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秋的午后，’杜夫人，请跟我来，夫人已经在花厅等您。’侍从长的话音刚落，曹秀清顺势理了理淡色旗袍的衣领。”这是她来到台北士林官邸的第三分钟，桂花的味道里掺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尴尬。她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座上宾，甚至算不上朋友，这趟饭局不过是一场各怀心思的交易。
侍从打开雕花屏风，宋美龄迎了上来。年过六旬的宋夫人依旧妆容精致，手里却多了一只香烟盒，这已足够让熟悉她的人挑眉。宋美龄极少亲自递烟，她更擅长让礼仪小姐来完成细节。可今天，她不仅递烟，还主动点火。举动再小，也等于把筹码摆上了桌面。曹秀清心里一震，没有拒绝，笑着接过，烟灰颤了颤，像她此刻的心情——表面平静，暗里波动。
话题很快转到杨振宁获奖。宋美龄侧头说道：“杨博士可是华人的骄傲，我们都盼着他回来，为故土出力。”语气轻巧，真正的用意却不难猜。曹秀清闻言，只是点头，“要是能去美国看看孩子们，我会把夫人的心意带到。”对方正希望她说这句话，如意算盘就此打响。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次普通的家常会晤。可若把时间拨回八年前，背景就截然不同。1949年1月，淮海前线，杜聿明麾下第十三兵团陷入合围，弹尽粮绝。老部下曾劝他突围，他却摇头叹气：“走不脱，也没那个脸。”那一刻，他心里其实已明白，做俘虏只是迟早。随后，战事尘埃落定，杜聿明被送往功德林，与王耀武、陈明仁等人在同一间院子接受改造。
就在杜聿明写下第一篇自我检讨的同时，数千里外的上海滩，曹秀清收到了“将军已殁”的密电。发报人是谁，她没法核实，电文却把她推向深渊。更让她混乱的是，蒋介石几乎同时递来一封手谕，邀请她带孩子去台湾避风头，生活补贴、子女教育“一律包办”。太过殷勤，反倒让人心里发寒。曹秀清掂量再三，决定先去台湾。她不是信蒋介石，而是想靠近消息源，顺便给孩子们找条活路。
抵台之后，真实的境遇让她彻底醒悟。配给宿舍没有，学费补贴也没有，只剩微薄的生活费。要养家，她不得不去台北烟酒公卖局制品厂做内部收发。制服上的工号徽冷冰冰，却证明了一个事实：蒋介石把她当成了可有可无的弃子。
日子难，但更难的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杜聿明的母亲思念成疾，很快撒手人寰。长子杜致仁在哈佛求学，原本靠蒋介石支付学费，随着资金断绝，打工加借宿仍填不满缺口。多次来信求助未果，杜致仁最终从宿舍楼坠下。噩耗传到台北，一个母亲的哭声在窄巷里回荡，邻居说那夜的雨下得特别狠。
再往后，生活突然出现裂缝。女儿杜致礼与杨振宁的婚讯传来，科学家的光环照进了灰暗的天井。1957年诺贝尔奖揭晓，台北各报登出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影。蒋介石看着报纸沉默很久，随后对侍从说：“联系曹夫人，让她来坐坐。”对他而言，这位战犯家属忽然成了官邸的潜在钥匙。
于是，有了今天的“叙旧”。宋美龄端着笑，曹秀清守着沉默。官邸里不谈枪炮，只谈家庭和前途。可提到杨振宁是否回台时，两人都警觉起来。宋美龄抬手拂了拂袖口，“只要博士愿意回来，研究经费、设备、人手我都帮他安排。”这话说得轻，却像一把镶着花纹的匕首，锋利且华丽。
曹秀清没有急于表态，她知道任何一句口头承诺都可能被记录在案。片刻静默后，她留下一句：“待我到美国探亲，再与孩子们仔细商量。”事实是，她早已盘算好借机离开台湾，顺道探望丈夫。那时外界盛传功德林可以探监，若再拖下去，只会夜长梦多。
告辞前，宋美龄再次点烟，笑容几乎与初见无异。大厅外，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曹秀清走到门口，回头瞥见侍从正在收拾茶具，茶盏里的碧螺春剩下一半，味道已然发涩。这场会面好比温吞的旧茶，看似从容，实则乏味。
离开官邸的车上，台北的街景倒退，曹秀清脑子里却翻滚着功德林、上海、美国三座城市的画面。命运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她推到不同棋盘。她早就明白，“活下去”才是唯一原则，其余皆为筹码。蒋介石把她当筹码，她同样可以反向利用。想到此处，她把宋美龄递的那支烟掐灭，随手丢进车窗外的垃圾桶。
几个月后，她如愿拿到去美探亲的手续。与此同时，关于杜聿明“可能获释”的小道消息开始在台港流传。官邸那边仍在等杨振宁回信，等了很久，只等到一份委婉却坚定的谢绝函。宋美龄或许意识到，当初亲手点烟的破例，换来的不过是对方一次体面的告别。
杜聿明后来重返大陆社会，以普通干部身份度过余生。曹秀清与丈夫在北京相见，淡淡一句“你瘦了”，泪水已浸湿眼眶。至于台北，那支烟的火光早随风散尽，留下一纸往事，供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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