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过去20年间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数量减少超过80%，但全国仍有8.14万个“村小”因各种原因坚守下来。最近几年，一种“教育共同体”的模式在浙江缙云县茁壮成长，“村小”被串联起来，既传承了乡村文脉，为教育多元化探索贡献力量，更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在缙云，乡村小学的生命力正在绽放。
“再拐过两个大弯，就能到学校了。”浙江省缙云县实验二小送教的体育老师胡建勇，每天都要开四十几分钟的山路到学校，“晚上下班，黑黝黝的山路更不好走。”
桌上摊开好几本教案，实验二小“教共体”宫前教学点教导主任徐恋雅在上面圈出几个重点、写出新方案，再密密麻麻地誊到笔记本里，下午没课，她要在教共体教研组中分享自己的教学计划。
下午3点20分是社团活动时间，长坑小学数学老师陈卫华要与学生一起拉一节课的二胡——这个以前完全陌生的乐器，现在是她教学计划的一部分……
在这几个人的生活里，只有几十个学生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成为一条中轴线，串联起他们的喜怒哀乐。
近年来，随着农村适龄生源数量不断减少，教育资源整合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虽然过去20年间，超过80%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被撤并，但仍有8.14万个“村小”坚守下来，这些学校承载着无数个农村家庭的希望，在渴望关爱的同时，也为乡村文脉的传承和教育多元化的探索贡献力量。
最近几年，浙江省以积极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为抓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资源。一种“教育共同体”模式在浙江缙云县茁壮成长，乡村小学的价值在这里严肃地被看见、被探讨、被反思，城与乡的均衡发展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全县17所乡村小学、8所小规模学校里更是故事鲜活、温暖人心。
人少了 关爱不能少
“班里孩子越来越少，怎么才能教得更好？”这是最近两年实验二小三溪教学点老师李三泰心里的焦虑。2019年入职三溪小学成为老师后，李三泰一直主教数学和科学。他特别在意的是“课堂上抛出的问题，有没有孩子接茬，没反应就是刚才讲的没听进去。”和学生们的互动会直接影响老师的情绪。“现在班里学生越来越少，不像以前有问有答，孩子们上了初中能适应吗？”李三泰说。
谈话间，下课铃响起，“全校”45名学生陆续出来活动，操场上传来稀稀落落的玩闹声，校园里更显空荡。
在距离三溪小学17公里的缙云县胡源乡章村，村党总支书记章金松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
从缙云县城出发到舒洪镇，再沿着弯弯曲曲、一路抬升6米左右仅容一辆大车通行的公路行驶20余分钟，便来到了胡源乡所在的山谷腹地。章村小学门前，是两片宛若巨大茶叶搭成的竹制大门，一张5米多高巨大的“笑脸墙”迎面伫立，全校在读的64名孩子的“笑脸”照片花花绿绿地贴在上面，点缀出一所小学的活泼和温情。
章村小学笑脸墙。
“笑脸墙”的正中写着这么一句话：用一个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
“三年前这堵墙上还有120张笑脸，如今只剩了一半，学校最多时有400多名学生，那读书声简直‘聒噪人’。”在章村生活了一辈子的章金松告诉记者，为了保住学校，村里专门为学生修建了锻炼用的“环村跑道”，还自筹20万元助力新教学楼建设，里面各种设备都有。学生少了，但老师的教学劲头仍然很足。
事实上，“学生不断在减少”这件事不止发生在这两所小学。过去5年里，缙云县和中国不少地方一样，经历了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的急剧减少。2024年，县里的“村小”招生人数较2020年下降39%。而从全国范围的统计年鉴来看，过去5年间乡村小学在校生数量减少了31%，更有学者预测，到2035年乡村小学在校生规模仅有829万人，和2021年相比降幅接近70%。
为应对在校生不断减少的问题，早在2001年，针对规模不足100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包括教学点）的“撤点并校”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展，国务院印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全国各地都迈开了不同程度的义务教育重新规划布局的步伐。2000~2021年，20余年间关停的39.93万所学校中，乡村学校占了近9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2020年开始，缙云将25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300人以下）中的6所撤并，并将其中8所转为一体化教学点，但仅有45名学生的三溪小学和64名学生的章村小学，都“幸运”地保留下来。
三溪教学点负责人、实验二小副校长陈春峰告诉记者：“我们三溪小学从2023年开始就与实验二小实行一体化办学，为的就是让偏僻乡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城镇优质教育。”学校的45个孩子，陈春峰能扳着指头说出每个人的情况：“6年级还有9个人，大都是留守儿童，有的家庭离异，有的家长身体有残疾，把学校撤掉，让他们到镇上去，能行吗？”
陈春峰心里明白，目前在校的孩子很多都是老人隔代照料，如果到镇上去“走读”，无论从学习习惯、还是教育成本上，都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
“最近几年，只要在缙云县域内，想去县城、镇里小学择校的乡村学生几乎都可以入学，留在村里的学生大多是家庭条件实在不允许。”缙云教育局党委委员、总督学胡成勇解释，“缙云县是山区县，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0%，我们撤并小学决不能只看规模，一个学校的撤并，落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就是每天十几公里的上学路。”
“所以，判定一个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是否‘必要’，需要综合考虑上学路程、村民意愿、学生家庭情况等多方面因素。”胡成勇解释，小规模学校的优化调整要十分谨慎，是暂停招生，还是继续招生、分流部分学生，都会根据学校、学生的具体情况来调整。
虽然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比例仍居高不下，但优化调整过程中，缙云仍以保证山区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为重，尽量确保有需要的适龄儿童能就近入学。目前，缙云仍保留了100~300人小学3所，100人以下的小学5所。随着农村适龄入学儿童的减少，预计2025年100人以下的小学还将增加2所，这还不包括人数更少的“教学点”，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完全小学”。
在这种氛围中，一个核心问题也浮出水面：既要面对“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需求，又要应对乡村有限的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城乡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对于一个山区县而言就显得重要。
2021年，缙云县通过“城乡教育共同体”的探索，为山区孩子提供共享城镇优质教育的路径，即以“1个中心校+多个受援校”模式，推动城乡学校结对、资源共享、师资交流。目前，全县组建了覆盖所有公办初中小学的17个城乡教共体，有的是城乡若干学校共建的教育集团，即以一所城镇核心校牵头，各成员校实行资源共享、管理共进、教学共研；还有的由一所城镇学校与1~2所乡村学校在人、财、物、事上全面重组，统一法人，形成“一校二区”或“一校多区”的方式（融合型教共体）。
胡成勇告诉记者，开展教共体以来，缙云县基础教育生态监测从全省第67名提升到第5名。教共体对于拉近城乡间、学校间的差距作出了有益尝试，也对当下复杂的“撤点并校”问题作出了回应。
共同体的可能
2023年三溪小学改为“南顿小学三溪教学点”，正式与第二实验小学、南顿小学结成融合型教共体，李三泰的焦虑，也得到了一定缓解。
“期末测试是三校统一试卷，从成绩上看，学生们学得还不错。”李三泰打开三年级数学的教案告诉记者，“现在重点加入了让学生思考和试错的环节，这是从集体备课中学到的，为的是让他们以后适应初中的大班教学。”
加入教共体后，集体备课等“标准化”的教研模式让缙云一些“村小”老师从原本松散、随意的教学计划中，有了系统性提升，李三泰也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三溪教学点只有11名老师，原本的授课内容只是老师们根据经验进行粗略规划，但教共体中的学科组，不仅会针对教学目标进行统一“精细化”的集体备课，连习题课都会共同准备，各班老师只需在此基础上结合班里情况推进就可以了。
章村小学校长潜润丽也找到了提升教学质量的方法。近三年来，学校的操场、公厕都经过了翻新，教室也都配备了实物投影等现代教学仪器，音乐、美术、计算机这些多功能教室齐全。
“要创造条件、找到途径，把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村里的孩子尽可能留下来，慢慢地家长会发现其实没必要费劲去城里买房、租房、陪读，毕竟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能力。”潜润丽说。章村小学6个年级、14名老师，每个年级开设12门课程，每个老师不但“身兼数职”，还要跨年级教学，备课任务多；加上多是刚分配下来的年轻老师，经验不足，一门学科只有1~2名教师，正常的教研也很难开展。
“大家舍近求远去镇上上学，还不是为了孩子能有个好成绩，有个好前途。”潜润丽很理解村民们的选择。
在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等人撰写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中，也印证了类似潜润丽一样的判断：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总体城镇化率达到81.91%，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出16.69%，这就意味着，不少农村家庭是因为教育因素才选择到城里生活，报告也显示，“教育质量”成为他们做出选择的头号因素，其次才是“经济因素”“学校位置”等。
2022年，章村小学与胡源乡胡村小学一起加入了由舒洪小学牵头的“共建型教共体”，师徒结对、跟岗实习、教案研讨、资源共享等一系列帮扶机制落地，让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以潜润丽从事的英语学科举例，刚刚入职章村小学的英语老师胡耀丹跟舒洪小学副校长王敏结成“师徒”，课余时间到舒洪小学跟岗实习。
“胡耀丹回到章村时，把王敏老师的课程设计、重难点解析等能复制的教学方法和内容都带回来了，分享给我们英语组的老师，我们再根据这些内容形成了适应本校小班额的备课、教学模式。”潜润丽说，去年开学季，一些把孩子送到镇上的家长开始联系她了解学校的情况，甚至流露出想让孩子回来的意愿，这让她觉得，“村小”的命运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
事实上，学校间的“结对”帮扶、互助等模式在缙云已经有些年头了。比如双溪口小学联合附近两所小学作“三校联研”，将一些“仍有余力”的退休老师返聘回来，从批改作业、备课等教学基本功入手，帮助提升教学质量。
比如从2018年起实验二小就与坑沿小学结成帮扶对子，实验二小的美术组组长周瑛每周去坑沿小学给学生上课、做教师培训、为美育课程建设出谋划策……
这样的“组团”教学，在缙云教共体建成之后更为广泛和深入。如今，覆盖全县的17个城乡教共体，已经把触角从单一学科伸向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等全科；支援校更需要完成教研、送教等量化任务。潜润丽给记者粗略地计算：线上、线下课程和教研活动加起来，两所学校在一学年里的交流活动不少于60次。
作为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融合型受援校，三溪教学点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充足拓展。陈春峰告诉记者：“实验二小教育集团一次性派了1名数学骨干老师、1名县科学学科带头人、2名英语教师来我们教学点任教；语数英骨干教师也多次前来送教。”
为了验证“村小”的教学质量，缙云从2022年开始通过“考入省示范高中缙云中学比例”量化村小教学质量是否提升。“可以看到章村小学、上王小学，这些小规模学校的入学比例都不低。许多乡村小学的‘入学比’一直稳定在15%左右，与县城学校‘入学比’差距并不大。”胡成勇介绍，他们还会继续跟踪这个数据，为教学质量的情况做参考。
去年上半年，笕川小学“首次”迎来了四名从城镇“回流”的学生。村小或许正在成为缙云学生们入学的一个选择，而不再是“不得已的选择”。
探寻更多价值
午休后，实验二小宫前教学点五六年级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伴随急切的鼓点声，他们举起几十米首尾相连的竹龙在操场上奔腾，龙头时而高昂雄起、左右相望，时而与龙尾相连，好不热闹。
宫前教学点的学生们在操场上舞版龙。
舞龙结束后，6年级的“龙头手”于欣然小心翼翼地收起龙头，将“龙须”一根一根捋顺，眼里满是爱惜，低声呢喃：“龙头、龙鳞、龙身都是我们画上去的，好多同学一起画的。”
“这条缩小版板龙是非遗传承人李培军设计的，孩子们上课用。每年正月在壶镇镇里舞起来那条，有1000多米嘞，60名身强力壮的村民分成两班轮流才能抬动。”宫前教学点负责人、实验二小副书记郑超超告诉记者。
原来，“缙云板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宫前教学点在实验二小支持下共同“研发”的校本课程。“在制作过程中，要将灯板两头打出孔，衔接前后龙段，再用木棍穿在其中作为固定，涉及丰富的民间工艺，如竹编、剪纸、布帖和绘画等，不仅是教学任务，更能传承我们的文化。”郑超超说。
“学校85名学生，11名老师。虽然高于农村小学师生比的23∶1，但音体美几乎都不是专职老师。2022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出台后，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完成‘新课标’中要求的美育及其他素质教育的内容。”郑超超回忆说。
直到2023年与实验二小结成融合型教共体后，5名专业音体美老师走教加入宫前小学的教学团队中，并按照“新课标”要求协助完成美育课程设计。正是在教共体老师们的双向交流中，一种新的“意识”破土而出——乡村可以成为提供包括美育在内的丰富教育资源的沃土。
“与城里学校比，航天模型、军舰、飞机等科技资源我们确实差一点，但农村有农村的独特性，我们有田园、水、植物、动物。”郑超超介绍，依托乡土资源，宫前教学点每个学年都设计了很接地气的“校本课程”。比如涵盖农事体验的“遇见茭白”“豆子的前世今生”等农事研习课程，涵盖传统建筑知识与绘画技巧的“我们的家”……一堂堂精心研发的课程让学生们既动手，又动脑。
要说起“接地气”的课程，笕川小学干脆在校园里开辟了一块小农场。在学校的操场边，几只小羊悠闲地在圈里踱着步。每当课间操学生们喊起响亮的口号，几只小羊还会呆头呆脑地朝外张望。“学生们有时候还会把他们拉出来遛遛，都养出感情了。”除了带学生们养羊、兔子、鸭子，笕川小学校长马鑫飞还别出心裁地开发出种西瓜的课程。
“有个副校长是个种瓜能手，我就让他研究了一个带学生们种西瓜的课程。以前没有学生知道怎么种西瓜，但现在他们都知道在长瓜藤的时候，要留下两根主干苗，然后还不能乱施肥。”马鑫飞说，每次课间常有孩子蹲在瓜田旁边一动不动地盯着西瓜看好久，观察长势，这说明学生们是很感兴趣的。
在一般认知里，乡村教育仍很羸弱，但农耕文化、乡土乡情、民间艺术都是潜在独特的资源，相较于教育程式相对固化的城市，乡村教育反而能对教育的多元探索提供思路。在缙云，不少学校都在探索“田园和农耕教育”，比如坑沿小学就在校园边上的一片“麻地”寻找灵感。
在全校唯一一幢3层高的教学楼里，最显眼的位置张贴着一幅巨大的工艺品——《星空》，它是学生用麻绳拼贴而成的“镇校之宝”。种麻、割麻、沤麻、搓麻……通过劳动，认识麻的一生；用麻绳织画、贴画、拓印……将麻与画艺结合；用麻作为材料，复刻世界名画，以麻布为原料，设计服饰……经过几年的打磨，坑沿小学的“麻里奥”课程经过不断完善，成为一套“五育”融合的精品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表示，“音、体、美、劳一类素质教育能及时地对学生的行为做出正向反馈，而这些成功的体验往往又会给孩子们留下深远影响。”边玉芳从“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语文学习质量检测”的数据研究中发现，有近三成的家庭在“努力后取得成功、获得他人的赏识、比赛中赢得奖项、挫折之后的奋进”的因素介入后，学生在课程中的表现上实现了“逆袭”。
长坑小学学生在练习琵琶。
而针对乡村小学普遍缺少音体美专职老师的情况，缙云要求优先满足教共体内教师的双向交流和城乡有序调动，融合型教共体内教师实行无障碍调配；共建型教共体的核心校每年应当派出不低于10%的教师到成员校任教，保证学校可以开齐开足开好音体美课程。
一些问题正在解决
在长坑小学学生宿舍楼下，年轻的男老师胡耀钦正专心致志地教十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吹小号，不时停下来纠正学生的动作。他4年前被分配到长坑小学，是一名数学老师。“刚来的时候根本不会小号，后来通过自学、每天早起练习，终于慢慢掌握了小号的要领。”胡耀钦说，“刚学小号的时候，我还经常向五六年级的学生请教。因为他们从一年级就开始学，比我懂的还要多。”以生为师，师生共学，让偏居山坳的山村学校排演出七上央视的婺剧节目。
尽管已是村小中的“明星小学”，但是长坑小学仍然面临大多数村小存在的问题：师资队伍匮乏。这种匮乏体现在专业老师数量极少，体现在每位老师都要身兼数职。
比如，三溪教学点的李三泰一直负责数学和科学学科的教学工作；长坑小学副校长丁源繁任教五年级数学还要兼任二年级体育、五年级的科学课程；宫前小学的徐恋雅除了语文教学还要完成全校的教研工作……当然，小规模学校的校长也都是教学队伍中的一员。
为此，各地教育部门多通过“特岗计划”“三支一扶”项目以及临聘教师等途径来补充缺口。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缙云教共体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好在成为融合型教共体后，我们放下了很多管理工作。非教学事务、各类创建工作压力大大减轻。”方川小学校长朱敏碧告诉记者，以前经常是前脚刚上完语文课，后脚就要进行学校的安全检查；这边给学生们修改着作文，那边准备去县里开会。“现在教学点财务后勤等管理由教共体统一负责，我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抓教学质量。”朱敏碧说。
作为教共体的牵头校，东渡小学校长谢伟敏看到的是老师更有效率地流动。“三个学校组成教共体后，教师资源可以按需调动。”谢伟敏介绍，比如东渡小学数学带头人提升了方川教学点数学成绩；兆岸教学点英语名师走教东渡、方川，三校英语成绩小学有了大幅提升。
作为寄宿制学校的长坑小学，老师除了多学科教学、晚自习辅导作业，还要兼任“生活老师”的工作。
“每天都有三个老师要住在学校，负责住校学生的安全工作。”长坑小学校长麻涵佳讲了一个小故事，“去年新入学的小同学晚上总是哇哇大哭，住校老师们就挨个哄睡。第二天交班时，还要跟下一组的老师交代好学生情况。”麻涵佳告诉记者，老师负责当然是好事，但这无疑加大了老师的工作量。“之前有公益组织资助过3个专职生活老师，但是服务期过后，我们很难支付每月每人3000多元的工资。”麻涵佳遗憾地说。
“乡村老师都是有情怀的，但要让乡村老师留下来不能只靠情怀。”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城区第四小学校校长龚建梅一直呼吁应该通过调整绩效、评优倾斜等方式留住乡村教师。“同时也要把老师从不该由教师承担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把精力放到立德树人的使命上去。”龚建梅补充，事实上2019年《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对教师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然而在乡村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薄弱，这些很难做到。但是专职的管理、生活老师团队的建设仍然应该持续推进。”龚建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现在很多像三溪教学点、章村小学这样的小规模乡村小学里都有公办幼儿园。“‘校中园’的建设既提高了学校教学楼、操场的使用效率，又填补了学龄前教育的缺失。”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胡玮敏介绍。
而“校中园”建设则给了实验二小集团书记陈毅力培育“生活老师”队伍提供了思路。“幼儿园的专职‘保育员’是否可以延续服务小学一二年级住校的学生，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学校生活。”陈毅力坦言这只是一个构想，既没有论证也没开始实践，但他和很多缙云教育人一样，推动“村小”发展的思路一直在路上。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东渡小学文艺汇演选拔比赛如期举行。东渡、兆岸、方川三所学校师生齐聚东渡小学新搭建的舞台前。在闪亮的舞台灯光下，三个学校各年级的学生轮番表演。“这是结成教共体后第一次文艺汇演，我们教学点只有117名学生，以前哪有那么大的舞台。大家都铆足了劲。”记者坐在兆岸教学点的队伍里，听负责人郑彩梅说。
节目间歇，主持人公布上一组表演节目的成绩。可能是不如预期理想，身后的女同学们低声地反思着舞台上的小失误。“明年咱们再努力一点。”虽然语气有点难过，但是她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鲍捷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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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王岩 编辑：刘漪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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