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位“社会大哥”将他的手下全部召集起来,足有千余人之多,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摇大摆地沿街前行。

接到群众报案,有不少警察闻讯赶来,他们却不敢制止,因为歹徒手里握着上百把枪,装备之精良,竟压过警方一头。

社会大哥本人更是手持一把制式手枪,在众多小弟的簇拥下张牙舞爪。看到有警察胆敢多瞥他一眼,他就直接用枪指着对方,扬言要打断对方的腿。

“这座城市里被我打伤打残的人多了去了,不怕多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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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在拍电影,也不是以枪支犯罪而著称的美国街头,而是1991年的山西运城。谁能想象,那个年代,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竟然能扰乱一座城市的秩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运城出了个名叫张永强的混混,他虽然一早就声名狼藉,街坊邻居避之不及,可认识他的人,谁也没料到他日后竟然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每一位长辈都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光宗耀祖。甚至有不少老一辈的人对后辈倾注了过多的期待和宠爱,心态都变得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笔者曾亲耳听长辈说过,多生几个孩子,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多一分保障,那心态像极了买彩票,似乎买的越多,中大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然而殊不知,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许多父母有能力生没能力教养,却竭尽全力地溺爱孩子,反而因此让孩子的人生沦为悲剧,更是给社会造成灾难。

张永强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本身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咬紧牙关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张永强的父母几乎从未给孩子灌输过任何为人处世的道理,导致张永强进入校园,跟身边的同学一比较,一股“身出寒门”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把他孱弱的三观击得粉碎。

他每天都被这种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哪儿还有心思读书?为逞能充面子,他不惜四处偷窃,跟别人干架,中学还没读完就已经成了当地警察局的“常客”,坐牢跟回家一般稀松平常。

看到儿子沦落到这种地步,老两口也只能干着急,没辙——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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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之下,张永强的父亲找遍了关系,求爷爷告奶奶,总算给儿子找了份工作,在当地传染病医院的锅炉房里当工人。虽然这份工作不怎么起眼,好在也算是事业单位,收入稳定,活儿也不算累,吃穿不愁。

怎料事与愿违,突然有了一笔收入后,张永强邪门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展示自己的“阔气”,他几乎每天都要组织饭局并且抢着买单。当然,以他微薄的工资是无法支撑这样的生活的,但他很快就想了个办法。

每到深夜,张永强就伪装成护工,出入住院病房,搜刮熟睡的病患的财物。一开始,他尚且做贼心虚,听到风吹草动就赶紧夺门而逃,哪知得手几次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甚至“贼不走空”,在惊动病人后,明目张胆地抱着对方的行李跑路。

值得注意的是,监控录像是从1995年开始在逐渐在我国普及的,在此之前,人们丢了东西,十有七八得自认倒霉,再加上住院患者通常也不会带太多钱财在身上,只要人没有受到伤害,大多数情况下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时间一长,即便同事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张永强平日里所做的龌龊事,后者也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张永强误以为这天底下当真没有王法,其野心也愈发膨胀,小偷小摸竟已然无法使其满足。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犯罪没有成本”是有多么可怕——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有人稍有叵测之心便敢于铤而走险,社会怎能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