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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写字的，不争不吵，话不多，可一支笔能顶半边天。
结过婚，婚没完人先碎了。
她叫聂华苓，写过小说、办过杂志、教过书，也撑过别人撑不过去的日子。
她的婚姻，挺像那个年代的女人命：进门低头，出门踩水，家外头是战火，家里头是冷眼。
1948年，南京到北平的飞机上坐着一个人，穿着不新也不旧的呢子大衣，背着个包，脸上没表情。
别人以为她是哪个机关的女职员，其实她是去结婚的。
信是他寄来的，说北平乱得厉害，你来吧，我们结婚。
她就去了，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炮声一边响着，她一边签字成了王家的媳妇。
王家是那种老北平的大家族，讲规矩、摆架子。
婆婆说话跟敲钟似的，嫂子眼神里没一句好话。
她是南方人，做事讲究点，被说成“细作怪”；她爱看书写稿子，说她“不正经”。
结婚前他挺会说话，结婚后他一句话都不多，嫌她不顾家、不守妇道，甚至觉得她太能干，碍眼。
后来到了台北，生活没变好。
她白天做杂志编辑，晚上去教书补课，回家还得做饭洗衣服。
王正路不但没帮忙，还骂她抛头露面、不顾体面。
有时候吵急了，摔东西、动手，她照样挺着，第二天照旧上班。
她不是不疼，是疼得多了连疼都省了。
那时候的《自由中国》杂志，敢说话、敢写事，雷震、殷海光、胡适都在那儿。
她是唯一的女编辑，但活儿一点不少，改稿、编排、翻译样样来。
殷海光是她邻居，常听见她家吵架，有时会拍拍她肩膀，半开玩笑说：“你该离了。”她不说话，只是笑，笑得苦，笑得像没笑。
有一回胡适从美国回来，杂志要人去机场献花，雷震点名要她去。
她写了张纸条放他桌上：“请您饶了我吧。”胡适后来在饭桌上听说这事，笑着点头，说她写得好。
那张纸成了杂志社的一段趣事，可她心里知道，她不是不想见人，她是太累了，连力气都没有。
同一个冬天，母亲病重。
她陪在床边，看着那个一辈子忍气吞声的女人，脸色像纸。
母亲拉着她的手，声音低得像风吹过：“你别跟他过了。”这句话像刀，直接扎进她心口。
她从小就听母亲说忍、说忍到孩子大了就好了。
现在她病得快不行了，说的却是别再忍了。
三个月后，她提了离婚。
他看着她，说：“你疯了。”她说：“是，我疯够了。”没争，没哭，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从那天起，她不再是王家的媳妇，她是她自己。
离婚之后，她去了美国，继续写作、教书。
她写下《桑青与桃红》，办起《现在》杂志，把一批又一批年轻作者送进了文学的世界。
她写的不是别人，是她自己，是她母亲，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被压住声音的女人。
她没把自己当英雄，也从来没说过自己多苦。
她说过一句话：“我不愿意低头。”就是这句话，撑住了她的每一天。
她不是没爱过王正路，也不是没想过过下去。
但她知道，日子要是只能靠忍，那就不叫日子。
她后来和白先勇、欧阳子他们一起做文学做得风生水起。
有人尊敬她的才华，也有人佩服她的骨气。
她没在任何地方喊委屈，但她的文字里，全是委屈的回声。
她的母亲临终时的那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这辈子最后一扇门。
她走了出来，走得干净利落，没回头。
她没再婚，也没再提过王正路。
她说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她不是那种一生顺遂的人，也不是靠命好的那种人。
她靠的是一口气，一支笔，一个不愿意被磨平的心。
她不吵不闹，不骂人，也不讨好谁。
她就那么坐着，写她的稿，活她的人。
她后来在国外讲文学课，学生都说她温柔、平静。
可她心里有火，那火不是烧别人，是用来照亮自己的。
参考资料：
《自由中国》杂志档案资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适日记选，商务印书馆
《聂华苓口述》，杨渡整理，远流出版
《华文作家的世纪回望》，王德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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