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初，重庆解放不过半月，嘉陵江两岸仍飘着硝烟味。一个用麻布包着孩子的妇人，抱着不到三岁的彭云，站在曾家岩坡口，怔怔望向山城上空新升的红旗。她叫谭正伦，33岁，出身川东农家，此刻却成了两位烈士遗孤惟一的依靠。街边熟人悄声问她：“你家人呢？”她只是摇头，“都在前头了。”这一天，谭正伦才确信丈夫彭咏梧与江竹筠均已牺牲，自己的身份也从“彭家幺姐”变成了“两个孩子的娘”。
追溯六年前，一封薄薄的信把她的人生轨迹扭转。1943年春，川东游击区形势吃紧，地下党组织嘱咐彭咏梧“尽快切断外部联系”，连给老家带口信都被严格禁止。谭正伦还在老屋纺纱，她省下一分一厘，只为替丈夫偿债。不得不说，那个年代农户凑齐十块银元并不容易，可她硬是做到了。她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长达六年的音信杳然。
1947年夏，重庆沙坪坝。江竹筠与彭咏梧奉命重返川东之前，最头疼的就是孩子彭云的去处。江竹筠提议：“托付给你原来的家吧。”彭咏梧沉吟良久，留下短短一句：“幺姐心宽厚，肯定愿意。”组织当即备好交通证件与路费，江竹筠写下那封后来改变三人命运的信。
信里措辞谨慎，先讲形势、再谈抚养，末尾才轻描淡写告知“已与咏梧同志组成革命家庭”。字字平实，却像闷雷。谭正伦读完，手指发抖，但她最终把炉灶上的番薯端下来说：“革命要紧，个人恩怨算什么！”这番话给邻里留下深刻印象。
秋天，她卖掉祖屋，偿清外债，拎着布包带儿子彭炳忠翻山越岭赶往重庆。在山城石梯的夜雨里，她第一次见到彭云。孩子睁着黑亮眼睛咿呀叫“娘”，那一声把她的心都喊软了。从此，她一肩挑起两个孩童的生计与安危。
1948年底，白色恐怖升温。谭正伦觉察特务盯梢，决意做出最艰难选择：将亲子彭炳忠送入观音岩孤儿院。办手续那天，院长诧异：“舍得？”她咬牙：“先保住小的，再图日后团聚。”短短一句，道尽母亲隐痛。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孤儿院由地下党交通员暗中协助，经她介绍，多名烈士子女先后得救。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抱着彭云寻找江竹筠，却只在渣滓洞名册上找到冰冷的牺牲日期。随后，她从老同志处获悉彭咏梧已在1948年川南战斗中牺牲。接连噩耗袭来，她曾在朝天门码头停步良久，另一位老太太递给她一杯凉茶，她没有落泪，只说：“我得活下去，孩子们还在等饭吃。”
山城秩序重建，政府开办烈属优待所，她谢绝了免费供养，挑起竹箩贩卖水果补贴家用。周围人惊叹她的韧劲，她只淡淡一句：“总得让他们堂堂正正长大。”彭云渐渐懂事，经常陪“母亲”进货。有人闲话“收养的孩子哪有亲生亲”，彭云一回到家就问：“娘，我是不是拖累你？”谭正伦摸摸他头：“娘有两个儿子，没有谁拖累谁。”
1965年，彭云考入哈军工。这所学校对烈士子弟开放军事尖端专业，对成绩要求极高。报到那天，谭正伦只在重庆北站捏着车票目送列车开走。旁人替她惋惜路费太高，她摆手：“娃娃前途值钱。”后来彭云毕业分配沈阳，扎根国防工业，一干就是十几年。
1970年代初，彭炳忠辗转找到母亲，兄弟相认场面动容。邻里都说这是好报应，但谭正伦提醒二人：“你们姓彭，也姓江，身上都背着牺牲者的期待，可别互相埋怨当年的孤儿院。”这句叮咛，让兄弟情分更加紧密。
1976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廿二，谭正伦清晨还在同邻居商量去北京看彭云一家，午后突感头晕。送医途中，脑溢血爆发。弥留时，她反复念叨两个名字。医生听不清，以为老人口齿不清，只有陪护的街道干部懂——那是两个儿子的乳名。17时34分，她安静离世，遗物只有一张发黄的烈属证、一串补丁缝过的钥匙，以及江竹筠当年的半截铅笔。
噩耗传到沈阳，彭云连夜坐车南下；成都郊外机械厂的彭炳忠则搭最早班机抵渝。灵堂里兄弟第一次共同点燃三炷香，分别敬给江竹筠、彭咏梧、谭正伦。彭云哽咽：“娘没享过什么福。”彭炳忠回答：“她心里有革命，有我们，这就是她的福。”
多年后，同事询问彭云童年，他极少提及那段颠沛岁月，只简单一句：“家里教过我一句话——先顾大局，再顾自己。”外人听来平淡，但背后是一个普通川东妇人用一生写下的注脚：在烽火年代，血脉和责任从不矛盾，选择担当，便是对牺牲者最沉默却最有力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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