宫女性也可以很好地生活。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怀孕是一种特权吗？这是对的吗？”

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泌尿科医生亚瑟·伯内特二世表示，当其他替代疗法不可行时，阴茎移植才是替代选择。伯内特医生是阴茎阴囊移植手术外科团队成员，他补充说：“恢复常态也很重要。我们希望有人能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能感受到男性的尊严，并恢复身体健康的正常感觉。”

图2：进行阴茎移植手术的外科团队成员，图片右七为整形重建外科中心主任WP·安德鲁·李（W. P. Andrew Lee）

至于那个匿名的生殖器接受者，据报道他在移植五个月后恢复得“非常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网站上的一份最新报告称：“他的泌尿功能正常，并且开始在移植组织中恢复知觉。”

当器官捐献者进行活体捐献时

伯内特所在的机构宣布将开始进行阴茎移植手术后，许多奇怪的信息传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几名男子想捐出自己的器官。但就目前而言，移植的阴茎只来自已故的捐赠者，而且他们的近亲已经同意了捐赠。伯内特并不希望活体捐赠者参与阴茎移植手术。但目前还没有任何指导方针或政策来阻止外科医生从活体捐赠者身上移植阴茎，或者移植睾丸。

目前，已经有女性捐献了子宫和卵巢组织，这迫使她们自己也要面对移植手术的风险。麦吉尔大学的巴拉伊拉博士说:“这让捐赠者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她必须接受非常昂贵的手术。而从技术上讲，这种手术并不能挽救生命。”

当涉及到子宫移植时，这种风险甚至超出了捐献者和接受者。巴拉伊拉博士指出，移植过程还涉及到第三个人——胎儿。他说:“免疫抑制剂可能会对婴儿造成伤害，而你给婴儿提供营养的是一种非天然血管，而是用针缝合起来的。”

对于外科医生和伦理学家来说，存在指导鸿沟

生物伦理学家们正在讨论生殖器移植带来的其他问题：这种手术适合变性人吗？男性是否应该仅仅因为整容原因就接受阴茎移植？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基因亲子关系。

假设一个女人接受了子宫移植，一个男人则接受了睾丸移植，他们用传统方式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将与捐赠者有基因联系，而不是与孕育他或她的父母有基因联系。

也许是时候让医疗领域或法律介入，来决定外科医生手术的边界。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子宫移植有相应的指导方针。而在其他情况下，由每个执行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自行制定政策。

奥尔巴尼医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丽莎·卡姆波-恩格尔斯坦说:“我不知道医疗机构是否能够做好自我调节工作。在这个国家，生殖医学是个巨大的盈利性行业。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营利性的生育公司，就有可能出现剥削行为。”

而且，正如生物伦理学家克卢格曼指出的那样，“指导方针毕竟不是法律，人们的确可以违反方针，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克卢格曼认为，法律也不是解决生殖器移植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最佳办法。不过他说：“我们确实需要就这些话题展开全国性的探讨，为医生和病人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