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位“社会大哥”将他的手下全部召集起来，足有千余人之多，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摇大摆地沿街前行。
接到群众报案，有不少警察闻讯赶来，他们却不敢制止，因为歹徒手里握着上百把枪，装备之精良，竟压过警方一头。
社会大哥本人更是手持一把制式手枪，在众多小弟的簇拥下张牙舞爪。看到有警察胆敢多瞥他一眼，他就直接用枪指着对方，扬言要打断对方的腿。
“这座城市里被我打伤打残的人多了去了，不怕多你一个！”
这不是在拍电影，也不是以枪支犯罪而著称的美国街头，而是1991年的山西运城。谁能想象，那个年代，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竟然能扰乱一座城市的秩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运城出了个名叫张永强的混混，他虽然一早就声名狼藉，街坊邻居避之不及，可认识他的人，谁也没料到他日后竟然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每一位长辈都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光宗耀祖。甚至有不少老一辈的人对后辈倾注了过多的期待和宠爱，心态都变得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笔者曾亲耳听长辈说过，多生几个孩子，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多一分保障，那心态像极了买彩票，似乎买的越多，中大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然而殊不知，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许多父母有能力生没能力教养，却竭尽全力地溺爱孩子，反而因此让孩子的人生沦为悲剧，更是给社会造成灾难。
张永强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本身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咬紧牙关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张永强的父母几乎从未给孩子灌输过任何为人处世的道理，导致张永强进入校园，跟身边的同学一比较，一股“身出寒门”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把他孱弱的三观击得粉碎。
他每天都被这种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哪儿还有心思读书？为逞能充面子，他不惜四处偷窃，跟别人干架，中学还没读完就已经成了当地警察局的“常客”，坐牢跟回家一般稀松平常。
看到儿子沦落到这种地步，老两口也只能干着急，没辙——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万般无奈之下，张永强的父亲找遍了关系，求爷爷告奶奶，总算给儿子找了份工作，在当地传染病医院的锅炉房里当工人。虽然这份工作不怎么起眼，好在也算是事业单位，收入稳定，活儿也不算累，吃穿不愁。
怎料事与愿违，突然有了一笔收入后，张永强邪门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展示自己的“阔气”，他几乎每天都要组织饭局并且抢着买单。当然，以他微薄的工资是无法支撑这样的生活的，但他很快就想了个办法。
每到深夜，张永强就伪装成护工，出入住院病房，搜刮熟睡的病患的财物。一开始，他尚且做贼心虚，听到风吹草动就赶紧夺门而逃，哪知得手几次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甚至“贼不走空”，在惊动病人后，明目张胆地抱着对方的行李跑路。
值得注意的是，监控录像是从1995年开始在逐渐在我国普及的，在此之前，人们丢了东西，十有七八得自认倒霉，再加上住院患者通常也不会带太多钱财在身上，只要人没有受到伤害，大多数情况下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时间一长，即便同事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张永强平日里所做的龌龊事，后者也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张永强误以为这天底下当真没有王法，其野心也愈发膨胀，小偷小摸竟已然无法使其满足。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犯罪没有成本”是有多么可怕——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有人稍有叵测之心便敢于铤而走险，社会怎能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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